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的历史——记录民族史的另一种语言：中国影视人类学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大观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黎族》三部影片后，说：“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
人们总是在巨变之前想到抢救历史、记录历史。
中国影视人类学拍片就始于本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其时，为了科学系统地把握急剧的社会变革到来之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真实面貌，一场具有“抢救”性质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场大规模的调查中，人们动用胶片来真实地反映和纪录少数民族即将消失的社会历史形态和正在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这一切，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起点。
在世界，影视人类学存在已近百年：在中国，影视人类学以对少数民族的纪录，开启了第一步。
从1957年至1965年期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拍摄完16个民族22部123本人类学电影片。 这类影片最初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批影片，我们看见时光流逝强化了它们更加珍贵的纪实性和科学性，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不可复得的生动逼真的科学形象资料。以周总理生前看过的《佤族》片为例：该片如实纪录了云南西盟山佤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拍摄了“窝郎”、“头人”、“魔巴”为主组成的村寨组织、部落联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活习俗，对于剽牛、拉木鼓、吹牛尾巴、猎取人头祭祀等也有所反映。时隔近四十年，随着社会的变革，民族经济的发展，当时所真实纪录的社会原貌而今已不复存在，而《佤族》影片，则起到“凝固历史”的作用。难怪周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黎族》三部影片之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通过这20多部人类学影片，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基本情况。无论是鄂温克和鄂伦春人富有特色的狩猎工具，赫哲人的捕鱼方式，或是独龙族、佤族、景颇族、黎族、苦聪人等从事的刀耕火种及采集方式，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从这些影片中，还可看到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演变过渡中一些极为真实的珍贵的场景，那些无偿借贷、以物易物乃至无言交换等原始产品交换方式，都可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的源头，找到历史的佐证。至于凉山彝族奴隶市场、西藏及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新疆部分地区领主庄园制的特点，都可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论述，找到活生生的例证。尤其是鄂伦春、鄂温克信仰的萨满教，佤族的血族复仇和猎人头祭谷，景颇族的抢婚、纳西族的阿注婚、独龙族的妻姊妹婚及妇女纹面等习俗，都可为研究原始宗教和古老婚俗等，提供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
运用不可取代的特殊手段记录民族历史的影视人类学，为今天和未来留下了珍贵无比的资料。它使我们能够永远守住历史。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及影视片制作，较五六十年代又有很大发展。除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原地方社科院或民研所继续开展这一摄制工作外，许多大专院校、省市博物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和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都纷纷建立相应的机构并摄制了大量与影视人类学性质或风格相关的影视片。特别自中央电视台率先开辟《兄弟民族》等栏目之后，各地方台（站）争相效仿，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制作和播放这类影视片热。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地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还开设了“影视人类学”教学课；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影视人类学的论文或专著（如《影视民族学》等）纷纷发表和出版。一部分人类学精品影片，通过多种渠道纷纷走出国门并频频在国际人类学影坛上获奖。所有这些都一再表明，我国影视人类学这一新学科有其发展的深厚土壤。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基本经验与理论，已逐步在共识中得以确立，并不断走向成熟。譬如，在影片的性质与特征上，确立了其反映和记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面貌的基本内容，以及严格地从民族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如实展现其本来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即是说，人类学影片一定要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选择和捕捉那些最能体现人类生活基本方面的情节与画面，这就使人类学影片区别于其它影片。同时，这就规定了制作这些影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深入生活的原则。不搞调查研究，不熟悉民族的文化内核和生存状态，要拍好反映这个民族的影片是不可能的。（二）真实的原则。没有真实性，就无科学性可言，人类学影片只有真实，才能揭示客观事物固有的面貌，才能赋予这类影片以永久保存和供研究的价值。（三）尊重拍摄对象的原则。尊重拍摄对象的风俗、习惯、文化及他们被拍摄的意愿，是影视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四）完整性的原则。记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者一种生活形态应相对完整，占有的材料应尽可能全面，来龙去脉尽量交待清楚，这也是科学电影的基本要求。
这样的要求触及到了人类学影片有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人类学影片是由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内容与影视表现艺术共同组合而成的，在这里首要坚持的标准是人类学的科学内容，即人类学研究是本质，而影视拍摄则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影视手段可以成为表达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媒体”、“在影视民族学中，影片只是工具，民族学才是目的。”
按照内容和性质，影视民族学影片可归为四大类：第一类，以民族为单位，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影片，如《佤族》、《苦聪人》等；第二类，关于家庭和婚姻形态的专题片，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第三类，文化艺术方面的专题片，如《苗族的工艺美术》；第四类，电视录像专题系列片。此外，专题片类型又可分为“复合性专题片”、“系列型专题片”、“微型专题片”等。
三
经过近40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实践，我国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和制作，已经形成一支可观的学科队伍。1995年4月， 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对这支队伍诸多成果的一次检阅；而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这一新学科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近40年来，全国一共摄制了多少人类学影视片，迄今尚无精确的统计数，但中央民族大学李德君教授以为：“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五六百部。”
随着改革开放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一批又一批影视人类学作品纷纷走出国门，并不断在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会或人类学电影节、影像节上获奖或受好评。如1989年5月， 在德国举行的“人种学与第三世界”电影研讨会上，中国的《独龙族》、《佤族》、《苦聪人》等影片，受到各国学者的赞誉。随后，又有一些影视片，如《藏北人家》、《深山船家》、《沙与海》、《两个孤儿》、《最后的山神》、《甫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等，先后在嘎纳电视节、国际人类学电影节入围或在亚厂联、亚洲电视节等评比中获奖。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华文影视人类学研制所马长书编导所拍的《苗族》、《侗族》，在1995年爱沙尼亚第九届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获终身成就奖。成就奖是纪念为拉托维亚独立而献身的伟大艺术家安准恩·斯莱平希设立的。此次会上能获此殊荣的仅只有马长书和加拿大女导演凯特林安·马丁两人。组委会在颁发这一成就奖的评语中是这样写的：“马长书先生是志在促进民族地区电影事业发展的优秀者，他在电影《苗族》中对传统生活的真实纪录而闻名，是衷心献身于安准恩·斯莱平希遗志的代表者。”1996年1月， 在法国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影像节”（即’96嘎纳国际电影节）上，由云南省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制中心郝跃骏同志所拍的《山洞里的村庄》，获“长篇社会报道”的“评委会特别提名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影像节上的首次获奖。所有这一切都一再表明：根植于中国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人类学影视作品，一经走出国门，总能以其珍贵的学术性和严谨的科学性，受到国际影坛的赞许和肯定。
四
西方有人曾预言：“下个世纪将是影像图文逐渐取代印刷传播的世纪”，“下个世纪更将是影视人类学的世纪”。面对这一新形势，为继续弘扬祖国多民族优秀文化，为保存人类社会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必须肩负起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把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拿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新成果，去迎接影视人类学新世纪的到来。为此，中国影视人类学必须在自身理论建树方面，有所新的突破。
首先，应在双重使命中拓展与升华影视人类学理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发展的链条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生存文化选择机制的发生、发展、鼎盛到消亡的材料，在我国是极其丰富的。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许多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存形态，在建国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完整地保留着。这是一些极为珍贵的“社会活化石”。但随着现代文明的融入与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正在逐步消亡；另一方面新的民族文化和生活形态，又不断产生和建立。因此，我们目前首先面临的，一方面是要积极地抢救和记录那些“正在消亡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抓紧摄取和记录“正在变化的世界”。在这一双重历史使命中去拓展与升华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中国影视人类学必将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上，应努力达到实践与理论的和谐统一。如何把中国影视人类学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如何缩短与国际影视的差距？在作品中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状的关系？面对这些问题，正确的决择是应把拍摄的对象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一广阔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把继承与创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研究，要从传统文化的变迁中，寻找现代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事实上现实中的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现状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握好这二者的量变与质变和两者在相互转化中的广度与深度，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精品，就能不断涌现。
鉴于我国当前人类学者与影视工作者大多处于各自分离的状态——影视制作主要力量在各电影厂、电视台和音像公司，而人类学者又基本分布在科研和教学部门，如何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分离，尽快实现二者在专业设备和知识结构上的双向互补，这是使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尽快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课题。同时，在此基础上还须进一步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携手，实现中国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和世界各国的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拓展与升华具有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特色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