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的三大变化与若干政策选择——个阶段性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大变论文,化与论文,我国农业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了我国农业正在经历的三大变化及其这一过程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农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并对我国三个主要农业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概括性地提出了农业政策选择的中心。
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我国农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急剧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传统的粮、棉、油生产为主转向粮、棉、油、畜、果、菜、渔综合性生产；从自给、半自给性农业转向商业化农业；从劳动集约农业转向资本集约农业。这种转变是国民经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种必然趋势，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经济现象。不过，由于我国又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之中，自然又有它独具的特点。怎样引导这一变化过程顺利的发展，直接涉及到八亿五千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涉及到全国粮食自给水平，也涉及到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问题，主要是如何协调上举多方面的关系的问题。
一、农业的三大变化
总的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呈现持续发展的势头，1990-1995年期间，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了43.5%，平均每年递增7.3 %（按可比价格计算）。但是，各业增长速度却有很大差别，同期，渔业产值增长了1.1倍，畜牧业75.6%，林业43.5%，种植业只有23.3%， 而全国粮食总产量仅从1990年的4.46亿吨增加到1995年的4.67亿吨，平均每年递增率为0.9%，低于同期的全国人口净增长率（1.15%）。 农业部门结构的调整还表现在农用地结构的变化上。在1990-1994年期间，我国农用地（不包括林地）扩大了15.8%。其中耕地却从9930.5万公顷减少为9490.7万公顷，减少了4.4%， 种植业所用耕地在农用地中的比重从93%降为76.7%，园地从4.2%上升为8.6%，水产养殖业面积从2.8 %上升为4.1%。
农业部门结构的调整是合乎经济规律的，从微观经济机制来看，增长较快的部门是利之所在，生产要素所趋；就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它构成了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上所说，畜牧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率在13%以上，渔业接近20%。新兴农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农、林、牧、渔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可以划入高速增长部门（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3%）。
90年代前期，农、林、牧、渔业的年均增长速度， 远高于1985 -1990年间的速度（年平均4.5%），接近于我国农业飞跃发展的1979 -1984年时期（年均7.6%）。不过，从农业各部门对于农、林、牧、 渔业增长的贡献来看，90年代前期同80年代前期大不相同。1979-1984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中粮、棉、油大宗农产品的持续大幅度增产，而在1990-1995年间，则更多得利于新兴农业部门的成长。可见，农业部门结构调整同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农业部门调整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怎样保持国民经济和农业内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例如，如果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继续停留在这样低的水平上，势必降低我国粮食自给水平，可能下滑到国家政策难以接受的低水平。从农村经济整体来看，非农产业发展更快，在同一时期中，非农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由53.9%升为77.1%，相应的农、林、牧、渔业降为22.9%，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兼业化现象，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即我国稻谷的主要产区，已经走上了日本农业的路子。这种变化，是资源结构优化的体现，特别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一条主要出路， 1994 年底全国乡镇企业在业职工1.23亿人。不过， 另一方面，在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和兼业条件下， 农业的前途又如何呢？这是日本经济学家早已就日本农业提出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较强的危机感。
我国传统的农业，农产品商业化程度很低，而新兴的畜牧业，林果业、菜业、渔业则基本是商品性生产，它们是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所以，农业部门结构的调整，还意味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1995年商品率较高的畜牧业产值已占到农、林、 牧、 渔总产值的30%，渔业升至8.4%，随着大批农民持续的向非农产业转移， 粮食商品率也有提高的趋势。
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那就是农产品运销行业，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仓储业，运输业以及产品及其制品的批发与零售商业，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蔬菜，正成为一个行业，这些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新兴行业，是农业生产延续，成为农业与非农部门及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因此，它的发展状况如何，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它使农业的面貌根本改观。
我国不但出现了一个农产品商品化的浪潮，而且，农业经营已经表现为相当高度的商业化水平。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物，如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农用薄膜以及饲料都是工业产品，这就大大加强了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依赖。起联系作用的是另一个运销行业，即农业生产资料运销行业。农畜产业日新月异的新品种，也正以技术载体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不但是农业生产投入物，而且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的减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在从零值变为正值，这就意味着一个农业劳动力市场的萌动。关于土地，有的地方已在试验把土地承包制转向租赁制。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农业中的生产物资、产品、劳力和土地都在走向市场。农业商品化还从农民生活方面表现了出来：1995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中（1310.36元）， 现金支出部分已占到66%。
以上所说的农业商品化情况，既是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成就。不过，不论农产品市场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都还很不规范，主要是缺乏公平竞争，经济效率较低。这里也有一个政策选择问题。
在传统概念中，所谓农业，往往指的只是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传统观念与自给性农业是相一致的，基本上从生产者之手直接到消费者之口，没有什么中介环节，现在随着上举农产品和农用品两大运销行业的发展，再加上已在起动中的农业金融行业，我国正在出现一个复杂的农业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从生产者之手，到消费者之口，层层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消费者支付的价款，在农业系统内的各个环节上进行分配。各个环节所占份额，也随着农业系统的扩充而不断调整，在现代农业较为发达的美国，7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者所占的比重已降为12%左右。用传统的自给性农业的观念来看，这种农业系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我国，农业系统的建立还刚刚起步，前途不可限量。在这个会持续膨胀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系统内外各个环节之间利益关系，便成了农业政策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当前社会上议论较多的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行政与企业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农业从劳动集约经营向着资本集约经营的转变，大体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逐年下降。1995年比1990年减少了3.3%。这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然， 这里说的资本集约，只是相对于我国传统农业而言的，从国际上来说，劳动集约仍是我国优势所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依然是适合当前国情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不过，1990-1994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逐年递增率为6.61%，而投入的物质费用、劳动力数和耕地面积的平均每年变化率则依次为8.48%、-0.56%和-0.18%。农业经营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劳动力投入开始减缩，资本较大幅度的增加。
当然，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农村地区的充分就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以及农业劳动力边际报酬的变化，其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这些都是制约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
农业（狭义）劳动力的另一变化，表现在劳动力素质的下降。这主要由于青壮年和有文化的劳动力转出较多，留在农业中的老弱劳动力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传统的粮、棉、油大宗农产品生产部门，不利于农业进一步的发展。农业资本集约化进程直接表现在农业投资和物质费用的快速增长。1980-1990年间，物质费用平均逐年递减率已达到7.6 %，1990-1994年间又升至8.48%。资本集约化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包括：新建生产用房，如畜舍、仓库等；农用机械，如收获机械、饲养机械、运输机械等；水利设施，如新建灌溉系统、畜舍给水系统、开挖渔塘等。在北京郊区，传统的土渠畦灌系统，平均每亩水利投入为80元，改为低压管灌，投资高达275元，为前者的3.4倍，农业资本集约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它的优点是：同土渠畦灌相比，每亩可增产粮食40公斤，节约耕地10%，节约用水50%。一则投资报酬不低，同时不但增加了有关国计民生的粮食生产，而且节约了水、土两项我国极为重要的稀缺资源。劳动集约农业的一个优点是精耕细作，这一优良传统，是几千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增长缓慢，但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欧洲农业相比，显示了我国悠久农业文化的优势。资本集约农业是与技术革新相联系的。在经济发达国家，早已出现了全封闭的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养禽场，养猪场。这项技术在我国也已开始萌动。不论中外，这种发展趋势，都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只是早晚、快慢不同罢了。
农业资本集约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政策问题，例如资金来源问题和技术不断革新问题。这也是引导经营形式转变，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目的在于，用技术优势取代资源消耗型经济，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净增率。
二、若干政策选择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上文在讨论我国农业三大变化中已经涉及到一些课题。总的来看，我们所说的政策选择，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如何协调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包括农业产中、产前和产后之间，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篇短文只是把我认为意义重大的若干政策问题提出来，进一步讨论要留给专门研究工作。
（一）粮食政策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李斯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这种提法，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是没有根据的。芝加哥大学的盖尔·约翰逊已对这一论题作过反驳。从我国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粮食自给水平。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作者曾在1988和1994年作过两次探讨，现在我国又有了新鲜经验。从1990-1995年间我国生产情况来看（平均每年递增0.9%）， 我国粮食缺口似乎日益扩大。而1994-1996年间我国粮食生产却连续两年分别增长了4.5%和3.2%。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除了天气因素之外，主要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状况。既不必为低增长而悲观，也不可为高速增长而自满。从我国90年代前期粮食生产停滞、到中期高速增长的经验可以说明：通过一个适当的粮食政策，调整粮食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粮食增长速度有可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年增率 0.9%和3%以上的增长速度，都是不可取的。 前者将大幅度降低我国粮食自给水平，后者可能会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要改变粮食生产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传统政策，反而需要实行工业反哺政策。根据一个粗略估算，粮食生产平均逐年增长的可行速度大约在1.5%到2.4%之间。最低也须高于人口增长率，最高不宜超过全部自给的水平。
选择一个适当的粮食增产速度，主要取决于粮食自给率目标和膳食改善的进程，这是两个重大的经济政策。例如，把粮食自给率定在95%以上，粮食增产率就要高一些，如果定在90%以上，增产速度就可以低些。从粮食需求状况来说，把居民膳食改善政策定得宽松一些，粮食增产须快一点；反之，则可放慢一点。粮食生产、粮食消费和粮食贸易是一盘棋。其间利弊得失变化很敏感。不过，从政策选择来说，存在着很大空间。关键在于选择一套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优化政策。主要是把粮食自给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摆平的问题。
（二）土地政策 土地联产承包制同自给性农业是相协调的一种土地使用制度，十几年来，对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还起到了社会保障功能。现在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需要能够流动，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土地能够流动，才便于经济部门的顺利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农民来说，也有利于鼓励投资，逐步形成规模经营。特别是大宗农业生产，例如粮食生产，半公顷的土地生产规模，既不足以维持一家生计，也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并且，从日本等国的经验来看，也很难依赖保护政策，维持大宗农产品的有效经营。
为了适应农业变化的需要，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试验和探索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各有章法，起到了推动农业转变的作用。它的前程，是把它规范化，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建成一个与农业进一步发展相适应的土地制度。
（三）金融政策 农业三大变化的顺利发展，需要有一个金融体系为之服务。产前、产中，产后行业都要兴办基本建设，都需要融通资金。有了一个金融体系，可以广泛的吸收闲散资金，运用资金，同盲目的资金流动相比，能够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象人体中的血脉一样，具有对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以及经济整体进行调节的作用。所以，通过一个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适当的金融政策，可以引导农业按既定经济政策全面的发展。我国已开始在建立一个农业金融体系，为了及时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加快建设进度，其中也包括吸收外资在内。
三、结束语
第一，我国农业出现的三大变化，实质上是在新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进行的。没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无所谓农业现代化。可见，三大变化是一个整体，互相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政策要从这一整体出发，各种经济政策需要相互协调，互相关联，才有助于充分发挥政策作用，引导农业健康发展。特别是着眼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创新，这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源泉。
第二，农业系统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产前、产中和产后行业互相促进。例如，农产品加工业对于农业生产有带动作用，体现了波及效应。不但为之拓宽了市场，而且它对原料质量的严格要求，会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反之，只有技术进步，才能提升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农业不同部门的调整，也是如此。近年来，吉林省玉米滞销，长途运输成为一个瓶颈。现在就地发展养畜业，变玉米输出为畜产品输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第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之中，旧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把行政与企业分开。新兴企业采取什么经济模式事关全局。首要的选择，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制度。行政功能当然绝不可忽视，主要是制定并掌握经济政策，协调各方利益关系，避免再一次政企不分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