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4-0022-07
根据2001年3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社科信息导航（中文版）微机查询的结果，在哲学学科一栏里涉及到“解构”一词的文章达到了10073篇，而有关解构主义一代宗师德里达的传记和理论的网站也已经出现，这表明了解构主义在中国已经从学院派的单纯解读走向了论述理论的具体运用，尽管这种运用还是中国式的，有时甚至是一种误用。从全国报刊索引查到的结果看，哲学文章的题目直接出现解构主义或德里达的名称并论述其理论的，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达到了30多篇，在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上平均每年发表近4篇，这在哲学期刊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也应是一个引起人们关注、值得分析的现象。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又涌现了一批有关这方面的翻译著作和读解文本（见参考文献[1]至[11]）。这些译著和阅读文本为我们进一步搞清解构主义提供了必要和必备的研究资料。
一、解构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反观历史，从80年代解构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德里达的幽灵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中国学人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翻译外国人的读解本到自觉理解并自主运用解构主义的过程；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解构主义一直是一个幸运儿，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文坛和哲坛，并有向其他学科延伸的迹象。但是，许多人至今仍然声称不理解德里达哲学的精神，不管这是不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解构主义的晦涩果然名不虚传；学人们的哲学思维能力很少能够达至当代先进水平。因此，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精神的底蕴，无论是从理解上还是现实化的广度和深度上看，都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追问最早引入中国的解构主义的著作，却不是德里达的作品，而是翻译的一些国外学者对解构主义理解的文本。最出色的代表是1980年由李幼蒸翻译出版的比利时人布洛克曼所著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2]一书。该书介绍了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在中译本注释中又为“书写语言学”、“踪迹”、“文本间性”、“分延”等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做了初步界定。1986年，国内出版了涉及当代西方文论的三部译著：《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3]、《西方文艺学概述与比较》[14]和《当代文艺学理论引论》[15]，它们都有专章论述解构主义思潮。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得学术界能够直接阅读国外学者对德里达晦涩思想的哲学解读，从而较好地理解它。当时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开始兴盛，中国学术界也走过了拨乱反正的道路，进入了反思阶段，学术个性觉醒了，出现了文化热，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已经渗入了现代哲学意识；并且从1986年开始，出现了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16]一书，该书介绍了德里达的消解哲学，认为解构主义不同于后结构主义，并把德里达和耶鲁四人帮划为“解构主义者”，而把后期巴尔特、拉康、福柯等人的思想概括进了“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内。这标志着解构主义从学术自发传播达到了学术自觉阐释的境地。就是从这时起，中国的学者才敢开始零星地、尝试性地对德里达的原著进行翻译工作，例如：《在法律面前》选自《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17]，《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见《最新西方文论选》[18]，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作品系统”在其第九编中收录了德里达的《系动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以及卡勒的《解构主义》两篇译文[19]，朱立元、程未介编译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收进了诺里斯的《德里达：语言反观自身》[20]一文等。但是，1996年以前的中国哲学文学界竟然没有一本解构主义者的中文翻译本，甚至连Derrida的名字也被用得五花八门，如德瑞达、德里达、德立达、德雷达、德赫达、戴立达等，这表示当时学术界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并没有达成清晰的共识。这样一来，学术界因为得不到第一手资料而使解构主义的传播大打折扣，而由于长期对解构主义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准确的表达又使翻译工作变得停滞不前；在学术界，经过了自称我们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外国人走了100年哲学历程的急速行军以后，学者们逐渐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单是对解构主义来说，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一批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的专著终于被翻译到中国来，并出现了一些阐释文本。
到1996年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尽管随着中国的“文化热”出现了大批论述解构主义的学者，但有些人似乎也如文化热一样昙花一现。例如：80年代这一领域有张隆溪、李幼蒸、徐崇温、王逢振、王宁、王岳川、王治河、盛宁、尚杰、唐小兵、徐贲、张宽、陈晓明、张颐武、包亚明、陆扬、马驰等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但到了90年代末，一些学者的名字在解构主义理论领域已经消失了。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学者则将自己关于研究解构主义的成果作为他们研究整个西方后现代文学哲学成果的一部分，以自己专著的章节的形式论述了解构主义。例如：王逢振做了专门论述[21]，王忠勇写过“消解主义文论”一章[22]，盛宁也做了专门的理论探索[23]，章启群的《哲人与诗》[24]专设了“德里达”一章，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25]有“解构研究法”一章等。从1996年开始，理论界才出现了专门研究解构主义的专家学者，其理论成果可分为两类：解构主义的纯理论，用解构主义解释中国的现实的理论。其中，前一类是最早关于解构主义的理论，如《解构之维》[26]、《后结构主义文论》[27]、《德里达》[28]以及《后现代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29]等；后一类的有《东方后现代》[30]、《结构—解构视角》[31]等。
由上我们可以把国内解构主义传播分为三个时期：(1)1980-1986年，自发翻译期；(2)1986-1996年，自觉酝酿期；(3)1996年至今，自主运用期。
二、关于解构主义的国内研究情况
解构主义传播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国内学者发表和翻译学术论文来进行的，现在从其效果来看，尽管有关论述和翻译解构主义的学术论文在80年代末才出现，但是，在翻译能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一途径的确起到了其他传播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反映了各个时期中国学者对解构主义翻译和研究的最新成果，使中国的学人们直接地进行了中国式的接受，从而使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更快更好更容易地深入了人心。主要成果如下：
1987年，王宁撰文[32]认为：后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解体后的一个混合体；德里达的书写、差异、延缓、撒播和分解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是一种文本策略。该文还介绍了耶鲁学派的理论及其特征。1989年，叶秀山撰文[33]认为，德里达的理论秘密发端于他为胡塞尔现象学所写的《几何学起源》引论，德里达把现在、过去和未来看作分延，是历史环节中的现时，历史不是如胡塞尔所说的一个个孤立点的连接；胡塞尔的书写概念也对德里达有启发作用等。
1990年，佘碧平撰文[34]认为，德里达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辩护和对真理的追求，真正导致相对主义的主要是德里达学派而不是德里达本人。
1991年，同时出现了三篇关于解构主义理论的论文：陆扬的《德里达：颠覆传统的二元对立概念》和裴程的《逻各斯、声音和文字》[35]；包亚明的《试析解构主义的历史内涵》[36]。陆文从论述德里达解构传统哲学的二项对立的立场出发，指出了解构主义是用“差异”原则来反对形而上学的。裴文读解了德里达的《声音和现象》，并指出，德里达把现象看作是符号和内容的绝对临近；正是声音的超越性和透明性使胡塞尔完成了向“前表达”的非语言领域的还原，而符号之间的相互过度、重复和再现使交流和表达成为可能。包文认为，解构主义是对传统实行颠覆和破坏，是一种现实生活、实践、文化传统、纯理论性的“大拒绝”，最终结果是“文本之外无它物”。接着，韦遨宇首次尝试性地从语言学的根部来发现和发掘解构理论的症结所在[37]；涂纪亮则用系统、结构和解构，语言、言语和文字，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差别、痕迹和意义各自的关系来表达对三位西方哲学家的渊源解读[38]；而张沛则对传统阅读与解构式阅读做了比较等。[39]
1992年，陆扬撰文[40]，认为中国不具有滋育解构理论的后工业社会的土壤，且中西思想文化传统批判有别，这些差异使解构批评的某些口号具有多少给人一种弄巧成拙、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同时期的陆扬另文[41]论述了德里达的思想方法或学术风格在耶鲁学派的思想家中也得到了体现，即哈特曼、布鲁姆、米勒代表了解构主义的自由风格，德·曼代表了一种缜密严谨的思维方式。
1993年，尚杰撰文[42]认为德里达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汪民安撰文[43]论述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后，对具体进行文学文本解构式批评的操作者郑敏、孟悦、李以建、张颐武、张京媛、陈晓明等人的批评实践作了评述，并通过孟悦和米勒的文本比较，指出了中国和欧美的解构批评在批评对象、批评方式和批评目的上存在的明显差异。
1994年，丁尔苏首次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视点来观照西方文论[44]，章启群着重论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的彻底的解构。[45]尚杰首次指出，德里达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积极主张消解意识形态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以及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运用了马克思的实践、物质、经济、扬弃和辩证法等概念和方法，显示了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但其解构方法却是一种文字游戏，而非马克思的物质性实践。[46]刘大椿论述了解构批评的特征。[47]林树明评价了产生于后结构主义以及广义的解构批评理论氛围里的70年代以降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48]胡继华撰文[49]，从德里达的苦难意识体现在分延、浪游情怀表现在哲学本文的书写形式两个方面，认为德里达只能通过传统语言来颠覆传统哲学；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突出了人类思想的“欺罔形式”。耿开君认为，德里达主张写作就是阅读，阅读就是误读；延异是一种颠覆行为，是文字游戏，它源于对索绪尔和意识形态的批判。[50]
1995年，尚杰论述了德里达《论文字学》的"Differance"（差异）观念、书写与话语表达的关系，重点对解构主义文字学与汉字文化做了比较详尽的比较，并解构性地批判了汉字的弊端。[51]杨大春认为：解构逻辑具有暧昧性；解构策略具有寄生性；解构运作具有包容性。[52]他的评论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能够自主地把握解构主义的实质，并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
1996年，苏宏斌撰文[53]，论述了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声音”中心主义，论述了德里达和耶鲁学派的文本批评理论和意义理论，指出德里达开创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立足现实的反传统的文化批评。尚杰通过对逻各斯的历史危机和德里达理解方式的分析批判，指出德里达的合理性在于它抓住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弱点，其局限性在于否定了传统思维方式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以及经过解构的后现代景观并非人类文化的理想状态。[54]陆扬论述了解构主义是用文字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文字的意义很不确定，因此，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批判是历史主义的，解构主义对语言的否定则多半还是虚无主义的。[55]
1997年，郑敏围绕着传统与创新的主题，对解构观的历史背景、理论和人们的误解等诸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56]杜小真、包亚明、何佩群撰文[57]，认为解构主义思潮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其理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以一种外在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立场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解构，这一外在性的立场是与德里达独特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是德里达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德里达访谈录”的核心内容。江风扬总结了西方在形而上学时代心物二分思维结构下的意义特点，认为对德里达的语言唯心主义的无端指责是错误的。[58]杨大春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哲学的危机和终结是哲学内部固有的进程，文学仅仅是哲学文本中的一个本有的因素；(2)解构的策略指向的是西方哲学以逻各斯中心论为特征的在场形而上学；(3)解构主义用隐喻观念来瓦解传统哲学的理性基础；(4)哲学的边缘问题实际上宣告了传统哲学处于某种垂死挣扎的状态，它被传统的理性哲学所忽略。[59]
1998年，王彩云认为：解构是后现代哲学的共同特点，它体现了后现代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活动和成果。解构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是哲学观察家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60]
1999年，杨生平撰文[61]论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黄力从西方学术界对德里达哲学的种种批判出发，指出德里达的理论作为真理可能是谬误百出，但它的存在却有其合理性。[62]笔者撰文[63]认为，解构主义试图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及其符号学、叙述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三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基点入手，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在文学和哲学语言领域里掀起的一场无法完成的反形而上学革命。
2000年，杜小真认为：德立达的解构主义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衰败之际，对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分析；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64]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的激进反传统倾向，因而受到了许多责难与打击。笔者综合阐释了德里达的“文学”观念。[65]郑敏撰文[66]将解构主义分为三部分：德里达在1968年首次在巴黎发表其解构理论迪菲昂斯(differance)论所引起的影响；耶鲁大学创立由保罗·迪曼为首的耶鲁批评学派及其特点；1987年保罗·迪曼受到严厉批判和德里达的新动向，解构主义的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在21世纪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笔者撰文[67]探讨了系统思维与解构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异同，并提出二者可以互补，以共同推进思维科学的发展。陈学明则论述了德里达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对福山的福音加以驳斥等。[68]此外，国内还翻译了一些单篇学术论文（见参考文献[69]至[72]）。
三、关于解构主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通过以上对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成果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1)已经翻译了解构主义的一些原作。(2)一些学者已经部分地把握了解构主义的命脉，尝试性地对解构主义理论作出了广泛、跨学科的探讨。包括解构主义的反结构、反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声音中心主义等立场，对分延理论做了界定等。(3)对解构主义做了大量评述，深化了对解构主义的理解。(4)用解构主义的视角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克服了解构主义的抽象理论化，在现实的多元化中对理论作出了创新。(5)繁荣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使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得到了人们的长期关注。(6)对解构主义深层的理论探索为理解后现代理论提供了思路。
解构主义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经久不衰是与其所蕴涵的理论素养密切相关的，但它真正的中国化仍然有待时日，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学界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并不尽如人意，这表现在：
(1)就翻译的情况来看，一些翻译的书籍比原来解构主义的文本更加晦涩，而且远远达不到信达雅的程度，增加了理解解构主义的难度。
(2)就理论阐释的情况来说，出现了许多至今还无法统一的意见，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有的学者却认为解构主义不是唯心主义的，它从来没有忽视过物质层面。这样一来，实际上存在着对解构主义的误读，并由此而生发出混乱的理论局面。
(3)就理论运用的情况而言，由于缺乏现代性思维方式，无论是在知识储备上，还是在思维能力上，一些学者尚停留在西方古典哲学的水平上，仍然用古典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规范解构主义，而解构思维的思想之一是试图超越传统哲学，因此，对解构主义的评价就发生了错位和变形，甚至造成了风牛马不相及的笑话。由于缺乏自我调节机制，虽然对解构主义的运用迎合了创新策略的需要，但还是给解构主义带来了致命的创伤，它的名字被滥用，致使它的名字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庸俗化。
(4)就理论创新的情况而言，上述原因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学者们缺乏必备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等等，使得对解构主义的创新仅仅成为一个口号，而不能呈现在现实实践中……。这一切都向学者们昭示了解构主义在中国才刚刚播种，正在扎根，等待培育，解构主义的理论空间亟待拓展；也表明了它在中国的生命力还很强大，学者们今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1-04-21
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哲学论文; 德里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胡塞尔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