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修辞的基础
宗守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汉语语音修辞表现在许多方面，如音节、平仄、押韵、联绵等等，这些语音表现背后有着深厚的语音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音义相关，音节分明，音韵和谐。这些基础既是汉语语音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语言共性或区域共性。
关键词 ：语音修辞；音节；音韵
一、 引言
语音修辞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语音修辞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研究，一是语音修辞的基础，或者说语音修辞的条件；二是语音修辞的表现。王希杰先生在一系列修辞学著作中都对语音修辞的基础和表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也是语言音乐美的基础”[注]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应该说，正是汉语语音的音乐美等方面的基础，才造成了汉语语音修辞的种种表现。本文在王希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汉语语音修辞的各种基础或条件，包括三个方面：音义相关，音节分明，音韵和谐。
二、 音义相关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一般认为，语言中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没有道理可讲的，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1.1 一般资料 本院神经内科共有护士40名，均为女性，年龄21～48(28.5±3.8)岁；工作年限3～20(15.2±3.2)年；职称：护士25名，护师 12名，主管护师 2名，副主任护师 1名。所有护士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研究，并愿意积极配合完成相关调查。分别于团队管理制度实施前(2016年1～6月)及实施后(2017年1～12月)各抽取80例患者进行调查，实施前男 40例、女40例，年龄45～75(58.2±3.5)岁；实施后男 38例、女42例，年龄48～75(57.6±3.7)岁，实施前后所选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人们最早关注的不是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而是名称和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即名和实的关系。古希腊有“自然派”和“规约派”之争，中国先秦有“以名举实”和“约定俗成”之辩。“自然派”和“以名举实”说认为，名称和所代表的事物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是这个事物，所以叫这个名称；“规约派”和“约定俗成”说则认为，名称和所代表的事物是民众共同规约的结果，因为大家都叫这个事物这个名称，所以这个事物就叫这个名称。到中世纪，人们意识到，名称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示物的[注]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到现代语言学中，人们更关注的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关系。语义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但由于语义和事物有比较直接的联系，因此语音和语义的联系，仍然和名实关系有关。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可以解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但任意性不等于没有理据，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某个音和它所代表的事物或人头脑中概括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联系，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这种联系。即使是符号初创时期，也很难想象，命名者在命名的时候，是没有依据地随意而率性地命名。正如王希杰所说：“就是在语言符号最初产生的时候，本质上是任意的，但也不会一点儿联系也没有吧？恐怕也不是绝对的任意吧？”[注]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应该说，在语言中，音义之间的联系并不全然是任意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汉语音义的相关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这三个方面都和语音修辞有联系。
2． 语音干涉语义
王希杰认为：“从古到今，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语音同语义和感情色彩之间的某些联系。这就是所谓‘语音象征’词(Sound symbolism)。例如，在汉语中，开口度大的，声音响亮的ɑ、ɑo、ɑng韵字比较适宜于表达高亢的感情；开口度小的、声音细微的那些韵步的字，就难以表达豪放的激情，而适宜于表现低沉、悲哀的情感。在英语中，S的发音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事物的类似的声音，如：风声、水声、蛇的嘶嘶声。而M字母是低沉的鼻音，象征着海啸声、昆虫声、鸽子的嘟哝声等等。”[注]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 语音象征语义，是人类语言常见现象，尽管具体形式不同，但原则都是相同的。如指示代词音义之间存在着象征关系，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开口度大的用于远距离指示，汉语“那”和英语that都是如此，开口度小的用于近距离指示，汉语“这”和英语this都是如此，尽管汉语和英语指示代词的具体形式不同，但在开口度和距离的关系上是一致的。
现行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总量控制，二是水量分配，三是取水许可。从总量控制、水量分配到取水许可，是水资源从宏观到微观配置的过程。总量控制和水量分配是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权人，将其水资源宏观配置权在行政层级间逐级下放，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行政主体间水资源配置权和管理权的逐级分解，这是水资源的宏观配置，配置主体和对象是上一级行政区域政府和下一级行政区域政府，不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取水许可环节是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实现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将水资源使用权落实到取用水户，是水资源的微观配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在汉语中，语音象征语义比较常见，如某些动物因其叫声而得名，而拟音词的音义关系更是具有跨语言音义相通的共性现象。
语音象征语义，对语音修辞有很大的影响。如“因声附义”现象，有的学者作为一种辞格看待[注] 万云，郑心灵：《简说辞格“因声附义”》，《修辞学习》1993年第5期，第26-28页。 ，其实也是一种语音修辞现象，即把动物的叫声附加一定的意义，像把蝉的叫声附义为“钱”，把夜猫子的叫声附义为“后悔”等等。当然这些动物的叫声本来并没有人类所认知的意义，只是在特定情景中，听动物叫声的人由于心理世界的制约赋予动物叫声以意义，使动物叫声和语义临时建立起象征关系。语音和语义的象征关系也是一种造词的手段，这种造词的方法是基于语音修辞基础的。如有人把狗叫做“汪星人”，把猫叫做“喵星人”，这就是利用狗和猫的叫声命名的，“汪”的声音象征着狗的意义，“喵”的声音象征着猫的意义，于是出现“汪星人”和“喵星人”这样的基于语音修辞的词语。
声母和韵母的分别，是从汉代经学家开始的。先秦经书中一些难字的字音，到汉代就不容易辨识了，经学家为了让民众知晓先秦经书难字的字音，把一个字分为两部分，用容易辨识的两个字表示这两个部分，从而给难字注音，这就是“反切”。一个字的两部分，前一部分就是声母，后一部分就是韵母，这样声母和韵母就被分别出来了。声母和韵母的分别，是汉语音节分明的必然产物，单音节字分成两个部分，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分析方法很符合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有了声母和韵母这两个概念，汉语音节内部的基本组合规律以及整个语音系统就可以非常简单清楚地揭示出来。”[注]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 语音象征语义
语音和语义是语言符号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最理想的状态是音和义的完全对应，一个音只代表一个义，一个义只有一个音，如果这样，交际所产生的误会基本上可以消除。但这种理想状态显然是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语音虽然理论上是无限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人的发音能力、听辨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语音事实上是有限的，而意义是无限的，由于新现象、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语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无限的。有限的语音和无限的语义，成为语言符号内在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就是让一个语音负载多个意义，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记忆的负担，因此这也是人类语言运作的基本方法。在人类语言中，多义词、同音词都是用一个音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这在人类语言中是普遍的。相反，一个意义用多个语音表达，是少见的，这就是人类语言中绝对同义词/等义词很少的原因。
理论上，有限的语音表达无限的语义，会给语言带来极大的麻烦，会造成诸多的含混、模糊、歧义、误解等等，但在实际语言交际中，这些情况并不是经常出现的，因为语境具有定位功能，可以消除这些消极因素，“汉语同音现象特别严重，没有语境，孤立地听个别的语音，是很难分辨其意义的。在上下文中，就能很轻松地区分出来”[注]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311页。 。尽管如此，语音有限性和语义无限性的矛盾，仍然会使语音对语义造成干涉。
对语音修辞来说，语音对语义的干涉主要体现在同音联想上。同音联想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语音修辞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积极的同音联想，避免消极的同音联想。积极的同音联想主要表现在对吉利语的运用上。吉利语不一定符合物理世界的情形，而在心理世界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吉利语反映了人追求美好和平安的愿望。因此，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吉利语等同于迷信，而应该作为一种语音修辞加以积极引导。消极的同音联想主要表现为，当说话人用一个词语或句子表达某一中性意义的时候，听话人会联想到同音的消极意义。如“分梨”本来表示“切分梨子”的中性意义，但容易使人联想到消极的“分离”意义，因此有许多人吃梨的时候是不分开吃的。由于消极的同音联想在心理世界是负面的，因此语音修辞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避免消极的同音联想。有时候，一个语言形式，会同时具有积极同音联想和消极同音联想两种情形，不同的联想在不同的地区或群体中形成不同的亚文化特征。如“沉”，在笔者的母方言中有积极的同音联想，“沉”和“成”同音，“沉”有成功的积极联想意义；但在一些有江河的地区，船只行走在江河之上时特别忌讳说“沉”，因为“沉”有沉没的消极联想意义，甚至同音的“陈”都不能说不能用。
目前多数国家将愿意充当污点证人作为“酌定不起诉”的做法有利于提高腐败犯罪的定罪率。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只能适用刑法总则中的立功制度。应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中将此作为不起诉酌定情节;还可以根据刑法第390条、第392条的规定，对“主动交代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量刑上采取鼓励犯罪人揭发腐败犯罪予以轻罚或免罚的做法。
总之，由于语音干涉语义，语音修辞要求大力引导积极的同音联想，极力避免消极的同音联想，这样才能使交际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大队学校也开学了。大水淹死了三个老师，表姐补了上去。杆子说，还是有文化好啊，国家惦着你们哩。上面扒来扒去，大队就剩你小水是刚下学的初中生了。
3． 语音抑制语义
作为语言符号的两面，语音和语义是不可分的，正如王希杰所说：“在语言中，没有不表达语义的语音，也没有不依赖于语音而存在的意义。”[注]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第2页。 “语义”这一术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义指一切意义，狭义的语义专指语法意义。对语言符号来说，所谓“语义”显然是广义理解的一切意义，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语言符号中和语音相对的语义是多样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在词汇学和语法学中，广义的语义或意义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分别，一般认为，实词既有词汇意义，又有语法意义，而虚词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这样看来，尽管语音都能够表达语义，但语义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实词的语义程度较强，虚词只有语法意义，语义程度较弱。对实词来说，语音和语义都是凸显的，对虚词来说，语音虽然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削弱，但仍然还是凸显的，而语义则是抑制的，因此可以认为是语音抑制语义现象。
蜘蛛精闻声，那只几乎已经触到了墙头的节足，骤然停了下来。它扭头，望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借着月色打量了半晌，然后撤回节足，转过身子，朝向了天葬师的方位。
语音抑制语义的现象在虚词中还不是最典型的，最典型的是在语音修辞中的表现，主要是衬词的运用。“有这样一些词，它自身并无意义，只起着协调音节的作用，这就叫作衬词。衬词虽然没有意义，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就拗口。有了它，就顺口，就悦耳，口语中的衬词是很多的，如‘这个’‘那个’之类。”[注]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6页。 这里所说的“并无意义”指的是没有词汇意义甚至语法意义，但显然还有其他意义，否则就和“没有不表达语义的语音”矛盾了。其实，衬词所具有的意义是“程序意义”，是和“概念意义”相对的，“程序意义”的作用是增强交际的关联性，减少听话者为理解而付出的努力[注] Blakemore D, “Are apposition markers discourse marker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 32,1996,pp.325-347.，衬词也是如此，说话人运用衬词来协调语音或上下文，一方面方便自己表达，一方面有利对方接受，从而提高交际的关联性。
书面和口语的衬词其实是有差别的。书面的衬词主要出现在韵文中，像“来”“啊”“那个”“哎嗨哎嗨哟”等等，“衬词的运用是韵文的一个特点，这不限于汉民族，兄弟民族的民歌中也大量运用衬词”[注]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第178页。 。对韵文来说，衬词是必要的，衬词使语音和谐，甚至能达到使语音优美婉转的效果。口语衬词有积极的一面，但和韵文衬词不同的是，口语衬词还有消极的一面。口语衬词往往是一种习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衬词习惯，这不仅是修辞的课题，也是社会语言学应该积极研究的课题。口语衬词本来是说话人边说边想的产物，当一个语块(chunk)说完，另一个语块尚未组织成功的时候，说话人用“啊……”“这个……”“是不是……”等衬词临时补充两个语块间的空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定的衬词习惯。如果衬词运用过于频繁，成为听话人关注的内容，就有可能影响正常内容的表达。如有的教师在上课时频繁运用衬词“啊”，几乎每两个语块之间都出现一次“啊”，这种情况一旦引起学生关注，就会影响教学效果，有的学生甚至会记录老师在一节课说了多少“啊”字。因此，对语音修辞来说，首先要区分韵文的衬词和口语的衬词，韵文的衬词作为语音修辞的内容是积极的，而口语的衬词，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现象，是需要尽力避免的。
三、 音节分明
1． 汉语是音节分明型语言
由于汉语音节分明，说汉语的人在接触到其他语言时，常常根据汉语音节的习惯记录其他语言，汉语记录下的音节，未必是实际的音节情形。如English，只有两个音节，但说汉语的人会根据汉语音节习惯记录成四个音节，有“阴沟里洗”“应给利息”“因果联系”“硬改历史”等等。这其实也属于语音修辞范畴，是通过音节改造和音节附义的手段赋予语言调侃和诙谐色彩，从而取得好的表达效果。
音节的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西方学者在音节的确定上却莫衷一是，主要是印欧语系的语言音节不像汉语音节那样分明。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种种音节理论，有“元音说”“呼气说”“响度说”“肌肉紧张说”等等。
汉语音节则是分明的，一般有几个字，就算几个音节。唯一的系统性的例外是，儿化音和前面的音合并为一个音节，如“花儿”算一个音节，“马扎儿”算两个音节。从汉字字形看，以前有一个字读两个音甚至三个音的情形，如“千瓦”“厘米”“海里”“英尺”用一个字表示，“图书馆”用一个字表示，但现在都已经废弃不用了。总体来看，汉语音节和“字”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字”是分明的，音节也是分明的。
英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音节不够分明，但词是分明的，词和词之间有空格，就是所谓的“分词书写”，因此判定一句话有几个词，是非常容易的。但汉语恰巧相反。汉语音节分明，但词不够分明，词和短语之间的界线是比较模糊的，“羊肉”“鸡蛋”很像是词，但词典一般并不收录，语法上也往往归到短语。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教授一直提倡汉语“分词书写”，而且亲自实践，身体力行，出版了若干本用“分词书写”形式写作的著作，但响应者寡。这一方面和传统习惯有关，对于习惯使用非分词书写的读者，分词书写给人以不习惯之感；另一方面和汉语本身的特点有关，即汉语词和词之间本身就不是分明的。对汉语来说，一段文字数出多少个音节是容易的，数出多少个词是不容易的；对英语来说，一段文字数出多少个词是容易的，数出多少个音节是不容易的。因此，汉语是音节分明型语言，英语是词分明型语言，两种语言在音节和词的分明性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音节是听觉上能够辨别的最自然的语音单位。在英语中，有的音节是容易辨别的，如be是一个音节，bigger是两个音节，university是五个音节；有些音节不容易辨识，有人认为film是一个音节，有人认为是两个音节。在汉语中，音节都是容易辨识的，一般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因此一个人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就可以轻松地识别音节，如“车”是一个音节，“图书馆”是三个音节，“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七个音节。
笔者循诵《中峰集》几过，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董玘对不同的文章体裁是区别对待的。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文体意识的。比如他的奏疏、书札就写得明白晓畅，因为这是一种应用文体，必须看了让人彻底明白自己的主张。而序、记、赋、志铭则写得相对古奥，因为作为一个理学家，董氏要在这些体裁的文章中寄托自己的儒家理想，故文字不辞以模仿经籍来出之。如《陈情乞恩给假省亲疏》：
从普通语言学视角看，音节的分析是以元音和辅音的对立为基础的。汉语也可以按照普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元音和辅音分析，但从声母和韵母的分别入手进行分析，既可以体现汉语音节的特点，又可以体现音节分析的多样性，因此这是汉语音节最优势的分析方法。此外，声母和韵母的分别，也具有区域类型学特征，“音节结构简单明了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特点，汉语音节的结构框架(C)+(V)V(V)+(N，P)对汉藏语系其他一些语言来说，也是适用的”[注]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基础》，第104页。 。因此，对汉藏语系来说，有共同的语音基础，也应该有共同的语音修辞基础，这方面还需要加强研究。
音节是汉语中极其重要的要素，不仅是语音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影响着词汇、语法、修辞等等。
3.3 餐饮服务。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活动。
现代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双音节词占优势，这是现代汉语异于古代汉语的主要特征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汉语虽然某种程度保留了单音节词，甚至有些词类倾向以单音节词为典型特征，但并不是主流，只有双音节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主流，凡是符合双音化趋势的往往能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立足，反之则不然。现代汉语也有相当一部分三音节词，但也不是主流。到四个音节或更多，词语就倾向用简称的形式回到双音节模式。20世纪末，手机作为新事物出现，新事物需要用新名称包装，于是出现“移动电话”“步话机”“大哥大”“手机”等名称，当时正规场合多用“移动电话”，口语多用“大哥大”，但后来都逐渐成为历史，“移动电话”还偶有使用，“大哥大”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手机”保留下来，并逐渐成为汉语基本词。这是因为“手机”作为双音节词，有不可替代的音节优势，因此在竞争中最终胜出。
音节在现代汉语语法中也非常重要。语法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音节对语法的制约作用，如动宾结构，可以是2+2(阅读报纸、收割麦子)，可以是1+1(读报、割麦)，可以是1+2(读报纸、割麦子)，但不能是2+1(阅读报、收割麦)；再如2+1是定中结构(筹备费)，1+2是动宾结构(筹经费)。哈佛大学冯胜利教授所提倡并推动的韵律语法也极其重视音节在语法中的作用。徐通锵的“字本位”语法，多被认为语文不分，即“字”是书写单位，语法是语言要素，实际上，如果把“字”理解为音节，那么“音节本位”的汉语语法绝不是没有道理的。沈家煊在全面梳理汉语语法问题的基础上，把音节在汉语语法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双音化造成的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区分是汉语明显的形式区分，这一区分以及由此造成的双音节和三音节的区分、单双音节组配方式的区分，在汉语里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注] 沈家煊：《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65页。 。因此，音节对汉语语法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需要着力研究。
音节也影响着修辞。王希杰说：“汉语的音乐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音节的搭配，又主要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上……双音节和四音节，是自足的，具有均衡稳定感。单音节和三音节是相对不自足的，具有运动变化感。”[注]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574页。 音节影响着修辞格，许多修辞格都是和音节有关的，如对偶，要求上下句音节等同；排比，要求并列的几项音节相同或大体相同。句式的选择，也往往和音节有关，长句和短句，主要就是音节的差异，长句是音节数量多的句子，短句是音节数量少的句子；整句和散句也和音节差异有关，组成整句的几个部分音节相同或大体相同，组成散句的几个部分没有这样的要求。词语的修辞有时也涉及音节问题，尤其是作家改笔，常常有改单为双或改双为单的情形。
3． 音节对语音修辞的影响
他的声音很低，在山风中几不可闻。但终究是有人听到的。于是，天葬师睁开了眼睛，人群中也开始出现一阵低低的骚动，不过很快，那阵骚动便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虔诚的祈颂。
由于音节在汉语中的重要性，语音修辞不可避免地受到音节的影响，或者说，音节在语音修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音节影响着语音修辞的布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总之，音节对语音修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和汉语音节的分明性、音节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
二是尾重。语言有自由的一面，也有不自足的一面。就某一指称对象而言，有时候比较自由，可以用不同音节表达，有时不自足，只有一两种音节表达方式。如中国五大宗教“天基佛道伊”，作为单音节并列可以做到匀称，但如果是全称则无法做到匀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就需要按照其他原则安排。一般地，国家相关部门常常按照意义的原则排列，或者根据人数，或者根据重要性。如果单纯从语音修辞的角度看，应该按照尾重的原则安排，即前面音节少而后面音节多，“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最合理的安排。这种尾重原则具有跨语言的共性，正如刘丹青所说：“关系从句为什么喜欢在后面，这与重成分后置有关。指示词、数词为什么老在前边，这跟它的轻成分属性有关，指示词一般都不会复杂，都是简短的。所以简短的东西喜欢在前，重的东西要移到后面去。”[注] 刘丹青：《语言类型学》，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31页。
三是均衡。均衡表现在节律的安排上。“节律，就是节奏的规律。节奏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节奏。”[注]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361页。 这是语言节律的基础。就汉语节律而言，音节的安排是节律最重要的表现，近体诗中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多按照2+2+1、2+2+2+1的音顿模式形成节律，“每一个音顿由两个音节所组成，又以两个音顿为一个组合。这种2+2的音顿结构模式是从古到今最普遍的一种节律模式”[注]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第363页。 。可以说，由于音节均衡所导致的节律模式塑造了汉语的韵文，使韵文充满了音乐美。
一是匀称。汉语相同的指称对象，常常可以用不同的音节表达，施耐庵《水浒传》第44回有对和尚的描述：“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这是说，和尚这一对象可以分别用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记录。有趣的是，上述描述性话语都用六个音节，在牺牲结构一致的基础上，完全凸显音节的作用，这是汉语音节重要性的很好体现。就多项并列结构而言，并列各项力求匀称，如果是单音节，并列各项都是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也是如此。如“编导演灯服道效”是单音节并列，“编剧、导演、演员、灯光、服装、道具、效果”是双音节并列，只要始终保持匀称，就是好的语音修辞，如果本来可以做到匀称，却把单音节和双音节混合起来，从而造成不匀称，就不是好的语音修辞。
四、 音韵和谐
音韵是汉语语音中声母、韵母、声调的合称，亦可泛指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注] 罗邦柱：《古汉语知识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 汉语音韵的和谐，也影响了语音修辞。
1． 声韵相对分明
智慧园区建设需要遵循相应指导原则和标准，规范建设要求，优化智慧园区建设过程，为后续的智慧园区规划和管理提供可靠依据。智慧园区建设，其中集合了园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智能感知系统建设、支撑平台建设、传输网络建设以及软件服务建设等内容[5]。
汉语音节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和韵母是音段成分，声调是超音段成分。声母和韵母作为音段成分的两个部分，是相对分明的。一方面，尽管声母和韵母是一个整体，但音感上还是容易分别的；另一方面，声母和韵母的分别，毕竟不如音节和音节的分别那么明显，音节的分别不需要专业基础，但声母和韵母的分别需要一些基本的语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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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节在汉语中的重要性
2． 汉语声调具有旋律性
声调和语调都是超语言的语音成分。声调和语调的区别在于，声调区分意义，语调区分语气。语调在人类语言中是普遍的，因为任何句子都必定带有语气。声调则是因语言的不同而不同的，汉语有声调，不同的声调可以区分不同的意义，英语没有声调，一个单词不论用什么样的调说出来，都只区分语气，不区分意义。像汉语这样的语言是声调语言，像英语这样的语言是非声调语言。
根据语音学的研究，声调语言在人类语言中并不罕见。汉藏语系的语言普遍都有声调。印欧语系的语言只有北欧、东欧一些语言有声调，绝大多数语言都没有声调。南亚语系、南岛语系有些语言有声调。非洲班图语和美洲印第安语很多都有声调。“声调语言实际上是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注]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基础》，第124页。
声调语言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高低型的，像非洲和美洲的语言大都属于高低型声调语言；一种是旋律型的，像汉语属于典型旋律型声调语言。“旋律型声调语言除音的高低外，还根据音的升降变化区分声调。声调的音高和时间本来就是函数关系，旋律型声调的音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升，或降，或平，或高，或低，或呈拱形，或呈波形，画出来很像音乐中的旋律线，听起来也有较强的音乐性。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一般都是旋律型的，北京话只有四个声调，其中有升，有降，有高，有低，有平，有曲，就很具有旋律性，听起来很像是具有音乐性的语言。”[注]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基础》，第124页。 汉语声调的旋律性是汉语语音修辞的基础，汉语的音乐美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汉语声调的旋律性分不开的。
通过规范岗位大练兵工作，能够从根本上规范队员训练行为，消防训练安全隐患，更为队员实战灭火提供扎实的业务技能基础，对保障队员灭火安全、提升队员救援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下一步，治安保卫处将结合公司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要求，完善岗位标准作业流程大练兵内容，为提升集团公司应急救援能力不断前行。
3． 音韵对语音修辞的影响
借鉴进化算法研究领域中将约束条件看作优化目标的约束应对策略[18-20]，本文提出将由目标Kriging模型确定的EI准则和由约束Kriging模型确定的PoF准则同时作为优化目标生成备选试验点集，再从备选点集中选取新试验点的代理优化算法。最后，通过典型算例将所提代理优化算法与已有算法进行比较，验证所提约束应对策略及算法的有效性与高效性。
由于汉语音韵的特殊性，汉语语音修辞不可避免地受到音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联绵。联绵历来是汉语语音修辞的重要内容。联绵主要是联绵词的选择搭配问题。联绵词分为三种：双声联绵词、叠韵联绵词和非双声叠韵联绵词。前两种联绵词涉及声韵问题，双声是声母相同，叠韵是韵母相同，这是利用声韵相对分明的特征造成的语音修辞形式。双声叠韵是很早就存在的词汇形式，同时也是很早就存在的语音修辞形式，从双声叠韵的历史来看，古人已经不自觉地把声韵区分开了，汉语声韵的相对分明性可见一斑。从汉语语音修辞研究看，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联绵词的语音修辞功能。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中把联绵和摹声放在一起论说，认为在单音词占优势的古代汉语中，联绵词作为双音节词具有特殊的修辞作用，是语音美的重要表现手段。在《修辞学导论》中，联绵被作为独立的问题分节论说，王希杰更进一步认为，由于现代汉语双音词占优势，联绵的语音修辞作用已经不如古代汉语那么明显，但仍然是语音美不可忽视的内容。王希杰还认为，联绵词需要和非联绵词配合使用，“同异组合，交错适度”，才能使语言具有音乐美感[注]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568-570页。 。
二是平仄。汉语声调古今不同，地域有别。从中古音到普通话，汉语声调经历了“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派四声”的变化，从中古的八个声调变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从方言的情况看，少则有三个声调，多则有十多个声调。但总体看，汉语声调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平声，包括阴平、阳平，也可能有更细微的平声差异；一类是仄声，包括上声、去声、入声，这三类都有阴阳之分，有些还有更细微的声调差异。语音修辞对声调的基本要求是：平仄交错。只有平声和仄声交替出现，才能实现语音的变化美和曲折感，而只有平声或仄声，则是单调、枯燥的。在近体诗和对联中，有“忌孤平”或避免“三平尾”的原则，就是要求避免只有平声没有仄声。在现代汉语中，有些变调现象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全部仄声，如“我很想买五把好雨伞”都是上声，但变调后上声、半上、阳平交错出现，就避免了全部仄声。平仄交错，是创造汉语音乐美的基本手段，“平声与仄声的交错运用，也就是语音的长短交替、平调与升降调短促调的交替，就创造出汉语的音乐美”[注]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560页。 。
抓住国家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机遇，千方百计多渠道争取资金。精准农业应用系统投资较大，一套精准节水灌溉系统下来要在10万元以上。一是要探索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方式。统筹安排使用支农资金，围绕发展主导精准农业进行整合，通过资金整合，既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是拓宽精准农业投入来源渠道。进一步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吸引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精准农业[2]。加快农村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创新，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扩大农村担保品范围。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
三是押韵。相同或相近的韵母在一组小句的句末重复出现，就是押韵现象。押韵凸显的是音节的韵母，音节的声母则被抑制，也就是说，在押韵中，声母是无关紧要的，韵母则因重复出现而得到凸显。押韵在人类语言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英语也有押韵的情形，而且还有“头韵”“元韵”“尾韵”等类别。英语的押韵是重复音素造成的，不一定在句尾，也可能在句首或句中。汉语押韵都在句尾。在汉语中，押韵是韵文的特征，尤其是诗歌的特征。古代和近代汉语中，诗歌都是押韵的。在现当代汉语中，诗歌已经不再严格要求押韵，但如果诗歌押韵，仍然能够产生循环往复的音韵美感。另一方面，押韵也不是韵文的专利，一些小品、曲艺、顺口溜、俗文学等也都讲求押韵。由于押韵具有韵律的美感，且上口入耳，容易记忆，因此也成为记忆重要知识点的辅助手段。王希杰先生在几部重要的修辞学著作中都涉及了押韵问题，特别是在《修辞学导论》中，把押韵和情感表达联系在一起分析，颇有见地，“长音有宽敞、迂缓、沉静、广大、闲逸等韵味与情趣，而短音则有急促、急剧、狭小等韵味和情趣。清音能引起‘小、少、强、锐、快、明、壮、优、美、贤、善、静、虚、轻、易’等联想，而浊音能引起‘大、多、弱、钝、慢、暗、老、丑、愚、恶、动、重、难’等联想。不同的韵，是与人们的不同的感情相联系着的。因此，用韵的时候应当注意到韵的审美功能、感情色彩和心理联想的方向”[注]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第558页。 。总之，押韵是汉语语音修辞的重要方面，是在汉语音韵和谐的基础上产生的语音修辞手段，体现了汉语语音修辞的特征。
五、 结语
汉语语音修辞有着深厚的语音学基础，汉语的语音有独特的一面，也有符合人类整体语音原则的一面，这些方面对汉语语音修辞都有塑造作用。人类语言具有音乐遗迹，“我们语言中音乐的一个重要遗迹可以追溯到intonation(语调)这一名称那里去。这是一个可以独自讲话(或唱歌)的词。语言远远地超过我们所理解的东西，既可以是唱也可以是讲。像汉语这样的语言，以及较小的瑞典语，都能使音调的差异成为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汉语中一个词随着音调的改变，意思也要发生变化。当我们学一门新语言时，不仅我们的本族语发音系统(我们的语音学)阻碍我们的进步，还有我们的音调背景(即我们自己语言中的音乐性)也起同样作用。为了很好地学会一门外语，我们不仅应当学习该语言的词及词的结构，还应当学习这种语言的大概的旋律特点”[注] 戈德伯格：《语言的奥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9页。 。语言的音乐性反映在语音上，而语音的诸多特征是导致语音修辞的根本基础。汉语的语音修辞正是在音义相关、音节分明、音韵和谐这些语音特征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这些语音特征，能够更好地把握语音修辞，从而使语音修辞的研究更上层楼。
收稿日期 ：2018-11-11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上海市高峰学科“汉语言文学”项目(A-9103-18-365006)资助。
作者简介 ：宗守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和方言。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19)01-0064-07
(责任编辑 ：钟玖英校对 ：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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