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丽乡村，新型农村社区，乡愁，城中村
1 前言
在农村被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冲击下，在农民的有限的认知和选择下，村庄出现了两种蜕变趋势：异化或凋敝。我们看到的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异化，是追赶城市的单向线性转型逻辑，带来的是乡村多样性的丧失和村庄地景的消亡，但这是目前有限选择的结果。另一些在变化的村庄人口流失、宗族瓦解，对村庄未来的预期难以建立，共同意识无从产生，历史感不能形成，村民都“面向村庄以外的生活”，是一类正在走向凋敝的村庄。
异化和凋敝是乡村在急剧变化中走向城乡连续谱系两个极端的蜕变方式，是由发展阶段、历史进程导致的自然而非理想结果。说它自然，是因为这两类方式都出自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需求，说它非理想，是因为放任下去，乡村在城市的虹吸作用下必将日渐式微。城镇化有最终趋于稳定甚至结束的时候，但是乡村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任由其衰败回头再收拾的想法将付出更大代价。那么第三条路径在哪？这条中间路径应是城乡价值回归的过程，换而言之，转变单向替代的线性逻辑，村里人进城而不失乡愁，城里人下乡而不变乡味，城与乡真正成为地景各异但普遍繁荣的人类诗意栖居场所。
2村里人怎样进城而不失乡愁？
首先借用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在新型城镇化农村调研中得到的一组数据和一个结论[结论来自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百县-千村-万户”工程（Ⅱ期）与“河南新型城镇化” 调研报告[R].]——“55岁以上的村民少量有外出经历，愿意留在农村，继续务农或就地打工，习惯农村生活，难以放弃邻里乡亲，需要在农村养老。他们的需求集中在整治村庄、农业扶持和养老社保。25-55岁的村民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一半选择进城打工，一半留村种地或就地打工，进退摇摆。但他们理想的居住地是本市市区、县城和小城镇。25岁以下的村民基本还在读书或者刚参加工作，几乎没有务农经验，不愿回乡，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需求集中在买房结婚、就业和读书，大中城市是主要的居住地选择。不难看出，未来更多人的居住地选择是城市。”但是村里人进城，即所谓异地城镇化，必然标志原乡村集体的解散吗？我们仅仅把“乡愁”的人文性局限在乡村地域的空间载体内吗？本文以深圳城中村为例，探究在乡村融入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留乡愁。
皇岗村全村以庄氏为姓，发展至今已是一座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城中村。这个早已城镇化的村庄，面貌是现代化的房屋和设施，生计依靠房屋租赁和服务，其物质空间和产业类型看起来完全与传统村落不搭界，但却仍然留存有大量的村庄传统习俗和血脉宗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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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在的皇岗村
从制度演进来看，从皇岗村变成皇岗社区，牌子改了但班子不变。社区委员会主要由原来村委会组成，保障了行政治理的原生性。集体资产由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公司同时承担社区安全维稳、环境规划、设施投资管理，培育社会组织、组织社区各类文体活动等社会职能。运行至今，带来了皇岗村治安有人管、设施有钱建、村民有分红的良好氛围，经济纽带维系的凝聚力至今不减。另外皇岗村成立有“庄氏宗亲总会”来联络各地宗亲血脉、管理族谱、建立网站宣传宗亲文化、发布宗亲资讯和帮扶宗亲企业。
从物质形态来说，无论皇岗村如何变迁，庄氏宗祠始终伫立，并随着集体经济的繁荣被修葺得越发完善，由于宗祠保存完好，多数宗族活动得以延续，成为沟通亲友，增强凝聚力的物质载体。宗祠作为凝聚的符号，形成以共同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关系纽带，我们在泉州调研也有类似案例，在华侨众多的泉州，宗祠大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在联系海内外宗亲的情感，甚至于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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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的本质是对乡土文化的依恋，皇岗村的例子给我们以更广义的视角来考量乡土文化的形成机制，以传统村落的存亡来评价乡土文化的兴衰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其他还有非物质空间层面的维度包括社会关联是否牢固，经济关联是否续存等。而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另外几个维度的重要性的时候，城市化带来的拆村就基本意味着村集体的瓦解。例如整村拆除不重视对祠堂、重要场所、有时甚至是陵园的保护，或者不落实征地返还用地，只留给集体经济极少数资产，使集体经济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原始积累而走向凋敝。物质空间、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联系均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独立的城市人的交往。这也不是不行，但就像信仰的作用一样，乡邻关系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安全感，这也是倡导留住“乡愁”的主要动因。
3 城里人如何下乡而不变乡味？
诚如国土资源部担心的那样，在没有制约和引导的前提下，资本下乡有着非常大的风险。温铁军教授指出“随着资本过剩压力下城市利益集团推动，很容易导致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满足资本利益的、不再强调公平的所谓改革要求。其实，如果实现了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规模化集中、资本化开发，所产生的收益也往往为少数人获得。”他担心开放市场的资本下乡带不来乡村的全面复兴而仅是使少数人得利，反观东亚其他国家的主张也是高度一致的。“整个亚洲社会由于是原住民拥有土地的制度，所以几乎找不到大农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典范。世界上凡是有大农场的国家一般都属于殖民地，外来农场主获得土地。而中、日、韩、朝、中国台湾，包括越南，都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均分的基本财产制度，体现的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政策体系。”
可是我们也说资本无罪，如果没有西方国家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资本和精英下乡，亦不会有我们在欧美见到的美丽、富裕、文明的乡村。怎样的方式是合适的？事实上从封建社会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乡村建设实验从未中断过，这些探索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对乡村社会发展路径的思考。
回顾历史，国家层面全面铺开的乡村建设包括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良型“乡村建设运动”、共产党根据地农村颠覆性的“土地革命”等；民间和社会探索的“针灸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包括有卢作孚和北碚实验、陶行知的晓庄模式等。回到当下，类似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归属于自上而下的农村建设行为，实施至今收到了不少成效，但由于覆盖的面广，对政策制定和贯彻的要求就相当之高，否则就容易“一刀切”或流于表面。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就显得更为精细一些。例如温铁军教授主导的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依托的系列乡村建设实验、彭震伟教授参与的黄柏峪可持续发展村示范工程以及栗宪庭等艺术家推动的宋庄模式，还有华润集团在多地建设的“希望小镇”系列等。都是对于单一对象的建设实验，各参与主体采用了不同的切入点，例如教育、环保、艺术等，但均强调了“三位一体”的新乡村建设框架，即建成环境改善、社会组织重构和产业经济帮扶。对特定村落的“定制实验”使得这些“针灸式”样本往往取得非常大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未来完善法律制度来规避资本逐利风险，更广泛开放资本下乡提供了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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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和一百年前欧美城镇化相比，我国城镇化的外部环境的改变是极大的。在手机作为传播终端的时代，信息成为突破城乡二元的先驱领域。城乡人口面对同样一块手机屏幕，接收到的是对等、公开的信息，网络授课、远程医疗、金融等互联网服务的普及部分弥合了城乡间原本巨大的鸿沟，这些对人的思想的改变是巨大的，这就导致开篇说到的，农村的代际差异极为明显。2、30年后，当25岁以下的网络新生代成为主要人口构成，城乡关系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城乡协调的高级阶段指日可待。只是如何引导这一过程符合历史潮流，还需要我们用更前瞻的视角、更综合的思考语境、更扎实的基层调研来探寻“乡愁”突围多样而具体的实现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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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百县-千村-万户”工程（Ⅱ期）与“河南新型城镇化” 调研报告[R].
论文作者:罗倩倩
论文发表刊物:《城镇建设》2020年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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