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和谐社会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8487(2006)04-0043-03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中国社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之中，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将会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加速过程同步进行。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实现了资源、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诸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促使各种资源进一步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所带来的机会是极不均等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薄弱的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更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他们享有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从而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发挥所谓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除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发达国家外，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可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相当一段时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经济全球化更加速了财富向控制生产链中增值部门的发达国家集中。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条件、地位低下，在开放市场，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以后，他们脆弱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其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波动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中国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但由于中国在资金、生产与管理技术方面落后，大部分生产产品没有自主核心技术，缺乏国际竞争力，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还不断遭到西方的排挤，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自由空间始终处于艰难拓展态势。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压力。
经济发展的程度影响着就业率的升降，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些年来，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2000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只有4％，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8.3％，中国城镇的失业问题比较严重。[1] (P34)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近8亿的劳动力人口基数及农村中庞大的富裕劳动力数量，那么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的控制及生活状况的改善不容乐观。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
由于通过现代信息媒介，这部分社会成员会更清晰、更直观地看到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比照出自身的处境，他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产生强烈不满的心理，还会形成对立性的社会思维方式，一旦出现某种特殊情况，就很可能出现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经济全球化还加大了中国地区发展的差距。发达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文化环境、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是受惠于经济的全球化，抓住了发展的国际机遇，利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取得了明显的现代化成就。其中，有的地方已经达到或接近了中等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的经济已经部分地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相比而言，国内那些不发达地区原本在自然条件、工业基础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就处于较低水平，已经与发达地区拉开了差距。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的速度慢，社会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不但没有能够从世界经济发展中得到多少利益，而且其发展的条件还因国内经济向开放型发展而恶化，越发拉大了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1980—2003年，从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方面看，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为1∶1.27，其中有的地区甚至被“边缘化”了，走上了“落后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这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国内表现。国内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加大并被固化，极有可能导致两类地区对立和冲突。[2]
因此，在21世纪，中国应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生产和管理技术，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民族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这样才能保持较高的劳动就业率，提高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水平，以此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与教训，尽快建立并完善能够确保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经济社会制度，梳理好社会关系与秩序，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进而创造出一个合作、竞争、公平和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再就是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这是建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发展也是西方价值观与制度文明的推进过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西方凭借其实力确定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并已经建立起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把持着国际社会的话语霸权并主导着国际事务，他们将自己确定的国际规则、制度，强推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标准。迄今，国际社会仍然是以西方价值观和欧美制度文明为中心的社会。因此，伴随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构建起来的全球或国际经济规范，以及与其相辅或在其推动下出现的全球或国际政治规范，自始就是一种“西方规范的扩展产物”。[3]
出于实力的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相当一段时期可能都处于被动承受西方规范冲击与制约的境地，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加强国家经济政治能效的各种政策手段、权力会不断遭到“蚕食”或“剥夺”。由此，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传统经济发生质变的同时，其内含的西方规范因素也推动着发展中国家社会成员所持有的传统价值观发生裂变，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将会趋于接受或拥护西方价值观和欧美制度文明。
上述现象在中国社会也已经全面显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中国人的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个人生活、言论等自由扩大，中国社会成员的个人认知架构、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都已发生转变，其个体价值观、公民意识等意识觉醒。
从价值取向变化方面看，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国封闭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中国从传统的政治社会走向现代经济社会。中国社会成员开始从传统的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如今，他们已经习惯于在社会流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也使他们拥有了竞争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等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越看重起点的平等，认同由于发展潜力的不同而造成的机会拥有方面的某些合理的“不平等”。现在，社会成员已从内心深处摒弃了平均主义，逐渐认同机会平等的理念，并期望社会在生存与发展方面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起点，以便能够在有序竞争规则的条件下自身获得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平等竞争的法则对整个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先赋性的成分对于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家庭政治出身的影响已消失殆尽，而自致性的取向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趋于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和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4] 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人完成了从他人导向到自我导向的转变。
市场经济的运作还促使中国社会成员的金钱观念增强，贡献意识削弱，从义务导向向利益导向转变。集体对个人的控制力削弱，个人的主体意识增强，即社会成员的集体观念趋于淡化，个人意识相应地在强化，独立价值、个性自由受到普遍重视。同时，与市场经济伴随的实用、功利因素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虔诚、热忱、温馨和理想，现实主义正在取代理想主义。[5] (P76-90)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种种传播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其中既有科学和民主这样对中国发展有借鉴意义的优秀思想文化，也夹杂着大量的资本主义腐朽的“洋垃圾文化”，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又给我们抵御这种冲击带来新的困难。
由于上述因素影响，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各种有悖于社会进步的意识和行为也相当普遍，如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迷信、暴力倾向、信用危机与为富不仁等，使社会陷入某种失范和无序状态。这就给各种异端或外部干涉势力提供了渗入的机会与条件，造成社会的混乱甚至动荡，极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6] (P279)
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整合已经生活在多样化和多元化环境中的中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心理上的变化，培育、巩固能够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能够凝聚起他们信念、赢得他们共识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从而减少治理成本及有效提高实施公共政策的效力，同时，理顺社会成员的表达渠道，及时反映他们的呼声，平衡其心态，就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条件。
经济全球化带来国内经济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大，促使国内企业产生分化，出现不平衡的劳动力流动，社会利益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以往以“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层体系开始解体，而以“经济功能”为主要标志的分层体系开始形成，包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日益强调其作为公务员的社会经济功能。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在扩大。
依据职业分类及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6)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在这一阶层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是，“中间阶层”(第五、第六类，以及一至四类中除了院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资产过亿的私营企业主，CEO级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大型国有企业高管，以及副部级以上干部等的那部分人)占20％左右，“中低阶层”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该大的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7] 而每个阶层所拥有的改变自己命运，实现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处于一种恶性互动态势。这对有效的社会合作尤其是持续的合作将是十分不利的，甚至不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
特别是由于市场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所有制成分发生显著变化，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工业化的深入和信息化的介入，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构成发生巨大变化，许多传统型职位逐渐萎缩，许多新的服务性行业和职业不断涌现，由此导致以个体与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以及大量自由职业者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形式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这一新生社会阶层的出现打破了原有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从而带来一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加之以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和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现象在某些方面严重存在，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人数都有所增加，致使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利益失衡问题。[8]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9] 虽然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合理的成分，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在多种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之下，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现在已开始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其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这种巨大的差异，昭示着社会不公正的现状，似一条无形的界线分割着社会成员的共识，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近年来，弱势群体对收入不公平、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扩大现象已经表示出强烈不满，导致了一系列的仇富、袭富、杀富事件的发生，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有一个良性的、公正合理的社会阶层互动结构。在提供一个相互开放、平等进入的社会流动渠道，为社会位置较低的弱势群体成员处境的改善提供平等的机会，为优秀者自致性的胜出提供有效途径的同时，还需要平衡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让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如此，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进而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竞争、进取的状态，保证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常的社会分化进程的推进。再就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为了保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整合，就必须在其相互之间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表现为：处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不能以损伤处在较低位置的阶层的利益为必要的前提条件，相反，在较高位置的阶层的利益增进的同时，较低位置阶层的处境应当随之得到改善。只有在上述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社会阶层之间方能实现良性的社会互动，整个社会方能实现公正。也只有当中国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社会阶层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中国社会方能顺利度过发展的临界点，方有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10]
总之，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必须以发展本国的经济为基础，缩小国内地区间差距，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效克服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伴随民主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构建起一个有利于社会进步，能使社会成员的合理的个体价值意识和愿望得到充分尊重的公众价值观体系；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