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若干重要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后， 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仍长盛不衰，虽然在一段时期发表出版的论著有所减少，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则有所拓展。特别是中共十四大确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以来，理论界对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研讨论著更是大量发表出版，使其达到了一个新台阶。因此可以这样说，近几年来国内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正是这一研究的发展，使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大前进了。
一、如何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引向深入
据统计，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一年，国内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论著已达近6000篇（本），这么多的论著中不乏高品位的文章、著作，也不乏颇具新视角、创新方法的作品。然而，个别使人感到陈旧的论著也在其间。正因为如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都感到，应该也能够在各个方面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引向深入，再上新台阶。于是，很多人撰文，提出了各种见解。
1.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要深入，探索、采用研究的新方法很有必要。这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因为，时代的发展要求研究方法也应发展，而“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有人指出：要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做出重大变革与积极改进”。这些方法是，“首先要尽力拓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视野”。第二，“要加强比较研究。包括进行宏观上的横向比较与微观上的纵向比较”。第三，“要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活动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实践相结合”。第四，“要高度重视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科学的分析是研究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根本方法”。第五，“要大力展开对作为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还有人指出：“从研究方法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该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研究方法的一个契机”。
2.毛泽东思想研究能够不断深入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在中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热门学科，这门学科的深入发展，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种看法认为，“如同毛泽东思想于本世纪影响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进程一样，未来的21世纪中，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毛泽东思想研究由此而将成为跨世纪后中国学界的一大重要领域”。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昌盛，无疑与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认定，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有密切关系，但根本地在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历史影响力”。
3.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怎样深入和将从哪些方面深入。
有人指出，在实际研究中，一是要“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二是要“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作为继续攀登的前进基地”；还要在一定范围内提倡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讨论争鸣，这也是推动其研究前进的一条途径。在这方面，“鸣而不争”和“鸣而少争”，并不一定是可取的。有研究者对未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情况作了前瞻性的分析，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综合性研究必然会进一步加强”；“研究借鉴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将会成为学界一大焦点”；“对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构想的探究与评析，必将为学界所关注”；“毛泽东晚期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究，将仍为学界的热门课题”。
笔者认为，学界一些有见识的研究者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后非常及时地关注毛泽东思想研究如何深入发展的问题是有其深远意义的，很多研究者的见解非常深刻。但笔者也感到，研究的深入和上新台阶似乎避不开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说，两者似乎可作相对分开来研究。绝对分开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可作和要作相对分开来研究，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指导思想，其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都说明，它不应该包括毛泽东个人的失误，特别是晚年的错误在内。因此，对两者的研究似乎也有着重点的不同，但两者的研究对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着重大作用的。
二、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思想联系和关系的研究
建国以来，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更替，因此，客观上就存在其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看法颇多，特别是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一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关系，因各自都领导中国大地发生了一次飞跃，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同时，学界对江泽民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联系和关系的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并且有日益增多，不断深化之势。
1.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毫无疑问，领袖人物互相之间的评价对研究者研究其思想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这方面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挖掘和系统整理、研究，对人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关系具有极大的引导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在潜心收集许多人对历史事件回顾，以及新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文论述：（1）毛泽东论邓小平。在历史功绩方面，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他正确主张、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有功绩，“（一）他（指邓小平——引者加）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领导作用作了肯定，他亲自提议中共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并安排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负责具体部署执行政治局制定的大政方针，他说：“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在长期的考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总体素质的评价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是基于对其各方面素质评价基础上得出的总结论，这些评价是，“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个人（指邓小平——引者加）比较顾全大局”，“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办事比较果断”，“比较有才干”。（2）邓小平论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作出了三个科学的结论。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第二，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第三，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述，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3）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了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评价，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多次提出小平同志有两大历史贡献，一个是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2.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的关系是学界多年来研讨的热门，但前期的研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还不够，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一探讨迅速向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推进。许多研究者从总体上研讨了两者思想的关系。在这方面，一种着重于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思维差异上去把握其关系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存在哲学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前者强调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后者强调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并由此差异带来两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途径和方法上的差异。另有许多研究者从邓小平对毛泽东继承和发展的角度去把握其关系，认为邓小平实现了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成功接力，表现于在中国应当实现的目标模式上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途径和形式上，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和失误的抛弃和纠正。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有历史过程的先后衔接，思想观点的前后继承；并且，“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又展示出发展的阶段性。从毛泽东不成熟的探索到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两个发展阶段，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前后继承，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质的飞跃”。一些研究者虽然赞同邓小平对毛泽东继承发展的观点，但认为这是从总体上讲的，涉及某一具体阶段则还需要具体分析。比如，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就是一种扬弃，有继承发展，但更多的是抛弃和纠正，或者说，在对毛泽东整个晚年思想上，邓小平以抛弃、纠正为主，而在晚年一些具体思想如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等等，又以继承发展为主。还有研究者则从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根本原则上的一致方面去把握其关系，他们指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贯通和联结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由此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决定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者共同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救中国，发展中国；二者共同的探索目标——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就是他们的同一性。还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产力标准，“两手抓”战略。同时也认为，二者只有表述的不同而无本质的不同。
与从总体上研讨邓小平与毛泽东关系的研究者不同，学界更多的研究者是从邓小平理论的方方面面去把握二者的关系。这些方面按社会领域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等，按社会科学又可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学等等，其中每一方面又可为若干小的方面，如经济学又分为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速度、发展农业思想等等，甚至有些小的方面还可分为若干更小的问题，如农业思想可分为农村、农民观，农村发展战略等等。这些从微观方面的论述，对深入理解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仍值得学界注意。
另外，学界也出现了研究邓小平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特别是中共第一代除毛泽东以外的高层领导人关系的文章，如《刘少奇与邓小平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思想的比较研究》等，但目前这些研究还比较零散，故影响也较小。
3.江泽民同志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自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方面在实施总设计师制定的宏伟目标中，深化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又是在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中，带领全党朝着伟大目标前进。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江泽民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关系的文章发表，虽然数量还不多，但这已表明学界有人致力于此，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就会有量和质的突破。从已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江泽民同志思想中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此的继承发展。
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要关系》（以下简称“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许多研究者自然而然就把“十二大关系”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理论联系起来。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研究者还具体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以及对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其观点是：继承性表现在理论思路上，辩证法运用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问题上，根本目的上，理论内容上，发展性表现在提出了6个新的关系，赋予《论十大关系》中的若干观点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崭新的内容。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座标的转变，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遵循和运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为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发展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深刻阐发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
全国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于江泽民同志“十二大关系”发表后也举行了座谈会、讨论会，在《毛泽东思想论坛》编辑部和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参会者一致认为，“江泽民依据邓小平理论，又针对当前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论述了‘十二大关系’，特别是科学分析了总揽全局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表明我们党对宏观发展战略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产生了新的飞跃。《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局限已为实践的发展所超越”。有发言者明确提出，江泽民同志的“十二大关系”“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精神，更主要的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新问题，明确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该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社承办的全国性“从‘十大关系’到‘十二大关系’学术研讨会”更是点明了会议的主题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江泽民同志的“十二大关系”为红线，学习领会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与会者提出了“十二大关系”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的具体观点是：继承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而作的。第二，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三，它们都是以借鉴国外经验教训为基础，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四，它们的核心都是要求辩证地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问题，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其发展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十二大关系”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并将其作为我们当今社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第二，“十二大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第三，“十二大关系”提出要搞好人口增长与经济建设、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第四，“十二大关系”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应该承认，这种对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理解和认识，都有别于前面提到的观点，并且，两者的差异主要的还不是表述的差异，似乎是两者着眼点的不同造成了观点的不太一致。
在学界，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多层面的微观角度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思想关系，如《三代领导核心的党史观探析》就是一例。但这类文章目前来看，不仅量不多，似乎深度还可挖掘，这也是其不能形成较大影响的原因。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观点，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同志对这一理论的深化，都是他们先后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种共同的实践基础以及三者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目标，必然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前后相继承的关系。但是，由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着时代背景——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和平发展时代——的差异，并且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首先归结于总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扬弃，因而他们与毛泽东在一些观点上存在着不一致性和差别性。总之，他们之间若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共同目标，就不可能前后相继承，他们之间没有思想的非根本性的差别，后者对前者就不可能丰富、创新、发展。因此，学界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研讨是极其重要的。目前，这一探讨还远没结束，正像某些学者所言，无论从国家的需要，还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本身所蕴藏的丰富内容的交叉关系，都决定了21世纪对其比较研究还将继续扩展。就目前的情况看，除还须加强比较研究的深度外，似乎还可将领域加以拓宽；例如邓小平理论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关系，学界注意得还不够，其比较研究应该说还没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而这方面相信有着丰富的内容；又如，邓小平理论与陈云的思想的关系的文章，笔者极少见，但从客观上分析，陈云作为中共第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对毛泽东有重大影响，而且也应该对邓小平理论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学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和必需的。
三、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
如果说1995年以前见诸报刊论述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关系的文章还比较少的话，那么，近年来这种比较研究的文章日见增多，近期不仅有专著问世，而且还有学术刊物开辟了研究专栏，可见这已成学界热门。造就此情况的重要缘由之一，是替中国这样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根据。
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毛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论著阐述的观点比较一致，均认为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毛泽东）不是在个别观点上，而是全方位的继承发展关系，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指出，其继承性表现在：（1）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2）邓小平理论许多内容直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其发展性表现为：（1）基本上是继承，但是在继承中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内容。（2）根据实践标准，用新的内容和实际的科学论断替代了马列毛思想中某些不准确、不科学或陈旧过时的论断。（3）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从未涉及的属于全新的理论原则和观点。这种继承发展关系表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也有研究者从整个社会主义观方面对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其继承和发展表现为8个方面：（1）关于社会主义发展，（2）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3）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4）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5）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6）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学说，（7）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8）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在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比研究中，学界讨论得很热闹的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分析中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东方社会理论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就其源头来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应验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应验。近几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少见的争鸣由以上观点的发表而开展起来，一些不赞同以上观点的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提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因为马恩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是针对整个俄国社会，更不是针对整个东方社会，同时，其跨越设想的本义不是指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某些阶段，如原始积累阶段；何况，马恩的跨越设想提出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马恩不可能与现实相矛盾，其跨越设想指跨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之，马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不是也不可能是邓小平理论的源头。也有些观点虽赞同马恩的跨越设想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源头，同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直接联系，但也认为跨越设想给后人有某种启示：（1）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走一条非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而达到现代化。（2）马恩分析东方社会时运用的方法论。另有研究者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晚年思想中有三个方面是邓小平理论的源头活水：（1）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方面。此方面马克思的探索打破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模式论”，提出了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差异性。（2）在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机制的彼此兼容方面。此方面是晚年马克思从全球史观的高度，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网络中重新思考东西方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初步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根本对立观，开始寻求二者适度的兼容性。（3）在东方国家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世界市场中介方面。此方面是晚年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瓶颈”是缺乏高度发达生产力和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缺乏高级的商品经济形态，因而只有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汲取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思想关系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围绕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展开的，但现在已不局限于此，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研究如二者的统一战线思想、租让制思想等等也已开始。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思想的对比研究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在于：（1）二者面临同样的挑战和使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2）邓小平和列宁都发展了马恩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前者对后者也有发展。从目前发表的文章看，这种对比研究中同一类内容的观点学界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如谈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大都引用了并遵循着邓小平对列宁的评价：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并据此具体分析二者的关系，邓小平在那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从“现在一切都在实践”的思想到“生产力标准” 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是对真理标准论的创造性发展。（2）从“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本质揭示。（3）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航道。非同一类内容的观点，学界也没有发生争鸣，值得提出的是，已有研究者把列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加以研究，发表文章提出，马恩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列宁和邓小平的实践加以发展，而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则标志着这个理论的成熟。
笔者认为，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加以比较研究，确实表现出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化，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仍有理论难点，例如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分歧较大，认识极不一致，因而邓小平理论与其关系的研究也受到制约。从目前的情况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思想的比较研究，还可能继续成为热点；也有这种可能：这一对比研究将带动对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以及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研究。笔者期待这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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