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0年间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间论文,性问题论文,国民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在1912-1920年间对国民性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思想见解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极富有代表性。这一时期也是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生成、发展的阶段以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李大钊所分析的国民性在今天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对于我们研究当今的社会问题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深刻的启示。
一、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探索的几个阶段
爱国主义思想推动着李大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思考和对国民性问题的积极探索。他思考和探索的目的在于寻找社会改造的途径，使中华民族得以全面复兴。李大钊对国民性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对国民性探索的起始阶段（1912-1915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通过对民国后政治的思考而引发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民国以后，政局变幻莫测，“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注：《李大钊文集》（上）2页，人民出版社，1984。），“愚民不识共和为何物，教育不克立收成效”（注：《李大钊文集》（上）3页，人民出版社，1984。）。为治者辄欲滥施其力，而“受治者亦弗知求所以对抗”（注：《李大钊文集》（上）97页，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李大钊认为，“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注：《李大钊文集》（上）40页，人民出版社，1984。），也就是说，民众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明确指出，“国民今日救国之责”，在于“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注：《李大钊文集》（上）123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正是在对民国后政局的思考中，认识到国民性与社会的关系。
2.对国民性探索的初步深入阶段（1915-1917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受到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推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倡导“伦理革命”，探讨国民性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李大钊亦积极置身其中。1915年陈独秀提出：“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93页，三联书店，1984。）陈氏还认为，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感情为本位”，“虚文为本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99～100页，三联书店，1984。）。这些观点对李大钊探讨国民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文化反省意识，使得李大钊围绕着如何成为“立宪国民”这一课题展开理论上的分析思考，力图探寻由“专制国民”转变为“立宪国民”的途径。
3.对国民性探索的进一步深入阶段（1917-1918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分析明显地受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启示。自1916年开始，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1917-1918年东西文化论战达到高潮。杜亚泉认为：“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济文明之穷者。”（注：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乃至国是丧失，乃至精神破产”，“迷乱现代之人心”（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针对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观点，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反击。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表现出彻底的自新精神，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中国“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东方亲子间之爱厚”；“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注：《李大钊文集》（上）558～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正是由于李大钊参加了东西方文化论战，在比较当中，他对国民性问题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4.对国民性探索的成熟阶段（1919-1920年）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加深了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寄希望于劳动阶级的觉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十分关注国民素质的提高。他曾说：“我们中国人贪惰成性，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注：《李大钊文集》（上）595～596页，人民出版社，1984。）言辞虽过于激烈，确是道出了一些中国人身上存在的明显弱点。1919年底和1920年初，李大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了道德变迁和近代思想变动的经济缘由，从而使他对国民性的探讨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标志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达到了成熟阶段。
李大钊对国民性的探索是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这之中经历了两次转变，即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和由西方文化价值观到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特别是后一次转变，完成了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质的飞跃，从而使他对国民性的探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达到了新的深度。
二、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
在对国民性的讨论中，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们否认中国国民存在的弱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则在文化的比较中力图揭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笔锋尤为激烈。相比较而言，李大钊则较为温和且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剖析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1.英雄崇拜、贤人政治思想。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长期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向来思想保守，崇拜英雄、贤人整治天下。他指出：“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注：《李大钊文集》（上）1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又说：“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国民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其皇权思想、英雄崇拜意识根深蒂固，幻想贤君出世解民于水火。正是这样的民众文化心理，造成野心家、独裁者辈出：“神奸悍暴之夫，窃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崇拜英雄的心理，使专制制度得以延续，袁世凯得以帝制自为。因此，杜绝专制主义统治，首先在于改造国民的落后文化心理，“各将盘营结寨，伏于其脑后‘神武’人物，一一戮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从而从根本上清除英雄崇拜意识，树立民众自我之权威。
2.好同恶异、缺乏主见的文化心理。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表现出好同恶异的心理排他性，缺乏个性平等、思想自由的习惯。他指出，中国国民具有趋同众众、好同恶异的文化心理，“民间持论之态，每易昧于商权之旨，好为抹杀之辞。未尽询谋之诚，遂下彖定之语”（注：《李大钊文集》（上）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对于新异言论，辄加排拒，是以“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结果是新思想被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推残和扼杀。李大钊对民众意识的排他性深感痛心，认为：“其群之对于言论之虐，其视专制之一人为何如！”（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认为，好同恶异的文化性格有害于真理的产生和新思想的传播，“社会言论，对于异说加以距辟，无论其说之本非邪说淫辞，真理以是而隐，不得与天下后世共见，其害滋甚”（注：《李大钊文集》（上）170～17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主张国民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具有宽容大度的个性，对他人的学说思想“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注：《李大钊文集》（上）170页，人民出版社，1984。）。民众表现出的心理排他性，是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结果，也是国民长期“宗其模式”、缺乏自主的表现。
3.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的处事方式。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中，李大钊对国民的处事方式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性作用，不见理性作用。李大钊认为，国民以感情为用，国事有败而无成，交际褊浅而意气用事。同时李大钊还指出：“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民间没有法制的传统，国民崇信腕力，“任力而不任法”，以法律释其争端并未成为社会化的思想意识。且不谈普遍民众，“而秩及议士，位在军枢者，稍不如意，动辄以腕力从事，……其心目中毫无法纪之为物”（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3页，人民出版社，1984。）。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和政治封闭状态的必然产物。李大钊说：“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注：《李大钊文集》（上）661页，人民出版社，1984。）
4.过度的物质奢求和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李大钊看来，中国人生活上的奢求是一个通病，“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且不论达官显贵，即使“一介书生，跻身荣显，遂高车驷马，锦衣玉食，奢靡成风，夸耀井里，其家族戚友，亦皆群起而欲沾其余润，分其余荣”（注：《李大钊文集》（上）462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反映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讲排场、图虚荣的心态。这种过度的生活奢求和物质的欲望滋生了“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李大钊在指出中国国民物质上奢求欲望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社会国民崇拜权力以及对统治者敬畏而产生的，是帝王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延伸。李大钊指出：“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即使受到现代知识教育的青年也不例外，“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讨无聊之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上）4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在李大钊看来，官本位意识深藏在国民的心理之中，导致社会的腐败。
5.家族主义观念和压抑个性发展的习惯势力。李大钊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以家族为本位，“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甚，于是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注：《李大钊文集》（上）1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家族制度影响尤甚者在婚姻制度，形成一种阻止婚姻自由的社会氛围，对于寻求自由恋爱的“伉毅卓特之青年男女”，“社会家庭又从而诟谤之，诋毁之，厌弃之，拒绝之，使之转徙天涯，风尘沦落”（注：《李大钊文集》（上）45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家族繁衍，“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大家族制度使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是说“礼教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说女子应该做男子的“内助”，专管“阃以内”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对大家族制度的危害作了科学的分析：“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下，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下）182～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指出了大家族制度压抑个性的本质。
李大钊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国民缺乏法制思想、民治（国民政治）思想、自由思想的实情，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批判封建制度、倡导民主方面的建树，也反映出李大钊在研究中国国情方面的卓识，这对于唤起知识界认识国民性的弱点，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
国民性是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更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李大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对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之中专制政治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李大钊指出，封建专制政治把英雄抬到神的地位，足以使民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它使国家和民族行将“自腐”而不能“与世争存”（注：《李大钊文集》（上）167页，人民出版社，1984。）。正是在专制政治的统治下，中国国民“膜拜释、耶、孔外，不复和尚有国民之新生命；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61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扼杀了民众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国民“不知不识，安之若命”，“自贬以奉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李大钊总结道：“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娼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总之，“是皆专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注：《李大钊文集》（上）332～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说明，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恶习而导致国民心理的落后性，而不是民众与生俱来的弱点。
其二，小农经济结构的影响。国民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李大钊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已朦胧地注意到物质的、经济的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他指出：“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势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注：《李大钊文集》（上）5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思想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如关于家庭制度，李大钊指出：“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进入工商业时代，工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遂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注：《李大钊文集》（下）147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治、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82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的崩溃势在必然。这就是说，国民性根植于大家族制度，受到农业经济方式的制约，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国民性的变革。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它从文化心理上支配着国民性的发展。李大钊认为，孔子学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封建伦理使“国民自我之权威，日益削弱，国民思想力之活泼，日益减少，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矣”（注：《李大钊文集》（上）246页，人民出版社，1984。）。由于受到传统儒学伦理文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在伦理上“亲子间之爱厚”，“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护”（注：《李大钊文集》（上）55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传统文化之所以是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其经济上的基础。李大钊指出，孔门伦理不是其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而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注：《李大钊文集》（下）17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论述说明，孔门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国民性的重要因素，是形成“片面的义务的道德”的根源，它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改变。
李大钊对国民性形成原因的探讨，前后侧重点有所不同。在1918年以前，李大钊集中从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认识国民性形成的原因；而在1918年以后，则主要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研究国民性的成因，并试图说明经济变革与国民性的关系，这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转变是相联系的。
四、李大钊对改造国民性途径的探讨
如何改造国民性是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课题。李大钊主张通过多种途径转变国民的落后文化心态，克服国民的劣根性，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李大钊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当李大钊还是民主主义者时，他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来改造国民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有利于促进中国国民意识的提高。他表示：“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注：《李大钊文集》（上）4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他主张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共同认可——服从多数”的程序，就能既容纳少数人的意见，又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达到广泛性的民主和自由，使民众的自由在民主原则上得到完善和发展（注：拙作《李大钊早期自由观初探》，载《社会科学》，（沪），1991(7)。）。李大钊对西方资产阶级平等观也深表赞同，认为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每个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注：《李大钊文集》（上）635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发展个性，享有权利。李大钊还主张中国国民接受西方的博爱观，以达到人伦关系的普遍和谐，并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注：《李大钊文集》（上）192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极力主张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从而在社会普遍推行“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注：《李大钊文集》（下）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李大钊主张适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引进新型的价值观念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第二，推行社会性的教育。李大钊非常强调教育在改造国民性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注：《李大钊文集》（上）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希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注：《李大钊文集》（上）43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把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性的事业，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担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认为国民性之改造“唯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注：《李大钊文集》（上）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作为青年学生，尤应“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字，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为适应改造国民性的需要，“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注：《李大钊文集》（上）633页，人民出版社，1984。）。主张在劳工聚集的地方，设立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适应劳动阶级受教育的需要。李大钊特别主张“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注：《李大钊文集》（上）648页，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促成下层民众素质的提高。
第三，民众的自我觉悟。在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问题上，李大钊尤为注意民众自我改造途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国民性的改造离不开国民自身积极性的发挥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要求国民“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认为“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注：《李大钊文集》（上）1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全体国民应该“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注：《李大钊文集》（上）1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早期李大钊还尤其强调国民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加强内在的修养功夫，要求国民“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注：《李大钊文集》（上）3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养成循礼守法之风习。为了促成民众的觉醒，李大钊还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注：《李大钊文集》（上）649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这些论述说明，只有全社会民众具有自省的意识和内在的改变习性的要求，才能使国民性的改造取得效果。
第四，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早期李大钊主张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来改变中国的专制传统，尤其是要制定宪法来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他说：“盖今日吾国专制之政治虽已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苟宪法无明文为之保障，则其他之学说思想，恐不能各如其量以传播于教坛学圃也。”（注：《李大钊文集》（上）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认为，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就必须制定贯彻民主政治精神之宪法，以防“萌芽专制之宪法”，“束制民彝之宪法”，“野心家利用之宪法”（注：《李大钊文集》（上）258～259页，人民出版社，1984。）。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他进一步阐述了从制度入手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如他在论及改变轻视妇女的恶习时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制的社会制度。”（注：《李大钊文集》（上）640页，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思想意识改变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注：《李大钊文集》（下）37页，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说，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是促进国民思想意识、文化心理、行为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李大钊对国民性的认识是他寻求社会改造途径的积极探索，是他的思想体系中极为有价值的部分。今天，研究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深化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揭示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