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殊社会经济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中国农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972X（2000）03－0038－03
一、人多地少的粮食生产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生产又是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因此，农业现代化总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基础上。我国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0.1公顷下降到1995年的0.08公顷， 农业从业者人均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0.33公顷下降到1995年的0.29公顷。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到各种限制，非常缓慢，剩余劳动力队伍日趋庞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粮食供应并不宽松。199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6662万吨，其中谷物产量41611.6万吨，粮食和谷物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每公顷4240公斤，也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相比，每公顷相差超过2000公斤，这表明我国土地产出率仍处于中低水平。人均粮食385.3公斤，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近。不仅如此，耕地面积减少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的结合也使得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增长乏力，长期徘徊。这首先表现为粮食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不少农民存在“边际种粮倾向”，即仅仅考虑到满足自我需求即可，粮食商品率提高十分缓慢。其次，粮食生产资源严重流失。一是土地资源的非农化趋势难以遏制，大量宝贵的农业用地被非法侵占，转作它用；二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低，稍具有一定体质和技术的劳动力即转向其他产业部门，留下的多是弱质劳动力，这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水资源和能源严重短缺；四是农业生产资金被挪作他用，未能投入和落实到农业生产方面。其次，粮食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特别是水利设施严重老化，病库、险库、淤库越来越多。1998年的长江洪灾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二、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
70年代末以来，以农村为突破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初露端倪。这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
1.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它要把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尚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方向虽然明确，道路尚在选择，进程难以猜断。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和基础再造。
2.是在长期缺乏市场经济冲击、洗礼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要把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和方式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大熔炉，锻造独具东方特色的现代市场文明生活，这无疑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在这个方面，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首当其冲，又增加了一分创造性和复杂性。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
3.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多重演进的基础上同步展开的。它要把工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融合起来，至少也要兼顾起来，多重目标的兼容无疑更难操作。这种情况必然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和进程演变。
4.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前无成功之例，今无借鉴之便，一切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其进程无疑更加曲折、更不规范。目前尚未成型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形式变迁和内容演化。
三、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
1.经济上的二元结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城市工业低效率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农村经济社会落后的基础之上的。建国以后，我国凭着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和高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使资源和资金向城市工业转移，在脆弱的农业基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城市工业体系。我国已具备一系列现代化尖端产品的生产能力，这表明我国经济中的城市现代化部门已经有了比较高度的发展。然而，农业并没有同工业一样迅速发展起来。在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城市工业发展战略下，农用工业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因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采取以手工工具、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方式。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农业比较效益很低，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增无减，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
2.政治上的二元结构。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产业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参政议政，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又充分保障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而广大农民长期以来却基本上是相对分散地与小块土地捆在一起，人民公社的解体更使得农村组织出现了暂时的空白，农民既没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实现村民自治，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组织专门代表农民的利益。
3.城乡之间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表现在比较发达的城市产业科技、生活科技、教育事业和文化生活和非常落后甚至极端贫乏的农村产业科技、生活科技、教育事业和文化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均农业科技费用逐年减少，农业科技人员相继转行，重大科技成果储备不足；九年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0%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农村教育事业实际上处于倒退之中；曾经覆盖90%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目前仅在10%的行政村实施，覆盖人口1亿左右；1990—1994年农村集镇文化中心仅增长0.8%，真正发挥作用的不足1／3；农村已经远离了现代社会文明。
4.城乡之间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乡经济在资产所有权关系上、在计划管理的程度上、在劳动者收入分配和福利体制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体制性障碍、组织性障碍、流通性障碍等，致使农村改革受阻，农业徘徊不前，农业现代化困难重重。
四、矛盾冲突的区域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某种极其明显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区间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优势之间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间，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之比为7.08∶6.7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1979年到1995的17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其中：东、 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之比为12.8∶9.3∶8.7， 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看，无论是总量增长还是结构调整，东部农村都远远快于中西部农村，三大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梯度差距。当然，差距由来已久，但改革开放拉大了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整个80年代，三大地区农村经济差距在逐年拉大；进入90年代，又延伸和强化了这种趋势。1994年农村社会总产值61374.4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62.3%，中部地区占26.2%，西部地区仅占11.5%，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5.42倍。
突出的差距还直接体现在农民收入水平这一实质性指标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在逐年扩大。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元，东、中、 西部地区之比为2.3∶1.3∶1。
五、新旧碰撞的价值观念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痛苦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嬗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的过于保守，而现代的又有些不习惯；一面受到现代的诱惑，一面又受着传统的约束。在这种双重或多重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中，任何一种活动，一种行为，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评价。这种行为选择的矛盾冲突，已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职业道德观念、文化失去了昔日的稳定性。
可以说，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价值观念的新旧碰撞和多重选择，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社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展开的。
六、左右为难的政府指导
从农村的情况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要使人均农产品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每亩耕地的生产率就必须达到世界平均每亩耕地生产率水平的三倍。为此，就必须高投入或者超常规投入，即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资金、肥料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要远高于世界平均投入量，这样才可能在等量低质的耕地上生产出成倍的农产品。这只能依靠政府行为来加以解决，靠市场机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要保障农民利益，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促进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加速农村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理性指导和干预。
问题同样在于政府在指导和干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很难把握政府介入市场的切入点以及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很难协调新旧体制双规则运行的矛盾冲突，很难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利益关系，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不得已而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致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缺乏理性和规则，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更加复杂、紊乱和低效率。
七、四极混响的经济特色
大多数人都认可这样一个说法，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特色基本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现在正转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简而言之，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是一种计划经济，现在则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经济很难说是一种计划经济，更应当说是一种行政经济，或命令经济。其特征有四：一是将国民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行业、层次甚至企业全部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中，置于政府行政管理之下；二是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三是必要的法规制度以及形式上的计划调节基本围绕着行政体系来运作，并受到行政权力的强力制约，往往有名无实；四是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或旋风式周期波动。因此，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计划经济。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也很难说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经济，宁可说是自然经济、道德经济、行政经济、市场经济的四极混响。在农村，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还不高，许多农户还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生活需要而安排生产活动，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畸形产物。在微观经济活动中，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决策标准还主要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制约，而不完全受政府指令和市场规则的左右。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政府依然一如既往地钟情于行政指令，时常可以见到法律规避权力，政策解释命令，计划牵就意志，市场撇在一边的情况，主观意志、行政命令、任期政绩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和基本特征之一。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市场导向已无可回避，很难逆转，因此，政府和企业都在无奈地适应市场变化，经济活动日趋市场化，这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之一，只不过在它的演奏中融进了较多的自然经济、道德经济和行政经济的伴奏，实际上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四极混响。
我国农业现代化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现实基础上展开的，既增添了许多丰富的内涵和复杂性，也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值得我们深思。
收稿日期：199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