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去世后美国关于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顺应那里趋于比较宽松和多样化的社会政治渐变，利用这种渐变提供的某些条件来加强变化趋势，逐渐地争取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各国国家性质的地步。这一名曰演变的政策，其存在早已被公认，但其具体形成过程和美国政府为之规定的实在涵义，至今尚未得到揭示和说明。本文主要依据晚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档案文件，从决策史角度从事这方面的探究。本文着重指出，与苏东内部上述变化和美国的有关认识发展相平行，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底正式确认无法依靠下层造反实现苏东的剧烈变革，1955年1月将“演变而非革命”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同年3月初步制定可操作的演变政策，并于其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开始付诸实施。本文还认为，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对演变政策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的，远非后人普遍设想的那样是国务卿杜勒斯，而是总统艾森豪威尔。
一、演变设想的出现
为了实现根本改变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家性质的目标，美国政府在斯大林去世以前唯一可选择、并被实际运用的战略是激变战略。依据苏东内部社会矛盾严重这一基本条件，激变战略谋求通过煽动性宣传和秘密行动，来激发或助长那里的社会紧张、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自下而上地推翻现政权。然而，斯大林在世时的苏东社会处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大体均等的社会分配政策、稳定的就业保障以及社会经济改造给多数民众带来的其他利益，又加强了政权的可接受性。此外，在东欧还有强大的苏联军事存在这一控制因素。因此，苏东社会矛盾在外界激励下是否足以导致激变战略所谋求的那种结局，是大有疑问的。不少美国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抱着悲观看法。查尔斯·波伦出任驻苏大使前不久在国会作证说，必须认识到除非在战争形势下，不存在苏联民众采取有效的反政府行动的任何可能性。①他的论断与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同时期的一项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该中心对战后苏联流亡者所作的舆论调查显示，苏联民众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会提供苏联制度所给予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因而“除了恐怖政治，现存制度被（民众）当作理所当然的。”②即使在社会紧张最严重的匈牙利，美国驻匈公使馆也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没有希望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③
如果说激变战略在斯大林去世前基本上是无效的，那么此后情况怎样？斯大林去世后的苏东内政调整（即最初的改革）曾在美国政府中唤起了一种希望，那就是原先处于高压控制下的乱源可能借此得到爆发性释放，激变战略则可以在其中起到激励和助长变乱的作用，从而严重动摇甚至摧垮现政权。东德骚乱的爆发证明这一期望不是全无根据的。然而另一方面，这场骚乱的迅速结束，加上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在1953年变而不乱，表明现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东欧国家政府可以依靠的苏联武力），乃至其社会基础，并不象许多美国人设想的那般薄弱。不仅如此，最初的改革尽管远非全面和深入，但毕竟多少缓解了原有的社会不满，从而使激变战略更难奏效。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当时显得最突出的是东德骚乱的教训。美国官员们发现，激励和助长骚乱的那些手段带来了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结果。负责心理战的白宫特别助理C.D.杰克逊当时就领悟了这样一种矛盾：美国的宣传和秘密行动帮助促成造反运动，并使得许多造反者期望美国的有力支持，但实际上它在造反运动遭到镇压时势必束于无策，从而不得不面对令人难堪的道义责任问题并招致造反者的怨恨。④驻德高级专员公署柏林分部主任莱昂则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审议其心理战政策，因为东德骚乱表明，旨在使动乱因素“保持在沸点上”的种种做法可能“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口实，从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控制”。⑤不仅如此，这些做法、特别是其中的秘密行动，还包含着战争风险。北约总部在东德骚乱后就担心，如果那里发生新的造反运动，西德政府将不会有效地阻止“民间团体”越境助乱，这就可能导致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边境军事行动，造成难免发展为东西方大规模冲突的危险局面。⑥更重要的是，东德骚乱的结局还使美国官员们认识到，斯大林去世和最初的改革并未真正减弱苏联对东欧事态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意愿，“克里姆林宫能够挡住压力，迫使东德人屈服”。⑦因此，通过激变战略来谋求“解放”的希望显得是靠不住的。
1953年12月，美国政府正式确认东欧不存在足以推翻现政权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当时制定并经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之决策建议书》）写道：
尽管在每个卫星国民众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已知的能进行武装抵抗的地下集团仅仅作为零散的残余在很少几个地区生存下来，而且现在一般都无声无息……
尚无证据表明斯大林死后苏联支配卫星国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虽然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是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内部的破坏性力量，但目前情况下，许多卫星国内出现铁托类型的非苏政权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根据对局势的这样一种判断，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认为美国应当避免煽动时机不成熟的造反，避免激发其他在遭到镇压或报复时产生负效果的行动，并且不要在美国促进解放方面作任何有关行动性质和时间的承诺。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文件是对东德骚乱教训的总结。
不过，除了所建议的局部调整外，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并未导出任何改变战略的结论。它完全没有提到斯大林去世后东欧朝比较宽松的方向发生的初始变化，照旧把希望完全寄托于那里的民众抵抗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民族共产主义倾向。美国的目标被规定为“破坏和削弱卫星国政权，促进有利于卫星国人民最终解放的条件”，而其行动方针则是“鼓励和援助卫星国人民抵抗苏联支配的政权，维持他们最终摆脱苏联统治获得自由的希望。”⑨显然，这仍然是激变战略，只不过现在强调的是较耐心地助长民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以等待无法预见的激变时机。在具体实践中，东德骚乱以前的那套做法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沿用下来。例如，自由欧洲电台于1953年7月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一场代号为“成功行动”的煽动性宣传攻势，包括强化广播和用气球对捷城市空投约1200万张传单，其主旨是鼓动民众用非暴力方式同政府对立。1954年1月，自由欧洲电台又对捷发动了称为“否决行动”的新宣传攻势，即以“人民反对派”的名义号召民众迫使政府作出一系列政治、经济让步，以便促使反政府情绪发展为有组织的反政府势力。⑩美新处负责人曾向总统汇报过美国之音从1954年末到1955年年中的对匈宣传重点，即“加强苏联傀儡政府无法经受住历史考验这一信念”，“保持铁幕后面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希望”，“声明美国不接受苏联对东欧卫星国被奴役人民的统治”等。(11)很难说这同匈牙利实行最初的改革以前美国的宣传政策有什么大区别。同样，秘密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鼓励和协助叛逃，仍一如既往地是美国政府所积极从事的，因为这可以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和体制显得不得人心，有利于加强其国内民众的怀疑和反叛情绪。(12)
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确认苏联东欧政权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保持基本稳固，既然它对激变战略包含的内在矛盾以及苏东国家初始的渐进型改革有了大致的了解，(13)那么形成一种不同于激变战略的、顺应现实形势来谋求美国目标的新设想就是必然的。从现有的可用资料来看，第一个萌生这种设想的是驻德高级专员公署柏林分部东区科。东德骚乱适才结束之际，该科拟就了一项文件，其中在指出激变战略的某些弊端后写道：
假如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将是谋求同苏联人（就柏林和德国统一）达成体面的、可辩解的妥协，以便实现通过演变而非革命过程取得被压迫人民的逐渐解放这一目的，那么就有一系列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14)
在这里，新的设想即演变设想尽管只是几乎附带地被提到，并且如此简短，却表述得非常明晰和精确。不仅如此，演变在这里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同缓和结合了起来，基于外交妥协的美苏缓和或局部缓和实际上被当作有利于演变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负责外援的对外行动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的一条意见也值得提起，他曾建议艾森豪威尔在著名的《和平机会》演说中提及马歇尔计划，并示意可能通过经济手段“把东方往回拉向西方”。(15)
二、演变目标的确立
演变成为美国决策者的共识，并被正式确定为一项对外目标，比它作为萌芽初露端倪晚得多。要克服现行政策在多年里积聚起来的惰性，就需要激变战略更充分地显示其不适，需要苏东内部变化表现得足够持久和广泛。在这第一个方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主管机构行动协调局就各部门执行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所作的总结。它在1954年7月向国家安委会汇报说，半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表明该文件规定的方针难以贯彻，因为既要用宣传和秘密行动谋求东欧解放，又要避免激起战争和不成熟的造反，令人左右为难。而且，“存在着严重限制美国能力的实际问题，包括严密的过境控制、广播干扰和卫星国内无情的统治。”年底，它又断定国家安委会174号文件表达的一项希望——在东欧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同样非常渺茫，“存在于南斯拉夫的那些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并不重现于任何目前的卫星国。”(16)现行政策的困境以如此明确和正式的方式被端到决策者面前，多少造成了改弦易辙的紧迫感。
苏联东欧内政改革的继续向美国展现了较为切实的希望。在那里，斯大林去世后的变化最富象征性地表现在对东德骚乱的处理上。苏联各大报纸极不寻常地报道了骚乱的全过程，承认广大工人和市民对东德政府先前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关心和尊重群众的利益。为了使东德政府有能力采取缓和社会紧张的经济措施，苏联于1953年8月宣布放弃所有尚未履行的战争赔偿，勾销东德对苏债务，并将所有苏占德国工业企业无偿移交给东德政府。苏联还决定提供价值近11亿卢布的日常消费资料、工业原料和信贷援助。(17)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这在事实上向本国和东欧人民公开承认、公开改正错误的做法存了先前的惯例。(18)东德政府的态度同样现实、温和。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在骚乱适才结束之际宣布：骚乱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政府先前的各种错误政策；“如果不是工人群众的不满提供了干柴”，西方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就不会得逞。(19)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统一社会党先后在6月下旬和7月下旬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改善经济状况与人民福利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默许下，东德的思想文化领域和基层政治生活在骚乱后出现了相当广泛的“解冻”迹象，德国艺术科学院甚至得以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国家对艺术、戏剧和出版的任何干预。(20)在东欧其他国家，匈牙利继续走在改革的前列。1954年春，匈工人党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中央选举，55.1%的高级干部落选，拉科西在党内的势力有所削弱。(21)大致同时，保安部门前领导人卡波尔·帕特因滥用镇压权力被判无期徒刑。(22)1954年10月，匈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重工业投资比重，鼓励私营小企业和善待个体农民。美国驻匈公使拉文达尔当时的评价是：“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趋势看来都是继续按和解方向发展，很可能对农民和工人作出更大让步。”(23)原先改革开始得最晚、举措最为保守的波兰加快了步伐。在党内的改革呼声越益强烈的情况下，1954年底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改组保安部门，翌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则强烈地谴责了“对人民合法权利的粗暴破坏”和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庸俗化”。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进行，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哥穆尔卡于1954年12月被悄然释放。(24)此外，波政府对个体农民的态度有了显著改善。(25)
在美国政府内，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抱着一种比较开放的认识态度。他在这一方面，象在其他不少问题上那样，比他的许多幕僚（包括国务卿杜勒斯）明智和现实。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对斯大林去世后的局势持有那种严重阻碍认知的顽固的先人之见。相反，苏联对外政策变化的第一个迹象——马林科夫1953年3月15日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包含着积极因素的反应。他甚至在私下说：“我们两国政府现在都换了新人。一张白纸从头写起。”(26)1954年2月，他亲自致电波伦，称赞这位不懈地观察、报道和肯定苏联内政外交变化的驻苏大使工作质量首屈一指。(27)一位总统直接去电表彰一位驻外使节的日常工作，很不寻常。他在行政当局内多次提出应当考虑开展东西方贸易，说美国历年来针对苏联东欧的极严厉的出口管制是不明智和不切实际的。(28)所有这些使人感到，艾森豪威尔至少倾向于接受、甚至可能参与提倡了一种顺应和促进苏东变化趋势的战略设想。这是演变得以被采纳的另一项重要条件。
1955年1月6日，国家安委会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对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作了重要修改。它被重新定义为“以推进美国安全利益和鼓励那些导致共产党政权——尤其是苏联政权——放弃扩张主义政策的趋势的方式来影响它们的行动。”据此，美国除继续实行遏制政策和维持西方阵营的团结外，还必须“促进苏联共产党集团各政权之性质和政策的变化”。(29)在后一方面应当遵循的原则，由1月27日获得批准的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作了规定。这项文件标志着演变被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其中规定：
通过利用不满及其他麻烦，谋求制造和增强民众和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
继续保持反对苏联制度的基本立场，继续说明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
对于有待利用的不满和其他麻烦，一般不把其原因描述成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匡治的固有状况，而应描述成如果现政权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就有可能纠正的状况。
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东欧卫星国，适当地利用这些国家里存在的特殊机会来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削弱使卫星国依附于苏联的纽带。(30)总之，象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所说，这项文件的根本精神是“诱导苏联或卫星国演变”，是“把这些家伙拉到我们一边。”(31)
不过，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仍是不成熟的。同美国政策以后的发展相对照，它的局限性首先在于仅仅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考虑演变，仅仅把它当作遏制政策的补充。演变主要被当作改变苏东对外行为的途径，而不是主要被当作改变其基本体制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这个文件中，作为对外行为变更的演变同作为基本体制变更的演变是含混不清的。其次，这个文件仍未提出为谋求演变所需的具体政策。上面援引的那些原则，除去其中作为目标来表述的演变，所剩的不过是对于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作的一些修改，它们并不能使谋求演变真正成为可操作的。第三，它没有在处理对苏关系方面提供一种比较有利于演变的战略，即缓和战略。相反，它强调对抗是促进演变的前提条件，因为只要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冷战中有得分希望，它们就不会“尝试改弦易辙。”(32)
演变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取消激变战略。这一点在国家安委会讨论5505/1号文件时表现得非常清楚。副总统尼克松和杜勒斯兄弟接二连三地表示，他们不希望由于规定促进演变而拒绝在机会适当时使用“革命手段”。对此，负责在会上解释该文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反复表示，该文件不排除使用这样的手段。(33)因此，演变是与激变战略并存的和互补的。美国在苏联东欧渐变期间将着重于演变努力，而在那里出现重大动荡时将着重于激变。不仅如此，当时包括国务卿杜勒斯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对激变战略的兴趣仍然大于对演变的兴趣。他们念念不忘寻觅任何可能导致动荡的因素，揣测其变乱作用，力图不失时机地运用“革命手段”来促成激变。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在1955年4月初的一篇日记里写道：“杜勒斯相信，在俄国和中国，最终的内乱将会因为农业生产彻底瓦解而到来。人民开始挨饿之日，就是他们极可能奋起造反之时。”(34)甚至艾森威尔本人，尽管比较倾向于依靠演变，也把激变战略当作不可不用的法宝之一。他在1955年底批准了一份关于中央情报局活动方针的文件，其宗旨之一在于通过秘密行动削弱和动摇共产党国家的内部控制。(35)
同时并存的演变与激变战略既是互补的，又是彼此抵触的。行动协调局在1956年2月向国家安委会指出：鼓励演变并不总是同维持“被奴役人民”的解放意愿相容，因而美国象是不得不同时奉行彼此矛盾的两套行动路线来追求同一个目的。(36)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政策实践中比比皆是。例如，行政当局设想促进东欧国家的演变，同时却继续向1954年9月成立的在美东欧流亡者组织“欧洲被奴役民族大会”提供秘密资金、广播便利和道义支持，使之能追求其公开宣布的目的——煽动“中欧东欧各民族挣脱苏联共产主义的枷锁获得解放”。(37)又如，国务院在1956年3月给驻波使馆的指令中，一方面申明美国的政策是按照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的规定以及波兰“绝非冻结不变”的现实形势鼓励波政权演变，另一方面却拒绝缓和美国之音对波兰的敌对宣传和放宽对美波贸易的严厉限制。(38)不过在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彼此抵触并未使美国政府感到过于为难，因为演变大致仍是一项尚未具备具体政策及其实施条件的笼统目标，而激变战略却是贯彻了多年的现成方针。美国政府所能做的，而且宣传和特工部门乐此不疲的，无非是继续实行早已矛盾百出的激变战略。
三、演变政策的开端
谋求实现演变目标需要有具体的演变政策，即促进演变的具体方法。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些差别，但其总的特征是一贯的，那就是建立和发展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各种合法渠道，使西方的影响能通过这些渠道合法地进入苏联东欧社会，以便引发或增强苏东各国政府和民众仿照西方模式逐渐修改本国社会的意愿，并且帮助形成促使政府进行此种修改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研究演变的西方主要著作之一就此写道：“靠提供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的榜样，西方能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需要东欧人接触到这些榜样。西方的电台和电视广播、文化交流、旅游、商业接触以及其他民间关系的重要性就在于此。”(39)
在演变政策形成期间，具有上述一般特征的演变方法被美国政府简明地称为“东西方交流”。严格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人员、文化和商业往来早已有之，新颖之处只在于这种往来被有意识地当作一种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国策。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克服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欢迎西方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改革。从1917年到1930年，石油勘探和精炼、采煤、拖拉机和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和电力设备生产以及化学工业等方面的新增生产能力，80%以上是利用西方投资和技术的结果。(40)在大多数苏联经济部门中，都存在外资或合资企业。英国占据了在苏外国投资的首位，美、德两国分别处于第二和第三名。与此相应，西方国家的许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苏联工作。1932年时仅在苏联拖拉机和汽车制造部门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约600名。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个时期苏联政府对文化和旅游交往的态度相当开放。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不少美国学者被邀请到苏联从事科研、观摩和教学工作，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或许是1935年夏天来自60个院校的200多名美国师生应邀赴苏作为期8周的文化交流。从1929年到1937年，苏联国家旅行社每年安排约2000名（有时多达约10000名）西方人到苏联旅游。(41)然而，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及其治国模式的完全确立，苏联同西方的非政治交往逐渐萎缩，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美英两国的同盟关系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后，美国大使哈里曼向苏联政府提议允许在苏发行两种反映美国生活的双月刊，允许两国新闻编辑人员直接交换信息，在苏联放映美国电影等。对此，苏联的答复极为冷淡。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议资助一些苏联学者到美国进修农林学和公共卫生服务等专业，但苏联政府根本不予理睬。1936年以后，没有任何美国学者能在苏联进修或从事研究。这仅仅是几个例子。(42)战争结束后，由于斯大林戒备西方渗透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加上西方大国逐步采取反苏政策，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愈益僵硬。1947年2月，苏联政府立法禁止涉外婚姻。年底，国家保密法被修改，规定任何个人或团体非经外交部或外贸部安排不得同外国人交往。同年，美国政府两次提出美苏文化交流建议，皆遭拒绝。(43)此后，随着冷战进入最高潮，苏联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交往渠道几乎彻底中断。前此同西方有着较广泛的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的东欧各国，也开始处于几乎与之完全隔绝的状态。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态度逐渐松动。广播节目里开始播送西方音乐，展览会上出现了西方造型艺术作品。1954年春，参加联合国军备控制讨论的一位苏联官员非正式地向美英代表谈到“苏联未予公布的新决定：鼓励同西方的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大致同时；法兰西喜剧团作为多年来第一个赴苏的西方文艺团体，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三周。同年，两名苏联医学家获准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心脏病学家大会，并在美国各地旅行。随后，一些美国医学家访问苏联。1955年，在莫斯科已有12名西方新闻记者，其中9名是美国人。同年，苏联当时最卓越的钢琴家埃米尔·吉勒尔赴美演奏，结束了1938年以后从未有苏联著名艺术家在美国表演的历史，苏联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界人士则参加了当年举行的一些国际会议。(44)苏联态度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既包括随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对外部世界的心态有所改变，也包括他们对于同西方交流能给苏联政府带来的实惠有所认识。这些实惠首先在于获得所需的西方科技信息，从而有助于加强苏联经济和军事能力，其次在于帮助提高苏联政府的国际威望，促进西方人士中的对苏友好情绪，以利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当时努力推行的和平运动政策。
在苏联对东西方交流渐趋灵活的同时，美国政府却仍旧维持在冷战最高潮期间形成的僵硬态势，这使它相当被动。国家安委会的一份文件提到，从斯大林去世到1954年底，至少有101名美国非官方人士获准进入苏联，美国却由于极端戒备“共产党渗透”而实施严厉的限制，致使同期内访美的苏联非官方人士仅33名，东欧非官方人士仅25名。结果，一向宣扬自由和谴责苏联封闭的美国反而像是竖起了铁幕。这一情况被认为便利了苏联的宣传攻势并导致许多西方人转而批评美国，损害了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开明的世界领导者”形象。(45)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僵硬态势还使它受到一种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许多美国民间人士和民间机构要求同苏联交流，这首先是因为多年的隔绝引起了了解苏联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以苏联研究为专业的学术界人士急欲恢复中断了近20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机会。此外，要求对苏交流者还包括“那些怀抱着希望注视任何‘和平’迹象的人们，相信某种非政治性的‘民间外交’的人们，感到可以通过使民众置身于西方影响之下来损坏（苏联）政权的人们……还有那些对做生意感兴趣的美国人。”(46)
所有上述因素——寻求促进演变的具体政策的必要、苏联东欧门户的局部开启、美国政府所处的被动境地以及它所受到的国内压力——都在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1955年3月2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委会5508/1号文件。这个文件是美国政府在形成演变政策方面迈出的第一个重要步伐，它规定放宽美国对苏联东欧公民入境的限制，只要目的是短期访问并置于“适当的内部安全戒备”之下，原则上将准许入境。它还特别谈到这么做的一个好处：一些访问者必定会被美国的繁荣面貌和技术成就所打动，而且回国后会把此种见闻告诉亲友。(47)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又批准了另一项促进交流的措施，即放宽原先对于通过美国邮政部门在美分发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出版物的严厉限制，以便获得在苏分发美国政府刊物的对等权利。(48)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就此类措施写道：“更多地接触西方将使苏联官员更好地了解西方的现实情况，可以帮助促进苏联国内长期的演变趋势。”(49)
1955年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前后，美国政府形成了一套促进东西方交流的范围广泛的方案，从而使演变政策具备了雏型。这套方案溯源于同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11名专家，他们受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执行国家安委会5505/1号文件的白宫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邀请，在弗吉尼亚州的昆蒂科探讨贯彻该文件的具体方法。这个所谓“昆蒂科讨论小组”由沃尔特·罗斯托担任主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持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的“苏联弱点研究项目”。小组成员有业已离开政府的C.D.杰克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邓恩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主任菲利普·莫斯利等。该小组于6月10日向洛克菲勒提交建议书，其中主张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向苏联提出一系列关于东西方交流的建议，其概要是大大增加东西方之间和在东西方各国内部的旅行自由，扩展东西方贸易，并且在达成反无线电干扰的协议的前提下，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规定“为思想信息交流之目的而进行自由和不受阻碍的联系”。(50)艾森豪威尔不仅大致采纳了这些建议，还下令建立专门工作机构，即在国务院欧洲司内设立东西方接触科（后改名为苏联东欧交流办公室），并设国务卿东西方交流事务特别助理和相应的总统特别助理两个新职位，分别由威廉·拉什和威廉·杰克逊担任。(51)
在美英法就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协商中，英法两国非常赞成美国关于促进东西方交流的打算，而对美国还准备要求会议将苏联控制东欧列作议题之一表示怀疑，因为这除了表面的宣传价值以外，毫无益处。相反，促进东西方交流既有利于在苏联东欧“发动变革力量”，(52)也有利于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在这后一方面，它们的意愿比美国强烈得多。三国经协商决定：东西方交流问题将由西方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而且鉴于苏联近来在此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要尽早提出，以免让苏联占取主动。(53)7月18日，日内瓦首脑会议开幕，艾森豪威尔第一个发言，其中提出东西方人员、信息交流应当和德国、欧洲安全、裁军等问题一样，成为会议的议题。(54)当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晚宴上表示，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应促进东西方交流。(55)然而，讨论稍有深入，西方和苏联之间在交流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就暴露了出来。西方国家强调的是最直接地有利于促进演变的人员和信息交流，特别是旅行和政治信息传播自由，而苏联强调的是有于加强其经济和军事能力的经济交流，为此需要大幅度放宽甚至取消西方对苏出口管制。(56)在一时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四国政府首脑联合指示四国外长会后协商他们讨论的诸问题，包括促进贸易和人员、信息交流。(57)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要求被如此合并写入联合指示，这同其余问题上的全盘僵局相比，可算是日内瓦首脑会议达成的唯一妥协。
但这毕竟只是纸面上的妥协，10月至11月，四国外长根据上述指示在日内瓦开会。不仅德国、欧洲安全和裁军三大难题依旧毫无进展，而且东西方交流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更明显了。法国外长安托尼·皮内代表西方提出17点建议，它们主要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方案制定的，无一例外地属于人员、信息和文化交流，其主旨在于苏联为西方思想文化洞开门户。(58)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提出5点建议，其中只有1点涉及促进文化交流和旅游，其余4点都是关于经济和技术交流的，包括贸易方面实行最惠国待遇以及让苏东各国参加它们被排除在外的国际金融、贸易和技术机构。(59)西方和苏联的根本分歧随后便反映在关于讨论程序的争执中。西方主张由两个专家小组分别讨论经济交流与人员、信息、文化交流，以防后一方面被苏联用作争取在前一方面取得让步的筹码，苏联则主张所有交流问题一并协商。经过激烈争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了西方的要求，但随后坚持只讨论上述两套方案中的共同点，以此把西方最关心和对苏联内政影响最大的那些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西方虽然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一在外交上顺理成章的立场，在讨论中却频繁地提出议程以外的问题。(60)结果，四国外长会议在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收场。西方大国和苏联之间要建立比较正常和固定的交流渠道，还有待于国际环境和双方政策发生更多的变化，特别是有待于美国的演变政策在苏共20大后变得成熟起来。事实上，直到50年代末期，美英法三国才分别同苏联签订最初的科技、文化交流协定。
不过，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的事态表明，在东西方交流问题上仍是有进展的。西方和苏联在原则上都表示应当促进交流，双方的具体立场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东西方对抗气氛由于日内瓦首脑会议而得到的某种缓和则为促进交流提供了一定条件。杜勒斯当时就此说道：“目前已开始的进程几乎肯定要持续下去。它可能进展得不平衡，但我们相信目前已开始的进程是不易被逆转的。”(61)不仅如此，美国一些民间人士和民间机构在政府步履蹒跚的情况下，靠自己的主动促进了交流。例如：纽约宇宙旅行社的加布里埃尔·莱因纳尔想方设法同苏联方面达成了一项安排，使得约2000名美国人在1956年到苏联旅游；哈佛大学于1955年成功地邀请苏联科学院派一名研究中世纪的学者赴该校讲学；若干美国大学说服苏联一些大图书馆恢复中断了多年的图书交换。1957年2月，10所大学组成了旨在促进美国与苏联东欧之间的学生交流的机构——“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它将在推动政府和一些大基金会发展学生交流方面起重要作用。(62)
尚不清楚初始的东西方交流对苏联东欧社会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但是可以肯定，一位匈牙利学者的下述话语多少反映了整个苏东地区的某类共同现象：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里同西欧的隔绝多少有所改变。偶尔甚至可以获准去西方旅行，西方无线电台的广播突然间变得清晰得多了，而且古老的匈牙利传统正在逐渐苏醒：我们在地理上介于东西方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上却实在属于西方。塔马斯·阿齐勒的诗作《欧洲颂》美妙和大胆地表现了这种感觉，它由于公开说出了大多数人民一直感觉着的那种东西而很快变得举国皆知：匈牙利属于欧洲，即属于西欧。(63)1955年开始出现的美国的演变政策就是要通过东西方交流，在苏联东欧引发与助长对本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离异感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心。在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几乎是总体性的严重弊病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必然有其成效。
注释：
①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Washington,D.C.,1988,p.53.
②John Bushnell,"The`New Soviet Man'Turns Pessimist,"in Stephen F.Cohen et al.eds.,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Bloomington,1980,pp.181-182.
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p.44.
④H.W.Brands,Jr.,Cold Warrior:Eisenhower's Gener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1988,p.124.
⑤Fo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p.90.
⑥Jonathan Steele,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London,1977,p.99.
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7,Washington,D.C.,1986,p.1597.
⑧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p.112,114.
⑨Ibid.,p.114.
⑩Robert T.Holt and Robert W.Van De Welde,Strategi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icago,1960,pp.208-223.
(1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25,Washington,D.C.,1990,p.470.
(12)Ibid.,pp,149-150.
(13)限于篇幅，本文不谈这一初始的渐进型改革以及美国政府对它的认识过程。
(1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7,p.1598.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该文件于当年8月转送华盛顿。
(1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es,1952-1954,V.8,p.1180.
(16)Ibid.,pp.134,143,150-151.
(17)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1956,pp.168-170.
(18)Philip Mosely,"The Kremlin's Foreign Policy Since Stalin,"in Foreign Affairs,V.32,No.1(October 1953),p.28.
(19)Keesing's Research Report,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1973,p.101.
(20)Steele,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pp.103-104.
(21)Hans-Georg Heinrich,Hungary: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p.45.
(22)Coral Bell,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4,London,1957,p.165.
(2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p.138.
(24)Zbigniew K.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Cambridge,Mass.,1967,p.238.
(25)Bell,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4,p.164.
(26)Emmet J.H ughes,The Ordeal of Power:A Political Memoirs of the Eisenhower Years,New York,1963,pp.103-104.
(2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8,p.1226.
(2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5,Washington,D.C.,1988,p.184.
(2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24,Washington,D.C.,1989,p.20.
(30)Ibid.,pp.20-22.
(31)Ibid.,pp.6,10.
(32)Ibid.,p.22.
(33)Ibid.,pp.6-7.
(34)The Diary of James C.Hagerty:Eisenhower in Mid-Course,1954-55,edited by Robert H.Ferrell,Bloomington,1988,p.226.
(35)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V.2,1952-1969,London,1984,pp.285-286.
(3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25,p.126.
(37)Bennett Kovrig,The Myth of Liberation:East-Central Europe in U.S.Diplomacy and Politics Since 1941,Baltimore,1973,pp.141-143.
(3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25,PP.133-138.
(39)Lincoln Gordon et al.,Eroding Empire:Western Relations with Easter Europe,Washington,D.C.,1987,p.4.
(40)Anthony C.Sutton,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1917 to 1930,V,1,Standford,1968,pp.336-339.
(41)Robert F.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1958-1975,Bloomington,1976,pp.28-30.
(42)Ibid.,pp.31-32;Yale Richmond,U.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1958-1986:Who Wins?Boulder,1987,p.7.
(43)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pp.32-33.
(44)Ibid.,pp.34-36;John Van Oudenaren,Detente in Europe:The Soviet Union and West Since 1953,Durham,1991,pp.284,298.
(4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24,pp.200-201.
(46)Ibid.,p.216.
(47)Ibid.,pp.205-220.
(48)Ibid.,p.210.
(49)Ibid.,p.216.
(50)Ibid.,pp.32-3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5,pp.218-219.
(51)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p.128.
(5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5,p.313.
(53)Ibid.,p.328.
(54)Ibid.,p.365.
(55)Ibid.,p.374.
(56)Ibid.,p.383.Van Odenaren,Detente in Europc,p.257.
(57)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Heads ofGovernment,July 18-23,1955,Washington,D.C.,1955,pp.67-68.
(58)Richmond,U.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Appendix A.
(59)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Geneva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October 27-November 6,1955,Washington,D.C.,1955,pp.245-248.
(6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5,p.661-663,692-694,760-764.
(61)The Geneva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p.261.
(62)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pp.37-39.
(63)Tibor Meray,"The Hungarian Writer's Movement,"in Bela K.Kiraly et al.ds.,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The Hunge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New York,1984,p.208.着重点为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