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里美的历史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轶事论文,查理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梅里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初，英国杰出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历史小说传入法国以后，法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浪，维尼的《散—马尔斯》(1826)、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1829)、梅里美的《查理第九时代轶事》(1829、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等相继问世，为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一大批不朽的著作。本文拟对《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作一简略论述。
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西欧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多少世纪以来，它的权势和财富在不断增长，它的腐败也随之日益加深。16世纪初，德国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就扩展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法国的新教倡导者约翰·加尔文(1509—1564)在路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形成了加尔文教派，俗称胡格诺教派。由于加尔文教“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①，因此，“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②，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尤其是在南部，新教的势力更大，参加者不但有市民和农民，而且还有贵族。他们利用这个新教组织来同国王的专制政体进行对抗，以便取得若干国家权力。查理第九时期(1560-1574)，大贵族分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国王支持的以法国东北部德·古伊兹公爵为首的天主教贵族集团；一个是以法国南部贵族波旁家族那哇尔国王和海军上将柯里尼为首的胡格诺教派。1562年3月1日，胡格诺教徒在瓦西镇举行礼拜，古伊兹公爵率领随从卫队发起突然袭击，宗教内战从此爆发。1570年双方暂时休战，胡格诺教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1572年8月，胡格诺教派的上层分子和代表人物为参加那哇尔国王的婚礼云集巴黎时，享利·古伊兹（老古伊兹公爵的长子）于8月23日深夜──“圣巴托罗缪”（一世纪时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生于8月24日）节前夕，率队伍向巴黎的胡格诺教徒发起突然袭击，进行大规模屠杀，死难者二千余人，海军上将柯里尼战死，那哇尔国王亨利被迫改信天主教，史称这次事件为“圣巴托罗缪之夜”。从此，爆发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宗教大内战。
这场宗教内战，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那哇尔国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小贵族的利益；享利·古伊兹代表大封建领主的利益。
法国历史上的这场宗教战争，成了法国及其他欧洲作家热衷的创作题材。继梅里美的《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之后，大仲马以胡格诺战争为题材创作了三部曲：《玛尔戈王后》(1845)、《蒙梭罗夫人》(1846)、《四十五卫士》(1848)。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长篇巨著《享利四世》两部曲：第一部《国王享利四世的青年时代》(1935)、第二部《享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7)，再一次描写了法国历史上的胡格诺战争。
梅里美(1803-1870)出身于巴黎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艺术气氛的熏陶。他的父亲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母亲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忠实信徒，“她对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产生反感”③。这些都对梅里美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梅里美是在复辟王朝时期的2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当时正值政治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高张，文学领域里以浪漫主义为旗帜向伪古典主义展开斗争，争取文学自由的时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以强烈的反封建激情，于1828年发表了历史剧《雅克团》。这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剧本以法国中世纪一次著名的农民起义为题材，再现了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主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的罪行。翌年，梅里美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这两部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的作品，以其尖锐的批判精神直接为当时的反复辟的思想斗争增添了不少声势。
《查理第九时代轶事》是梅里美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代表作，它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可谓别具一格。作者在小说中所要探究的是历史的底蕴，要作出比历史学家更令人满意的考证，正如他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的那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给我过满意的答复”。因此，他的这部历史小说就是要研究事件的本质和起因，对事件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评判，而这一切又是用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加以表现的。
小说通过主人公麦尔基在巴黎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真实地描写了法国16世纪的一场残酷斗争的情景，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天主教集团的灭绝人性的暴行，表达了作者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全书共二十七章，“每一章都生动紧凑地形成一个小小小的整体”，紧紧围绕着“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这个中心事件，来展开新教与天主教两大宗教集团的矛盾冲突。小说的故事集中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前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主人公麦尔基是外省的胡格诺贵族青年，其父是狂热的新教信奉者、老派胡格诺，在历史内战中以勇敢而闻名，并培养了麦尔基对新教始终不渝的信仰。1570年，两大宗教集团暂时休战后，他打发麦尔基前往巴黎投奔他的老朋友新教首领海军上将柯里尼。麦尔基在巴黎偶然遇上了分别7年多的哥哥乔治，他现在是骑兵营营长。乔治在内战中因遭刚德亲王迫害，为了复仇而改变了宗教信仰，做了天主教徒。他因此受到父亲的唾弃，并同家庭断绝了关系。麦尔基虽然并不支持父亲的这种做法，但他认为，哥哥的变化毕竟给家庭的荣誉涂上了一道耻辱的痕迹，兄弟间的友爱也大受影响。此次巴黎重逢，又恢复了兄弟的情谊。乔治带麦尔基去参加宫廷和上流社会的游乐活动，在经过罗浮宫时，麦尔基初识了“宫廷中美人之一”土尔芝伯爵夫人。由于柯里尼的推荐，麦尔基当上了掌旗官。在一次陪侍国王外出狩猎的过程中，他再次见到了土尔芝伯爵夫人。她对麦尔基的好感引起了柯曼治的妒忌，两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一场决斗中，麦尔基杀死了柯曼治，成了伯爵夫人深爱的情人。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已经是乌云密布，杀机四伏。国王召乔治进宫，利用宗教分歧来挑拨他与柯里尼的关系，并要乔治暗杀柯里尼，遭到了乔治的拒绝后，国王便命令他将轻骑兵营开进巴黎待命，并要他对暗杀行动严守秘密。乔治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写了一封密信给柯里尼，暗示他对国王保持警惕。但是这封信并未引起柯里尼的重视。不久，也就是1572年8 月22日，柯里尼被一个名叫摩列维尔的无赖行刺受了重伤。23日晚，在国王的指挥下，开始对新教徒进行大屠杀，乔治的轻骑兵营被调来参加这一行动，他因不服从国王的命令而被投入牢狱。麦尔基因在土尔芝伯爵夫人家才幸免于难，她尽一切努力来规劝麦尔基改变宗教信仰以保全性命，但遭到了麦尔基的坚决拒绝。不久，他逃出了巴黎，前往新教派最坚强的要塞罗舍尔城，参加抗击国王军队围攻的战斗。这时，被释放出狱的乔治又被迫参加了围城的军队。在战场上，乔治遭到了麦尔基亲自指挥的士兵的枪击。小说的结尾，乔治死在自己的弟弟怀里。临终前，他将土尔芝伯爵夫人托他的话告诉了麦尔基：“她永远爱你”。
在整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梅里美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动人心魄的笔力，描写了查理第九制造阴谋，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情景：此刻，天主教徒仇视异教徒的狂热发作到了高潮，他们包围了住在罗浮宫附近一带的新教徒，对他们进行疯狂的屠杀，尸体不断从楼上的窗口丢下来，“血从四面八方流出，汇入河内”，“塞纳河上一片红色，浮起的尸体比一场冰解之后的冰块还要多”，罗亚尔河边的沙滩上，尸体堆得跟烟囱一般高，到处散发着焚烧胡格诺教徒的臭气。在这场大屠杀中，就连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乔治在街上“听见一阵尖叫声，他看见一个半裸体的女人，头发乱蓬蓬的，胳膊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子。她飞快地逃走。两个男人追逐着她，嘴里哼出野蛮的叫声互相加强声势，就像猎人赶着一头猛兽似的，当其中一个拿起他新佩的抬枪向她身上射击的时候，她快奔到一条无遮掩的小路上去了。抬枪一下就打中了她的背脊，她翻倒地上了。她即刻爬起来，向乔治那边走了一步，双膝就脆了下来，接着，尽了最后一次的努力，她抬起她的孩子向营长示意，好像她要向慷慨的营长托孤似的。她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断气了。”开枪打死这个妇女的天主教徒还扬言：“我要等到杀死了十二条（生命）之后才罢休”。这些描写把在宗教愚昧主义煽动下的怵目惊心的宗教残杀场面血淋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作者对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极其残暴的宗教迫害的愤怒控诉。这一惨重后果正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反动教会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手造成的，它有力地揭示了这场大屠杀的本质，即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残杀以“保全自己的权力”。
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查理第九的血腥罪行的揭露和控诉上，而且还深刻地剥露了他的伪善狡诈、凶残暴戾的本性。他时常虚伪地称呼柯里尼为“我的父亲”，向他表白“我喜欢您”，赞扬他“您对我是鞠躬尽瘁，无限忠贞的”。在大庭广众同柯里尼在一起的时候，“他亲切地把手挨在他的肩膀上”。这样，“人们看到他俩的时候，免不了要说，年轻的国王在王位上，以一种罕有的知人之明，从他的臣民当中遴选了这位最有道德和最有才智的人做他的宠臣。”然而，查理第九在背地里却咬牙切齿地对乔治说：“沙蒂温这一家人是又骄傲，又放肆，简直就像刽子手；我知道，这些家伙很想置我于死地，并且篡夺我的王位……我看见海军上将的时候，有时真恨不得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全拔下来。”在新教徒面前，查理第九总是装出一副宽宏大量、大公无私的样子，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对新教徒的刻骨仇恨。在大屠杀开始前不久的一次狩猎中，查理第九就像一个屠夫，手里拿着猎刀，凶残地把一匹温驯的鹿子砍倒在地，一边叫着“巴尔巴伊奥”（天主教徒用来称呼新教徒的一种轻蔑的名称），一边把他的猎刀刺进鹿子的胁肋里去，用刀刃在里面旋转来扩大伤口。这个屠鹿场面既是象征性的，预示着即将对新教徒进行的大屠杀，又是心理描写性的，使读者从中看到，查理第九掩饰在伪善面纱里的内心狠毒终于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作者在揭露查理第九这个罪魁祸首的罪行和凶残本性的同时，还把锋芒指向了与之沆瀣一气的天主教教会。在大屠杀中，“那些传道士鼓动信徒要他们加倍残酷”。为了使天主教徒相信“上天准许了他们的暴行”，传教士还编造了一个神奇的谎言去煽动他们的狂热暴行，他说：“你们到无辜牺牲者的墓地上去看看那棵山桂树吧，它刚刚又开了一次花，好像由于灌溉了异教徒的血，变得更加鲜艳，更加茂盛了。”于是，“人数众多佩着武器的屠杀者列队络绎不绝地上墓地去，用庄严的仪式瞻仰那株神圣的山桂树，他们走出墓地时，更燃起一股新的热情，要把上天如此公开谴责的人找出来处死。”这些人在杀害儿童和妇女时还大肆叫嚷：“残忍就是人道，人道就是残忍”。在大屠杀中，天主教徒贝维尔抓住了放高利贷的胡格诺米薜尔·戈尔拿蓬。乔治问他：“您杀了他啦！”贝维尔回答说：“我？才不！我一点也不干预关于宗教的事。我没有杀他，我把他关在我的地窖里，他呢，他对于我所该他的一切帐目写了收据给我。这样，我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得到了报酬，的确，要他更爽快地在收据上签字，我曾经两次把手枪放到他头上。”这个具有讽刺性的细节描写，戳穿了天主教会关于屠杀新教徒是所谓保卫宗教信仰的谎言。
在宗教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言。“圣巴托罗缪之夜”实际上是对新教徒的最残酷的掠夺和抢劫。第20章《轻骑兵》的结尾，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场大抢劫的美妙远景又在他们（天主教徒）的眼前闪烁着，他们便举起马刀在头上挥舞，并且宣誓一定执行所有摩列维尔命令他们做的事。”
梅里美的创作曾受到司各特的影响，但在描写宗教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在对待新教徒的问题上却与司各特迥然不同。在司各特的笔下，新教徒总是被嘲笑的对象，如他所写的一组反映英国17世纪宗教战争的小说《蒙特罗斯的传说》、《伍德斯陶克，或保皇党》、《修道院长》和《修墓老人》等等，都是站在保皇党的立场上，对新教徒进行讽刺性描写。而梅里美则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把自己的同情寄予了受迫害的新教徒及其领袖人物。因此，在他笔下的新教首领柯里尼和新教的忠实信徒麦尔基，都是加以理想化了的正面人物。这种区别是两位欧洲作家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柯里尼是一位“集英雄与圣者于一身”、在同教人眼里“声望比国王还高”的“伟大人物”，一位“最有道德和最有才智的人”。在宗教内战中，他军纪严明，严禁自己的军队掳掠烧杀，骑兵队长洪斯丹因圣东修道院被抢、被焚，柯里尼下令要将他处死。后来，在围攻伦雅克城时，洪斯丹作战勇敢，帽子被打穿了一个洞，柯里尼拿钱给他买顶新的，两人从此成了好朋友，俨然是一位耿直威严而又待人宽厚的长者。内战在他身上留下了道道伤疤，使他失去了最亲爱的兄弟丹德罗，但他要大家“忘掉旧仇夙恨”，希望“宗教可以呼吸自如”，能够用长剑为国王和祖国抗击敌人效力。尽管天主教会和国王对他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甚至采取暗杀行动他也不以为意，充分表现了他的坦荡胸怀和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格。
贵族青年麦尔基是另一种类型的新教代表人物。他英勇热情，风度高雅，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移，决心“今生今世一定要守住他的祖先的宗教”。因此，当他的情妇土尔芝伯爵夫人要他为了她而改变信仰时，他说：“我能够为您而死，……我不能够为了您把我那褐色的头发改变成金栗色的头发。我不能为了使您高兴而改变我肢体的形状。我的宗教是我身上的一个肢体，……这一个肢体，假如人们要从我身上拔掉，只有连我的生命都一起带走才行。”大屠杀开始了，士尔芝夫人苦苦哀求麦尔基改变信仰以图自救，但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麦尔基这种在刀光剑影的大屠杀中，面对死亡而宁为信仰玉碎，不为爱情瓦全的态度，生动地反映了在激烈的阶级搏斗的天平上，阶级利益的砝码早已压过了爱情的砝码。
梅里美对新教徒的同情，除了对上述两个新教代表人物的歌颂外，还表现在罗舍尔城之战的描写上。罗舍尔城当时是法国南部各省的首都和新教派最坚强的要塞，城里的居民几乎全都信奉新教。当8月24日的大屠杀的消息传到罗舍尔城后，全城的居民震怒了，他们“并不甘心听天由命”，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决心同敌人“拼死抵抗到底”。于是，“妇女、儿童、老头子们都自愿参加修筑旧的和兴建新的城堡的工作”。查理第九的诱降失败后，便派军队进攻罗舍尔城。全城居民奋不顾身地应战，杀死、杀伤了许多天主教徒，破坏了敌人的围城工事，填平了许多堑壕，摧毁了防护堡垒。突围开始了，整个队伍大踏步地向原野前进；几支小队的士兵从几道城门里同时开了出来，他们杀向敌人的好几个据点，从四面八方向天主教徒包围过去，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炮兵阵地，烧毁了敌人盘踞的塔楼。罗舍尔城之战，天主教军队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新教徒取得了突围的胜利。这段描写在小说里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把新教徒的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抗敌决心和勇气充分表现出来，向人们揭示了罗舍尔城之战是一场反宗教迫害的正义战争。
应当指出的是，梅里美无论是对天主教会的揭露和控诉，还是对受迫害的新教徒的同情和颂扬，都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他始终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教派的立场上，而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是非标准的基础来观察、衡量、判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过：“梅里美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不信宗教的。……他没有宗教；他什么都不崇拜。”④梅里美的这种思想在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乔治这个人物，鲜明地表现了他对一切宗教的否定。乔治曾经是新教徒中的“一个勇敢的军人”，在最初的几场内战中打过仗，为新教尽过力，立过功。但是，内战中的残忍行为把他最坚定的宗教信仰连根拔掉了。他曾经爱上一个贵妇人，新教的首领刚德亲王为争夺这个女人便千方百计侮辱他，诬蔑他是“一个放荡不羁和反宗教的恶魔”，煽动军队中的新教徒围攻他。在扎卓涅伊的战斗中，刚德亲王使他身陷敌人的重围之中，欲置他于死地。就在他身负重伤即将被杀死的千钧一发之际，天主教徒贝维尔救了他，并把他推荐给安茹公爵。为了复仇，而不是出于信仰，他做了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个宗教和别的宗教也差不多”，两派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荒诞无稽的东西”。对此，他明确声称：“我以前不能相信，现在也不能相信”；“我当初是新教徒，我可并不相信布道；我现在是天主教徒，我可也不大相信弥撒”。直到临终时，他既不要天主教的弥撒，也不要新教的圣诗，拒绝向修道士、牧师忏悔。当贝维尔用悲哀的声音问他：“我们都快死了，这是可怕的一刹那！……你现在还会不会像从前，当你要我改变信仰做无神论者的时候，你那种想法，再想下去呢？”乔治果断地回答：“毫怃疑问；拿出勇气来！”这一切表明，乔治在思想上已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一切宗教的否定闪烁着一种理性的光辉，这在教权主义猖獗的反动黑暗的复辟时期，具有尖锐的针对性和现实的进步性。
黑格尔说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我们的。”⑤《查理第九时代轶事》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正是与梅里美当时的法国社会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的。小说发表于1829年，那正是极端反动的保王党人波林雅克亲王上台组阁，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作者选取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这个具有典型性的历史题材，把查理第九玩弄权术，挑动天主教徒同新教徒彼此敌视，相互残杀，从而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险恶用心给予彻底揭露，无疑就是向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发出的一个警告的信号，这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由此可见，《查理第九时代轶事》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色彩的作品。
《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勃兰兑斯对此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他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中的一些个别人物，更清晰地从背景上突出出来。他们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特征，却没有因此成为现代化（或许只有乔治·麦尔基是一个例外）；的确，梅里美在细节上聚精会神，每一章都生动紧凑地形成一个小小的整体，而且这部作品从全体上说，使人物画像和社会图像都产生了一种精雕细刻的图案般的效果。”⑥这个评述完全符合小说的实际。作者从剖析产生“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的背景入手，着力刻划查理第九的阴险狡诈和言而无信，用最带表征性的言行来突出其性格，因而使人物“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特征”。对于人物的画像，他总是精雕细琢，刻意求工，查理第九就是这样一个精巧透剔的雕刻品：“他是一个长得还算不错的青年，有点弓肩缩背，他伸直脖子，把额头呆板地向前伸出；鼻子大了一些；他的嘴唇又薄又阔，上唇十分向前拱着；他的肤色是苍白的，他那对大眼睛从来就不正视和他谈话的人。此外，人们看不出他的眼睛里写了：‘圣巴托罗缪’这些字，就是相近似的字也看不出来，一点不；不过在他的表情上看来，愚昧和不安要超过无情和残酷。”《查理第九时代轶事》，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仅用了十多万字的不长篇幅，就把法国历史上的一桩宗教迫害大惨案的起因、过程、结局清晰地、生动地、紧凑地描写了出来、其中浓缩着丰富的历史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充分显示了梅里美的创作所具有的高度精炼的优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1页。
③④⑥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第275、287-288、306页。
⑤黑格尔《美学》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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