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并非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唯一因素——读马克斯#18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教论文,韦伯论文,伦理论文,断想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雄心勃勃的考察研究构成了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部系列专著的第一部分。韦伯在这里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韦伯以后陆续写出的这部系列专著的其他部分：《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以及仅有残篇的《伊斯兰教》，他在那里试图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原动力。
二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他认为，清教徒们相信，圣者的生活完全是为着一个超然的目标——获救。正因为这个原因，圣者的现世生活彻底合理化了，同时也完全为增加上帝普照世界的荣耀这个目标支配。只有靠这种新的伦理解释，清教徒接受了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作为不断支配世界的哲学基础。正是这种合理化，使得基督教新教的信念具有独特的禁欲倾向，并构成同天主教相对垒的基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0页］基督教禁欲主义从宗教伦理的领域开始有条理地向日常的市场生活渗透，要把它塑造成一种既不为今世所应有，也不为今世所应享的尘世生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9-120页］新教徒们的谦恭、永不满足，但不利用财富为个人谋取任何好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7页］新教徒们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系的善行生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9-90页］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4页］其结果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繁荣。
三
新教伦理源于16世纪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而那时，西欧资本主义早已发生。
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肇始于14世纪。到16世纪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已经相当普遍，庄园经济迅速解体，社会结构重新整合，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异常活跃。早于宗教改革，从意大利开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兴起了，但丁(1265-1321)的《神曲》、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以及皮柯(1463-1494)的《论人的尊严》等伟大作品，都是出自那一时期。这些人文主义作品批判旧的天主教会和处于瓦解中的封建社会，鼓吹人性和现世的享受，反对“原罪”说和“彼世”说等。这些思想是上升中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反映。它标志欧洲历史的一次大转折，“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28-129页）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与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僧侣与以农业为其基础的封建文明正在向一种世俗的工商的资本主义文明过渡。
四
资本主义利益的反映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表现为从神那儿讨还人的本性，从神学那里解放了政治。而在稍后的宗教改革中则表现为对天主教传统的重大修正，从政治那里解放了神学。路德体系有两个方面不同于天主教传统：(1)它使人在宗教事务中得到独立，它剥夺了教会的权威，把这个权威给了个人；它把信仰和拯救看作一种主观的个人体验，责任是个人的问题，同权威无关，权威只能给予他不能从自己处获得的那些东西。路德的这一教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政治和精神自由发展的一个根源。(2)路德强调人的本性邪恶和无能为力。他认为，人是上帝手中一件软弱无力的工具，本性邪恶，但是，“人如果有信仰，就一定能得到拯救。信仰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人一旦对信仰确实有了主观体验，他就会确信自己会获救。”［（美）埃里希·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2-54页］路德对个性虚无性的强调，不仅能为资本主义利用，同样也能为其他社会思潮所利用。路德教派在德国的信徒，开始时主要是城市贫民、农民和传统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即其利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而下降的那些人，而不是资产阶级。伦理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因果联系。
五
加尔文的神学则主要影响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虽然加尔文也反对教会的权威，反对盲目接受教会的教义。但他认为，宗教植根于人的无能为力感之中。自我卑贱以及打消人的傲气，是他整个思想的主题，只有蔑视现世的人，才能准备为来世而献身。他认为个体属于上帝。他否认善行能导致获得上帝的拯救，认为人根本没有善行。加尔文也是对保守的传统社会的中产阶级传教，对感到极端孤独和恐惧的人传教。就整体而论，加尔文的信徒主要来自保守的中产阶级。而在法国、荷兰、英国，他的信徒主要不是激进的资本主义集团，而是手工业者、小商人。这些人都受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威胁。
由此可见，16世纪宗教改革首先反映了受资本主义利益冲击的那部分人的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加尔文教才逐渐强调天职观念，而变得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合拍起来。所以，最初是资本主义决定了新教，而不是相反，以后新教的促进作用才显示出来。
六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曾经有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专辟一章，讨论原始积累问题，突出强调原始积累的暴力基础。在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称作是“羊吃人”。此外，“劫夺教会财产，欺诈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共有地，掠夺地用毫无顾虑的恐怖主义把封建所有地和氏族所有地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许多就是牧歌式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合并于资本，并为城市工业创造出像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09-810页］而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6页］而这种理性主义表现在近代资本家所不可或缺的伦理特质之一是：“嫌恶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夺的、独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些类型的资本主义是基于君王与人的恩惠，而相反于日常经常的冷静、严密的合法性与有节制的理性动力”。［韦伯《中国宗教——儒家与道教》（台湾）新桥译从1，第314页］韦伯这种说法非历史的把新教伦理理想化了，同样也把资本的原始积累排斥在其伦理范畴之外了。
七
无庸置疑的是：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生命源泉，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时，并没有把它列为其范畴之中。从世界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轨迹：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改良了旧织机，并引起了一系列发明的连锁反应。飞梭的应用使织工工作加快，打破了纺和织的平衡，缺纱越来越严重。于是便有了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约翰·怀亚特和刘易斯·保尔合伙，发明了第一台纺纱机。1738年获专利证书。这以后，又有哈尔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又称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赖特的机械纺织机（又称水力纺织机），两项发明1768年同时投入实际应用。在哈尔格里夫斯逝世10年之后，英国拥有这种机器不下两万台，最小的机器也能做6-8个工人的工作。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使大规模的纺纱工厂成为现实，大大地促进了棉纺业的进步。后来，塞缪尔·克郎普顿又于1779年发明了比珍妮机和水力机更为完善的走锭精纺机。最后，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又给纺织业的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变革上，手工工场已到处为工厂制度所取代，最终使英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那些发明家们的宗教信仰背景，很多无法查考。也许其中有些是新教徒，而另一些则不是，但谁也不能断言：生产技术的进步属于新教伦理。
八
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原因殊多。新教伦理或许是其中之一，但非唯一，也非第一原动力。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探索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一种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亦为我们研究社会史学提供了借鉴。但对西方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要予批判的加以吸收，不能教条化，更不能全盘照抄。正如韦伯自己所言：“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页］对韦伯的理论如此，对其他的社会科学理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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