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纪实”观的两次回潮——兼论社会环境对小说观念演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小说论文,史上论文,社会环境论文,纪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纪实”观的两次回潮发生在明末清初和晚清。它们的产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本文深入考察了社会环境对小说观念演进的影响，试图为宏观把握我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演进规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关于小说的“虚”与“实”、“幻”与“真”、“奇”与“信”的论争旷日持久，延绵不断。从小说观念演进的总体进程和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看，总的趋势无疑是重虚、贵幻、传奇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历史著作的关系越离越远，因而小说作为艺术创作的独立地位也愈益得到肯定。但是必须看到，同任何一种观念的演进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小说观念的演进也只能是迂回曲折的。尽管总的趋势指向前方，但在个别阶段由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诸因素）的影响，却可能发生某种回潮和复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种现象：“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从艺术进化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反复”和“羼杂”当然属于停滞和倒退，但就文学对特定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来说，却不能简单地以进退衡量之。
自汉魏六朝至唐宋，小说观念一直处于史官传统的控制影响之下。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谓小说观中“写实”一派的导源，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则为此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历史是昨日的新闻，是人们社会实践的记载。描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则是历史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所以真实性必然成为其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人文学传统中，高度评价的是‘实’，即确切的实事记录；文学中的幻想因素则因被认为是‘虚’而被贬低或排斥。在中国传统的文人文学中，包含着大量文笔优美的事实记录，但往往并没有加工成高度艺术性的完整的文学作品。”①忠于史实，勇于“实录”的“尚真”精神，历来受到史学家的赞赏和文学家的崇尚，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事信而不诞”②作为评价史著和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要求小说“皆有所据”、“言非无根”③，将小说视为“史补”、“史余”的观念，给后世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时至明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和流传，为小说理论进一步探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提供了条件。无论是“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还是以虚写实的《水浒传》，本身都突破了传统史传文学“信实”的框架，理论家们的眼界为之一开，于是围绕虚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历史小说批评中“崇实翼史”和“传奇贵幻”两大流派。为什么这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却又能长期并存？以往学术界很少论及。我以为这与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本身存在两大流派有直接关系。一派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叙事体历史小说；一派是以《东周列国志》为代表的纪事体历史小说。小说理论是对小说创作实践的总结，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有一个显著特点：大都依附于具体作品的序、跋、评点形式而存在，因此与作品的结合十分紧密，往往是对具体作品思想艺术特征的理论阐发。自蒋大器和张尚德的一序一引对《三国演义》提出不同的看法后，两个理论流派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从各自所欣赏的创作流派的具体作品出发展开论述的。陈继儒的《叙列国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序》等文章的论点，虽与作者原本持有的观点以及观照角度密切相联，但更与作者所选取的纪事体小说材料本身有直接关系。论点是从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家的偏爱对观点的形成有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理论流派的文章又往往是对叙事体小说的评论。熊大木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李大年的《唐书演义序》等，都是“传奇贵幻”一派的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小说中的虚、实关系，是以作品本身提供的范例为前提的。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两大流派自成体系，反映了传统的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创作本身的分野。“门户之见”固然是中国文人的弱点，但这两派的见解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历史小说不论怎样恪守正史，也毕竟不同于历史著作，即使是纪事体的《东周列国志》也少不了虚构和想象。虚构和想象“可以补充在事实的连索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④。一个作家发挥虚构和想象的才能，实际上是他认识历史和现实的继续。正因为如此，一些“信实”派的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演义不必“字字句句与史尽合”⑤。然而，小说乃“正史之补”的见解是根深蒂固的，纪实的正史高于虚构的小说，这在我国是一个难以动摇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儒风抬头或强调文艺单纯隶属于政治这类文化、政治氛围中，理论和创作上“纪实”倾向的回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回顾小说观念衍演的历史，“纪实”观的明显回潮有两次：
一次是明末清初，随着《于少保萃忠全传》、《警世阴阳梦》等一大批以当时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长篇时事小说的出现，小说理论界出现了为其鸣锣开道的“纪实”的呼声。此类小说多数忠于史实，其题材主要源自“朝野之史”和民间“丛谈”⑥，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尽管由于创作仓促，时间紧迫，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总结，但从一些序、跋文章中不难看出崇尚实录在当时已形成时尚。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对“小说不可紊乱正史”的主张的理论阐发。他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写，应本诸正史，“考核甚详”，“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败，人品之好恶贞淫，一一胪列”，“大要不敢尽违其实”。这种创作倾向和理论倾向，由于适应了当时的时代政治气候和朝野之士、广大市民的心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信实”派一度又占了上风。
另一次回潮是在晚清。随着谴责小说、新历史小说的集中面世，小说理论界中“信实”派又一次抬头。此时期的理论家们一方面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另一方面乞灵于传统的美学、文学观念，形成了接受中的误解和旧传统的复归。成之在《小说丛话》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写实主义者，事本实有，不藉虚构，笔之于书，以传其真，或略加以润饰考订，遂成绝妙之小说者也。……此种著录，以其事出天然，竟可作历史读，较之意造之小说，实更为可贵，但必实有其事而后可作，不能强为耳。”在这里，“写实”被误解为与虚构对立的“实写”，历史真实性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在历史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他们立足于“史亦与小说同体”⑦，认为历史小说“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⑧，“小说附正史以驰”，“正史籍小说为先导”⑨。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历史小说的创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既要“不失历史之真相”，又要防止单纯“摘录排比”⑩史事的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常常顾此失彼，提襟见肘，使作品“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11)。
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纪实”观的两次回潮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不能不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创作实践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促使文学领域产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是“纪实”观回潮的根本导源。
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鲁迅先生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12)明末与晚清同处于封建王朝衰微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面临着十分近似的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日趋复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大体类似的时代背景，引起了大致相近的反映。
明清之际，朝廷昏昧、政治腐败的冷酷现实，江山易代、明清政权的骤然交替，这些都强烈地刺激着当时的人们，“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13)。明末，东林、复社学人以复国自救为宗旨，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独裁和宦官贵族专政，呼吁革新，振兴大明；在学术思想上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针对理学空疏、世风颓丧的状况，抬出“尊经重道”的标帜，提出“经世”、“实用”的口号，企图以“经”和“道”“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14)，作为补时救世的良方。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家看来，明清政权的更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儒家思想的式微和传统文化的中断。他们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15)为己任，基于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针对佛道两家的讲虚说空，大力倡导“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实学，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虽然东林学人重在补偏救弊，清初诸大家重在存亡继绝，但二者都将当时社会的一切祸患归结为封建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矛盾，企图以儒家经典训条为根据，把人们的思想言行纳入儒家传统文化的轨道，达到重整纲纪，挽救世风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显著时代特点，即炽烈的爱国情怀，浓厚的忧患意识与浓重的封建意识紧密交织在一起。学术上“以世为体”的“经世之学”，反映在小说领域就是要求小说“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16)，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明末清初小说理论界在强调真实的同时注重教化，而终以教化为核心的情况，正说明小说家、理论家要求揭露弊政、重兴家国、总结历史教训的思想倾向恰与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相合拍。
晚清时期，一方面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封建统治者更加昏聩，民族危难，国将不国，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文人士大夫提出了变革、改良的要求，尔后发展为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在鸦片战争前后崛起了“经世文派”。“经世文派”更具理论的系统性。在学术思想上“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17)；在哲学上，重视实践和学以致用的原则；在文学上，主张文学与现实的结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所谓‘经世致用’，谓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进其幸福，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他们把文章对于现实的功利放在首位，文学救国的自觉意识空前强烈，真实反映社会的重大主题已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文学领域荡起了重在“写实”的冲击波。
在讲究文学“多经世意，主实用”(18)的时代主旋律和社会大氛围下，众多的小说家和庞大的读者群自然形成了重实事而轻虚构的创作心态和欣赏心态，小说向史书靠拢遂成为一种时髦。小说的价值在当时不但不会因其直录实事而降低，反会凭其“言之有据”而提高。总之，明末清初和晚清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两个时期的小说家站在“经世致用”这面共同的旗帜下，使得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领域有所扩大，政治性和战斗性大大加强，反映社会生活的纪实性也明显增强。
二、儒家思想的抬头和“改良群治”的主旨，促使小说理论界产生的“教化至上”的价值标准，是“纪实”观回潮的深层根源。
将审视对象纳入人生系统中去把握，文学作品的价值不是由作品本身来体现，而是由作品在人生系统中所发挥的具体功用来衡量，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方式。表现在小说理论批评上，就是立足于教化的“道德”说批评模式。“纪实”观的两次回潮，正是这种价值判断方式和批评模式的表层反映。
明代中叶，儒学由于理学的僵化，面临社会功能上的危机。以王学崛起为标志，由泰州学派及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晚明思想解放思潮，使得理学思想专制削弱，儒家经典和圣贤偶像的权威动摇。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也远未进入一个需要“自我批判”的阶段。此后，社会分崩离析，民族矛盾占据中心地位的历史条件，则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升值和复归。东林学人在对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二者的抉择中，之所以选取前者，这即非单纯的门户偏见，也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分野，而是从社会效果上权衡利弊的结果。在东林学人看来，只有恢复儒家经典的理论权威，才能“卫道救时”(19)，重振纲纪。清初思想家则以继承东林学人的未竟遗志为起点，把恢复和弘扬儒家思想传统作为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所以总的说来，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代表了封建正统思想，与晚明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是逆向而动的，这一思潮的终了不是新世纪的到来，而是理学地位的重新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只能以宣扬儒学纲常伦理为宗旨，作品也难以跳出“文以载道”的范围。然而，时代毕竟在前进，明清之际的作家大多面对现实，心系家国，他们尊崇的儒学，不再是空谈性命的明代儒学，而是有切世用的经世之学。明清之际的小说批评家将儒家诗学“教化”论，移值入小说理论，更自觉地强调小说的劝惩教化作用。当时的人们一方面要借小说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要以小说为教育的工具，实现教化功用，二者的扭合促使一大批作为历史小说变体的时事小说集中产生。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小说家视伦理价值远重于美学价值，在创作中往往恪守历史家“是非不谬于圣人”的原则，大量罗列史实，将历史通俗化，将审美功能道德伦理化，增强和巩固了在创作和欣赏中重事实而轻形式的审美心理定势，小说“写实”观正是迎合小说价值观的产物。
晚清，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思想掺杂，社会思想环境与明清之际有了明显不同，但在以文学为教化工具这一点上并未稍作挪移。小说理论家的文学观念固然受到域外文学的影响，但中国传统的以善为本的美学、文学观念仍然是根本的立足之点。以小说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改良群治”的利器，其主旨不外乎急功近利，教化至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批评标准仍旧局限于“文以载道”的框架内，只不过“道”的内容已由“忠孝节义”置换为“爱国之思”罢了。政治小说偏重理想，谴责小说偏重现实，新历史小说偏重总结经验教训，三者在创作目的上却殊途同归，落脚于拯救国家，改良世道人心。李伯元宣称小说的职能乃助人“察势”、“洞理”，旨在“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20)。这种“下砭”、“立鉴”之说正是“教化至上”观念的具体注解。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逐渐由消极颓唐转向保守反动，“道”的内容随之由所谓“新道德”，转换为我国“固有之道德”(21)，即“陈说忠孝节义”，使读者“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22)，致使小说理论的封建道德色彩更趋浓厚。
近代小说的创作和评论多以“六经国史”为参照系，直接刺激了小说的“纪实”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序言公开亮出“纪实”的口号，不仅历史小说可“以为教科之助”(23)，时事小说力求“寓史局于小说之中”(24)，谴责小说家也以某些章节“将来可资正史采用”(25)而自诩。将本是虚构的人和事诡称为实事，已成了抬高作品身价的手段。教化至上的观念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也造成了作者与读者对小说中的事实远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的心态。
三、在功利观指导下的小说创作实践，促使小说理论界产生的“崇实翼史”倾向，是“纪实”观回潮的直接动因。
时代风云和社会环境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大趋势，文学创作给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反过来又给创作以指导作用。在明末清初与晚清，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直接。对这两个时期的作家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热情的高涨，使他们把小说创作更紧密地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表现为再现现实的及时性、广阔性、实录性的三位一体，小说史化倾向大大增强，以小说“补史”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
明末清初，小说“经世致用”、“教化至上”的倾向，导致了“崇实翼史”观的扩展和深入。不仅时事小说家认为小说不过是事实材料的排列组合，就是社会小说、人情小说等其他类型的小说也被毫无例外地称作“正史之余”、“符于正史”(26)。当代社会现实题材受到空前重视，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农民起义、清兵入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被反映在作品中，并以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受到史家激赏。一些正野之史反过来在小说中找材料。实际上，史料翔实在当时确已成为吸引读者，引起共鸣的重要手段。
晚清，以吴沃尧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和理论家，沿袭传统的思维习惯，从教化的角度要求小说“通俗补史”。他们充分利用并夸大小说与正史在渊源上的联系和功能上的近似之处，一方面高扬小说的认识价值，拔高小说的地位；一方面推崇“实录”，迫使小说向史退化。在这里，教化与“尚真”进一步融合了，史传文学的遗传因子在小说中不断扩张膨胀。在历史急遽转变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常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明末清初一样，时事小说在近代也盛极一时。此类小说以极强的纪实性为首要特征，将世人关注的历史事件，略作加工点染，及时公诸于世。谴责小说也大都掇取本事化为创作，不少人物实有所指。新历史小说家更是不惜以牺牲小说艺术性为代价来求真尚实。如何使历史小说既忠于史实，又“沃以意味”？一直是困扰历史小说家的一大难题。吴沃尧在《两晋演义》第一回回评中提出用眉批来解决这一问题：“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惑也。”(27)显而易见，在吴沃尧看来，“历史之真相”是第一位的，虚构与想象不过是调解读者胃口的佐料，佐料不加不行，可又怕其会惑乱读者，而不顾蛇足之嫌特意指出，对史实的负责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纪实”观的两次回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演进规律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①雅·普实克《中国文学中的现实和艺术》，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1985年
②《文心雕龙·宗经·史传》
③罗烨《醉翁谈录》
④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
⑤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
⑥吟啸主人《平虏传序》
⑦别士《小说原理》
⑧吴趼人《两晋演义序》
⑨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
⑩吴趼人《两晋演义》第一回评语，见《月月小说》第1期
(11)蛮《小说小话》
(12)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
(13)(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4)《东林会约》
(15)顾炎武《日知录自序》
(16)《禅真逸史凡例》，见《明清小说序跋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
(18)罗文彬《拙尊园丛稿·跋》
(19)许献《重修东林书院志》卷二
(20)《本馆编印绣象小说缘启》，见《绣象小说》半月刊创刊号
(21)吴沃尧《上海游骖录跋》
(22)《小说丛话》
(23)吴沃尧《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
(24)林纾《金陵秋》第5章，商务印书馆，1914年
(25)刘鹗为《老残游记》所作的评语
(26)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27)我佛山人《两晋演义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