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下纳税遵从意识的实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角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38(2016)02-0043-09 纳税遵从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行为(陈懿赟，2011)。个人纳税遵从是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财税领域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对纳税人纳税的行为动因、心理因素以及外界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是纳税遵从意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经济学“理性人”、“感性人”和“社会人”三个角度出发，采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对个人纳税遵从意识问题进行了研究，尝试对纳税遵从问题做出有新意的探讨。 二、文献综述 美国是最早对纳税遵从问题进行研究的国家。1972年，Allingham和Sandmo基于期望效用理论的经济学模型即A-S模型发表了论文。文中就标准的A-S模型做出了以下基本假设：(1)纳税人是完全理性的独立个体，并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2)纳税人的效用函数仅包含货币效用，其他非理性因素不纳入纳税人的效用函数；(3)纳税人的行为符合von Neumann-Morgenstern理论。另外，还包括稽查概率是常数等一系列假设。A-S模型在这样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下，阐述了逃税者的纳税遵从战略及影响因素，并提示通过加大惩罚力度可以抑制逃税。Allingham和Sandmo建立的A-S模型作为对逃税研究分析的早期标准模型，奠定了纳税遵从问题研究的基调，但其在建立时并未考虑如非经济、道德动机或纳税人的行为动机等因素，因而也就不够完善。 在此之后，一些学者尝试对A-S模型做出检验和修正，以期进一步推导出与现实状况更为相符的模型。然而，受制于模型本身假设条件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不同实验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相背离。如Witte和Woodoury(1985)通过理论研究提出增大逃税惩罚概率会有反方向的激励作用，这与A-S模型所揭示的结果不同；Alm则在1992年通过模拟实验发现，提高纳税遵从行为可以从提高查获概率和加强违章处罚率两方面着手，然而这些强制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些修正后的模型对现实纳税遵从的解释力依然较弱。 由于纳税遵从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模型不足以完全解释纳税遵从问题，诸多学者便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除了A-S模型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形成了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84)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也有诸多学者尝试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更为完善的模型对纳税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如Bernasconi和Zanardi(2004)建立了一个逃税模型，分析了税率对逃税行为的影响；Dhami和al-Nowaihi(2006)则以Bernasconi和Zanardi(2004)的研究为基础，以前景理论为前提，建立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纳税遵从模型，但其研究结果仍无明显突破。 除了以上研究，众多学者还从各种角度对纳税遵从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如杨志安和韩娇(2006)以及李冬妍(2007)均从纳税遵从成本角度对纳税遵从问题做了研究，对税收成本的构成、形式及发生条件做出了界定。周叶(2006)认为，如何衡量纳税遵从度是研究纳税遵从的基础性问题，在对比了可能的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后，提出“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相互合作，建立类似美国TCMP数据库”是最好的方法，而“在上述数据库建立前，对影响纳税人纳税遵从度因素的分析，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以上研究都属于规范研究，而通过实验方法对纳税遵从问题进行的经验研究，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增多的。1983年，Clotfelter利用美国税务局(IRS)的纳税人遵从度测量系统TCMP(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通过分析边际税率与没有纳税申报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纳税遵从度问题。分析结果显示，税率与逃税正相关，收入与逃税正相关，这与Bernasconi和Zanardi(2004)的研究结果有相同之处。童疆明(2009)则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实验研究经验，对可能影响纳税遵从的各个因素进行了直观的分析和再检验。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对于常规理论推导和模型分析有所突破。 综合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已有的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虽然都对纳税遵从问题做出了探究，但各自站在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片面，甚至经常相互矛盾，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分析体系。二是对可以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研究较繁杂，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考量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甚至地域习俗因素等，如此多的切入点使得纳税遵从的研究也不够直观。 本文认为，对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分析，应该从纳税人行为决策不同角度尝试解答三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遵从，即遵从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怎样遵从最经济，即遵从的经济性问题；三是遵从的主观感受如何，即遵从的情感性问题。 黄立新(2013)认为纳税人进行行为决策时需要对应三种不同角度，即社会人假定角度、理性人假定角度和感性人假定角度。社会人假定强调人处于社会之中，因此依法负有纳税义务享有相应权利；理性人假定强调人的决策根本目的在于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感性人假定强调人在做出决策时受自身好恶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理性人角度进行切入，先剔除其他因素影响，通过模拟实验方法来更直观地验证和发掘能够影响纳税人纳税遵从行为的因素，探究成本收益原则下纳税人的纳税遵从问题，继而再从感性人和社会人角度对实验结果进行补充分析，充实纳税遵从研究的理论基础。 三、实验设计 税收具有无偿性，缴纳税款对纳税人而言必定视作一种利益损失。传统的理论模型认为：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理性人在进行纳税决策时，会将纳税遵从成本和不遵从成本进行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则趋向于纳税不遵从，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趋向于遵从。然而，由于税收不遵从中被查获的概率等因素难以衡量，模型所做出的假设多与现实有偏差。 本文则认为，税收虽然具备无偿性的特点，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返还给了整个社会，且由国家集中税款后进行支出，可以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提高税款的使用效率，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即为对纳税人缴纳税款的返还。据此，纳税人在进行是否纳税遵从的决策时，所考量的成本仍为纳税遵从成本，而所考量的收益则是并未直接返还给纳税人本身，而是通过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体现的整个社会效益。 据此，本次实验在探究纳税人在成本收益原则下纳税遵从意识的影响因素，剔除政治因素、道德因素、文化因素等，将纳税行为抽象出来，类比为有条件的获得更大预期收益的捐款行为。如此，实验对象在实验过程中就可以仅仅遵循成本收益原则，而不必考虑非经济因素。 本次实验从实验方法的选择、实验对象的范围、实验条件的配置，以及实验步骤的控制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划。 (一)实验方法 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验规则的制定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两部分。实验规则的制定需要将个人纳税遵从过程中的本质内容提取出来，还要使得实验的进行更容易、成本更低。对实验原始数据的分析需要遵从数学和统计学的有关原理，建立数学模型处理原始数据，对其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进行研究并予以分析解释。 本次实验的目的为研究个人在成本收益原则下纳税遵从问题。由此，制定具体规则如下： 实验对象10人为一组，每人发500元，在相互不能沟通的情况下进行自主捐款。为排除政治因素、道德因素的影响，捐款无记名，捐款多少自己决定，可以全部捐出也可以不捐。当一组的捐款总额达到3 500元及以上时，除捐款后的余额归自己外，本组成员每人可再得1 000元奖励。若一组的捐款总额低于3 500元，则每人只能获得其捐出以后的余额。 (二)实验对象 对实验对象的选择应考虑诸多因素，其中实验对象是否有过纳税经验尤为重要。虽然本次实验已将纳税行为抽象类比为捐款行为，但终究是为了透过实验来考量纳税遵从问题。而有过纳税经验的人，相比于无纳税经验的人“更加重视税后收益，并且具有强烈的避税意识”(周琦深等，2015)。因此，在划定实验对象范围时，应尽可能选取有过纳税行为的人员，这样实验得到的原始数据才更具有用性，根据原始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也才可能更符合社会实际状况。 本次个人纳税遵从意识实验范围划定在某大学MPAcc在读学员。之所以选取他们作为实验对象，因为MPAcc学员中绝大部分都有过从业经验，具有直接的纳税体验；同时，选取在校研究生作为实验对象，相比于有过纳税经验的社会人员，可以有效降低实验成本，方便实验的进行。 (三)实验条件 实验配置条件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本次实验主要为研究基于成本收益原则下个人纳税遵从意识问题，采用的实验方法并不繁杂，规则设计简约，得到的原始数据利用个人计算机通过数据分析软件即可进行数量分析。因此，并未采用与专业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本次实验场所设定在综合教室中，实验道具为研究组事先制作的带编号①的标明不同面额的模拟纸钞，实验原始数据分析工具为带数据分析软件的个人计算机。 (四)实验步骤 对纳税遵从实验中实验步骤的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同一组对象分不同阶段进行实验，另一类是将实验对象分为不同的实验组分别进行实验。前者便于考察不同因素影响下实验对象的行为变化，但是对实验步骤的控制要求也更为严格；后者可以排除掉前者情形中存在的惯性思维，可以更有效地保证实验对象相互之间的独立性。 考虑到本次实验主要为研究基于成本收益原则下个人纳税遵从意识问题，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影响实验对象在实验中行为选择的仅为个体对成本收益的衡量。因此，本次实验采用了将实验对象分为不同实验组分别进行实验的步骤。具体实验步骤的控制如下： 1.分组。为了保证分组随机，将每组内10名成员相互串通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事先在模拟纸钞上编上号码，在实验开始时随机分发给实验对象，每位实验对象在实验前并不知道自己会归属于哪一组。在实验开始后，也不能与同组的其余组员沟通联系。 2.发钱。每人发500元面额的模拟纸钞，其中100元面额两张，50元面额6张，由研究人员随机分发。为了防止实验中被仿冒，模拟纸钞在制作时特意做成复杂的版式。 3.捐款。全场保持安静，主持人重新强调实验规则，每人依照自己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凭个人意愿自主捐款，可以全捐，也可以不捐。 4.余额统计。捐款完成后，由实验研究人员对收集到的捐款进行统计，得出原始数据。 5.结果分析。根据上一步骤得出的原始数据，由研究人员进行数量分析以及理论分析，并对实验对象进行回访以验证结论。 四、实验结果及理论分析 (一)实验结果 本次实验参与人数为70人，分为7组，收集样本数据70个，排除对规则认定不清等因素的影响，认定有效数据为70份。通过整体分析了解数据的集中程度，进而发现大多数人的捐款倾向。 从各组捐款总额看，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满足奖励条件的为第1、2、3、5组，小组捐款总额均大于3 500元，每人可获得1 000元的额外奖励；第4、6、7组捐款总额小于3 500元，无法获得每人1 000元的奖励。 首先，根据实验数据制成频数频率表(见表2)；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到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出： 捐款大于350元的有28人，捐款350元的有23人，少于350元的有19人，表明更多的人倾向于多捐款。 而捐款350的人数最多，是因为实验设定每组10个人捐款额需要大于3 500元才能够得到奖励，如果实验设定成每组捐款总额3 000元即可获得奖励，那么捐款额的分布便会更集中于300。 (二)“理性人”视角下的实验结果分析 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理性人”在进行捐款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成本与收益，还要与其他捐款者进行博弈，因为单个实验对象不能决定整个小组的行为，结果最终还要由小组整体水平所决定。 1.简化实验下的博弈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对实验对象的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先将实验简化成两方博弈，通过运用聚点均衡理论(Focus Point)来确定理性策略的选择，进而将理性策略的选择扩展运用到实验结果中，以对小组博弈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 (1)简化实验后的规则 假设活动只有甲乙两方参加，双方同样各有500元。若双方的捐款总额超过700元，则双方均可以获得手中余额再加上奖励的1 000元；若双方的捐款总额没有超过700元，则每人只能获得手中的余额。那么，甲乙双方的决策收益可以如表4所示。 (2)简化实验下实验对象博弈推导 甲乙双方各自的可选择区域如表4所示，灰色的区域为能够获得奖金返还的有效区域。也就是说，虽然甲乙双方并不清楚彼此双方的选择落在了哪个区域，但是只要对方不选择[0，200)这个区域，那么就都可以通过多捐款达到实验所要求的奖金返还条件，由此，在实验对象都是“理性人”的状态下，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趋向于多捐款，以便获得更多的奖金。
2.博弈论视角下的纳税遵从 结合本次实验对纳税行为进行分析，政府运用税款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果影响着纳税人的决策，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差，大部分企业和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大幅减少纳税金额，从而使得政府税收收入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好，纳税人便更倾向于纳税遵从。 与此相对应的是，实验中的1 000元返还金额可以看做是政府将税款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从而使公民得到的利益。如果政府没有足额的税收收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不足，公民得到的相关利益也就大幅缩减。 还应看到，本次实验是一次性的，但政府征税并非一次性。税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长期的重复性的博弈，如此也会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纳税上会着眼于长远的利益，进入高度纳税遵从—高效益的社会公共服务—更高度的纳税遵从这一良性循环。 (三)“感性人”视角下的实验结果分析 本次模拟实验在设计时，排除经济因素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扰，作为实验对象的“理性人”仅是遵循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决策。然而，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不可能完全理性，人还有着“感性人”的身份，其实际做出的决策往往与成本收益原则下推导出的结果有偏差甚至是背离，这种偏差甚至背离是因某些心理错觉和思维定式导致理性判断的偏差。这种情况下，单从博弈论角度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就不充分、不完善。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本次实验结果及个体纳税遵从意识进行分析，可以视为对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实验结果的补充和修正。 1.行为经济学基础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分析纳税遵从问题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将认知行为学的研究成果融合到经济学科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基本假设，指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受个人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其投资行为并非完美理性，风险态度和行为模式经常会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最优模式，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性。”(王娜，2008) 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在实际行为决策中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对收益的判断并非完全固定，相关决策环境和参照点会对其造成影响，偏好是决策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偏好是决策的原因而非结果正好相反。 具体而言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确定效应，即人们在面对收益时更偏向于风险规避，认为“一鸟在手胜于二鸟在林”，与承担风险后可能获得的更大利益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取得稳定的既得利益；二是反射效应，即在面对损失时，人们会不同于确定效应下的风险规避，而转变为风险偏好者，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博取可能出现的较低损失；三是损失规避效应，即人们对待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对损失的痛苦感要强于相同价值量收益带来的快乐。
2.实验数据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对照本次实验，70名实验对象视捐出去的钱为“损失”，而对应的收益则是实验开始发放的500元减去所捐款项的差额加上可能得到的1 000元奖励，且得到奖励的可能性因组员人数众多而不好做出具体预测。 (1)差异。根据前景理论的确定效应，实验对象面对确定的500元收益与低可能性的1 000元奖励，应该是倾向于风险规避，会尽量少捐钱甚至不捐钱，这与前文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实验结果是不一致的。根据统计结果，捐款350元及以上的实验对象比重达到73%，甚至全部捐出500元的人数是捐款0元人数的3倍之多(详见表3)。 站在前景理论的角度，偏好是决策的结果而非原因。实验对象做出的决策更符合反射效应的情形，即在面对损失时为躲避损失才更倾向于风险偏好。基于此，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本次实验的分析将着重解释实验对象认为的“损失”究竟是什么。 (2)再次实验。为了让影响实验对象心理的因素更显著，也为了方便分析和理解，对本次实验规则做出如下调整后对原先的实验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式的回访性质再实验： 实验初始时每位实验对象分发的钱由原本的500元增加至1 500元，但在捐款时每位实验对象必须至少捐出1 000元，其他规则无变化。当一组捐款总额达到13 500元②及以上时，除捐款后余额归自己外，该组成员可每人再得1 000元奖励。若一组的捐款总额低于13 500元，则只能获得手中所剩余额。 对比原本的实验规则，修改后的实验规则在本质上并无真正的改变，因为每个实验对象在初始多分发的1 000元必须捐出去，这与实验一开始就分发500元并无二致；而一组捐款额达到13 500元以上，去除每组必须捐出的10 000元，也与原本实验规则中3 500元的奖励标准一样。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其实验结果也不该出现较大差异。然而，与原本实验结果相比，再次实验的结果却出现了很大变化，具体见表5。 相比于表3，很明显可以看出表5中捐款350以上的人数明显增多，这说明修改规则后的再次实验中，实验对象总体风险偏好程度有显著上升。 (3)再次实验的结果分析。如前文所述，两次实验的规则在本质上其实并无差异。修改后的再次实验能够影响的其实是实验对象的心理，而这也是导致两次实验结果差异的原因。 具体来讲，实验对象在第二次实验时由于必须将初始分发的1 500元至少捐出1 000元，心理上形成“我已经损失了1 000元”的感觉，而由于通过多捐款有可能获得1 000元的奖励，且相对于已经损失的1 000元，实验对象认为再多捐出一点钱造成的边际损失似乎很小。于是，前景理论中的反射效应就开始体现，实验对象在面对损失时，决策偏向于“赌一把”的冒险心理，希望通过多捐款来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获取更多收益。概括来讲，由于实验对象在第二次实验时心理上的参考点由原本实验中的500元上升至1 500元，面对的决策环境是既定的损失，因此其在决策时便会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状态，倾向于多捐款甚至全部捐出。
(4)对第一次实验结果的分析。在第一次实验中，实验对象在捐款时心理上并未形成如再次实验时那般明显损失，其面对的也并非是有既定损失的决策环境，实验结果本来应该是确定性效应的情形，偏向于风险规避。然而，由于第一次实验规则设计的1 000元的奖金数额高于实验对象原本的500元数额，即边际收益1 000元相对于捐款的边际成本而言较高，虽然其在捐款时并未出现再次实验时已有1 000元损失基础上边际成本较小的错觉，但在实际上也抬高了捐款时的心理参考点，让实验对象以为自己可以以小搏大，就像买彩票一样。由此，也就导致实验对象由风险规避转变为风险偏好，产生反射性效应。可以想象，如果将原本实验中的奖励标准由1 000元降为500元甚至更低的300元，也就会导致心理上的参考点降低，那么绝大部分实验对象就都会表现出风险规避的确定性效应了。 3.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纳税遵从 根据前景理论观点，人们对风险的偏好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决策环境以及参照点的改变而改变的，偏好不是决策的原因而是结果。缴纳税款对于纳税人来讲，往往是作为损失来看待的。而且并不如模拟实验中有机会获得一定奖励的情形，实际情形中的税收具有无偿性特点，国家将收到的税款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不会给纳税人带来直接的收益。因此，纳税人在进行纳税行为时往往会倾向于反射性效应情形中的风险偏好，其纳税遵从度偏向于低水平，宁愿冒因违法而受处罚的风险而偷逃税款。 想要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就需要改变纳税人进行纳税决策时的参考点和决策环境。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能够影响纳税人参考点和决策环境的因素主要有税率、税务稽核概率以及对税收违法的处罚力度三个方面，而其中税务稽核概率和处罚力度的大小对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影响最大。本文认为，某个单一因素对纳税人决策参考点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当较大的处罚力度和较高的税务稽核概率结合起来，才会产生震慑作用，有效改变纳税人的决策参考点，提高其纳税遵从度。 (四)“社会人”视角下实验分析 社会认知理论是由美国行为经济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52年提出的，它着眼于处在群体中的个体的心理意识状态，着重研究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看做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本次实验亦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做进一步分析。 1.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学视角下，人是“社会人”，其行为不仅是自身意识的体现，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是学习而来的，其产生过程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行为反应模式，他将这种行为学习过程称为“通过反应的结果所进行的学习”，即直接经验的学习；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学习行为的过程，即间接经验的学习，也可以称作“传染效应”。 2.“社会人”角度的实验分析 在本次实验中，当主持人宣读捐款规则并宣布捐款开始后，实验对象起先并不积极，原因是他们没有参与过类似的捐款活动。而在第一个实验对象进行捐款后，其他实验对象也陆续行动起来，这就是通过示范进行学习而体现的“传染效应”，即所谓间接经验学习后的跟从行为。在回访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实验对象表示，他们在看到其他实验对象已经进行了捐款后，便跟着也进行了捐款，虽然当时他们可能并未充分考虑自己的决策。 应该看到，群体③中出现的上述“传染效应”并非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做出的决定，更多的只是对示范者行为的简单模仿，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古斯塔夫·勒庞(2011)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曾对处于群体中的个人行为特征做出如下表述：“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个体受群体影响后心理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对行为产生的影响。 3.“社会人”角度分析纳税遵从 从纳税遵从的角度看，由于纳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远比本次实验环境复杂，纳税人之间信息沟通也不像本次实验那样受到限制，其受到群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更大。通过“传染效应”，单个纳税人的纳税不遵从行为就可能被放大到群体的不遵从，而群体的纳税不遵从又反过来对个体纳税人意识造成“绑架”和“鼓励”，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不遵从意识泛滥的趋势，甚至会逐步导致整个社会纳税遵从意识的淡薄。 纳税不遵从的“传染效应”并非仅仅出于对示范者的学习，还有深层次的利益因素作为诱导——因偷逃税款而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加上“传染效应”的影响，单个纳税人便会从群体的纳税不遵从中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甚至认为在广泛的群体纳税不遵从的环境中，自己的纳税遵从相对而言是一种“吃亏”。如此一来，单个纳税人便更有可能倾向于纳税不遵从。 还应看到，因“传染效应”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纳税人个体的纳税遵从行为也是可以产生“传染效应”的。只是这种正面的行为与纳税不遵从的负面行为相比，因为缺乏利益因素的诱导，而只能呈现出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的“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效果。但不可否认个体的纳税遵从行为也是可以产生“传染效应”的这一事实。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针对本次实验结果，本文从博弈论、行为经济学以及社会学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一，从博弈论角度来分析，政府运用税款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果影响着纳税人的决策。其二，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纳税时的决策参考点和决策环境会影响纳税人的风险偏好，影响其纳税遵从度。其三，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无论是纳税遵从行为还是纳税不遵从行为，都会产生“传染效应”，进而影响整个纳税人群体的纳税遵从度。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一)加强长期纳税信用等级机制建设 可以根据纳税人纳税状况进行信用分级，并依据不同级别给予区别对待。给予纳税状况良好的纳税人一定的优待，将其良好的纳税记录纳入到社会信用体系中，给予其一定的税收减免和程序性服务便利，以起到激励纳税遵从的作用。对纳税状况较差的纳税人，则给予较大的稽核力度和处罚力度，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信息予以公开，以提高纳税人纳税时的决策参考点，提高纳税不遵从成本，约束纳税不遵从行为。 根据前景理论，虽然对纳税人而言缴纳税款是面临损失的前景，其会倾向于风险偏好的纳税不遵从，但当面对较高的处罚力度和税务稽核概率，其违法成本和被查处的概率都大幅上升，加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是长期有效的，相对而言可能的因纳税不遵从得到的收益就降低，纳税人在决策时的参考点就会改变，相对于冒很大损失的风险而言，纳税人便会倾向于纳税遵从。同样道理，加强对纳税人自觉纳税遵从行为的激励，也会使得纳税人倾向于纳税遵从。 加强长期纳税信用等级机制的建设，还会使得纳税人之间的横向比较更为便利，对境况相似的纳税人，如果因为归入了不同的纳税信用等级而享有了不同的纳税服务待遇，那么纳税群体之间的纳税遵从的正效应便得以“传染”，这便有利于群体纳税遵从意识的形成。 (二)完善税款预缴制度 在制定税收相关政策时，可以对税款更多地实行预缴制度。提高预缴税款量，多退少补，可以使得纳税人视预缴税款为已有的损失，相对而言可能的“多退”就变成了收益，高额预缴，高额多退，也就会凸显前景理论的反射性效应，使得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有效提高。 (三)转变服务理念 依法缴纳税款不仅是纳税人的义务，也包含纳税权利的对等。因此，还应重视保障法律赋予的纳税人的权利，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切实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 加强纳税服务监督机制的建设，出台具体措施方便纳税人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知情权、税收监督权、陈述与申辩权等权利，拓宽纳税服务领域，创新纳税服务渠道，不仅有利于改善征纳双方的关系，也有利于降低纳税人纳税遵从的成本，促进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四)构建公开透明的用税机制 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被视作换取政府公共物品的对价，即税收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如果纳税人依法缴纳了税款，其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却不能满足，那么纳税人心理上会觉得自觉纳税的收益相较之前减少，倾向于纳税不遵从。 因此，应该构建公开透明的用税机制，加强民主监督，规范财政支出。在实施财政预算时，应重点考虑纳税人群体的主要和迫切的公共物品需要，使得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用在纳税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提升纳税人心理满足度。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纳税人的心理收益，促进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①如第5组第3人，其所获取的模拟纸钞上的编号为5-3，以此类推。 ②13 500元的数额是原本实验规则中3 500元加上修改实验规则后每组必须捐出的10 000元之和。 ③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概念应从共同心理角度理解，即当多个个体出现自觉的个性消失、感情和思想向一个方向偏转的情况时，便可认定为一个群体，而不用限定时间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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