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1）04—0031—04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 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改革目标为调整不合理的科技资源配置结构，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以实现“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即科技与经济的结合。10多年过去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在评析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绩效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在五个方面展开：改革拨款制度，引导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加强科研与生产结合；改革人事制度，逐步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进军民结合，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努力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主体。其中以科技拨款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断粮”为手段推进应用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科技资源配置。
在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中，科技人员的思想观念变化很大，改革意识、主动面向经济建设的意识都极大增强。由于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科研经费减拨基本到位，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科技面向经济的程度明显提高。到1994年，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中国科学院，横向的科技收入也超过了50%。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人员主动走出“象牙塔”，服务于经济建设，“下海”创业。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完全由政府行政安排和政治动员，向以利益追求为动力转化。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利益驱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基于利益动机的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技术创新协同关系初步形成，企业改变在技术创新中完全被动的地位，主动性逐步增强。
科技实力的增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方兴未艾，国际技术贸易持续增长，所占比例节节攀升，综合国力大为增强。
虽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我国技术创新总体水平仍然很低，主要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甚大，改革所设定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目标的实现并不理想。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仍然脱节，经济实力与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坐标上明显不对称。根据1998年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 ）《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在46个对比的国家与地区中，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名列第13位，即使同7个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亦高于意大利， 超过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而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排名仅第24位，经济实力相距更远，人均GDP约730美元（1997），仍属最低收入国家层次。
2.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性差。技术创新的上游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实现科技的经济价值，必须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商品化直至产业化，各环节、各要素都要强有力的合作协同，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知识创新能力较强，国际排名位次靠前，科技论文发表总数为第11名，国民专利申请数亦较多，但对比鲜明的是，企业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主要产业与企业的技术经济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国家10～20年，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直接成因是主要科技人力资源仍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企业无力完成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高校在技术创新中的合作也非常弱。
3.科技资源配置结构仍不合理。大多数R&D 人员仍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高校，是科研经费使用主体。企业中R&D人员太少， 尤其是顶尖级的科技人才（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基本上都集中在科研机构与高校，这种状况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科技人力资源远远未能发挥其所具备的潜能。
笔者认为，10多年来中国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在刺激科技成果供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被列为改革的重点，有一定成效；其次，在刺激对科技成果的需求方面，有成效，但不显著；第三，在刺激科技供给与需求的衔接上，十分欠缺，重视不够，努力太少。由于三者不协同匹配，制约了中国科技发展与经济进步的互动。结果是，科技体制改革所设定的首要目标——以调整科技资源配置结构为手段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以致10多年后仍然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原因何在，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界认识不一。科研机构和高校普遍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把“资金缺乏”作为阻碍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缺乏技术人才；再次，缺乏市场信息。并且，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么独立进行技术开发，要么引进技术，对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技成果兴趣不浓，需求欠缺。他们认为“国产”成果技术水平不高，成熟度太低，风险太大，或是认为产品无市场。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要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观点，要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历史地看，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节，是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形成的。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背景，造成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失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格局，强化了科技与经济之间的断裂；强大的历史惯性导致实现两者结合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决非一朝一夕即可告成。应该说，1985年提出科技制改革时，并没意识到这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只是简单地认为，通过行政安排，只要给科研机构“断奶”，自然就会驱使科技进入经济，从而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事实上，像任何一项复杂的改革举措都有其两面性，都是两难中的抉择一样，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仅靠此还远远不够。减少乃至取消拨款，有助于逼迫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同时也要看到削减经费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科研机构，将现有的资源挪为它用，利用存量资产从事与科技创新无关的事情，什么赚钱干什么，偏离了科研领域和方向，反而削弱了科技实力。也有的科研机构，封闭地搞“小而全”，自己开发的产品自己生产与推销，满足于小规模生产，小富即安，不能充分实现科技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一种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
事实表明，科技与经济结合，仅在科技领域里搞微观调整是不够的。就科技体制内部而言，不仅要推动科研机构改革，面向经济建设，更要改变条块分割的封闭式科研管理体系，对内对外开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外部来讲，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与其它各项改革配套。始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着重点在科研机构，特别是基层科研机构，对宏观科研管理体制的触动直到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才被提到议事日程，缺乏科技体制改革所必须的其它方面改革的配套。
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笔者认为，科技体制改革设计的基础理论缺乏协同观。从总体上看，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基础是，刺激科技供给，努力推动科技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从而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尔后转向刺激科技供给与需求并重。然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成为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应为三个方面的协同与整合：刺激科技成果供给，刺激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刺激科技成果供给与需求的衔接。缺失任何一方，都实现不了技术创新。任何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方面协同匹配。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科技供给与需求的衔接难以自发实现，或者是自发实现的效率极低；提高三者的协同，必须在政府推动与市场作用中，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有意识”的安排。
理性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要在思想认识上走出四个误区。
第一，把科技与经济不能有机结合完全归因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这种观点普遍存在于科研机构与高校，也影响到政府部门。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理由有二：一是我们正处于过渡期，二是存在大量非国有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确实缺乏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技术创新动力，但是20多年来，国有企业在不断改革变动之中，特别是进入90年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深入人心，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创新动力不断增强。另外，如果说国企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的，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那么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和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未曾“享受”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庇护，完全靠自己在市场中的奋力拚搏而生存与成长，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我国已占有很大比例，一批民营高技术企业异军突起，它们对科技都有着强烈的内在渴求，它们应在相当程度上弥合我国科技与经济的断层。事实并非如此。可见，把科技与经济脱节完全归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是片面的，应从多方面、多层次探讨这一问题。
第二，对大量的科技成果缺乏清醒的认识。每年我国科研机构与高校都完成许多科研课题，这些成果最终能实现商品化与产业化的却很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常被作为科技与经济脱节的证据。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多方面认识。导致这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科技成果本身就先天不足，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科研选题偏差。相当一部分选题缺少市场调查、需求预测，有些纯粹受制（锁定）于技术发展轨道逻辑的展开，这就使得开发出来的成果根本就没有经济价值。一项调查显示，高校开发的技术未能应用推广的主要障碍（占被调查项目的76.4%）是“经济上不可行”和“市场小”，原因在立项时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二是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成果通常成熟度很低，尚需中试等一系列环节才能成为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这需要大量风险资本投入才能完成，而这笔费用很难落实，科研机构与高校显然力不从心，由于风险很大，作为企业的理性行为，不会也不应该贸然介入。三是我国的科技成果总体水平不高，真正称得上国际一流的极少。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只有真正属于一流水平的成果，才有可能获得高额回报，也才值得去冒很大风险投入。我们现在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一般都是学者们的意见占主导，学者们评价科技成果的学术价值是最为权威的，然而，对成果的经济价值评价，学者们的意见未必客观。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科技供给表面上供远大于求，但实际上有效供给不足。这也是企业热衷于技术引进的重要原因。
第三，把目前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技术创新，简单归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认为只要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各方基于自身利益追求，就会自动强化技术创新，走向合作。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残酷的竞争压力能使企业产生强烈的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但难以使各方自动有效结合。例如，英国与意大利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两国技术创新均不尽如人意。英国科技实力非常强大，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却始终未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差，整个社会氛围和体制，不利于技术创新，因而，不能有效地将本国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许多诞生于英国的重大发现、发明，却在别的国家实现了商品化与产业化。其结果是，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不断滑坡，经济疲软，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科技实力远不相称。完善的市场机制对推进技术创新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不是必要条件。
第四，对技术创新模式理解停留在线性模式上。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对技术创新动力的认识历经从单一要素推动到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现时代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已从过去单向的线性序列技术推动型（第一代）、需求拉动型（第二代），转向多因素综合作用和职能交互、复合一体化模式。我们现在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加国际化，近几十年，技术创新愈加复杂化，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是多因素触动、多方参与，资源、能力、知识等互补，多要素组合，优势集成，协同创新方能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为适应市场竞争，我们的技术创新模式也应该走向一体化。反思1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显然对现时代的技术创新模式认识模糊，仍然把技术创新理解为单一要素，尤其是技术推动的线性模式，使技术研究开发与后续的生产销售分开。一项大型调查表明，至今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仍采用线性序列模式，还没有接受并树立起新的创新意识，即运用第三代、第四代技术创新模式从事创新活动。集中体现在无并行开发概念，如上面我们所分析指出的，对刺激科技供给与科技需求的衔接，从而推动一体化创新模式建构远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的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衔接在协同创新中实现，应是中国当前及今后数十年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