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与思想变迁——1978～2007年档案编研工作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工作论文,述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编研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不仅因为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空前增长，而且做好档案编研工作是开发、整合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举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公布的《迈向知识社会》的世界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知识社会，只有真正的知识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档案编研工作如何实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优势，加速推进社会知识化的进程，已成为新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严峻挑战。本文拟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近三十年来（1978～2007年）档案编研类论著为考察对象，在深入分析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进程与思想变迁，以期为探索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规律提供参考。
一、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进程及其时代特征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档案史料编纂时期；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档案编研工作的集体反思时期；第三阶段则是信息时代崛起的档案信息编研时期。
1.八十年代兴起的以汇编历史档案为主的档案史料编纂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档案界以档案开放为条件，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为出发点，认真审视、重新部署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战略问题。①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提案；同年8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指出，“工作基础较好的档案馆，要着手进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研究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工作基础较差的档案馆，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80年5～6月的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积极汇编、出版档案史料是贯彻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重要方面之一。1981年12月全国省、自治区档案局、馆长座谈会提出，“加强编研力量，编辑各种汇编和史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服务。”
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及各级地方会议的推动下，被“文革”破坏殆尽的档案事业经过整顿，逐步恢复、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各级档案馆普遍设立了档案编研机构，编辑出版档案史料逐渐成为档案馆利用工作中的一种日趋普及的方式。据统计，1981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主编与合编的档案文献出版物有20种40余册，约1339万字，到1990年，各级各类档案馆公开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多达1871种，约计98685万字。②
八十年代兴起的这段史料编纂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工作的一次空前繁荣，档案部门成为编纂公布档案文献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档案文献编纂纳入到社会规划中。③这一时期的编研工作，主要以历史档案汇编为基础，以服务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计划主义色彩浓重。
2.九十年代档案编研工作的集体反思
相较八十年代的如火如荼，九十年代的档案编研工作总体上来说是低调而平缓的。独立划分出这个阶段是有据可依的。九十年代档案编研工作的进步性与阶段性特征，并不全然表现在编研成果量的积累与质的提高上，而集中体现在对八十年代形成的档案编研行为的理性认识与集体反思上。这一点通过对比两阶段讨论档案编研工作的论文可以得到证实。在笔者以“档案编研工作”为篇名的期刊网检索结果中，1980～1989年的档案编研类78篇论文中，极少涉及讨论档案编研工作改革类文章；而在1999年的数百篇论文中，档案编研工作“问题”、“困境”、“新思路”、“再认识”、“出路”、“改革”、“创新”等字眼屡见不鲜。这并不难理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客观上要求档案编研工作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档案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就给我们档案编研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编写的资料不能只应付达标、升级、检查，所编的成果也不能只局限于大事记、文件汇编、组织机构沿革等”④，八十年代兴起与发展的档案编研工作，过于浓重的计划主义色彩，使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的九十年代举步维艰。
九十年代的批驳与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档案编研工作总体上未能把握时代脉搏，有效地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过去的档案编研工作基于服务党政部门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忽略了社会主体多元化的需要。档案编研部门未能注意从多角度、多层次开发档案信息，切实满足现实需要。第二，编研对象、内容、形式过于狭隘。过去的档案编研工作闭关自守，一方面不重视社会需要，选题狭隘；另一方面，单纯依靠馆藏档案，选材不丰富。第三，编研关系处理不当，编研分离，只编不研。
3.信息时代“多元化”档案信息编研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代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了信息时代。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要方式之一的档案编研工作，在信息化环境中遭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多元化”是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的主要特征。
档案信息编研的“多元化”体现在档案编研工作的诸多方面。第一，编研主体多元化，馆内编研力量与馆外编研力量合作加强。一方面，档案馆主动联合其他档案馆、基层机关档案室、企事业档案馆积极开展档案编研；另一方面，档案馆加强了与社会专门研究力量的合作编研，除与相关部门如档案、文献、党史部门等合作外，与科研部门、技术部门、经济部门的联系也日益增强。第二，编研方式多元化，以编为主，编研结合。信息社会，人们要求所提供的档案信息更加准确、全面、系统。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高质量的编研成果，档案编研工作者在编研实践中既严格遵守忠于原文、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保证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同时也认真研究、科学加工，使档案资料完整系统，科学有序。第三，编研选题多元化。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利用需求在编研工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选题上，由过去仅依靠馆藏档案资料定题，逐步向以馆藏资料为主，按照社会和公众需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中心，结合重大纪念活动，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和本地人文特色等选题。第四，编研技术多元化，由纯手工方式逐渐向现代化过渡。技术手段的更新，是信息时代档案编研工作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从确定选题到搜集资料、编辑加工、审校、出版，编研工作的各环节开始纳入电子计算机操作和网络化管理。第五，业务组合多元化，编研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很多单位把编研工作与基础工作、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资源而不是以产品为基础的多元化业务组合是近年来企业管理兴起的一股热潮。一个企业能否实施多元化业务组合，首先取决于多元业务的相关程度，其次在于核心技术、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三方面的共享程度。⑤相比企业，档案馆（室）具有多元化业务组合的显著优势。这是因为，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下，档案编研与基础工作、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密切相关，而且在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方面有着极高的共享性。
总之，信息化背景下，档案编研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编研工作者与时俱进，积极开拓适应新时期档案编研工作发展新道路。
二、档案编研工作的思想变迁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前进的步伐，档案编研工作指导思想与理论研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其一，对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重新认知；其二，“小编研”到“大编研”的思想变迁。
1.关于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重新认知
意识范畴的认知行为，一则以隐性方式渗透、贯穿于意识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二则以立说、著书的形式成为显性知识成果。由于考察意识主体的实践活动受时空、地域等诸多因素限制，而意识主体出现在各种场合、期刊文献中，未形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也不容易全面、准确地把握，那么，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编研工作者对档案编研工作性质、地位的认知状况，最有效的途径应当是考察各个时期知名学者出版发行的编研类著作。
1985年梁毓阶先生主编完成（非出版时间）《档案史料编纂学》一书，该书是一部研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理论、历史、原则和方法的专著。需指明的是，当时的档案编研工作实践几乎等同于史料编纂。书中指出，档案史料编纂的意义在于它是发挥档案作用的一个必要方法，也是实现档案作用的有效措施；它是开放档案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先行工作，也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它是保护档案和流传档案史料的好方法。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档案工作虽然得到重视，但也仅仅是作为发挥档案作用、提高档案水平、促进文化建设等诸多途径之一，是“必要方法”、“有效措施”、“基础工作”。1990年曹喜琛先生在汲取建国以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新鲜经验和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主编了《档案文献编纂学》，他认为，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在档案事业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提高档案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加强档案馆业务建设的重要一环，对档案馆的基础工作起促进作用；其次，它是开发提供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编纂公布档案文献对于历史典籍的保存、积累、传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编纂公布档案文献是进行政治斗争、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生产建设和工作者查考也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借鉴作用。⑦书中饱满的言辞，明显提升了档案编研工作的地位，强调了档案编研工作在信息资源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最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一书更是将档案文献编纂功能独立一章，专门论述了档案文献编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最近几年，档案馆（室）的编研工作更是深受领导重视，一些省、市的档案馆已将编研工作由基础工作升级为主导工作，把档案编研工作视为发展档案事业的龙头，强调它是促进档案馆（室）基础工作的动力，是提高档案馆地位和形象的大工程。
2.“大编研”思想的形成与确立
追根溯源，“大编研”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编研思想已初见端倪，在一些探讨档案编研工作问题与改革的反思性质类论文中，大编研思想就在逐步酝酿。“大编研”名称最初见于现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发表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期的《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大编研”是相对于传统的编研工作而言的，它的编纂者既包括档案馆（室）自身，还包括档案馆（室）联合的社会各单位，甚至有关专家、学者及个人；它的载体除了书刊等印刷物以外，还有录音、录像、光盘、缩微胶卷等；它的形式除了文件汇编外，还有档案资料目录汇编、档案资料内容介绍或提要、档案资料的考证或评介、对档案资料经过研究加工而编写的有关资料或撰写的研究论著以及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等；它的材料除档案外，还有图书、报纸、刊物、机关出版物、书画、碑拓、印章等各种资料；它的资料来源，除了本单位收藏的，还有本单位以外收藏的；其发行范围一般也比以前大。“大编研”思想是对传统档案编研的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包涵了档案信息采集、编研过程组织与管理以及编研成果出版发行三个开发层次的指导和控制，诚如该文所言，这种“大编研”思想是对档案部门各种信息资源的全方位和立体式开发。
从“小编研”到“大编研”的思想变迁，是档案编研工作者与时俱进，顺应信息化社会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现实需求，在长期的档案编研实践工作基础上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大编研”思想是档案编研工作创新思维的集中体现，它解决了“小编研”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为新时期我国档案编研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出路，成为当今社会档案编研工作有效服务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注释：
①韩宝华：《走向共享——中国的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4期
②曹喜琛：《历史档案开放与档案史料编研》，《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6期
③丁华东：《20世纪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三次高潮略论》，《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2期
④彭坚：《论档案编研工作的创新实践》，《北京档案》2006年第3期
⑤参见www.folo.cn/user1/847/archives/2006/2442.html
⑥梁毓阶、陈集忍：《档案史料编纂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⑦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