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哲学在联盟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
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经呼吁过经济学与哲学的 联盟。他说：“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 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 的艰苦开拓》，中国史学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他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写 作应当有哲学家参加，应该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从而实行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 。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迫切需要在社会 主义建设的整体模式上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在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后，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市场经济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6页。)。显然，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是不能得出上 述结论的。邓小平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升当代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的 成果，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论。正是在这一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开始 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进一 步对这一理论成果进行思考、进行深化。
显然，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实现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是毛泽东、邓小平领导全党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思考所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给我们以重要的方法论启 示。
为什么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 体制相结合?尽管我们已经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但如果这个深层次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不得到解决，那么光是在证券 、股市、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层面进行操作，是不够的、也是困难的。因为理论只 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这种本体论的研究，仅仅靠经济学的研究是不行的，因为这种研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 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 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五个阶段依次演进的理 论。但由于这是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中得出的认识，所以马克思本人明确表示，反 对将其绝对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把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 相结合，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说，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孤立的地点上发展 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 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 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 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就在实际上指出了， 社会的发展由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的社会形态，再进入到产品经济的社 会形态。这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体现了历史过程的顺序性，这种不可逾越的顺序性 又通过具体社会形式的多样性表现出来。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 ，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处于正在超越商品经济而向产品经济过渡的阶段。经过实践标准 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正处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实际上正处在由自然 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尽管我国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符合历 史的辩证法，因而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商品经济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 段，也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经阶段。既然我国正处在由第一大社会形态向第二大社会形 态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就不仅不能取消商品经济，而且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就决 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
过去我们排斥市场经济，企图一下子就从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的产品经济的社会形态，事实证明这是空想。总结历史教训，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 态”学说出发，我们就必须把商品经济提高到社会形态发展的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只 有这样才能认识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 特殊性辩证统一的体现。这也就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仅仅从经济学的 角度来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必须从经济学与哲 学相结合的角度来予以研究。
经济活动必然要以经济效率为追求的目标。对一个企业和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 ，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 。但是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也必然要以公平作为追求的目标。因为人作为主体必然是全 面的，即使是在经济活动中也是如此。经济学上的公平是指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 机会、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主张重效率轻公平 。更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选择一个促进生产的制度，不管分配是否合理，私有 制是惟一的选择。这就产生了一个经济高效率能否脱离合理分配或公平分配的问题。这 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纯实证经济学讨论的范围，需要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予以研 究。
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从古典转向现代，西方学 者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马克 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就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尽管摆脱了传 统宗教和保守伦理的桎梏，但同时陷入物的、金钱的羁绊之中，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合 理性和实质上的非合理性”。美国的罗尔斯反对由休谟、边沁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 主义公平观和效率观，独特地提出“正义即公平”，主张自由权优先以及正义优先于效 率和福利。德国的科斯洛夫斯基认为，降低经济中道德界限的情况是一种违反经济上事 实公平的越来越普遍的情况，而这种状况的普遍存在，难以达到经济的最佳效果。诸如 此类的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能够拓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 关系的思考。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学家首先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进 行了思考。厉以宁在《经济学的伦理学问题》一书中的第一章就研究了公平与效率问题 。我国哲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更是以人为本，对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
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作用和互相制约， 总体上表现为正反同向的互促互补关系。马克思认为，公平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公平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为此他对空想的和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还指出，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 高度重视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多方面追求，即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 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就要求社会公正从各方面为经济 效率提供保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即生产率的提高，而社会发展的中 心是“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应 该是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进一步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 上来思考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
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国社会在经济 体制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我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在这样 一个新的时期，确实出现了很多经济现象，为对贯串于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提 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条件。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尤其需要经济学与哲学 的结合和合作。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着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
二、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
科学的发展是分化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在人类科学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自始至终都存 在着分化和综合这两种形式，但由于各个时期社会发展条件、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不 同，分化和综合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在古代，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世界的整体，人们需要认识的也是这个整体的 世界。哲学包括了人们对一切自然、科学现象的认识，经济学也被包含在哲学之中。在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心目中，没有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界。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 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许多专门学科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但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神学是中心，哲学与经济学浑然一体的情况没有改变，奥古 斯丁的神学著作中仍然没有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界。
到了近代，首先是自然科学不断地分化，然后社会科学也出现了分化，产生了历史学 、政治学、经济学等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 济学兴起后，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研究越来越细化，产生了经济 学的许多分支。经过分化后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缩小了，认识的内容却更为深入和 具体，体现了人类科学认识由粗略到精细、由浅显到深入的过程。这种科学分化的走势 至今仍在继续。
另一方面，科学的综合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地加强。当科学分化到一定程度时，为了获 得整体性认识，就需要打破旧学科之间的界线，进行辩证综合，从而保证对事物系统性 、整体性认识的需要。在社会领域，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人类 社会实现了如马克思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 页。)的转变。单一的传统学科难以解释当今社会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重大问题。科 学的发展要求各学科相结合，进行协同研究。于是在自然科学内部和社会科学内部都出 现了各学科之间的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出现了交融，从而使一大批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涌现出来。
对于社会整体的认识，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唯物史观认 为，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而经济是整个社 会结构的基础。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物质内容及其社会形式，揭示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的 运动规律，“历史之谜”的谜底应当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予以揭示。为此，马克思说，社 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结原因，“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作为“自 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能给人们提供 认识事物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追根究底地去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 的本质和规律。狄慈根说：“精湛的经济学前提是一种精湛的哲学。”因此，对于正确 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
创立经济哲学就能成为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载体。经济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建构 ，就是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从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问 题中引发出哲学研究，以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创立经济哲学，实现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还有着经济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据 。我们先从经济学发展的内在根据来进行分析。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 理性经济人”的存在都是全部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支撑点。罗宾斯指出：“经济理论的命 题像所有科学的命题一样，显然是从一系列公设进行演绎的。”(注：参阅《经济学动 态》1990年第12期。)而这“一系列公设”的源头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假定。亚 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有理性的个人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规定为理性经济人的主要 内容。斯密开创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是一种科学抽象，有其合理性。但理性经济人假定在 以后的经济学家那里被进一步泛化和夸大，进而上升为一种抽象的思辨。也正是斯密运 用理性经济人为逻辑起点，进行逻辑推理，在《国富论》中演绎出一整套社会运行的逻 辑体系。确实，在经济学的分析中，逻辑演绎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逻辑演绎的根据 归根到底在现实生活。如果把逻辑演绎绝对化，就成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斯密的逻辑推 理在以后的经济学家那里确实越来越走向绝对化。
斯密经济学理论的这两个特点在现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三大理论缺陷：“首先，在现代 经济学范式下，经济学主流学派将理性理解为一种数学计算，即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值。 这样，理性的逻辑就被用来演绎和设定现实的经济过程，而非理性因素在现实经济中的 重要作用被掩盖了起来。第二，在现代经济学范式下，主流经济学派只思考经济的增长 ，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内涵分析，掩盖了社会上的利益对立与阶级冲突。第三， 在现代经济学范式下，理性的方法被当做对理想的数学模型的追求，导致对数学方法的 过分崇拜，使理性经济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呆板的灵魂，忽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注 ：余源培、荆忠：《经济哲学是经济学与哲学发展融合和变革的产物》，《学术月刊》 2000年第5期。)
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缺陷，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凡勃伦认为，如果按理性经 济人的原则行事，那实际上就会把现实的人看做是被动的、机械的存在物。凯恩斯认为 ：“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 ，恰恰不是实际经济所含有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 馆1983年版，第7页。)西蒙进一步提出用“有限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其依据是在 人们的市场决策行为中，不仅很难对每一个措施的结果都有正确的预测和完全的了解， 而且决策人本身技能、价值观和相关知识的具备等方面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范式在当代的局限性愈加明显。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正意味着现代 经济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人类步入智能化时代的经济行为和经济 运行发展规律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为此 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有人提出了“一个长期的直觉”，即“诺贝尔经济 学奖实际上是奖励经济学界对经济哲学有突出贡献的人士的；那些匍匐在纯经济学推理 中而对‘假定’没有新见解的人很难获奖”(注：胡义成：《中国当代经济学发展的“ 瓶颈”是经济哲学的重建》，见《经济学信息报》1994年7月28日。)。
我们再从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据进行分析。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坚持“凡是现实的都 是合理的”辩证思维模式，即“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否则就不能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物质资料的 生产活动在任何时代都是该时代的基础，哲学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 用”，就离不开对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现实世界接触和相互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 动就是经济活动，而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的学说，因而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离 不开对于经济学的接触和相互作用。
马克思的哲学之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马克思的哲学在产生过程中通过经济学的中 介，与现实生活接触和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参与了林木 盗窃法的辩论，这场辩论动摇了马克思的原有哲学信念，他从国家理性同经济事实的严 重冲突中开始认识到唯心主义政治哲学的致命缺陷。解决这个“可恼的疑问”，成为促 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对德国莱茵河地区经济现实问题的经济学 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即国家哲学的批判。对此，马克思说：“法 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 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 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卷，第81～82页。)显然，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结论正是通过经 济学研究的中介，在对经济事实的批判中得出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经典的体现。对于《资本论》，列宁有一 段很有名的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 ’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 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人们往往注意后半段中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 主义的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对于前半段的思想没有很好地研 究，往往没有区分“‘逻辑’(大写字母的)”中的“逻辑”与“‘资本论’的逻辑”中 的“逻辑”，认为两个“逻辑”都是指哲学上的“逻辑”。这就有失偏颇。其实，前一 个“逻辑”固然是指哲学上的逻辑，但后一个“逻辑”显然是指作为《资本论》展开的 体现着经济学规律的逻辑。哲学的逻辑与体现着经济学规律的逻辑当然不是一回事，但 《资本论》展开过程中体现着经济学规律的逻辑正体现着辩证法，因此列宁在这里强调 经济学的逻辑与哲学的逻辑(即辩证法)的二位一体。没有《资本论》中体现着经济学规 律的逻辑展开，就没有《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展开。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法运 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然而人们没有注意的另一 个更重要的思想是，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运动的分析中发现和丰富了辩证 法，即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经济学的分析中得到 丰富和发展，即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
上述两段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分析，说明哲学的发展需要与经济学相结合。 哲学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得到发展，正说明了现实经济生活辩证本性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得 到展现。
三、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为要理解经济哲学是什么，可以先从经济哲学不是什么着手。首先，经济哲学不是历 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等等，但是历史 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都涉及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如果 经济哲学也研究这些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即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经济运行中生 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等内容，那么经济哲学就失去了其相对的独立性，就 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了。按照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社会经济的一般 原理的说法，那末，阶级及其阶级斗争也就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围了。因为根据列宁 的“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 资料的关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的观点，阶级就是一个经济范畴， 阶级斗争的根源就是一个集团无偿地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而引起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 争。这样对于经济哲学的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应该把经济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区别开来，二者有联系，但经济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经济哲学也不是经济加哲学。既然是“加”，就意味着经济与哲学是外在地联 结在一起的，即是指用哲学观点来分析、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确实有不少人认为，经 济哲学就是用辩证法来分析和研究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许多经济现象或者说经济矛盾，如 经济运行中的速度、比例、效率的关系，经济运行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关系，经济运 行中的“收”和“放”的关系，等等。现在有不少所谓的经济哲学的文章甚至标名为经 济哲学的著作，其内容实际上是用哲学观点来分析具体经济问题。诚然，用哲学观点来 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努力是可贵的，哲学应该发挥这样的方法论作用。但是，应该把运 用哲学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与从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来的哲学研究区分开来，前者属 于哲学的应用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哲学范畴。通俗地说，前者是经济加哲学，经济与哲 学之间的联盟是外在的；后者是经济中引出哲学，经济与哲学之间的联盟是内在的。二 者都为社会所需要，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
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也有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的范围 不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的 一个方面。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既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经济哲学研究的范围要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宽。其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政治 经济学着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阐明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主要是指生 产关系运动的规律。经济哲学则着重于从基本经济问题引发出来的哲学研究。当然经济 哲学必然要研究规律，但这个规律主要不是指生产关系的规律。当然这两个规律之间有 内在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有人把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也是不 妥当的。
顾名思义，经济哲学属于经济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学科交叉有同体型交叉和异体型交 叉之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内部某些学科的交叉，属于同体型交叉，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之间某些学科的交叉属于异体型交叉。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属于 同体型交叉，经济学与数学的交叉属于异体型交叉。经济哲学不是一般的同体型交叉， 因为经济学和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社会科学的两个一般的学科。经济活动是 人们基本的社会活动，经济关系是人们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矛盾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 动力。而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要研究人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普遍和基本的本质和 规律。作为基本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动力，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经济矛 盾即基本的经济问题就必然具有哲学意味。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生发出来，而不是哲学从外部对经济学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更不是用一种前定的逻辑 体系先验地架构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就说过，人类经济行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 过程本身就实存着哲学道理。
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内在性，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做“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 学也不能把哲学当做“形而上”加以拒绝。在这种联盟中，哲学应当是经济学的哲学， 经济学应当是哲学的经济学。因而这种联盟表现为两个特点：
其一，现实性。即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审视。现实经济世界的具体问 题既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包括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从这些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中研究贯穿于 其中的哲学问题；再由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出发，来审视经济世界的许多具有一般性的问 题。由于现实性，处在金字塔尖的哲学回归到经济的基础上，使自己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
其二，哲理性。哲理性是对现实性的超越和升华。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不是对现实经 济问题急功近利的论证，而是鸟瞰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着眼于经济现象、经济生活和 经济理论中较为一般的问题思考；应是对经济问题认识和思考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它是 一种“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反思”(黑格尔语)。通过反思，具有自觉性。由于哲理性 ，沉潜在基础的经济学上升到金字塔的制高点，具有深刻的启示性。现实性和哲理性是 经济学和哲学内在联盟的必然结果。
要建立和发展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还必须建立和发展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工作者与以 企业家为代表的实际工作者的联盟。后一个联盟是前一个联盟展开的题中应有之义。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许多问题，诸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中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 不仅需要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而且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我们欣喜地 看到，一些企业家越来越对经济领域中的理论问题感兴趣，并努力用经济学和哲学相结 合的方法来研究之。他们认为，企业家首先应当具备哲学素质，只有这样，对问题的思 考才能有哲学的高度。企业家加入到经济学和哲学联盟之中，实际上也就加入到理论工 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之中。
标签：经济学论文; 哲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交叉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