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50—60年代东南亚地区政治动荡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动荡论文,年代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殖民地时期相比，东南亚国家在独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相对的政治不稳定。在过去压倒一切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以后，各国内部不同种族、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尖锐化，各种政治纷争和政权的更迭不断发生。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形成的党派统一阵线缺乏新的凝聚力
抗日、反殖的共同目标曾经是东南亚各国一度出现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治基础。获得独立以后，各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是如何治理受到战争和殖民统治创伤的问题。但是，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在政治上树立了相对有效的权威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无论是政党或是利益集团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实力继续联合其他党派建立巩固的政权，执政的资产阶级党派也不能很好地协调自己与别的政治力量的关系。
缅甸独立后建立的政府是以吴努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德钦党为主的激进民主派的联合，“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依然是这种政治合作的组织基础，借助该联盟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建立的政治影响，这个政治联合体在1952年的议会初选中获得了超过60%的议席。吴努政府首先遇到国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志愿军当中的激进分子和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困扰。从1948年到1951年，国内不断出现政府军与这些反政府力量的武装冲突。国内的政治对抗影响到“自由同盟”内部政治分歧的上升。吴努在政府决策上的专断和对不同意见的猜忌导致他与同盟内其他德钦党领导人的合作出现危机。1956年全国大选期间，“自由同盟”开始面对由另一部分左翼人士组成的“民族团结阵线”的有力竞争，其独大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吴努因为同盟在大选中表现欠佳以致交出总理职务达9个月之久。到1958年，“自由同盟”出现分裂， 两个主要党派：德钦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为争夺同盟的控制权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拉拢国内一部分的社会团体，从而造成了下层群众之间的政治对立，国内政局的混乱日益明显，不得不由具有实力的军人集团组织看守政府收拾残局。军人当局采取高压的政策暂时平息了国内动乱，吴努则以成立新的联邦党的方式继续与对立的政治派别竞争，并在1960年2 月的大选中获胜再次执政。新一届政府希望通过提高非佛教徒和以掸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地位，寻求国内的政治和谐，结果却适得其反，军人势力以掸邦的自治将导致国家分裂为由，于1962年3月2日发动政变，结束了缅甸实行近15年的议会制度。美国政治学家J·F·卡迪在分析缅甸党派政治软弱的原因时指出，议会民主制度在缅甸还是很不成熟的，尤其是政党与下层群众即选民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议会的选举仅仅依靠各政党的提名和由政党提供资助，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又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作后盾。〔1〕因此，这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不符合缅甸国情的嫁接。
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正式建立统一的联邦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为了有效地巩固这个地理上非常分散的海岛国家的政治统一，十分强调政府的中央集权，对地方分立主义，尤其是政党政治抱有强烈的戒心，希望依靠相对独立于党派利益之外的“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的支持，建立凌驾于各政党之上的政治权威。这就造成了他领导的民族党与政府中的实力派、副总统哈达和总理纳席尔领导的马斯友美党以及要求政治民主的社会党之间的矛盾。民族党和马斯友美党分别以爪哇岛和苏门达腊岛为主活动基地，两党的矛盾又表现为不同地域政治势力的争斗，加上军队内部的派别对立和共产党于50年代初在爪哇地区力量的兴起，触发了外岛地区不断出现的政治分离倾向，政府的权威受到利益集团相互牵制的消极影响，在50年代上半期几次换班，显示出弱势。苏加诺则通过发起和主办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由阿里内阁提出收复西伊里安和拒绝向荷兰偿还巨额债务的方案，转移群众对国内政治矛盾的注意，宣传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地位，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但是，政府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能力的缺乏，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和官员的贪污腐化“使独立初期产生的热情消磨殆尽”，相反，国内派别斗争却愈演愈烈。〔2〕
1956年下半年，印尼国内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达到了危机的程度。首先是军队中的反对派发动两起未遂政变，而后是哈达辞去副总统职务，公开与苏加诺对抗。年底，苏门达腊岛连续发生三次军事政变，支持恢复哈达的职务，马斯友美党也退出政府以示抗议，成为最大的在野党。苏加诺于1956年底至1957年初提出了“有领导的民主”的政治纲领，鼓吹建立有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各派政治势力共同参与的互助合作政府，即所谓纳萨贡（Nasakom）政府，〔3〕但受到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的抵制。在对政党政治彻底失望而地方叛乱仍然频繁发生的情况下，苏加诺转而依靠军队中的实力派，于1957年3 月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停止了多党制议会政治在印尼的实施。1958年9月， 陆军最高将领纳苏蒂安又下令取缔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为苏加诺排除国内的异己力量，施行“有领导的民主”铺平了道路。1959年6—7月，苏加诺解散制宪议会，组成由他本人兼任总理的新内阁，此后又在1960年3月解散了名存实亡的国会。苏加诺把这一政治举动称之为“与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彻底决裂”〔4〕。
二、各国的执政者无法有效地解决乡村贫困化问题
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仍然保持着农业国的经济形态，西方统治时期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的代价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贫困化。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独立以后控制国家权力的各国政治家在改善乡村经济状况时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或是由于政府的乡村改革政策与地方利益集团和大地产拥有者产生矛盾，使有关的政策措施无法得以实施，甚至因此而威胁政权的巩固；或是代表有产阶级的执政者根本无意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逐步失去了其在乡村地区广泛的社会基础。
战后初期，菲律宾政府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日本的战争赔款，在50年代初步恢复了二战期间被破坏的工业和原料生产和出口，到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战前的1.5倍。但是， 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总的说来很少与农业有关”，维持不变的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民的收入仅及国内非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5 〕政府虽然制定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法令，但受到在农村中势力强大的大地主阶级的抵制，加上政府无法向需要购买土地的耕作者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土地改革的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此外，各级政府机构（包括法院和警察）与地方上的实力人物关系密切，当地主和佃农在土地出租问题上产生矛盾冲突时，往往是前者的利益受到保护。从麦格赛赛到马卡帕加尔，历届菲律宾总统都曾经试图以立法的形式解决成为阻碍乡村经济发展关键的土地问题，结果都失败了。地主阶级在菲律宾的势力盘根错节，掌握着议会和许多省区，政府的政策如果动摇了他们的势力，就会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因此，对菲律宾土地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6 〕农村生产关系始终无法改变决定了中央政府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和消除地方政治势力在本地区的专横，也加剧了乡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某些地方还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离主义倾向。60年代中期以后，代表农村贫困者利益的菲律宾共产党力量再度兴起，并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反抗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另外，南部的穆斯林反抗运动也因为政府无法解决经济开发和移民造成的与当地土地所有者的矛盾而不断激化。在菲律宾共产党和穆斯林两大反对力量的困扰之下，菲律宾的文官政权衰落，最后，由军人集团取而代之，于197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独裁性质的军事管制。
三、殖民地时期的分治制度给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遗留了严重的民族与种族矛盾
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东南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一直存在宗教文化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这种差异和对立在殖民地时期被西方殖民者实施的分治政策进一步固定化。尽管在分治的政治原则下，各种族的传统信仰和社会结构得以保留，但同时也使不同种族在经济地位、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更加难以弥合。在反对殖民统治和抗击日本军事占领的斗争中，各个种族因为目标的一致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有过政治上的联合，但是独立以后，各国内部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便再度暴露。这在独立后的马来亚表现得比较明显。
独立初期，马来亚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马华印联盟”是一个多种利益集团的混合体，然而，真正掌权的是代表极端民族主义利益的马来人上层及其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华族和印度族人在马来亚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加上新政权巩固自身地位的政治需要， 马来亚政府在1956—1957年对非马来人采取了容忍和同化的政策， 同时希望“在城市非马来人与乡村马来人之间求得经济上的平衡”。〔7〕但是， 政府确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政治上赋予马来族某种特权。代表华人利益的马华公会为此与执政者产生了激烈的纷争，种族联盟因此出现危机。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马来亚伊斯兰教党”，利用政府的偏袒政策发展自己的势力，取得了仅次于“马华印联盟”的政治地位，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联盟的内部团结。60年代初，马来亚政府总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领导人东古·拉赫曼提出建立大马来亚联邦的计划，遭到有独立倾向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左翼、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沙巴联盟党和文莱人民党等地方重要政治力量的反对，在文莱还因此爆发了人民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尚未撤出的英国军队介入了这次事变。尽管马来亚与新加坡在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于1963年在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政治框架内实现了合并，但二者在议会席位比例和国家控制税收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人口占马来西亚总人口16%的新加坡仅获得议会159个议席中的15个席位。〔8〕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后，政府为了缓和与各联邦成员的关系，不得不在保护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同时把沙捞越和沙巴州排除在外，而且允许在沙巴和沙捞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马来西亚政府还试图利用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对抗和印尼军队的武装入侵，转移国内人民对种族矛盾的注意力，巩固国家的统一，并使得执政党联盟在1964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对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执政联盟中的特权地位深感不满，提出建立马来西亚统一民族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是要求非马来民族获得均等的权益。李光耀的政治述求受到马来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抨击，新马领导人短暂的妥协和联合终于在1965年8月宣告彻底破裂，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此后， 在马来语是否唯一官方语言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内部各种族之间的争论仍然持续。极端民族主义者把马来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归结于代表殖民地传统的英语教育在学校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又把经济衰退引发的城市和种植园华人劳工的抗议行动与共产党的政治颠覆联系在一起。紧张的种族关系在1969年5月议会选举时发展成直接的流血冲突， 当拉赫曼总理指责反对党与共产党的代理人合作，并暗示华人加入了这个反政府联盟之后，首都吉隆坡爆发了反华排华骚乱，政府为此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禁止一切关于种族摩擦的争论，成立以拉赫曼为首的全国友好亲善委员会，力求通过政府协商恢复民族和解。即使如此，马来人优先发展的思想仍然是这个国家政治领导人坚持的治国原则，种族矛盾在政府强硬政策的压制下时隐时现。
四、美国的外部介入造成东南亚地区局势的长期不稳定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东南亚推行遏制共产主义战略是7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治动荡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泰国披汶政府执政时期，在国内实行军人政客的独裁政治，镇压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运动，曾经担任国王摄政的乃比里也因主张民主改革受到政治迫害，被迫出国流亡。泰国政府的反共政策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两国进而结成军事和政治同盟。由于美国在泰国的势力迅速上升，又将泰国拉入了朝鲜战争，引起了国内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不仅在民间出现反美的政治组织和抗议活动，连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1954年，披汶曾想借印度支那停战之机推行“新政”，抑制军队中的实力派，但又应付不了随之出现的国内民主浪潮，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1957年9月，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利用国内的反美情绪发动政变，并让他的部下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在议会中占据了优势，进而于一年之后亲自掌握了政府总理的权力，以他控制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国民议会，重新建立军人独裁统治。曾经担任过东南亚条约组织主席的沙立在其权力得到巩固以后，马上改变了对国内反美爱国运动的借用政策，再次以反共和维护国家安全作为政府对外政策的原则，积极争取美国的支持，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内部鼓动对老挝内部事务的干预，将西哈努克的中立和北越对巴特寮的帮助指责为共产主义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沙立政府的这种迎合西方冷战宣传的举动自然获得美国的青睐，因为“华盛顿之所以援助泰国，是出于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需要”〔9〕。50年代后半期泰国的大部分大型基建投资都是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合作总署提供的，美国则借此对泰国政府的政策进行干预，使之成为其在东南亚的反共同盟者。〔10〕沙立和他在军队的继承人他侬—巴博集团在整个60年代一直坚持亲美的立场，把泰国变成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基地。同时，军人政府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也激化了国内的政治矛盾。东北和南部地区成为泰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反政府活动的根据地。1972—1973年，以曼谷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群众民主抗议斗争形成高潮，他侬被迫下台，由文官接管政权，改变了完全依赖美国的对外政策，暂时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但是，军人集团的政治势力在泰国仍然很强，民主化的尝试不断遇到曲折，从1973年至1976年，政府内阁更迭多达5次。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政权坚持中立和独立的对外政策，但受到美国严重的政治压力，包括对柬埔寨实行经济封锁。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议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促使西哈努克在国内采取压制政党活动的政策，并且确立了自己为国家终身元首的地位。美国则积极支持右派反政府的“自由柬埔寨”运动，后者的领导人山玉成曾经于1959年组织武装叛乱，导致西哈努克政府一度与美国断交。在60年代，西哈努克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中立地位的支持，国内的右派势力则蠢蠢欲动，意图改变这种“左倾”的外交路线。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70年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把美国军队引入这个东南亚政治对抗的缓冲地区，充分证明美国的干预在柬政局变动中的重要作用。
至于越南的南北分裂和长达15年的战争状态，更加与美国对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积极介入战略直接相关。即使是在加入西方冷战同盟的南越，由于美国支持的政治傀儡与南方爱国力量的尖锐矛盾，加上美援扶植下的独裁政权政治上的腐败，政局同样动荡不安，政府多次更迭。1963年5、6月间，南越爆发了大规模的佛教徒反政府示威运动，吴庭艳政权的血腥镇压不仅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且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美国对南越的政策。肯尼迪政府意识到，要继续维护美国在南越的战略利益，就必须改变当地的政治困境。在总统和国务院的直接策动下，南越政府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于1963年11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8年的吴氏集团。 新上台的杨文明政府仍然与美国貌合神离，主张政治解决南越的政治危机。约翰逊政府于是支持坚定的亲美派人物阮庆于第二年1月再次发动政变， 为美国对南越军政事务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11〕
注释：
〔1〕〔2〕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中译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第233页。
〔3〕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388页。
〔4〕FredR.Von Der Mehden,Southeast Asia 1930—1970,P,80。
〔5〕《战后东南亚史》，中译本，第107页。
〔6〕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4页。
〔7〕David J.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AModern History,P.396。
〔8〕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4页。
〔9〕《战后东南亚史》，中译本，第98页。
〔10〕何肇发等：《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65页。
〔11〕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534—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