“57族”的命运——“当代思想史”片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片断论文,思想史论文,当代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式煽动。
——储安平：《观察》
卷首语
1957年，中国有一大批文化人被“阳谋”诱入了“右派”的陷阱。这批人中，既有储安平、费孝通、陈企霞、肖乾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人，更有王蒙、白桦、公刘、李国文、刘绍棠、陆文夫、邓友梅、从维熙、高晓声、流沙河……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学青年。这样，当代思想史上便有了“57族”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它不仅永远铭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像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痕，更注定要以某种特有的文化品格在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演进中发挥影响深远的作用，像一座纪念碑。
因为有了他们，50年代才有过那么一小段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时光（当时“鸣放”中的许多观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再放光芒，基于这种认识，我觉得：57年的“鸣放”是79年“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预演），因为有了他们，良知、热血、天真、理性才再一次与屈辱、苦难、牺牲、叛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还是因为有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品格与人生轨迹，才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洞悉了当代思想史风云变幻的壮观气象、人心玄奥难测的奇诡风景……
政治情结
“57族”最突出的一个文化品格便是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修身齐家”这样的“私事”也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紧密相联。近代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中，政治斗争一直是焦点所在。“思想启蒙”常常落实到政治运动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一直无法与“武装斗争”、“政治运动”的主题相抗衡，直至1979年以后，中国才渐渐走出“政治时代”，进入“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连丁文江那样的科学家也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像储安平那样忠实于“自由思想”的文化人也终逃脱不了被政治击倒的厄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甚至连王蒙式的“少共热情”也成了“左派”怀疑与打击的对象。政治风波的险恶终于使吃尽苦头的人们猛醒了——“林彪事件”以后，“突出政治”的口号被废止；“文革”过后，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的头号主题，与此同时，“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也被时代抛弃。
但，记忆却难被时间的流水冲走。时代变了，“干预生活”的口号没变。而且由于苦难的洗礼，由于思想解放春雷的召唤，“干预生活”的口号也得到了升华——当王蒙在1979年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重演”③时，当白桦在1979年指出：“中国现代封建主义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④时，当公刘在1979年警告：“来之不易的一点公民权仍然存在着再度被剥夺的危险”⑤时，当年“干预生活”的热忱已升华为“反封建”的忧患意识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悲哀：“五四”过去了六十年，“反封建”的口号还未“与光明偕逝”。
难怪王蒙一边锐意求新、求变，写出了大量的“意识流”小说和“先锋小说”，一边频频回首，写下了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之作——从80年代初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风息浪止》到80年代后半期的《夏之波》、《要字8679号》——这些作品无疑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继续，但忧患意识、悲凉氛围已明显浓郁了许多。1987年，正值文学多元化格局已定之际，王蒙还在《文学三元》一文中确认：“文学具有它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政治性、新闻性。”⑥1988年，针对文学的失重现象，他又指出：“中国的现当代史是严肃的也是严峻的”。“重建理想！这是我们文艺家的神圣使命！”⑦——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与“新生代”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区别了开来。王蒙的人生境界之所以显得宽广、高远，显然与他既赋有使命感、又具先锋意识的气质有关。
白桦在新时期的创作也贯穿了“反封建”的激情。他的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小说《啊，古老的航道！》、话剧《曙光》、诗剧《槐花曲》、历史剧《西楚霸王》……或针砭“国民劣根性”的痼疾，或反思“左祸”的教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作品常给人主题直露的印象，但他无意改弦更张。1987年，他在《我们的自信》一文中指出：“文学在中国思想大潮的不断冲刺中一直是最美丽、最鲜明的浪花”。谈及外国汉学家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但它们更多的只具有文献价值”的说法时，白桦直言：“这反映了一个历史的真实。这是中国作家长期以来所处的压抑环境造成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缺陷。”⑧直至1993年，面对思想界的困惑，白桦还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与中国人心灵中的大悲欢相距甚远，甚至与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考若即若离”的种种文学主张。⑨
美学家高尔泰也是思想家。他一直以火一般的激情鼓吹“美是自由的象征”，同时也坚信“一切真正的审美评论都无不包含着社会学的评论”，坚信“如果不联系我们经验到的人生，不联系当代最刺心的社会问题，不联系中国人民与极左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任何理论体系都无助于我们。”⑩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他才写出了《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那样为人传诵的评论力作。在那篇评论中，他关于祖国概念与政治概念不可同日而语的精辟分析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他的著作《论美》也是一部在学术界、思想界影响深远的人论。
还有张贤亮。他一直不讳言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1986年，他坦言自己的文学观：“真正的作家（不一定是好的作家）在本质上总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却是一本疾声呼唤政治、经济、道德全面改革的书。”(11)到了1992年，他还坚持自己的文学观：“我已经没有那样的闲心为文学而文学；也不想远离政治而在艺术上攀什么高峰，使作品传之久远。”(12)直至1994年，他照样宣称：“我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13)他在《河的子孙》、《绿化树》中赞美了普遍农民抵抗“左祸”的政治免疫力，又在《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展示了极左政治扭曲人性的罪恶强力。他写政治的主题是那样地得心应手，相比之下，《龙种》那样写改革的小说却显得魅力不够。若问政治是如何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与文风的，张贤亮的小说是绝好的标本。尽管他的文学成就决不止于“政治小说”。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57族”的命运是怎样与政治密切难分的。他们的成就与此相联——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他们真切记录下了极左暴政的罪恶，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文献价值”，而且还体现在每当文学倒向失重的时刻（一次是伴随着1985“新潮文学”而来的失重；还有一次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王朔热”为代表的“玩文学”思潮），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为捍卫文学的崇高感、使命感而呐喊。同时，他们的某些失误也与此相关——这些失误有时体现在政治意识过强、以致伤及艺术（直至索性拒绝艺术高峰）的偏颇上，有时又显示在企图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艺术世界却力不从心上。关于这一点，陆文夫的自白发人深省：“我们这一代人太过忧国忧民，一看到现实社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作品中反映……其实我对苏州各式各样的民间行业很熟悉，也很有兴趣……我也想向民俗这方面发展，写出真正的文学。”(14)从1988年说过这番话以来，六年过去了。从陆文夫的近作《享福》来看，他仍未走向“揭露问题”的老路子。在他的《小巷人物志》中，只有一部《美食家》散发着较浓的民俗气息。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世界中本来就有“政治小说”这一门类（拉美小说《总统先生》、俄国小说《死屋手记》、《红色车轮》、英国小说《1984年》、日本小说《金环蚀》均为“政治小说”），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小说”的使命就在于研究政治生活、揭示人与政治的关系、剖析人的政治生活体验，那末，过多责备“57族”的政治意识不是也显得太轻率了吗？
何况“57族”作家曾写出过那么多轰动过文坛的名作。甚至在中国的政论尚欠发达的条件下，他们的一些创作谈、回忆录和杂文也写出了政论的水平。请看——
1986年，正值“文革”爆发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之际，是邵燕祥率先在《文汇月刊》当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建立“‘文革’学”刍议》一文，倡导“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使“‘文革’学”“成为囊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史哲学以至民俗、‘官情’各门的跨学科的科学。”邵燕祥是当代中国倡导建立“‘文革’学”的第一人。
1987年，公刘访德，在回答德国学者关于“文革”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提问时说：“文革”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无能为力”，在于“以假理想主义开始，以真法西斯主义告终”。(15)
而1989年发表的从维熙“反右”回忆录《走向混沌》中也多层次解剖了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可悲：“中国知识分子不用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辩的演员……”“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是神态严肃地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象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16)——字里行间，揭示了多少政治心理的怪诞与险恶！
此外，白桦《五点和诗有关的感想》、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也都闪烁着政论的锋芒。日后若有人写70年代末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它们都是极好的思想史料。
该怎样评说这样的文化现象、这样的心态呢？一方面，满腔热忱地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却被政治运动所陷害、所捉弄，大好青春蹉跎于艰难时世中；另一方面，一旦重新获得发言的机会，仍然念念不忘政治、不忘忧国忧民……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在培植出大量政客、阴谋家的同时也熏陶出了一代又一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志士仁人。
民本情怀
民本情怀，是“57族”的另一个突出品格。
中国文化精英素有“为民请命”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现代，与西方东渐中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思潮相融合，演变成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精神。这种民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两大要素凝聚而成：一是“与民众相结合”的集体主义情感。（启蒙也好，“发动群众”也好，“到民间去”是先决条件）；二是“做民众代言人”的精英意识（“与民众相结合”决不只意味着使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而意味着“兼济天下”的抱负和“为民请命”的牺牲精神）。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大要素是怎样融化入“57族”作家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之中的。
政治风云将他们抛入了社会底层。他们苦闷过。但50年代人的淳朴情感和“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却使他们承受住了厄运的打击，而底层民众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更激起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民众的无限真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左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们对人民的感激和爱却始终不渝。这，便是为什么他们历尽苦难仍然对历史、对未来、对人生充满信心的根源所在，便是他们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历程时常常一往情深地追怀民众之爱的根源所在。也正是这种不知不觉将“控诉苦难”的主题写成“歌颂苦难”的主题的倾向招致了“知青族”出身的批评家直言不讳的针砭。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贤亮的《绿化树》触发的争鸣。
在黄子平看来，《绿化树》中“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的思想主题“既崇高又蒙昧”。他不怀疑张贤亮的真诚，但反对“把这种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当作历史哲学或人生哲学上的真理性”。(17)季红真也揭示了那一代人的历史悲剧：（他们）“大都受过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中国当代文化教育。这种文化构成形成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前者使他们在严酷的时代生活中软弱无力，后者则使他们习惯于自我否定”。(18)许子东也指出了章永璘式的“忏悔”通向“精神自杀”的危险；(19)陈思和进一步深刻辨析了“人的忏悔”（“以人的缺陷〈或所谓恶行〉为对象的忏悔”）与“忏悔的人”（“充满着愚昧与迷信的忏悔”）的根本区别。(20)王晓明也深刻论述了在忏悔之前先要消除了“那股从地狱里带来的‘鬼气’”的重要性。(21)这些青年评论家的警告终于发挥了作用——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歌颂苦难”的主题终于被“控诉苦难”的主题所取代。
但张贤亮的《绿化树》在当代文坛决非孤例。另一个例子是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在这个明显带有作家情感体验的系列小说中，王蒙礼赞了新疆的土地与人民：“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使作家收获了坚定的信念：“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这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的生气。……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22)由此可见，王蒙的体验与张贤亮有相通之处，都真诚感人。我甚至由此产生了如下的猜测：王蒙在流放中不仅没被苦难压倒，反而养成了豁达、乐观、幽默的气质，根本的原因或许正在于边疆民众的慰藉、边疆民风的熏陶。《在伊犁》中那些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非但不凝重、悲凉，反而充满了幽默的色调，足以使人省悟：“文革”的黑云并没有、也不可能笼罩全部大地。民间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有时，它巧妙地与强权周旋（《淡灰色的眼珠》中的队长的走过场的马虎作风应付大批判，平时总保持着维吾尔人“性格温柔，手也是软软的。不象你们汉族那么严格”的品质）；有时，它也勇敢地向强权挑战（《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的穆敏老爹就敢于直言：“这些打人骂人造反有理的人早晚会没有理的，他们会受到惩罚……”）。民间文化永远以“以柔克刚”的方式消解着强权的霸道，维系着世道的平稳、人道的神圣。
此外，刘绍棠也多次谈到他被打成“右派”后回到故乡的怀抱、从民间吸取了生存信念和创作养分的体验。李国文的《月食》、从维熙的《风泪眼》也都回响着同一个主题：感激人民。（这样的主题在“知青族”作家那儿也一再出现——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村的《给儿子》、莫伸的《沉寂的五岔沟》、陶正的《女子们》、叶延滨的《干妈》……）
苦难就是这么既折磨着人又成全着人的。因此而丧失对苦难的反思与批判固然不妥，可那无比真诚、无比深厚的情感体验又该如何表达呢？当代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控诉苦难、暴露阴暗之作，篇篇使人悲从心来，欲哭无泪；而这一批回首往事、感激民众之作，篇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一切都是真诚的。也只有对这两大相反相成的主题、两种对立统一的情感都予以容纳、进行研究，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57族”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文化品格。
历史，真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伟大的混沌；一切的一切，都恐非语言所能说清于万一的吧！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57族”民从情怀的另一面——“做民众的代言人”、“为民请命”的一面。因为他们与民众共过患难，所以当然会“先天下之忧而忧”。
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反复的折腾，长期的贫困，忠厚农民拚命干活仍不得温饱、三十多年也造不起一间屋，他们“窝囊得血液都发霉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替农民算算这笔帐”。
张贤亮是“57族”中对“左祸”抨击最猛的一位。他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写道：“‘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他还在《习惯死亡》中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之所以能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搞，就是因为每一个运动都有新的花样，新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它的魅力却在于你一直要跟着它唱完才发现那不过是老调重弹。”这里的字里行间，都凝聚着知识分子的血泪与愤怒。
王蒙则一再追问着革命的代价、革命者的惶惑：《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后，为什么“会突然现出一种如悲如痴的呆呆的神情”？——“那是一种迷惘，一种浓重的痛苦”。“他把自己献给了政治，却不是通常意味上的政治家”。因此，他显得“迂”，并为此而痛苦。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那位因为聪明、才华横溢的梁有志是如何从一名干部“变”为一名医生的？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有一种“‘拖’的痛苦”？如果他的聪明和积极性都少一点，也许他会是一个更好的干部”。这番议论的深处，有多少欲说还休的悲凉？“如果这样庸俗下去，……中国会亡吗？”王蒙这是在为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才请命，也是在针砭平庸埋没人才的文化环境。
……正因为胸怀着“做民众的代言人”的凛然正气，这一批作家才无所畏惧，敢于向一切黑暗开战——从清算“左祸”到针砭时弊，正因为胸怀着“做民众的代言人”的凛然正气，这一批作家才对世纪末的孤独感、绝望感具有某种天然的免疫力，从而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的斗士、人文精神的传人。
但话也要说回来：民众又岂可一概而论？将民众理想化，也是一种偏颇。不承认这一点，便无法解释何以“改造国民性”会在80年代再次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何以产生了那么多批判民众中蒙昧、残忍、奸滑劣根性的力作（白桦的《啊，古老的航道》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的批判、陆文夫的《井》对封建礼建、“人言可畏”的控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阿Q精神”的嘲讽、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对“吃人又自食”的变态文化心理的清算……）。而在“做民众的代言人”的同时又不能不痛苦地正视民众的劣根性，这又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灵魂分裂？另一方面，明知民众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精神痼疾也依然痴心不改地去“做民众的代言人”，这又需要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坚强的神经、多么崇高的情操？
无论如何，中国永远需要“为民请命”的斗士。
“57族”的分化
从来就不会有铁板一块的社会阶层、文化群落。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命运遭际，不同的知识结构……一切的一切交互作用，演成了层出不穷的社会分化、文化蜕变的活剧。“57族”自然不能例外。
其实，“57族”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本来也是五花八门的：储安平是因为“党天下”的议论、王蒙是因为“干预生活”的创作、王任叔是因为鼓吹“人情味”、邓友梅则是在刚批过“大右派”刘绍棠之际被莫名其妙地也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出发点不一样，结局也千差万别——储安平“失踪”了；王蒙却幸运地被抛入了热情的边民之中……
二十多个漫长的年月过后，“57族”们终于扬眉吐气了。在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调节期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新旅途。而他们大不相同的抉择也足以表明：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如何使他们重新发现了自我，多元化的文化思潮如何成就了他们各有千秋的事业……
白桦、张贤亮、从维熙一直高举着“干预生活”、清算“左祸”的旗帜，显示了不曾被苦难压垮的铮铮铁骨，然而，张贤亮又因其在“心理分析小说”和“性文学”方面的独特成就而在艺术层面上超越了一般的“政治小说”；而张贤亮的《绿化树》和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在文坛上引起的争鸣似乎也暴露了他们思想深处的某些理性误区；张贤亮在《绿化树》以后写出了震撼人心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从维熙也在《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出了别开生面的《走向混沌》，不也标志着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在向纵深延续吗？
王蒙则一手高举着“干预生活”、“反思革命”(23)的旗帜，写下了《蝴蝶》、《相见时难》、《活动变人形》那样的力作，另一手高举着“先锋小说”的旗帜，在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占绝对优势的文坛率先写出了探索性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后来又写出了“先锋小说”《来劲》、《铃的闪》、“寓言小说”《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王蒙堪称“57族”作家中最具“先锋性”的代表作家，也是他们中唯一一位被青年“先锋小说”作家引为同道和知音的人（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今日先锋》丛刊，王蒙欣然应邀出任名誉主编，也很能说明问题）。而王蒙从热忱（《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温馨（《在伊犁》）再到冷峻（《活动变人形》）和调侃（《来劲》、《一嚏千娇》）的心路历程也颇能体现出当代文学思潮流变的某种典型轨迹。王蒙艺术风格的多变堪称当代文化思潮多变的一个缩影。
邓友梅、林希、刘绍棠走上了向通俗文学靠扰的路子。在写出了《话说陶然亭》那样的严肃文学作品后，邓友梅倾心于张恨水的创作，并很快发表了《那五》、《烟壶》那样风味醇厚的通俗体“京味小说”，为雅俗所共赏。林希先是以长诗《无名河》控诉了苦难，后也转向了通俗体“津味小说”的创作，发表的《相士无非子》、《高买》、《神仙扇》、《蛐蛐四爷》、《天津胖子》……均是极富韵味的人生传奇。刘绍棠一直鼓吹“乡土文学”，并将他的“乡土文学”主张确认为以下五条：“一、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三、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四、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五、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24)坚决反对“不了解农民的心情，不考虑农民的需要，金鸡独立在塔尖上异想天开，舞文弄墨，还口口声声自称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而写作”的主张。(25)他的《蒲柳人家》、《蛾眉》、《渔火》、《花街》……都充满了豪侠仗义的主题、曲折动人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在金庸、梁羽生的通俗武侠小说和琼瑶的通俗言情小说尚未流行于大陆之际，邓友梅、刘绍棠的通俗市井小说、通俗乡土小说创作率先掀动了文学的潮汐，同时，他们的俗文学创作也是当代文坛上与“先锋文学”分道扬镳的一支力量，是文学民族化、大众化主张在80年代文坛的成功范例。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57族”文学观念的巨变。1982年，正值“干预生活”的主流高涨之时，邓友梅就提出了消闲的文学主张，他说：文学作品“是供别人休息时读的，……不一定是要解答什么社会问题，或解决自己思想上的什么疙瘩，更不一定是为了提高政治觉悟……看小说，就是想休息，解解闷儿。……我不把咱们小说家的位置看得多么高……总的说来，就是要起个‘劝善惩恶’的作用。”(26)这样的文学观，直接导致了《那五》、《烟壶》的产生；这样的文学观，也直开80年代末随着“文化低俗”、“文学世俗化”浪潮而高涨起来的“玩文学”之说的先河。邓友梅因此而复活了张恨水的小说传统，同时也就远离了鲁迅和俄苏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这无可厚非）由此可见，“文学世俗化”的源头早在80年代初已滥觞于邓友梅的文学观中。到了1993年，连写出过《花园街五号》的李国文也坦然宣告：“文学是一门应时手艺，给同时代人饭后茶余消遣的。”(27)与邓友梅殊途同归。这一切，都昭示了“57族”中的一部分作家对文学消遣性的重新发现，对“玩文学”思潮的认同。
——以上便是“57族”作家分化的大略景观。不妨将三股思潮简略归纳为：“干预生活派”、“先锋派”和“玩文学派”。这三派不恰好是当代文坛上社会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三大板板的代表么？而在这三派文学主张差异的深层，则是三种人生观的分野——社会文学是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象征；纯文学是先锋意识与荒谬感的象征；而通俗文学则是大众意识（有的批判家也偏激地斥之为“媚俗”）与闲适感的象征。三派文学各有千秋，三种人生各有风采。它们共同成就了当代文学色彩斑斓的景观，也超越了当年小心翼翼探索“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一般化水准。
每一种文化都在不断的裂变中更新着生命。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变化中超越着自我。而“57族”的分化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当年，他们心怀真诚，莽撞地走上了政治的祭坛。在经历了政治的无情教训以后，有的痛苦地忏悔、自虐，有的看破了红尘、收敛了锋芒，有的则痴心不改，矢志不移。从这种意义上说，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挫事实上已隐隐萌发了幻灭或新生的契机，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之年，也是凤凰涅槃的开始之年。劫难使人消沉，劫难也使人深沉。“左祸”在扼杀了知识分子发言权的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从这种意义上说，“反右”、“文革”均为1976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铺平了道路、作好了准备。
一当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57族”作家们便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便为当代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建立了功勋。
又正因为他们亲自体验过民众的苦难、民间的温馨，人们的创作才富于独特的魅力——一种阅尽人间沧桑的浑厚感、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深邃感。同样是写苦难人生，《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伤痕－反思文学”中就显得格外深沉，格外丰厚；同样是学习“意识流”手法，王蒙的《蝴蝶》、《杂色》就独以“东方化”品格而迥异于许多模仿之作；(28)同样是写市井人生，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林希的《蛐蛐四爷》也明显高于一般的流俗之作……除去个人才分方面的因素而外，上述名作中洋溢着的浑厚感、沧桑感，是否独钟饱经沧桑的智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分青年作家刻意摹仿西方新潮作品，虽维妙维肖却终不免失之单薄。
也就是说，饱经沧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青春是充满生机，也是浮躁不安的。成熟的智慧却只能是中年以后的收获。
那末，又该如何解释“57族”作家的过渡性特征呢？——这种过渡性有时体现为“干预生活”时的直露（例如白桦的某些作品），有时体现为情绪的彷徨（例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既控诉苦难又赞美苦难的彷徨、如陆文夫想另辟新路却力不从心的彷徨），有时又体现为某种模式化倾向（例如刘绍棠某些小说的传奇化模式、从维熙某些小说的情节模式化倾）……毕竟是跨时代的一代人：人已经跨入了新时期的天地，可一部分思维定势、情感波澜还停留在旧时代的屋子里。在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文学观与人生观中既有新时期的活力，又有旧时代的痕迹。对于少数作家，旧时代的影响甚至大到妨碍他们容纳新观念、新情感的可怕程度，以至于虽创作力不减当年，而事实上已被新的文学思潮所淘汰（或者说一直未能走出50年代的窠臼）。
也许，在这个多变无常的世纪，每一代人都难以摆脱掉这种过渡性特征？早有思想家预言：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辉煌，将在下个世纪中叶。而今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为王前驱”。这样的预言足以令人百感交集的感慨中国文化在本世纪多灾多难的坎坷历程！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57族”和“知青族”两代人相继走上了时代的祭坛。他们的全部悲怆和全部辉煌，都是时代的馈赠。但这无情的事实不应成为当代作家自我安慰的借口。中国没有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式的文化巨人，原因何在？同样饱经忧患，有的中国作家收获了硕果，而有的却一无所获，原因又何在？恐怕不仅仅是才分上的高下之分所能解释得了的吧。
在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认真思索、细细掂量。
1994.11.30～12.3.华中师大
注释：
①《政治与文化》，《读书》1986年第8期。
②胡适：《丁文江传》，第54页。海南出版社，1993。
③《我们的责任》，《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④《五点和诗有关的感想》、《诗刊》1979年第3期。
⑤《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文学：回忆与思考》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⑥《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⑦阳雨《自由与失重》、《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
⑧《当代》1987年第1期。
⑨《困惑的年代》、《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
⑩《关于文学评论的随想》、《中国》1986年第3期。
(11)《社会改革与社会繁荣》、《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12)《告地状》、《小说界》1992年第5期。
(13)《报刊文摘》1994年8月1日。
(14)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
(15)《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学报》1988年10月6日。
(16)《海南纪实》1989年第1期。
(17)《我读〈绿化树〉》、《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18)《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读书》1985年第6期。
(19)《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1期。
(20)《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21)《所罗门的瓶子》、《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22)《淡灰色的眼珠》第1、323页。作家出版社，1984。
(23)王蒙在1982年说：“到现在为止，我的多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革命。我试图写出一点革命的必然，革命的神圣和伟大，革命的曲折、代价和艰难。”引自《1981-1982年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上）第909页。
(24)《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
(25)《乡土与创作》、《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
(26)《谈短篇小说创作》、《山东文学》1982年第5期。
(27)韩小蕙：《李国文：悟出一己的文学主张》、《作家报》1993年4月17日。
(28)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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