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主义与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3)05-0003-05
一、经济学是否存在证伪主义实践
在当代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家马克·布劳格(1990)看来，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马奇等人在概括波普证伪主义的意义时也指出：证伪主义要求在经验的可检验性上构造理论；证伪主义不仅追求可检验的理论，而且还制定了如何追求这种可检验性的方法论规则，使你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通过事实——理论之网的密雾；波普证伪主义提倡理性的批判，否定我们能够获得确定性的知识。如果按照对证伪主义的这种理解来审视现代经济学，那么，现代经济学是否真正实践了此种证伪主义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经济学家并未完全奉行他们所理解和鼓吹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原则，不管它们离波普与拉卡托斯有多遥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方法论之争的焦点虽然集中在假设的现实性和可检验性上，但他们并没有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原则。萨缪尔森被认为，在其国际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论述中就持有他所批判的弗里德曼的F-扭曲观点，即他也从公认的违背事实的理论假定中推论出明显重要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结论。而弗里德曼则被认为在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并没有根据这一理论的预测纪录，而是根据理论的一致性、简单性和中肯性等方面进行的，即以该理论的种种假定而不是它的预测为依据。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往往并不存在利害攸关的重大方法论争端，他们在争论时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实践时并不完全遵从自己的主张。
更为明显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常常鼓吹证伪主义，实践上却采用了传统的证实性防卫型方法论而不是波普的证伪原则。汉兹(1993)指出，“大胆猜测和严峻检验的方法——证伪主义的方法，经常被经济学家宣扬，然而，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康特伯里(Canterbury)和伯卡哈德(Burkhardt)在1983年曾研究过1973～1974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542篇经验检验方面的研究文章，结果发现仅有3篇文章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的都是想证实假说。这一事实表明，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偏好证实主义方法论原则，而不愿意使自己的理论经受严峻的证伪检验并随时放弃它。仍以弗里德曼为例。在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激烈争论中，产生了一个货币与国民收入间的动态关系是否像货币主义理论所断言的那样牢固的问题。对此，弗里德曼既没有忽视新的统计研究资料，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他在解释国民收入和货币量动态不相吻合的原因时认为，这是因为在货币量的变化和国民收入的变化之间存在很长的和不可预测的“时滞”。这样，货币主义关于货币供给是经济稳定的根源的中心论点便得到了“拯救”而未被驳倒。针对弗里德曼总是试图证实自己的理论的倾向，有人曾讥讽道，要想从弗里德曼的话中找到破绽简直比“用钉子将果冻钉在墙上”还难。在这一方面，另一个老生常谈的事例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检验尝试。依照赫－俄模型，导致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各国的生产要素的丰饶程度的差异。资本雄厚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并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则相反，输出劳动密集型商品并输入资本密集型商品。20世纪50年代，W·列昂惕夫以美国的经验检验了这一模型的结论。列昂惕夫的检验结果表明，与所预期的相反，资本雄厚的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从而否定了赫－俄模型的结论。这样，赫－俄模型似乎应被放弃并代之以另外的模型。但列昂惕夫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提出了一个维护这一模型的方法。列昂惕夫注意到，美国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大约为美国贸易伙伴的三倍，因而美国劳动力的丰饶程度高于资本。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出，赫－俄模型便可得到维护，尽管对它的经验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大量文献和以显示性偏好公理为基础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领域，我们也可以频繁地发现类似的态度。在理论受到经验反驳时，经济学家们总是可以通过调整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使任一理论观点不被驳倒。他们不是试图反驳可以检验的预测，而是经常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
然而，情况似乎并非总是如此。马克·布劳格(1990)曾论证说：“你曾经见到过经济学家由于经验的反驳而摒弃一种经济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发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种理论在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几乎为人们全盘接受，而60年代后期则被整个儿抛弃。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紧接着弗里德曼于1967年提出了通货膨胀的预期放大观点，但当通货膨胀的估算模型加上适应性预期机制无法得出价格预期变量等于1的系数时，人们马上对自然失业率概念产生了怀疑。这些以经验为背景的怀疑，为理性预期革命铺开了道路，……最近，在检验包含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时经验记录的贫乏，也引起了甚至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积极的支持者的反思”。但是，与布劳格的论证相反，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死亡”，它依然生存于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内，所改变的只是它的形状与斜率。同样，“经验记录的贫乏”也未能令弗里德曼的理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死亡”。诚然，经济学史上确实存在某个理论观点被抛弃的现象，但主流经济学总体上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被经验证伪时，他们通常是修正理论的某个组成部分或调整其使用范围，而不是将其作为谬误摒弃。正如库普曼(1992)所指出的，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森等人都令人印象深刻地以各自的方式采用了防卫性方法论，其主要目的便是使经济学一方面免受关于种种不现实的假设的苛刻批评，另一方面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
面对这种指责，为了摆脱苛刻的波普条件的压力，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对“较温和”的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持欢迎态度。依托拉卡托斯的理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理论的科学性辩护，并“合理”地以较易进行的证实替代难以进行的证伪。作为一个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纲领，新古典研究纲领也包含一个不可摧毁的“硬核”和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柔韧可变的保护带。格拉斯(J.C.Glass)和约翰逊(W.Johnson)(1988)曾对新古典研究纲领作过剖析，并将其硬核概括为四个基本假设：(1)个体主义；(2)理性；(3)私人产权；(4)市场经济。按照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原则，上述四个‘形而上’的假设是不可检验和不可反驳的。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众多理论就具有了先验的不可证伪的特性。如果试图以上述假设的虚假性反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会被主流经济学家们视为非经济学的争论而不予理睬。如果将新古典研究纲领看成是一个总纲领，那么，在这一总纲领下还有许许多多的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子纲领，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等。它们同样包含不可证伪的硬核和可调整的保护带。拉特西斯(1972)曾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厂商理论作过剖析。在他看来，作为新古典研究纲领的一个子纲领，厂商行为理论包括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等不同的理论变体在内。该纲领的硬核是四个基本假设：(1)利润极大化；(2)完全的知识；(3)决策的独立性；(4)完全的市场。当然，鉴于硬核的性质，对它们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进行直接检验。在上述假设下，为了衍生出关于厂商行为的具体理论，还须补充一些辅助假设：(1)产品同质性；(2)厂商数目众多；(3)厂商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这些辅助假设原则上是可检验、可调整的。按照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说明厂商行为的具体程序性指令是：(1)把市场分为买方和卖方；(2)具体说明市场的结构；(3)给出行为假定的各种“理想类型”；(4)明确其他情况不变的含义；(5)将分析转化为数学上的极值问题。自1838年古诺初创厂商理论以来，正统厂商理论特别是利润极大化假定虽屡遭批判，但在其正面启发法的导引下，通过辅助假设的调整，不断地“消解”了种种“反常”，并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生存下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试图证伪新古典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谓经验检验只不过是确定显然是正确的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已。
这样，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仅不会因与经验不一致而遭证伪，相反却可以因与经验相一致或近似一致而被证实。这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验检验的品格依然是与自然科学迥然相异的“好象证实论”，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的“奇迹证实论”：“奇迹”一经证实，命题便可成立；现实经验的千万次否证或无证实，逻辑上并不能推翻命题。
二、经济学的进步
既然对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证伪主义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原则而并不意味着实践，面对“进步的”对手，他们总是试图抓住“退化的”研究纲领不放。那么，一直以来经济学是否就没有任何的进步？如果有，又是何种意义上的进步？
马克·布劳格（巴克豪斯，2000）认为，经济学上的进步能够被有效地区别成理论上的进步或者是经验上的进步或者是两者兼有。在他看来，理论上的进步就是拉卡托斯所谓的“启发式的进步”：更加准确地定义术语以及术语之间的关系，普遍提高了概念的明晰程度，通常伴随着分析方法的创新。简言之，是琼·罗宾逊所谓的经济理论“工具箱”中更加锋利的工具。经验上的进步是指对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系统的运行的内在动力的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简言之，是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以此为标准，在《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一文中，布劳格以1900～1965年间经济学的12个基本创新为例评析了经济学的进步。
1900～1965年间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的创新是：(1)社会不平等的理论与度量（帕累托，基尼）；(2)“创新”在社会经济变化中的作用（熊彼特，施穆勒等）；(3)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庇古，阿罗）；(4)经济倾向、就业和财政政策（凯恩斯）；(5)博弈论（诺依曼，摩根斯特恩）；(6)垄断竞争经济学（张伯伦，罗宾逊）；(7)国民收入帐户（库兹涅茨，克拉克）；(8)投入——产出分析（里昂惕夫）；(9)线性规划（坎托罗维奇，苏托，丹齐格，多夫曼）；(10)经济发展理论（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缪尔达尔、普雷维什，哈罗德，多马等）；(11)计量经济学（丁伯根，萨缪尔森，马林沃德）；(12)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克莱因，奥克特）。
在布劳格看来，(1)项是个理论上的进步与经验性的进步齐头并进的领域；(2)项尽管在近半个世纪里经验性研究热闹兴旺，但几乎很少有人声称已拥有关于技术变化的可检验的知识的坚实背景，且熊彼特的研究纲领少人问津；(3)项没有经验性的进步，不过希克斯的“新”福利经济学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精炼并扩展成“潜在帕累托改进”，是理论进步的一个完美的例子；(4)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7)项国民收入帐户一起推动的革命，是20世纪经济思想方面经验性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例子；(6)项垄断竞争革命也是如此，它不仅提供了“边际收益”和“切点解”这类分析性术语，而且从罗宾逊和张伯伦所培植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罗斯等人的理论，就是产业组织领域的经验性证据的堆积；(5)项博弈论无论在描述性上还是在规范性上都表现很差，尽管它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支配性的数学技术，却远离了对相互影响的决策的实证性描述，而满足于经济学家对形式主义模型的沉溺；(8)项投入产出分析是一个公认的用来记录分散经济的生产结构的经验性方法，但其实际成果仍十分有限，它最大的影响是理论性的：它引起并鼓励了大量的线性生产模型的涌现；(9)项线性规划，是作为经验性的方法而提出来的，现在线性规划依然存在，它却是存在于管理科学而不是经济学中，它确实烙下了理论进步的标记，但我们根本不清楚，在对经济体系运行的本质方面，经济学能从线性规划中学到多少；(10)项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充满了对发展问题的精确描述，存在着经验性的进步，但是否存在“发展经济学”却仍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11)项计量经济学本质上不能显示出经验性的进步；最后，在“经济体系的计算机模拟”方面，经济学家已经在这个“铁锤”上投资了许多，但它却不能敲碎任何比胡桃大的东西。总之，20世纪的经济学取得了很多理论上的进步，也有一些经验性的进步，尽管数量有限。
但是，对于布劳格的评析，罗森伯格(A.Rosenberg)等人并不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几乎没有取得多少经验性的进步，经济思想史是以理论上的进步为特征的。罗森伯格认为，正统经济学最好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处于纯粹公理系统和应用几何学之间的交叉处，它基本服从于概念框架，与经验判断隔绝而致力于证明纯粹形式化的抽象可能性（巴克豪斯，2000）。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正是凭借“理论上的进步”所获得的“锋利工具”而日益获得“科学”的外观。“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们专注于假设的理论世界而不是可观察的现实世界，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给予最高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它的实际内容，从而陷入了严重的“抽象”的危机。剥开“科学”的外衣，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除了为经济学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善、圆滑的自我辩护技巧外，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步。经济学仍然只是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功用是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一种貌似科学、客观因而公正的理论辩护。
三、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未来
面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尴尬局面，展望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未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们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布劳格等人坚持证伪主义的立场，认为证伪主义是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另一方面，麦克罗斯基(D.N.Macloskey)和考德威尔(B.Caldwell)等人则认为波普证伪主义是一剂太强的药，其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余地，证伪主义对于经济学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布劳格一直是经济学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最坚定的鼓吹者，并宣布“自己是一个不悔悟的波普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每个经济学理论、模型或解释均包含具有全称命题形式的假说，那么波普的证伪主义观点在经济学中就显然是适用的。尽管目前经济学的经验检验存在着许多问题，但经验证据一直是并将依然是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任何经济学理论，除非能对它所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的预测，并且这些预测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检验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因此，经济学家应致力于证伪主义实践。哈奇森也是一位比较坚定的证伪主义者，从其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到1992年《变化中的经济学目标》，他都一直宣扬并“坚持经济学的证伪主义原则”。但他也同时表达了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前景的担忧。在《经济学的知与无知》(1977)中，他承认，依据波普的证伪主义观点，是“规律”而不是“趋势”才是成功预测的基础，但在经济学中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严格地说只有“趋势”而没有“规律”。在其第一部著作中认为帕累托定律是经济学中为数不多的真正规律之一，而在该书中他认为帕累托定律也应明确地解释为“趋势”。因此，证伪主义较难在经济学中适用。
麦克罗斯基则认为，证伪主义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他在《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经济学中的知识与说服》(1994)等著作中主张，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转向修辞学(Rhetoric)，把经济学变成一种“说服人的艺术”，变成一种“对话的科学”。于是后现代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加达默尔、利科尔等人的名字在其著作中频繁出现。与麦克罗斯基过于极端的态度不同，考德威尔在《超越实证主义》(1982)一书中指出，证伪主义是一种比较苛刻的学说，它要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假说进行经验检验，还应该建立能作出大胆预言的假说，并在检验中努力反证假说。他怀疑在这种意义上会有什么经济学理论能够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在他看来，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之所以并不可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证伪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不能对所有科学学科都适用。(2)几乎没有理由指望证伪主义能够在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中发挥作用的具体原因有很多，如大多数经济理论有众多的并且是没有证实的初始条件；缺乏普遍规律；经济统计数字极少能与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等。(3)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从来没有像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有过一个相当大的运用范围。相反，他认为，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是证实主义者。他们奉行的证实主义或相符主义(confirmationism)有四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站得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由其证实强度决定。因此，证伪主义过去没有且将来也无助于经济学的发展。
将布劳格和考德威尔等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概括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实践。他们都承认证伪主义很难在经济学中适用，但布劳格等人认为现代经济学是贴上了证伪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们应在实践中更加努力奉行证伪主义方法论；考德威尔等人则认为现代经济学家极少实践证伪主义，并应放弃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规范原则。
［收稿日期］2003-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