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模式论文,近代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在遭到外力的压迫与挑战之后才开始的。从“师夷长技”的主张，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议会政治的失败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无不折射出先进的中国人那开放的思维中对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呼唤。回眸近代化在中国近代80年的嬗变，可以将它的轨迹简单地描述为：技术层次——思想层次——政治层次——文化层次。〔1 〕但中国的近代化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追求祖国富强的一代代志士仁人。当20世纪之初，中华民国成立后，无数革命党人被这一度成功的政治近代化所陶醉。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的主要任务便是进行经济建设，以经济近代化来巩固已成功了的政治近代化。中国的经济近代化怎么搞，这是摆在中华民国领袖们面前的一大课题。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20世纪初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与晚清后十年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近代化的新政有关，更与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一 孙中山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
孙中山构造的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国民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二是改良农业，振兴实业，以实现近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三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为经济近代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
1.孙中山在考察了欧美国家的情况后，认识到欧美经济上的近代化，“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2〕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英国， “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3〕经济近代化的成功， 使“英国的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但“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4〕在深入的思考与不断的探索中， 孙中山极力地寻求着实现经济近代化的理想模式，主张“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5〕在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 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6〕不能使中国走上经济近代化之路。
中国的经济近代化要想不重蹈西方文明的“善果尽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7〕的覆辙，须根据自己的国情， 选择适合本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模式。孙中山主张在大力发展国营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与发展。其一，主张“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8〕其二，“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9〕其三，强调工人对国营经济的管理权， “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它大规模之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机关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对于孙中山这些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毛泽东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认为孙中山提出的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一重要原则，“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10〕其四，经济落后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行，需在大力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应实行多种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一）、兴办合作经济，使“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11〕这种合作经济，可在行业内进行，如可以举办冶铸业的生产合作组织，亦可跨行业联网，可由工农联合组织消费合作社，以减少“商家的中饱，”让工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二）、保护私人经济的发展。“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12〕作为国家存在的一种经济成份，私人经济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得以发展，个人财富日增。与此同时，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国家应向私人资本直接征税，“用这种财富来把运输和交通收归公有，以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来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13〕推进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2、经济近代化的进行，不仅要根据本国的国情， 选择合适的经济结构，还应以一定的速度为发展目标，以推进经济的向前发展。孙中山在构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模式时，把振兴实业，作为“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存亡之关键”；〔14〕把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业近代化的前提。
孙中山以经济生活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尺度，把振兴实业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它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兴矣。且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生产之多少可知也。”〔15〕孙中山认为，“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16〕因此，不“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新财源。”〔17〕怎样才能使经济近代化早日实现，孙中山主张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推进经济的发展，他计划十年二十年斗争之后，“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18〕十年之内并驾欧美。〔19〕显然，要达到这目标，需要高速度去发展经济，一方面是一种超越国情，脱离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孙中山对早日实现经济近代化的渴望。
为使经济能得到高速发展，孙中山提出了交通运输和各种工业计划。其一，公路和铁路建设。他计划修建10万英里（16万公里）的铁路，以中央、西北、东北、西南、高原、东南等六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他还计划修建碎石公路100万英里， 平均每个县修路250英里。其二，港口建设。他设想要在北方、东方、 南方建造三大国际海港。其三，水利建设，治理好长江、黄河、淮河、运河、珠江等主要河流，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孙中山提出要用长江、黄河的水力发电，使之服务于近代化建设。其四，工业建设。对于粮食工业，孙中山提出设立农器制造厂，并对食物的加工、贮藏、运输、保存、分配及输出等，都使用机械与技术，建立起一套近代化的粮食工业体系。在纺织工业方面，以近代的技术和新式设备，发展蚕丝、麻布、棉纺、毛、皮等工业，不仅要在产棉区设立大型的纺织工厂，而且要建立起毛、皮货物的国际市场。在建筑工业方面，不仅要以近代的新技术指导设立建筑材料厂，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要设立电工场、煤气工场、蒸汽工场等。在钢铁、煤炭、石油等工业领域，孙中山都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主张在这些关键性的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
这些经济近代化的构想，反映了孙中山力图通过公路、铁路、港口、内河的交通，把沿海和内地、工业区和农业区、重要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边疆和国家政治经济重心联结起来，并在中国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近代化工业体系。
为实现经济近代化的主张，孙中山曾到处视察、演讲。1913年，他亲自到日本考察工业建设情况，学习日本的建设经验。1912—1913年先后作过58次演讲，号召万众一心，共图建设大业。他在上海建立铁路公司，并担任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随后，还举办全国铁路，并表示要在10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使中国融入世界近代化的大潮，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精心构建，和他让权后到全国各地有关振兴实业的一次次演讲，以及辛亥革命后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民族资产阶级深深感到“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20〕于是，许多旨在发展实业的经济团体和协会，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使人们感受到了那浓烈的经济近代化气息。如1912年及1913年先后成立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经济协会、同仁民生实业会等。此外，在安徽、江苏、西北等地还设有实业协会，黑龙江建立实业总会。这些实业团体的建立，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国出现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经济近代化热潮。
这一时期，纺织、面粉等轻工业发展较为迅速。1912—1914年间，在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新建丝厂达12家，资本额为312万元。 面粉工厂在1912—1913年间新增14家，资本额为159.1万元。 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1911—1913年新设立的机器工厂达11家，投资11万元。汉冶萍公司从1914年开始，先后兴建了大冶铁厂等6个钢铁厂。1916 年成立了龙关铁矿公司，资本500万两白银。金融业的发展也与之适应， 1912年新设银行5家，资本达36254919元。〔21〕到1913 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1.1亿元。随着实业的振兴， 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型企业不断增多，1912年资本达百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就有25家。振兴实业的热潮推动了工业近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前，上海丝织业中“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的一批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化为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22〕
通过实业团体和协会来促进工业近代化，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只是实现经济近代化的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近代化的关键是农业问题。孙中山构建的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中，把解放农民作为农业近代化的前提，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键。
其一，解放农民。孙中山分析道“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多数归地主，所以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23〕因此，实行“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解除农民痛苦，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的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抬高。”〔24〕对于“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25〕其二，实现农业机械化。孙中山指出“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26〕使粮食生产大大提高。其三，改良品种。孙中山提出，改换种植的品种，经常将相同品种易地种植，这样“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便可以增加。而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气，强壮必加，结实必夥。”〔27〕其四，科学制肥。提高农业产量，推进传统农业向近代化农业发展，解决好肥料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因素。孙中山认为，要“研究科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肥料，”用“机器电力来制造肥料，”以增加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28〕孙中山主张以新式的生产社会化农业取代传统的农业，以农业机械化代替牛耕的手工操作，以实现中国农业的近代化。
3、以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加速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对于专制类型的国度，还是对于民主类型的国度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使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无不是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对于后起的近代化国家来说，国家政权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说的：“政治权威通常是一种必要的力量，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过程，而且还能起强有力的促进作用。”〔29〕其实，这一道理，在近代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如郑观应、梁启超、张謇等人中，早就形成了共识。尽管认识超前，但开始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化实践都命运不佳，有人这样分析“中国最初几个周期现代化的失败，首先是国家的失败，一种政治上的失败，”近代中国的“经济落后，政治松散和国际依赖的状况，决定了任何民众社会（即使它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更富活力），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30〕
或许是由于孙中山在总结中外经济近代化所走的曲折路程后得出了经验教训，他在理论上一再强调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移植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则不以为然，并认识到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就会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垄断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他说：“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举亚当·斯密为圭臬，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其结果卒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害。”〔31〕实际上要消除这种“贫富激战之害”，如果是“一个衰弱的政府……即令是在推进与其自身安全最密切相关的现代化方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领导。”〔32〕
孙中山想通过国家干预，既图国家之富强，又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这种模式的构想，又总是与他想通过“发达国家资本”来实现经济近代化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资本在近代中国有它的必然性：其一，在乱石嶙峋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民族资本很不发达，尤其是铁路、矿山、电力等大型基础工业，以那些中小资本家之力，难以高速发展，如果由国家经营，则发展较快。其二，外国资本主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到1913年其资本已达123709.4万元，占中国近代产业资本总额的80.3%，其“竞争之烈，有如渴骥奔泉，修蛇复活者然。”〔33〕中国私人资本实难与之竞争，发达国家资本，有利于建成自己独立的资本体系与列强抗衡，亦可推进经济近代化。其三，促进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尽管开始于洋务运动的中国经济近代化道路坎坷曲折，但孙中山确信：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近代化之后，在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结构基础上振兴实业，并通过国家干预来推进经济近代化，是能够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
二 孙中山的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立法的影响
孙中山对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构想，在20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向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法制化格局的初步形成。
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实业总长的张謇即认识到，无法律必然使企业失败。因此在他出任农林工商总长之后，便十分迫切地感到“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34〕
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1921年前后，先后颁布的有关经济社团、工商金融、矿冶农业等方面的经济法规达40多项。兹分列如下：
经济社团类包括：商事公断处章程、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商会法、农会规程、林业公会规则。
工商金融类包括：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公司保息条例、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商业注册规则、商人通例、物品交易所条例、劝业银行条例、典当业条例、农工银行条例、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所法。
矿冶农林类包括：矿业条例、矿业注册条例、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小矿业暂行条例、征收矿税简章、审查矿商资格规则、查勘矿区规则、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森林法、造林奖励条例等。
这些经济法规的制定，对扶植和保护工商业、激励矿冶业、鼓励垦荒、发展农林业、疏通金融，对我国经济逐步地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其一，使经济管理法制化。如颁布的《公司条例》，共251条， 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公司的各种形式、创立的前提条件、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对外营业的法律责任等等，这就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一旦有涉及债务等方面的纠纷，就有法可依。制定的《商人通例》，既维护了商人的正当权益，又防止欺诈假冒，有利于工商企业的健康发展。《公司保息条例》还对棉织、毛织、制铁、制丝、制茶、制糖六类新办企业给予3年保息。其中对棉织、毛织、制铁资本在70万元以上的企业， 按资本额保息6厘，对制丝、制茶、制糖资本在20万元以上的企业， 按资本额保息5厘。《公司注册规则》及其施行细则， 还明确了呈请注册的条件，严格限定日期，“限县知事于五日内”核办完毕，为企业扫除了官府衙门办事拖拉的官僚陋习，表明政府的经济管理开始向法制化的道路迈进。
其二，使公司企业法人化。《公司条例》和《商人通例》对公司和商人的概念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定：“以商行为业而设立之团体”称为公司，“凡公司均认为法人”，“商业之主体之人”称为商人，“凡有商业之规模布置者，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公司条例》规定，“执行业务者为股东之全体或其中数人”，“代表公司之股东，凡关于公司营业事务，”均有权办理。《商人通例》规定，商人“有独立订结契约负担义务之能力。”这些都明确地规定了公司企业法人化后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规范化。
其三，使融资渠道多样化。孙中山把实现经济近代化作为强国之梦，从他以10年时间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到造出三大国际港口（北方、东方、南方）的规划，无不反映出他对在中国早日实现经济近代化的梦寐以求。但经济的发展仅以高速度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近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围绕孙中山的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中央、商业、海外汇业、兴农、农业、殖边、惠工、储蓄、庶民银行则例，这对于活跃金融市场、扶助农工商实业起了促进作用。孙中山让权后，袁世凯政府又颁布了劝业、农工、农商银行条例和章程，“以通融资财，振兴农工业为宗旨。”为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合理地利用外资也被提上了日程。《矿业条例》中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必须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分不得逾全股分十分之五。”在《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中规定，侨民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可“从优待遇”。融资渠道的多样化，使企业大增，1912—1919年间新设侨资企业就达1042家，这无疑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是一个大的促进。〔35〕
中国争取近代化的历程是艰辛的，无论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模式构建的多么宏伟，无论经济法规订立的多么完善，如果在实际中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那一幅幅蓝图，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只有以发展实业、振兴商务为“富国之本”，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语），用人的近代化推进整个国家的近代化，孙中山构建的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方可真正实现。
注释：
〔1〕王业兴《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2〕〔12〕〔14〕〔16〕〔1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 253、248、289、227页。
〔3〕〔4〕〔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327、327—328页。
〔5〕〔11〕〔18〕〔3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492 、533、520页。
〔6〕《宋庆龄选集》第371页。
〔8〕〔1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5、134页。
〔9〕〔13〕〔17〕〔23〕〔25〕〔26〕〔27〕〔28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368、391、400、120—121、400、401—40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639页。
〔2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2页。
〔21〕吴承禧《中国银行》第7页。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689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4页。
〔29〕帕森斯《现代化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第98页。
〔30 〕白吉尔《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周期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842—1949）。
〔32〕（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134页。
〔3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34〕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2页。
〔35 〕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 《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