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自组织与公民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组织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6－0066－0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来把握的，并且注重社会大环境中的社会责任、基层民主等方面，然而，较少有学者关注高校这个被称做象牙之塔的独特领地。尽管也有学人研究高校学生组织（以下称“青年自组织”），可是他们是从如何解决心理问题、如何管理整顿等方面入手的。其实，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社会各部门是相互交融的，高校也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近年来，高校的青年学生中因志趣、利益、情感等方面有共同诉求而自发组织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这就是公民社会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子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准公民”体验民主政治生活的预演。从年龄和判断力两个方面来看，在高校的青年学子中培养、传输民主意识，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达尔所指出的，哪怕是在制度完善的多头政体下，也绝不能期望幼小的孩童信仰“民主制度”，这个词汇和概念对于大多数四岁的儿童来说终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相当多数的年轻人到完成中学教育时就已赞成“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1]。显然，高等学校是塑造现代公民文化的无可替代的独特领域，那么，青年学子自行组织的志愿者社团、协会等更是培养民主意识的训练场。
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民间组织，我们将青年学子自发组织的志愿者社团、协会等称为“高校草根社团”。
一、现代公民文化的内涵
只有当公民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时才能孕育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现代大学教育已逐渐普及大众教育，这对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公民文化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从理论层次上对青年学子进行传输，而且意味着要让青年在自治组织中践行，因此就有必要弄清楚何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当今中国学子现代公民文化有哪些类型。
公民文化，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比较政治体系》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后来，在G.A.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中，作者将政治文化的内容归纳为：（1）对政治系统的整体态度；（2）对政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态度；（3）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的态度。他们试图通过对比五国公民对民主制度稳定性的态度，揭示出这类态度与稳定民主制的历史经验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与稳定的民主制相适应的是一种公民文化，在这种公民文化中，主动与被动、义务与执行、一致与分化可以得到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文化被视为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的关键要素之一[2]。
香港学者余振华教授概括说：“公民文化的特质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关注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尤其是输入功能取向的具备；第二，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动的频率较高，但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础上的高参与。”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意识铺垫与风格基础，其实质体现为具有一国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①
众所周知，“公民文化”是西方社会传入中国的政治学语汇。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已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最终定型为一系列的规则体系、价值原则、行为模式和生活态度。尽管我们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时有必要防止“橘化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但是，以平等、自由、宽容、社会参与、合作、责任等价值诉求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文化”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并不是只有西方社会才是其生存的土壤。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浪潮辐射至世界的每个角落，“现代公民文化”之基本理念已为不同民族所逐渐认可并接纳。所以，在中国这样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度里，既要注重历史的传承，又要应对民主化浪潮，方能形成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公民文化。
二、青年自组织的功用
青年学子们从年龄、心理、生理等方面无疑是最具活力的、最敏感的、最有可塑性的、最具希望的群体，他们勤于思考，时刻关注社会变动和民主化趋势。当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在中国渐趋形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初露端倪时，他们就主动迎合社会的发展，自发地、自下而上地组织起各种论坛、协会、俱乐部等社团组织。他们关注真正的公共利益，以主体平等的姿态自由论辩、评判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样就形成了缓解张力的公共领域。而且，这样的“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3]。毋庸置疑，青年学子自发组成的社团组织是最不具权力专制性的，他们的组织生活是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同时又建立在相互协调的平台之上。这就有点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雅典城邦生活，青年学子通过“语言”和“行动”就共同关注的社会事务自由地发表意见并达成共识，这种公意的一致和共识将会促进社会的团结，也使青年自组织的群体生活具有普遍的公共性意义。
就青年确定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掌握政治技能和所欲扮演的政治角色而言，青年自组织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实际上，这种组织已成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因为青年自组织促进了现代公民文化的大范围传播。他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传播现代公民文化的过程中，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接触新型政治文化和各种不同政治价值观念及行动模式的机会。如此说来，青年自组织不仅承担着对青年学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的任务，而且使公众在不同政治文化的比较和摩擦中，经过理性判断和不断斟酌之后，更新公众曾经认可的政治价值观念，培育出新的民主政治精神，以适应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生活。
另外，青年自组织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机会平等等方面极少约束，尤其当他们交流思想、阐述见解时更是如此，他们根本不考虑参与主体的权力、财富、身份、地位、容貌等因素。他们在群体生活中具有公共精神和相互信任的品格，几乎没有个人，而是持续地追求和认同共同的“善”即现代公民美德。青年自组织在实际运作中，除了强调“获得个人权利在于尊重他人权利”之外[4]，还在参与主体的心目中渐渐地形成了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理念。这样，一方面通过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和对话来改变衰退文化和新型公民文化的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沟通的手段，不仅有利于扩大民主的范围，而且还有利于推进现代民主制度建设。因此，正在走向成熟的青年自组织也就成了展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公共空间，而且成为倡导平等参与的社会生活领域。可以说，鼓励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已经构成当代民主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这里把“青年自组织”视为独特的现代公共领域。
毫无疑问，活跃在高校的众多青年自组织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在这独特的空间里，青年学子有组织地参与经济社会乃至现实的政治过程。由于这些青年自组织具有社会变迁阶段特有的自发性、随意性、盲从性，因而尽管青年自组织已逐渐赢得公众的普遍认可，已成为型塑现代公民文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甚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舆论导向。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公共领域所具有的复数性质，要防止被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力量所操控而使其不能成为自在、自为、自由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共同体。因此，戈兰·海登也提出：“并不是所有这些社团一定促进了内部民主。公民社会社团也许是满足自我追求的场所，或是独裁主义价值观得以滋养的地方。总之，如果公民社会社团追求的是与宽容和尊重他人等相反的价值观，那么，它就可能削弱民主。”[5]现代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心理基础，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孕育现代公民文化的生存土壤，这些青年自组织又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活跃的青年自组织则部分地承载着以平等、自由、宽容、社会参与和合作、责任等价值诉求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文化”。众所周知，青年学子们较少社会阅历和世俗偏私，易于接纳先进文化，也就易于成为民主化浪潮的“弄潮儿”。青年自组织奉行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的原则，正在不断地涌现、快速地成长，这就为加速塑造现代公民文化，防止新生的社会资本被仍然拥有一定历史力量的“臣民文化”所吞噬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当“通过参与实践而学会了参与”[6]的青年学子走出“象牙之塔”、成为社会大厦的栋梁时，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内核的公民意识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理想型公民文化就会展示其独特的神采。
三、青年自组织的持存空间
青年学子们经过多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其言行及思维方式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受到了现代公民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们便以“现代公民”的视角审视自身所在的生存空间乃至整个社会，开始关注、投入公共事业。其中的部分人逐渐形成共识，结成共同生活、学习的“小圈子”，一旦这个“小圈子”“合法地”、有机地凝结起来，就成了青年自组织。信息时代的青年学子能借助青年自组织感受社会变动，剖析社会问题，以论坛、博客等形式表达观点。当有着公共精神的青年学子如是做时，就可能挑战具有惰性的顺民思维或所谓的权威，引起各种不利的回击，这就可能导致这类草根社团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如此看来，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青年自组织如何发展，如何遵循着民主的逻辑去完成塑造现代公民文化的任务，如何成为推动公民社会前进的急先锋，还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尽管青年自组织担负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职能，却不容易得到传统势力或者缺乏现代思维的“权威人物”的认同。在他们眼中，青年学子插手干预一个“权限之外的领域”，往往会传播各种批判、对立甚至是颠覆的思想，于是，青年自组织就被当做一种有碍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异己力量。他们认为，只要把青年学子培养成一种具有实用知识的技术人员，只要青年学子接受了这一体制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成为传统的守护人，就足够了。其实，青年学子已敏锐地感觉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在为追求普遍真理、服务于大众利益而努力。从理论上讲，青年自组织适合于人类民主化的最终目标，适合于塑造现代公民文化的需要，但是要与国家、政府、公司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目标相协调，方有其发展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早已说过：“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他还说：“人类始终只有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8]若遵此思维，就应该到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各种环境中去寻求“答案”，竭力发现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当我们从政治的视角寻求答案时，就发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② 青年自组织正属于社会组织范畴，显然政府容许其存在，而且鼓励其发挥作用。从现实的经济环境看，市场经济正蓬勃发展，不是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吗？换句话说，青年自组织实际上已拥有展示自己力量的舞台，拥有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空间。
收稿日期：2009－07－15
注释：
① 参见余振华《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基金会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新浪网，200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