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和谐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分析，试图勾画出毛泽东建国初期的和谐社会思想的框架。
一、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他坚信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实现中国人民自由、独立、民主、富强梦想的、和谐的、理想的社会。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反复强调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① 为了实践对人民的承诺，为了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径规划；随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时做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论述了共产党人的“大同”理想、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权力、高度和谐的“大同境域”；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途径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②；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条件：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③。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④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实现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和保障，成就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对此，毛泽东作了反复的说明和强调。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⑤ 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申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是有能力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1956年，毛泽东总结建国初期的经验，特别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抗击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⑥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是判断是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⑦。后来，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⑧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而不是背离、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这条最基本的原则。
二、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
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决定作用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为共产党人设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正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理想的、高度和谐的社会的追求，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然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追求和实践。
2.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儒家的“公天下”到道家的“无君”、“虚君”，从墨家的平等劳动、互助互爱到佛家的众生平等、极乐世界，追求社会和谐幸福的大同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绵延不熄。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为探索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救亡图存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以各种形式反刍“大同思想”，其中，集大成者当属康有为、孙中山。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勾画了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民主主义之中，形成他的民生社会主义观，主张耕者有其田、资本公有、人人平等；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勾画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没有私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幼年毛泽东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先哲圣贤追求的大同理想注入他的心灵深处；青年时代，毛泽东外出求学，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洪秀全等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他们对大同思想的阐释、宣传，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有利的国际环境
正如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⑩“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1) 在这个时代，任何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世界明显划分为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明显处在上升期，资本主义则显示出衰败的迹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很快由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程。
三、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策略和实践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极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
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之一，其中心目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政党、阶层、民族等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和谐关系，虽然这一思想在1957年2月正式提出，但是，已经蕴涵在建国前七年的有关决策中。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强调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方面的关系，以便打击和孤立当前的主要敌人，尽快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由低级到高级、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使得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论述了怎样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方面的十大关系，以实现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和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对上述思想的总结和发展。遗憾的是，不久，毛泽东即领导全党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从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2.推动民主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一个社会要实现和谐，必须建立畅通、公正、规范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有序、充分的表达；同时，社会系统各要素有序组合、有序运转。前者即民主政治建设，后者要求法制建设。在民主政治方面，毛泽东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本着“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理念”，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反复说明。“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12)“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 建国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年，中国基层政权在普选的基础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的利益诉求机构。在法制建设方面，毛泽东深刻认识法律的重要性，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要制定新的社会主义宪法和其他法律，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法律体系。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相继建立起来，并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陆续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与起草制定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在逐步实现“有法可依”的同时，毛泽东强调“有法必依”。在宪法颁布的最初3年里，毛泽东身体力行做遵守宪法的模范，“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14)，同时要求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做遵守法律的模范，“一定要守法。……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15)
3.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构建和谐的经济关系
针对新中国贫穷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艰巨任务。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表达了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思想。《共同纲领》根据这一思想，规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由于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顺利完成，开始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过于强调重工业，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暴露出了不协调的局面。毛泽东注意到这些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国防，表明毛泽东开始注意到了工业和其他方面必须互动，同时发展。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提出要建设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思想，表明毛泽东关于工业、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国防要协调发展的思想已具雏形。苏共二十大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初，在《论十大关系》中，以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为核心，毛泽东提出了处理经济工作各方面关系的基本原则：他提出要用增加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用发展和利用沿海工业的办法更好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用加强经济建设的办法来加强国防；兼顾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工农业品要等价交换或尽量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等等……总之，要统筹兼顾，实现经济工作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基础，中共八大肯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底，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导致的国民经济成分的过分单一，毛泽东表达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思想。由于各方面经济关系的协调，1957年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4.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构建和谐的外交关系
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主张，如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方针，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独立自主。坚持独立自主是要划清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线，是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总之，是要建立起新中国新型的外交关系，但是，并不排斥和平外交，相反，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积极争取和开展和平外交，是毛泽东建国初期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吸取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即：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蕴涵其中。
注释：
①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98页。
②③④(12)(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6、1467、1215、1417页。
⑥⑦⑧(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234、303、197—19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⑩(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67页。
(14)《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执政——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50周年》，《文汇报》，2004年9月20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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