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人论文,为主线论文,晚明论文,陈眉公论文,晚明士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 2006)06—0142—06
“山人”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形迹、生存方式与传统“山人”已大相径庭，文化品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人尤其是在野士人的心态、人格，是晚明士风的生动体现。正因为此，明清时人在检讨晚明社会风气时，“山人”便难逃责难，而被视作“山人”领袖的陈眉公（1558—1639，名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一生历嘉靖至崇祯六朝，年二十九即焚弃儒衣冠，绝意仕进，隐于小昆山，后移居东佘山，辞谢征召，杜门著述，以诗文书画终老）往往就成了箭靶子。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甚至说，晚明的社会风气是“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将“言幽尚”的社会风气直接归责于“山人”的“竞述眉公”。尽管晚明“山人”在明清时人的心目中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是毋庸讳言的，他与“山人”这一称谓本身也多有纠缠之处。本文以“山人”作为切入点，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批评作为参照坐标，试图通过探讨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进一步认识晚明士风。
一
“山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本指山中隐逸之士。明代钱希言在《戏瑕》“山人高士”条中说：“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新唐书·李泌传》载，唐肃宗“欲授（李泌）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明代沈德符认为：“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泌）仅得此称。”① 由此看来，山人这一雅号，仅适合于李泌那样的不为官但具备一定才学的士人。这类山人，跟一般意义上的隐士相近。但历史发展到了晚明，所谓的山人已是另外一种类型。钱谦益曾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② 沈德符亦说：“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③ 不难看出，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一者，就形迹而言，传统“山人”隐居岩穴，晚明“山人”活跃于朝市，所谓“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④ 者也。二者，就生存方式而言，传统“山人”躬耕以自给，晚明“山人”“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⑤。
晚明“山人”不居山，成了被人诟病的重要口实。王世贞就曾责难：“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⑥ 据载，陈眉公一日在王锡爵家遇一宦， 宦因问之，陈眉公自谦曰“山人”，宦即讥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⑦ 此说未必可信，但可以肯定，“山人”遨游缙绅的行为方式，在正统文人眼里自然是可鄙的。但明清人对“山人”进行讥刺的时候，更多的实际上是针对“山人”身上所具有的“山人习气”，兹略举几例：
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人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⑧
仲良曰：……此辈（山人）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⑨
世之为山人者，岁月老于车马名刺之间，案无帙书，时时落笔，吟啸自得，而好弹射他人，有本之语，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属啮啖人者。⑩这些批评着眼于“山人”的恃才负气、使酒骂座、追名逐利、曲体逢迎等习气。在民间，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讽刺“山人”的民歌《山人》，对于晚明“山人”极尽奚落之能事：“做诗咦弗会嘲风弄月，写字咦弗会带草连真。……做买卖咦吃个本钱缺少，要教书咦吃个学堂难寻。要算命咦弗晓得个五行生克，要行医咦弗明白个六脉浮沉”，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投靠子个有名目个山人”(11)。平心而论，上述批评、嘲讽言辞过于刻薄，难免偏激，况且所谓“恃才负气”、“使酒骂座”等，在晚明并非“山人”所专有，至于“追名逐利”，更是晚明普遍的社会风气了。
晚明“山人”“携薄技”以遨游朝野，其中得意者有如相门“山人”吴扩、沈明臣、王稚登、陆应阳等，分别得到了严嵩、徐阶、袁文荣、申时行等的接纳(12)。而朝中官员似乎也乐于与“山人”结交，如万历皇帝的爱姬郑妃的父亲郑承宪“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13)；同情东林党派的李朴抨击奸党，“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14)。后来，“山人”之势越来越巨，以至于触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神经，万历皇帝不得不下诏：“尽逐在京山人！”(15)
从民间的山歌，再到万历皇帝的“恩诏”，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山人”从民间到庙堂，都不再是个受欢迎的角色了。
二
正因为“山人”在晚明颇受物议，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董其昌、李流芳、胡应麟、熊剑化、吴伟业、邹漪、陈贞慧、黄嗣艾等称陈眉公为“征君”，钱谦益则称陈眉公为“征士”，等等。事实上，陈眉公自己也是以“山人”为戒，“耻作山人游客态”(16) 的。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明确地把陈眉公当作“山人”，且视之为晚明“山人”的典型。如《梅墟先生别录》的“提要”说，周履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17)；《雪庵清史》的“提要”说，该书“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隆陈继儒之余慧，自以为雅人深致者也”(18)；《续说郛》的“提要”说，“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移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19)。此后，陈眉公在士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至蒋士铨著《临川梦》，则直斥陈眉公为欺世盗名的假“山人”。于是，“隐奸”、“云间鹤”成了陈眉公的代名词，“飞来飞去宰相衙”成了陈眉公行径的戏剧性概括。
就形迹、生存方式而言，视陈眉公为晚明“山人”，一点儿也不为过，也毋庸讳言。陈眉公捐弃诸生后，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并未离群索居，弃绝尘世，而是上“交游显贵”，下“接引穷约”(20)，“所知交遍天下”(21)。而且，其生计来源，“自少垂老，取资于秃管残煤（墨）”(22)。这跟“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陈眉公曾以“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为上联，面试年仅六岁的张岱，张岱对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23) 这一年，陈眉公已四十五岁。虽然张岱的应对有戏谑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陈眉公也偶有“打秋风”（“山人”游于名门富室以求取生计之需的行为）的经历，而这一点正是“山人”最为基本的特征。与陈眉公同时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有专门的《山人》一节，对“山人”的讥抨不遗余力。他也明确地把陈眉公归为“山人”，但对陈眉公却是一副褒赞的口吻。在“山人对联”条说，陈眉公的对联“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胜王钱用杜句十倍”；“别号有所本”条称“近日陈仲醇品格略与元镇伯仲”，将陈眉公视作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字元镇）同一品格的人物。沈德符不讳言陈眉公的“山人”身份，但又显然把陈眉公跟沾染“山人”习气的一般“山人”区别开来。这种对陈眉公的定位，是既客观又通融的。
既已明确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进一步把陈眉公视作晚明“山人”的领袖，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晚明“山人”赖以“问舟车于四方”的资本，是其所挟有的薄技：或诗文，或书画，或兵法，或医卜，等等。钱希言《戏瑕》说，“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可见，“山人”已不单是指诗文之士。日本汉学家金文京在《晚明山人之活动及其来源》一文中还列举了“山人”除诗文外所从事的十种职业：相术、风水、医术、书法、音乐、绘画、制墨、篆刻、武术、刻书等(24)，说明普通“山人”擅一艺而糊口，而负有才学的“山人”往往兼通诸艺，技压群芳，为一时之冠。这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徐渭、陈鹤、陈眉公等。青藤“山人”徐渭，诗、文、曲、书、画诸艺兼擅，还通兵法；海樵“山人”陈鹤，早年“郁郁负奇疾，自学医，为诊药七年，而病愈。……其所作为古诗文，若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其所自娱戏，璅至吴歈越曲、绿章释梵、巫史祝咒、棹歌菱唱、伐木挽石、薤词傩逐、侏儒伶倡、象舞偶剧、投壶博戏、酒政阄筹、稗官小说与一切四方语言、乐师蒙瞍，口诵而手奏者，一遇兴至，靡不穷态极调”(25)。徐渭生前声名不显，穷困潦倒，有影响是身后的事情。陈鹤所好尚，虽广博，却有低俗之嫌。而陈眉公，却是既“博学多通”，又“志尚高雅”（黄道周语）。他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兼能书画之学，(26) 懂得清赏清玩，而且博闻强识，大凡经、史、诸子，儒、道、释诸家无不了然，琴、棋、书、画又无所不晓。所以，陈眉公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素养更为全面，而作为名士，更是要求如此。大凡诗文之外，琴棋书画、花草虫鱼都应该懂得。这就是不但会正襟危坐，还要善于清赏；不仅会写，还要会“玩”(27)。显然，陈眉公的知识结构是足以让他成为名动朝野的大“山人”、大名士的。
在晚明“山人”中，声名显赫有如陈眉公者，要算相门“山人”王稚登（字百谷）了。清代嘉道年间的梁绍壬在其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陈眉公、王百谷、皆名噪一时”(28)。清末丁传靖在提及“女山人”时，也视二人为“山人”之代表。其《明事杂咏》诗曰：“山人一派起嘉隆，末造红裙慕此风。黄伴柳姬吴伴顾，宛然百谷又眉公。”王稚登乃长洲人，弱冠即补弟子员，后入太学，未几赴京闱，以父讣不终试，后归家，始弃博士家言。嘉靖末年，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明史》称：“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稚登为最。”(29)然王稚登在晚明就颇受讥弹。袁炜曾出题要座中客作“紫牡丹诗”，王稚登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袁炜赏叹击节，二人因成知己。据传，王稚登的同乡周幼海长王稚登十岁，平日里瞧不起王的所为，因改王稚登前诗句“袍”为“脬”、“殿”为“屁”以谑之(30)。前面提到的民歌《山人》，亦传为张凤翼因痛恶王稚登之为人而作(31)。周幼海改诗与张凤翼作民歌以刺王稚登，未必尽有其事，但他人对王稚登的讥弹想必并非空穴来风。其依附于宰辅袁炜的行径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嘲讽和忌妒。相对而言，陈眉公则幸运得多。他在晚明直至清初还是颇受人敬重的，其名声的跌落是清乾隆朝以后的事情。另外，王稚登在晚明“山人”中以诗著称，陈眉公以小品著称，相对于晚明诗歌而言，小品更能代表晚明文学的面目。所以，相对于王稚登而言，陈眉公显然更符合“晚明山人领袖”的身份，同时也更便于我们认识晚明士风和文风。
晚明“山人”群体的出现，有一个地域上的特点，即多数“山人”的籍贯在东南一带，而吴越间“山人”尤多。邹迪光曾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③ 有一流传在苏州、松江的谚语说：“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紬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晚明何良俊说此谚语“盖指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33)。谚语所讥讽的对象没有确指，但大多确系“山人”所为，至于“见了小官递帖望”、“剥鸡骨董会摊浪”等则是典型的“山人”行径了。苏州与松江接壤，士人习气相近，盛产“山人”，故有此谚语。吴越盛产“山人”，跟吴越一带商业经济发展较快、文化起点较高有关，另外恐怕也跟陈眉公的影响不无关系。陈眉公生长于松江华亭（今属上海），早有文名，后来名倾东南，其为人、为文多被人称颂和效法，其对吴越的社会文化、商业经济包括民众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非常人所能及。《明史·陈继儒传》说，“三吴名下士争欲得（眉公）为师友”；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说，“三吴诸先达家……四壁唯有盆松勃郁，屏间落落仲醇数语”。更有甚者，“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34)。陈眉公还是一位出版家，曾经“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35)，让他们寻章摘句，诠次成书，以取得生活之需。所谓“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大多正是“山人”身份。当然，陈眉公对晚明社会的影响不限于“山人”，地域也不局限于吴越，但“山人”正是晚明士风的代表，而吴越又是“山人”之渊薮。从这个意义上说，松江陈眉公于晚明士风，其影响可谓著矣。
三
“山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散漫的群体，其角色称谓也具有不确定性，许多“山人”还可能兼有其他诸如清客、幕僚、商人等身份，所以其组成成员的品格、习性显得非常复杂，难以定于一端。“山人”陈眉公兼有大名士、隐士、征君等多重角色，与沾染上“山人”习气的普通山人又有诸多不同之处，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首先，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声名烜赫，交游显贵，蒋士铨将之漫画为“飞来飞去宰相衙”。具体而言，与陈眉公交游的显贵主要有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首辅王锡爵及其子编修王衡、礼部尚书董其昌等等。其所交结，不亚于前文述及的相门“山人”。但与相门“山人”不同的是，陈眉公并非主动游于豪门富室，更没有（也不必要）寄食别家。陈眉公少年聪颖，有文名，徐阶、陆树声、王世贞等看重其才华，降礼与之交，引为小友。王锡爵因而招之，与其子王衡共读。董其昌少即与陈眉公同学，后一同学画，二人在诗文书画上多有默契。陈眉公之交游显贵，显然不是出于求售一己之长，大多却是因受人赏识、敬重，致使造访者无虚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事实上，对于“山人”之奔竞好游，陈眉公是颇为不齿的。他曾说，“一切游大人者，落落如飞鸟投兔，心窃羞之”(36)。在为王衡作的《纪游稿叙》中，陈眉公开宗明义指出，昔游有二品，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稇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37) 当时的另一位大“山人”赵宦光（1559— 1625）与陈眉公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赵宦光与妻陆卿子隐于寒山，虽然号称隐居，但与外界声气交通，当事者多造门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他“饶于财，卜筑城西寒山之麓，淘洗泥沙，俾山骨毕露，高下泉流，凡游于吴者，靡不造庐谈燕，广为乐方”(38)。不难看出，陈眉公、赵宦光虽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明史》说陈眉公“足迹罕入城市”，正说明他们坐在家中即能安享荣华与富贵。就此而言，他们的“游”，与一般“山人”挟诗文游走四方以求售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相反，其门庭大多时候还成为普通“山人”打秋风之所。如陈眉公曾经“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39)；成名后的吴扩晚年在秦淮河畔造长吟阁，接纳“山人”与四方之士。这种“山人”间微妙的关系，正显示出晚明“山人”以品行、学问、艺术造诣等又可分为若干品类。
其次，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捐弃诸生后而著“山人”服，是晚明的社会风气，(40) 如“山人”王翘“为吴嘉定之罗溪人，名翘，字时羽，一字叔楚，幼嬉戏图绘，兼解唐人韵语，已弃诸生，为山人。诗宗孟郊，山水宗米芾，间出新意，尤工草虫与竹”(41)。汪禹
“为诸生业，而其俗已窃笑之，已弃诸生，已又弃太学生，而被山人服。而家益贫，然时时手一编诗”(42)。类似的还有，昆山俞允文，字仲蔚，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43)；吴江王叔承，字承父，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后客大学士李春芳所。(44)
晚明生员捐弃诸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畏于科场之路的曲折、艰辛。正德、嘉靖年间，朝纲废弛，随着读书人数量的激增，真正能提供给士人的“官位”相对减少，“僧多粥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归有光在《曹子见墓志铭》中指出：“天下士岁试南宫者，无虑数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45) 时至晚明，万历怠政，缺官多不补，科举一途遂更为艰辛。如袁中道久困场屋，“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46)。汤显祖也是久试不第，直到三十四岁第五次上京应试才得中进士。而竟陵谭元春一生都奔波在科举路上，为举业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后逢恩选入太学，天启四年（1624年）以恩贡上京，却未能登第。天启七年（1627年），谭元春已四十一岁，始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闱第一。崇祯十年（1637年），谭元春再次赴京应考，行至长店，离京三十里，因病猝死于旅店，时年五十一岁。如果说袁中道等人还是在科举路上苦苦挣扎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士人就干脆放弃举业、别寻他路了。如归子慕“万历辛卯，举于乡，一再试不第，不赴公车，屏居江村”(47)。陈遁，字鸿节，“少为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尽发箧衍中应举文字及所着衣巾，燔之而儛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钓弋自娱者二年。出为村夫子教授，三年夏弃去”(48)。纪青，为诸生，“好为诗古文，谭言颖绝，不得志于有司，入天台国清寺投耆宿雪堂为僧”(49)。金坛人于嘉，本来家世仕宦，但“以高才困于锁院，遂弃去，肆力为诗”(50)。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颇有才名、在科场之路上本有美好前程（受到徐阶、王锡爵、王世贞等人的赏识）的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后，为何一郡皆惊，诧为异事了。陈眉公未及而立之年即捐弃诸生，终生不易其志，这是他获高蹈之美誉的前提。
再次，陈眉公的名利观在晚明也是颇有独特性的。“山人”游走四方，以诗文干谒权贵，求售自己所长，大多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取得维持生计的银子，“借士大夫以为利”(51)。沈德符说“山人”陆应阳借申时行的权势“攫金不少”(52)，李贽也骂晚明“山人”“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53)。陈眉公弃诸生后，甘于清贫，以“名利坏人”(54) 为家训。名声大振后，征谓诗文者无虚日，拜谒者“往往缨弁之彦，轻肥之子，间有投赠”，而陈眉公“四壁萧萧，不为动”(55)。后来，陈眉公家境稍微殷实，但他并不积贮钱财为子孙计，以为“人各有天，吾不为青草忧春雨也”(56)。但另外，他又乐善好施，“弟之子，姊之孤，赖仲醇得存”(57)，“至族党故旧及闾里之孤子无告者，辄多方赈恤，垂橐无厌”(58)。每当“寒夜途行，闻驿夫挽舟声，必停桡煮糜以济饥寒僵仆者”(59)。成名后的陈眉公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屡屡为民请愿（这正是他“飞来飞去宰相衙”的主要目的），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故深得百姓爱戴，当地有一桥，人们称之“眉公桥”(60) 以为纪念。陈眉公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心系黎民的救世婆心，使得他负有清望。这在晚明众多的以攀附权贵为主要目的的“山人”中是很难得的。
另外，所谓“使酒骂座”、“恃才负气”等“山人”习气，显然也不是陈眉公所为。陈眉公与人交，“朗月和风，穆然无竞”，“荐绅布素以及当路造谒者，俱以真率，无异同”(61)。他很少轻易褒贬人物，素不露才。少年时即负盛名，有人以笔墨攻之者，陈眉公淡然处之，“不喋喋洗发；俄而论定，亦未尝沾沾色喜”(62)。相反，对于一些“山人”习气，陈眉公颇引以为戒。他在《读书镜》卷五中写道：“余闻之师曰，未读尽天下书，不可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者，益知古人不可轻议。”(63) 这是针对“山人”肆意臧否人物而发的。 又在《读书镜》卷八中写道：“自来山人词客，与达官贵人，出文示客，动称之曰：‘此咸阳东西京’；出诗示客，客亦称之曰‘此开元大历’。……嘻！岂其书果不可以损益乎哉？故词赋家去盈气远誉人则可，不然，其不为吕贾之书者几希。”这是针对“山人”与王公贵族相互矜夸的风气而言的。
陈眉公生活的晚明，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忧时济世的他屡屡发言纠之砭之，俨然一副卫道者的口吻。令人唏嘘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后，陈眉公反而被当作了引导、败坏士风的坏典型。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正是陈眉公在当时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清人对晚明士风、晚明“山人”持讥刺、批判的态度，故着眼于“同”。且偏执于“同”。殊不知，面对晚明士风的现状，陈眉公除了批评外，更有救弊之努力。陈眉公生前曾感叹：“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甚且无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谤，角摧齿缺，骨竭翠销，孰非名为的而招之射哉！故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无名。”(64) 不曾想，这几句痛切的话竟成了陈眉公的自谶。
注释：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名号”条，北京，中华书局， 1959。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4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名号”条。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见《历代纪事本末》北京， 中华书局，1997。
⑤⑩ 谭元春：《女山人说》，见《谭元春集》，第789、789—7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⑥ 王世贞：《昆仑山人传》，见《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四，《四库全书》本。
⑦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陈眉公”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⑧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⑨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愚妄”条。
(11) 冯梦龙辑：《山歌》，第10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恩诏逐山人”条。
(13) 张廷玉等：《明史·陈登云传》，第60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张廷玉等：《明史·李朴传》，第6159页。
(1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恩诏逐山人”条。
(16) 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谱末识语，见《陈眉公先生全集》，明末刻本。
(17)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5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05页。
(19)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24页。
(2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38页。
(21)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四，《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
(22) 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谱末识语。
(23) 张岱：《琅嬛文集》，第201页，见《自为墓志铭》，长沙，岳麓书社，1985。
(24) 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动及其来源》，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1)。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第509页。
(26) 在绘画上陈眉公与董其昌并称为“董陈”，共创了“划分南北二宗”说，并影响了松江画派。
(27)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汤若土诸家小品》，第9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8)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山人”条，第34页。
(29) 张廷玉等：《明史·王稚登传》，第7389页。
(3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王百谷诗”条，第585—586页。
(3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歌”条说：“张伯起（凤翼）孝廉长王百谷八岁，亦痛恶王为人，因作《山人歌》骂之。其描写丑态，可谓曲尽。初直书王姓名，友人规之，改作沈嘉则（明臣），复有谏止者，并沈去之。张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绝意公车，足迹不入公府，与王行径迥别，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32) 邹迪光：《石语斋集·与陈小翮》，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9册。
(3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 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见《眉公府君年谱》附。
(35)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6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36) 陈眉公：《与陆公》，见《白石樵真稿·尺牍》，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
(37) 陈眉公：《纪游稿叙》，见《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明末刻本。
(38)(39)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566、6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0) 陈宝良：《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载《史学集刊》，2000(5)。
(41) 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42)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43)(44) 张廷玉等：《明史·王稚登传》附，第7290页。
(45)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第4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6) 袁中道：《珂雪斋集》，第10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7)(49)(5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37、582、663—664、 639页。
(48)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1) 《四库总目提要·牒草》提要说：“山人墨客，标榜成风。 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5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愚妄”条。
(53) 李贽：《焚书》，第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4) 陈眉公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中有“名利坏人， 三尺童子皆知之”等语。
(55) 卢洪澜：《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见《眉公府君年谱》附。
(56)(58)(61)(62) 卢洪澜：《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见《眉公府君年谱》附。
(57) 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见《眉公府君年谱》附。
(59) 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谱末识语。
(60) 《眉公府君年谱》“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五十六岁”条载， 是年眉公“募翁氏，请藏经建阁以镇兹山，山壑界石梁，后人往来，称‘眉公桥’。”
(63)(64) 陈眉公：《读书镜》，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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