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爱国主义精神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爱国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思维的科学性
综观近代爱国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切明智的爱国志士和先进阶级的救国救民的实践，能把个人、群体的爱国之举同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站在比传统爱国主义更高的历史高度，体认社会发展的内在奥秘，把握时代脉搏跳动的节律，确立为民族、为民生而献身的价值导向和较科学的思维方式。
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观，突出的特点是能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早期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时弊的“海防论”和洋务派“中体西用”理论指导下的“变局论”还停留在传统“循环论”观念阶段的话，那么，康、梁、严、谭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则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历史观更有力地论证从君主专制到君民共主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当然，他们推崇的不是“流血的革命”，而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崇拜法兰西的人民革命和美利坚的民族解放斗争，把“革命”视为推翻帝制、创置民主共和的唯一途径。他们不像改良派那样，把人民革命看成亡国灭种的民乱，不但赞扬太平天国农民斗争和义和团运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人”和“民族英雄”，而且吸收、借鉴农民阶级反清反帝斗争的经验，剔除其“盲目排外”以及无政府主义倾向，使之在资产阶级那里转变为“文明排外”的形式。但资产阶级局限在英雄史观的狭隘天地不能超越，他们也就不敢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中国人民需要比庸俗进化论更先进、更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十月革命后，西方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人民视为历史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把农民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创立了“农民革命动力论”的唯物史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把“变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升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高度，这是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思维内核。
近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日益摆脱传统爱国主义的绝对忠君思想，不断由狭隘的家族的内容向近代民主国家的内容转变，由抽象的民族共同体向具体的民族共同体转变，由资产阶级专政向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转变。如果说，康、梁的民族观、爱国价值观在形式上是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话，那么，在价值观念的深层由于根本不敢触动传统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而于具体的爱国行为中表现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激进派明确地把近代民主国家建设视为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依托，使传统的民族观实体化。但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他又不得不迎合盲目排外的种族主义的社会文化心态，也正由于淡化了近代民族革命的阶级性，复使封建势力改头换面，“咸与维新”，镇压了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家主义”的爱国价值观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孙中山民族平等、独立的思想启迪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集体主义的新型爱国价值观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扬弃了孙中山“国家主义”的爱国价值观和苏俄民族的解放道路思想后，不但探索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近代国家建设模式，而且在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民族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思想下，探索到了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不断强化了国家凝聚力，而且升华了民族凝聚力，因此说，由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向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人生观的历史飞跃，深刻体现了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命力。
近代爱国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传统的狭隘经验论走向了科学化的途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人传统经验思维的近代转型。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开阔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使主体的传统思维构架和运思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思维之概念模糊、循环论证和无条件类推的思维错误，思维过程中以偏概全、情感论事和以主观概客观的逻辑错误逐渐得到克服纠正。特别是严复翻译的穆勒的《名学》（形式逻辑），介绍了西方实证性的归纳、演绎法，使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得以强化。可以说，西方的实证科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强有力的思维武器，它批判地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理论思维精华，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注重严密的逻辑推论。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者，大力倡导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在整理国故的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实证科学思维反对社会革命、推崇渐进改良，故所成就的往往是历史资料的排比、辨伪，而不可能对宏观历史作出定性分析。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创立了民族化的辩证科学思维，包括多元一体、对立统一的系统思维模式，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辩证运思途径和“言传”“意会”相统一的语言观。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矛盾纷争的客观世界的整体看法，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致思方法，是对传统思维的批判超越，（注：段建海 毛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超越》，载《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是对资产阶级的实证思维的历史扬弃。所以说，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到实事求是的历史飞跃，是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方法论的依托。
二、实践探索的创新性
中国人民在近代爱国救国的具体实践中走过弯路，曾出现过以传统反帝反封建的保守倾向，也曾一度出现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现代化和革命经验的急躁做法。但在艰难的探索中终于走上了继承——借鉴——创新的正途。像康、梁的托古改制，便是想借助传统形式进行新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大胆探索，虽然，意识深层的保守主义倾向，使他们没有冲破传统的外壳，终流变成“开明专制”的保守派，但他们借用“历史幽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却“演出了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维新运动所发挥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影响了几代人的爱国行为。从这一点上讲，康、梁把批判地继承和批判地借鉴结合起来，贵在创新，具有积极意义。还有资产级阶晚清国粹派的“存古纳新”的文化运动，也是在批判地借鉴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清理古人的文化遗产，建立资产阶级的近代文化。孙中山宏大的建国方略，更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高度，建立民族化的驾乎欧美而上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创新性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深刻的体现。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克服了“西化”论和“俄化”论的革命误区，创立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民族样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探索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之路和国家建设之路。同时，还在理论上阐释了文化建设中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6—707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版，第707—708页。）
总之，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飞跃，既是近代爱国主义批判地继承传统爱国主义的精华并实现其价值的近代转型的创造过程，也是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以创造近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扬弃过程。理论思维的科学性和实践探索的创新性，构成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
三、历史启示：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 重铸当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于揭示出历史给予我们后人的启示。探讨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历史条件下，重铸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首先，必须把历史主体的爱国主义实践活动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保守趋旧，不盲目排外，不怨天尤人，不迷信外国文明。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始终把“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作为自己价值创造活动的主题内容，导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今天，我们应当把个人的创造活动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统一起来，才能使人生的价值得到圆满的实现。
其次，爱国主体的历史创造活动必须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文化遗产和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明的前提下，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近代革命先驱特别是共产党人，在研究中国国情、探索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强盛的艰难实践中，既批判了以传统为唯一价值取向的保守主义思想，也批判了以西方文明为标本的“西化论”和“俄化论”的作法，大胆探索，走自己的路，终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今天，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中走出一条自己民族的现代化之路。
收稿199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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