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题论文,党执政论文,合法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治学从“执政”的逻辑起点出发，揭示出一种必然的政治规定性，即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进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其中，政治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因为这种资源已经成为既定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条件。由于合法性问题对于国家政权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因此它自然成为我们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合法性的生成
在政治社会中，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研究政治合法性资源问题时，一方面要弄清楚合法性生成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弄清楚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一）合法性生成的基础。
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的执政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的增长，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但是人们发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者能够完全保证自己所领导的经济建设永远呈现增长的态势，因此，它就需要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社会民众为主体的社会认同系统，并通过这个系统的支持和忠诚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行使自己的执政职能。这种认同、支持和忠诚不仅成为统治者实行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而且已经构成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当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在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时，其政治统治才是有效的，国家政局也将更加稳定。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政治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这种经验事实确定的合法性理论把合法性基础理解为社会民众对现实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它表现出了一定的价值取向，但是作为理论研究，应该认为这种概念的解释具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对社会民众产生支持、赞同的依据，即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来源作出必要的说明。“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①(P35-36)这就意味着，不合法的统治也会得到赞同——“一种强迫性的赞同”，否则这种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例如，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来教化和统治民众，这种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特别是在那些高度专制的社会里，统治者集政治权力和合法性解释权为一身，他们对于合法性的解释和证明，完全是出于自身统治需要的一种工具。
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符合价值规范和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民众支持和忠诚。在价值规范方面，政治合法性应表现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可的价值必然与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并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能有效表明这种政治秩序对于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公民都自愿遵守和执行现实政治规则和公共政策，并且不是因为不遵守和不执行会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都确信遵守和执行是应该的和必要的，那么这种政治体制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持续发展的时期就更长；在法律规范方面，如果认为法律程序无须考虑公正就能被接受下来的想法，那它肯定是与合法性要求不相容的；如果认为凡是法定的就是合法的，那么社会民众在权力面前将是被动的，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合法性的实质。法治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政治体系必须建立起一套法定的政治运作规则；现实政权与社会民众应当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社会民众确信既定的政治运作程序并积极介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显然，“合法性实际上是不同社会依据社会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内在原则对执政提出的本质要求。合法性的高低，就看执政符合这种本质要求的程度。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围绕着这些本质要求所进行的执政努力将构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所谓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②(P26)
（二）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合法性危机不是现代政治社会所特有的，在传统社会中就发现了它的存在。传统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拥有对合法性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权力，它完全可以自我宣称拥有合法性并迫使民众予以接受，于是就出现了把合法性力量等同于政治统治力量的政治现象，而且在国家机器力量日益强化的状态下，既定政权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基础必将进一步受到削弱和破坏，社会民众与既定政权的种种冲突就直接表现为合法性的危机。
现代政治社会发生合法性危机可以分为功能性原因和本质性原因两个方面。在功能性原因方面，由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开始相互交融，这样，经济危机的发生、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等等，都将直接诉诸于政治体系和现实政权，一旦国家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把由于社会功能失调而带来的负面效应维持在社会民众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合法性危机就容易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时期是合法性危机的易发期，这是合法性危机中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因为，“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③(P53-54)在本质性原因方面，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塞特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由此可见，“政治民主化”和“执政有效性”共同构成了民主政治社会的本质要求。所以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如果丧失了执政的有效性，那么它就同丧失了政治民主化一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合法性危机的发生，因此执政的有效性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现实政权的重视。
二、执政党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策略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形态中，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同的。因为，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是依据不同的历史过程形成的，而不同的历史过程决定了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实际地位，从而也对其合法性基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脱离现实国家和社会的具体实际来研究政治合法性的策略问题。
（一）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嬗变。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现实政治系统的执政能力和政治建设问题，所以就将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嬗变，定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执政的过程。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从而彻底结束了以往武装割据和政治权威散乱、薄弱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建立政治合法性基础中，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通过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的历史奠定了党的领导领袖人物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二是中国共产党占领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政治上体现了高度一致性；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聚了巨大的组织资源和组织经验。但是这种合法性基础是在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不能强行沿用这种合法性形态。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领导人需要建立适应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权威，更需要创造和运用能够形成执政合法性的各种体制基础和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的现实使得人们思想出现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形态，人们不再看重政治体系的“正统”或“神圣”，对政府领导人的要求也不再苛求其“尊严”，而只是从工作成效上来要求他。此外，腐败现象、失业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城乡差距扩大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挑战。
（二）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主要策略。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政治合法性作为执政党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它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认同系统如何建立；二是执政合法性靠什么维系。
1.要用“关怀”建立认同系统。在社会民众中生成的“认同”，不是一种单向作用的过程，它必须以政治系统与社会认同系统双向互动的过程而存在。所以“认同”即合法性的生成和实现，必然要求执政党和既定政权实现对社会认同系统及其成员的教化和关怀。这就决定了政治系统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建立起该系统及其成员对既定政权的信仰和信念；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建设，创造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现实物质利益的条件。
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所包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有效地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成为他们对执政党及其现实政权的政治认同。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引导社会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④(P19)其中强调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构成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同时，更加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对于维护合法性的功能和作用，甚至认为物质利益是生成和实现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⑤(P52)因此执政党要在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坚持执政为民，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绩不断满足社会民众的物质利益要求，以自己执政的有效性充分体现出对社会民众的关怀。
总之，只要执政党开展的一切工作都以人民同不同意、人民赞不赞成、人民拥不拥护、人民支不支持为衡量标准，就一定能够充分显现出共产党执政的有效性，也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和拥护。由此可见，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促成了这样一种实际效果，即合法性为执政有效性奠定了合理的价值基础，执政有效性为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现实支撑。因此，用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合法性，以合法性促进执政的有效性，并长期保持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然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动力性资源。
2.要用“制度”维系合法性。现代理性统治观念认为，一种统治只有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说是合法的，一是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二是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⑥(P128)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建设的战略构想和实际步骤，而执政党的一切决策和行动，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和认可，才是可靠和可行的，亦即只有人民真正需要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并被人民所贯彻。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现实表明，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必须依靠民主政治制度来进行安排和运作，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机制，而且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向。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民主政治制度对于建立社会认同系统并发挥其生成合法性作用的实际效能，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为社会整合创造条件。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权力仍然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在围绕这个核心开展的全部政治活动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互为层面，一个是权力的委托者即社会民众，另一个是权力的执行者即执政党和现实政权，而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参与，实质上就是社会民众以权力委托者的身分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以此影响和监督权力执行者的政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联系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桥梁，如果这种作用发挥得好，就能充分实现它们之间政治上的内在一致性，进而奠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建设实践中，这种作用的发生和实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社会民众的参政“意向”和政治系统提供的参政“机会”始终是以政治供需矛盾统一体的形式存在的，因此这种政治性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并且会带来某种不安定因素。但是在政治系统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处于密切、协调的状态下，政治系统就能比较容易吸纳政治参与的要求，同时政治参与也能比较理性地作用于政治系统。而这种密切、协调状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其对于民众的适合性。因此，依靠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安排和运作，就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参政机会及其现实条件，这样，不仅能够从客观上化解政治参与对政治系统形成的压力，而且能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条件和基础，进而一方面提高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合法性程度，另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的政治条件。
二是为政权运作提供保证。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为，一个合法的政治社会，首先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国家政权的政治约定中得到反映，而这种约定通常用法律及其制度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一种法律及其制度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它就根本达不到民主政治的要求；如果一种法律及其制度不能体现执政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这个党就承担不起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历史使命。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实行多数人统治的现代民治政体，应该体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凡在一个国家之内，全体人民的意见在重要政策上能有一点操纵的力量；二是在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手续上须按照法律上所规定的行为。⑦(P22)这里提出的要使人民的意见在决定政策时具有影响力，实质上就是要求政治制度能够把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转化为国家意志；这里提出的要按法律规定行事，实质上就是要求政治制度能够贯彻执行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及其制度建设，对于体现和实现人民的意志，对于加强国家政权运作的法律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对历史经验的思考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⑧(P22)因此，把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国家政权运作的重要手段，能够使统治秩序与具体领导人的作为相分离，进而形成一种“合法性由制度提供，领导人与政绩相关”的国家政权运作的保证机制，真正使政绩好坏只作为具体领导人就任职位与否的条件，从根本上避免把国家政权及其政治制度与具体领导人的作为相提并论，也不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或变更，而引起民众对整个制度的怀疑，甚至造成统治秩序混乱的状况。在我国政治领域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都是以保证广大人民公共利益的形成、实现和维护为核心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代表性。实践已经证明，当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指向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时，人民就会把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看作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从而有利于形成维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样，社会认同系统就能始终处于法律制度和有序的政治环境中，进而稳定地发挥其生成和实现合法性的功能和作用，以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