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影响关系的边界条件研究——基于元分析技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绩效论文,导向论文,条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企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产品和商业模式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的背景下，企业现有的盈利模式变得高度不确定，从而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机会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创业导向(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是一种意在增强企业挑战和管理外部环境不确性的能力的战略导向，采取创业导向战略的企业在其产品和市场战略中不断地寻求创新，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超前行动，打败竞争者以在竞争格局中占取优势地位，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Lumpkin and Dess，1996)。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创业导向能促进企业绩效，但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先前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就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强度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导向水平高的企业的绩效要显著好于创业水平低的企业，两者的相关系数大于0.3(Covin and Slevin，1986；Hult et al.，2003)，其他的一些研究得到的相关关系要弱一些(Dimitratos et al.，2004；Lumpkin and Dess，2001)，甚至有研究显示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Matsuno et al.，2002；Morgan and Strong，2003)或者是负相关的(Hart，1992；Wiklund and Shepherd，201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研究关于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性程度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变异，而且各个研究的结论受到其研究设计的限制而缺乏普适化。创业导向是否真的能帮助企业提高绩效?怎样的企业能够从采取创业导向这一战略中获益最大?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仍然是学术界和商业界一直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元分析技术在修正人工统计误差的基础上，综合先前的实证结果，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强度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但是，作为一种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元分析的作用不仅仅是简单地去统计双变量关系的平均效应值，更重要的是能够探究情景因素对于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果两个变量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样本之间存在差异，而这些样本在某些特质方面不同，那么这些样本特质可能成为一个调节变量(Miller and Toulouse，1986)。另外，如国家文化和国家发达程度等类似的调节变量的探索，以前只能通过跨文化研究进行，而元分析可以基于现有的和更大的二手数据库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基于135个独立的实证研究结果，评估创业导向及其各维度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真实相关关系，同时还探究了包括企业绩效的评价标准、国家发达程度、国家文化、行业、研究时间点在内的潜在调节变量的作用。元分析的结果帮助我们了解创业导向研究领域的现状，并为未来研究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回顾和假设
(一)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导向是一种企业的战略导向，体现了企业的决策风格，决策方法以及具体行为的创业性特征。Miller(1983)对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的特征做了以下概括：积极地参与产品创新，敢于开展一些带有一定风险的业务，并且总是率先采取一些“超前”的行动来打败竞争对手。由此，很多的学者都认同创业导向这一构念由3个维度构成：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
先前很多研究都认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会产生影响，其中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创业导向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这一观点。学者们一般都从创业导向的3个维度出发来讨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1)创新性反映的是企业参与和支持新想法、创新过程的意愿和程度，从而改变已有的企业实践和技术(Lumpkin and Dess，1996)。具有创新性的企业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技术能够创造新的绩效增长点。(2)先动性指的是企业预测市场未来的需求，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相比竞争对手获得先动优势。具有先动性的企业能够抓住新出现的机会，先于竞争者占领细分市场，通过控制分销渠道和塑造品牌优势来获取高额的利润(Zahra and Covin，1995)。(3)风险承担性是企业愿意在具有较大失败成本或者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项目或业务中投入较多资源的程度(Miller and Friesen，1982)。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能创造更大的绩效变异，从而更有可能获得卓越的长期绩效(McGrath，1999)。在市场需求日益多变，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企业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市场增长点，而创业导向这一战略能够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很多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在不同情境下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作用，如Zahra(1991)追踪了连续3年来公司创业和绩效的相关关系，发现两者的相关性逐渐增强；Zahra和Covin(1995)在7年多的时间里用3个不同样本测试了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Wiklund和Shepherd(2005)用413家瑞典公司的样本和追踪研究法发现，创业导向对小型企业的绩效有促进作用。
但是，从创业导向本身的特点来看，创业导向相关的行为会消耗大量的企业资源，并且涉及一定的风险，其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或者年轻的企业，创业导向战略会是一把“双刃剑”，在可能给企业创造卓越绩效的同时，也可能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也有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甚至是一个负向的作用关系(Sapienza and Grimm，1997；Slater and Narver，2000；Kaya and Seyrek，2005)。Matsuno等(2002)发现，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只存在有以市场导向为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Walter等(2006)的研究表明，创业导向与企业的销售增长率关系不显著，与企业利润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Tang等(2008)分别对两个中国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在某个水平范围内，创业导向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么，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作用关系?以及该关系可能存在怎样的边界条件?以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本文采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来探究这两个问题。尽管先前的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但基于过去大多数的研究，我们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一般关系做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二)企业绩效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
企业绩效被认为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不同的研究会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绩效测量指标可以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前者涉及财务报表或会计结算中的一些指标如销售额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如经常被采用的Tobin Q(Miller，Breton-Miller，2011)；后者主要包括市场份额、顾客满意度、总体目标实现程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对于财务绩效指标的获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基于企业管理高层的自我报告数据；二是基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或企业内部资料等二手客观数据。
创业导向型的企业常常涉及一些创新、突破惯例行为，可能会带来良好的市场反应，但同时也需要企业投入较多的资源，也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管理者所感知的绩效和实际的财务绩效不一定是高度一致的，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绩效不同的测量方式的影响(Lumpkin and Dess，1996)。George等(2001)用企业过去5年的平均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测量指标，探究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Wang等(2008)将企业管理高层所感知的企业在资金回报率、每股收益、销售额增长等方面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表现好坏程度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标准，发现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绩效的不同衡量指标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会有影响。
(三)国家发达程度的调节作用
在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和机会视角来探讨怎样的环境更有利于企业的创业绩效。首先，创业导向是一种资源消耗型的企业战略(Covin and Slevin，1991)，其成功实施需要有大量的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体制的支持，缺少这些条件企业很难将创业导向的战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绩效。Wiklund和Shepherd(2005)认为财务资源会正向影响企业的创业导向和其绩效之间的关系。Tang等(2008)研究了中国企业中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由于受到社会体制和资源的限制，创业导向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的高绩效。在发达国家，企业处在一个经济资源相对丰富的环境中，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体制使企业更容易接触到财务资源，而充足的财务资源促使企业有能力去尝试新的战略和创新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风险承担要求企业做出大量的资源承诺，企业也愿意去冒险一试。另外，那些追求超前行动的企业总希望快速地开发和投资创业机会，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必须要有财务资本等资源的支持。所以，从资源视角来看，发达国家的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创业。
虽然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源相对匮乏、经济环境不稳定以及社会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但从机会视角出发，其动态复杂的环境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创业或创新机会。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的动态性能够增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Zahra and Covin，1995；Wiklund and Shepherd，2005；Lumpkin and Dess，2001)。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企业所面对的顾客和竞争对手具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市场趋势和行业创新的变化也更频繁(Dess and Beard，1984)。在这种需求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潜在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变得很丰富，那些不断追求新机会的企业由于具有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战略导向，可能会获得更高的绩效。另外，创业导向的企业倾向于去开发和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这种对于机会的寻找在一个变化和动态的环境中更容易成功，因为创新所涉及的高资源成本和相关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新挖掘出的产品或者市场中潜在的高收益所稀释。
基于“资源视角”和“机会视角”的理论，我们分别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H3a：与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比，在发达国家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H3b：与在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四)行业的调节作用
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其所提供的产品、投入的资源、顾客需求、面对的环境、组织的架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相同程度的创业导向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可能会产出不同程度的企业绩效。制造业的创新往往涉及基础技术和知识的改变，或者是更彻底的革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具有较高的成本和风险。基础的研发不仅不容易成功，而且一旦失败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另外，制造企业的顾客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基本属性，需求具有较强的刚性，考虑到成本和使用习惯，创新的产品不容易被接受。再者，制造企业的产品往往具有直观的外形，容易被竞争者模仿，先动优势不强。相反，获益于服务产品和项目的无形性以及企业和顾客互动的特性，服务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形式上更加灵活，更容易进行创新。另外，顾客追求个性化，更愿意为产品或服务的附加价值付出额外的成本，因此创新的边际价值更高。再者，由于服务的无形性，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企业可以通过抓住新的市场机会来获利。Capar和Kotabe(2003)探究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关系模型。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4：企业所处的行业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与制造业企业相比，服务业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五)国家文化的调节作用
为了描述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Hofstede(1980，1984)定义了4个维度指标，分别为：不确定性规避、权利距离、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阳刚性\阴柔性。国家文化会影响企业行为和结果这一论点的基本理论在于管理学中的实践—文化匹配理论(Naman and Slevin，1993)，该理论认为管理实践或行为，如创业导向，应该与其所处国家文化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才有利于得到想要的组织结果。若企业所处的文化能够很好支持创业导向这一战略的实施，便能增强其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所处的国家文化会影响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下文中我们将分别讨论国家文化维度与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作用。
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强调稳定性、可预测性、风险规避，抵制改变，依赖于严格的控制系统，害怕未来的未知性(Hofstede，1980)，这种文化环境与创业中的创新、风险承担以及超前行动等特征不相匹配，从而会阻碍创业导向战略的有效实施(Nakata and Sivakumar，2001)。有研究表明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背景中，强调新技术、改变和快速提高的创业相关管理战略是无效的(Yoshida，1989)。相反，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愿意接受革新和创新的想法，愿意改变，能从容地对待未知并对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Hofstede，1984)。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中，创业导向的优点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新的观念和想法会更容易被接受，进而促进新机会的识别、开发和利用。 Herbig和Miller(1991)认为，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中，彻底的创新才更可能被重视并得到有效地实施。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5a：与在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高的国家的企业相比，不确定性规避得分低的国家中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Hofstede(1997)认为权利距离常常表现在权威和资源的集中程度。在高权利距离的文化中，组织的结构通常是正式的和集权化的，有着严格和分明的等级阶层。相反，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组织的结构倾向于非正式化、分权化和有机灵活化(Hofstede，1980)。创业导向的基本特征与低权利距离文化的基本特性相一致，如授权、灵活性、沟通、支持、参与(Nakata and Sivakumar，2001)。从此逻辑思路来看，低权利距离的文化更有利于创业导向这一战略向企业绩效的有效转化。关于组织结构以及创业活动相关的研究从侧面支持了这一论点，Mintzberg(1979)和Burgelman(1985)的研究发现，在那些低官僚化程度的组织中，创业相关的活动具有更高的成功比率。另外，Kouriloff(2000)认为，某些创业相关活动，如新产品的研发，在那些分权化程度比较高的组织中更容易成功。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在高权利距离的文化中，管理者倾向于死板、正规化、强调流程、集权化的管理风格，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员工的创新性及其表达思想的自由性。创业导向是一个企业层次的构念，它强调的不单是企业拥有者或者CEO个人的思想，它的有效实施需要企业上下所有人员的一致努力。员工的行为和思想会受到管理人员管理风格的影响和制约，高权利距离的文化所引导的管理风格明显与创业导向这一概念所倡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5b：与在高权力距离的国家的企业相比，低权力距离的国家中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处于个体主义文化环境中的人重视自主性、自我表达、独立和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体系(Hofstede，1984)，集体主义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是遵从、协调、和谐、牺牲(Beechler and Yang，1994)。虽然创业导向相关行为特征出现于个体主义倾向文化中，但是与集体主义倾向的文化似乎也能够很好地融合。从创业导向的3个基本特征来看，创新是不同知识的重组，需要各部门单位之间的合作交流，超前行动需要有充分的信息为基础和前提，风险承担也需要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责任分担。按照这样的逻辑，创业导向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协同度更高，更符合实践—文化匹配模式。多个研究者认为，具有明显集体主义倾向的日本企业具有高度一致的愿景和目标，多采用项目团队、市场和研发混合团队、新产品研发团队的工作形式，他们开展的创业相关活动的成功概率更高(Howard et al.，1983；MacDowall，1984)。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5c：与在个体主义倾向的国家的企业相比，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中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阳刚性更多地与竞争、成就、认可、挑战这些元素相关，相对应地，阴柔性更多地与关系、依赖、群体导向相关(Hofstede，1997)，创业导向的特征似乎与阴柔倾向文化的内在含义具有更好地融合性。 Deshpandé等(1993)以及Hunt和Morgan(1995)认为，处于阴柔倾向文化中的企业更愿意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这对于识别机会、超前行动都有促进作用。员工的外部关系建设和市场感知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增强他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控制能力。另外，阴柔倾向的文化能够通过交流、合作、信任来促使建立一种员工互相协作和支持的环境氛围，从而增加其创造性和风险承担意愿(Thwaites，1992)。在阳刚倾向文化中的企业更容易采用正规化和集权化，上下级常常会有严格的等级制度，Thomas和Mueller(2002)的研究表明这些组织特征会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5d：与在阳刚倾向的国家的企业相比，阴柔倾向的国家中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提高企业的绩效具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六)研究时间点的调节作用
从1983年Miller提出创业导向到现在，相关研究跨越了近30年，考虑到这一大跨度的时代背景，本文认为有必要探究研究时间点对于研究结果，即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过去的30年里，科技的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衍生了许多新的创业机会，互联网创业中的电子商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比如融资渠道的拓宽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使得中小企业或新创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来保障其对市场机会的开发和利用。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为企业的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H6：研究时间点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相比早期的研究，时间越近的研究得出的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搜索和筛选
为了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我们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文献收集和筛选。(1)在电子数据库ABI\INFORM和EBSCO中利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词包括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performance以及其他替代性术语如strategic orientation，entrepreneurial proclivity，profitability等，搜索结果包括各期刊实证和综述性文章，会议论文等。(2)战略管理和创业学等相关的主要期刊进行人工搜查。(3)检查综述性文章和已得实证性文章的参考文献，看是否有遗漏。利用摘要内容对上述得到的文献进行初步筛选，确保文章内容与本研究主题确切相关。
结合研究主题和元分析方法的要求，纳入最后的元分析的研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研究必须包含创业导向或其各维度和企业绩效等变量。(2)必须是实证研究且报告了样本量、变量信度，相关系数或者其他可转换数据指标(univariate F、t、卡方值)，具体的转化公式见Hunter和Schmidt(1990)。(3)各研究之间的样本必须是独立的。若两个研究之间的样本是相同或存在交叉的情况，我们只将报告内容更详细的或者大样本的研究纳入分析。被排除在外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非实证研究。(2)没有报告相关系数。(3)与其他研究具有相同或交叉样本。
(二)文献编码
依照Lipsey和Wilson(2001)推荐的步骤进行数据编码。(1)为了减少编码错误的发生，主要编码者首先编制了编码手册和编码说明书，并与其他学者讨论修改后作为编码的参照依据。编码数据包括两大部分，研究特征和效应值。研究特征层面主要指与文献发表和研究设计等相关的内容，编码条目包括作者、出版年份、发表期刊、样本量及特征(国家、行业)、创业导向、创业导向维度及绩效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所用量表，理论模型。效应值层面是指以双变量相关系数为中心的一些统计数据，编码条目包括各相关变量的信度Cronbach Alpha值，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2)再完成对每项研究的编码工作后，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研究由另外的学者进行编码，以此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对于那些不一致的编码内容，通过回溯原文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三)元分析过程
为了与先前的元分析保持一致，本研究根据 Hunter和Schmidt(1990)的分析步骤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1)根据公式(1)对每个研究中得到的每个相关系数进行相应的信度修正。
在学术界对于费雪的Z转化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相关系数不是等距尺度，不能简单平均。另外，将相关系数的分布转换成渐进正态分布(Rosenthal，1994)，有利于简化后续计算，如置信区间的正态估计(可以不考虑样本量N的大小)。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转化会扩大效应值。本文与大部分的元分析保持一致，采用费雪转化。
(3)将抽样标准误平方的倒数作为权重，根据公式(3)对z系数进行加权平均。
(6)利用失安全系数来评估出版偏差。失安全系数N(fail-safe N)报告了无效结果的未发表研究的数量需要多少才能把研究中的累积效应减少到非显著程度(Rosenthal，1978)。若计算得到的N与研究样本数量相差越大，则存在抽屉柜文件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nthal(1978)基于效应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值来计算失安全系数，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缺点：一是不能将那些没有报告显著性水平的研究纳入计算范围；二是研究报告中的P值常常是一个范围而非准确数值；三是该种方法要求样本中研究具有同质性。据此，本文采用基于效应值的计算方法(Orwin，1983；Pearlman，1982)，具体公式如下：
(四)调节作用分析
元分析可以利用不同研究中的样本探究调节作用，如果两个变量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样本之间存在差异，而这些样本在某些特质方面不同，那么这些样本特质可能成为一个调节变量(Miller and Toulouse，1986)。在元分析中探究调节作用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相关的调节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持；二是相关的数据是可编码。本研究采用加权元回归来检验潜在调节作用，即，以抽样误为权重的基础，将创业导向和绩效相关系数作为因变量，相关调节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处理。因为随机效应模型存在以下优点：(1)允许各研究的总体存在变异。(2)可以同时解释系统变异和随机变异，这会产生更大的置信区间和可靠性区间，使结果更保守。(3)在检验平均效应值和调节作用的显著性水平时，更不容易犯第一类错误(虚无假设是正确的，计算结果却将其拒绝)。所以，在元回归中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非固定效应模型。
四、数据结果和分析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
通过文献的检索和筛选，最后纳入元分析的为131篇文献，其中英文107篇，中文24篇。除去博士论文(15篇)、未发表论文(1篇)、会议论文(1篇)，发表在SSCI和CSSCI期刊上的文献占65％。通过编码，我们共得到135个独立研究样本(其中9个样本的效应值是由β值转化而来的①)，总样本量达到34957个。为了测定文献编码过程中人为因素所引起的误差大小，我们抽取了25％的样本研究由另两名学者分别针对主要的编码项进行二次编码，将编码结果与本人的结果进行比较，一致性百分比分别为90％和92％。对于一些比较重要但是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或全文的研究，通过发邮件的形式向原作者索要，共发出10封，得到有效回复3封。
元分析方法将先前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作为样本，所以能否收集到所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决定了元分析研究样本是否能很好地反映研究总体。然而，目前大部分期刊都会偏向于选择发表那些具有显著性结果的文章，这可能会使一些没有显著性结果的文章不能被纳入到元分析研究样本中，从而导致“出版偏差”的存在。为了评估该“出版偏差”的严重程度，学者们一般会计算“失安全系数N”，该系数表示需要在目前元分析K个样本中增加N篇未被发表的文章来使最后得出的相关系数或者其显著性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N值与样本量K值相差越大，出版偏差存在的可能性越小。通过计算，本研究中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这对变量相对应的失安全系数N为280，而实际样本量为135，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差问题。
(二)主效应检验
表1是元分析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报告了创业导向及各维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数量，累计的总样本数，修正加权的平均效应值，95％的置信区间，观测到的相关系数的方差，由抽样误差引起的方差、剩余方差、异质性检验Q值。首先，我们通过样本加权平均得到了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总相关系数。对于那些包含不同绩效测量指标的研究，我们取各效应值的平均数作为该研究的效应值，经过修正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之后，本研究得到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7，说明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为中等程度的正相关(Cohen，1977)。95％的置信区间上限为0.297，下限为0.317，说明该相关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至此，假设1得到了支持，即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作用。抽样方差对各效应值变异的解释量为18.1％，小于同质性检验中的75％水平。根据Hunter和Schmidt(1990)的75％法则，各样本研究中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效应值具有异质性，可能存在一些调节因素影响它们之间关系的强弱，Q检验(Q(134)=1323.11)也支持这一结论，具体的调节作用将在后文中做详细的分析。
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等程度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的创业导向型战略有利于其绩效的提高，同时也显示了创业导向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因为企业绩效是目前商业实践者和学术理论界同时关心的一个结果变量。
基于Lumpkin和Dess等人的观点，我们分别探究了创业导向的5个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每个维度与企业绩效都有正向的相关性，而且95％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其中创新性的相关系数最高(r=0.343)，自主性最低(r=0.106)。另外，我们将创业导向不同维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两两做比较发现，创新性(r=0.343)和竞争进取性(r=0.216)，风险承担(r=0.199)都在0.05水平上显著差异，先动性(r=0.323)和自主性(r=0.106)在0.1水平上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支持了创业导向各维度在解释企业绩效时可能发挥不同程度作用的观点(Lumpkin and Dess，1996)，也暗示着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维度对企业绩效是否存在不同的交互作用，不同的维度组合对企业绩效有怎样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异质性Q检验结果以及75％法则表明，每个维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都可能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
(三)调节作用检验
表2是对各潜在调节变量进行的元回归结果。我们根据绩效的测量方式的不同对样本研究提供的每个效应值进行了单独编码，探究了企业绩效的测量方式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性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客观绩效相关的效应值有25个，主观绩效相关的效应值有110个，分别对这两组效应值进行元分析得到相应的相关系数为0.227和0.323，并具有显著的差异性(β=0.20，p=0.0147)， H2得到支持。这表明相比企业实际的财务绩效，创业导向能更好地预测企业管理高层对企业的感知绩效。这一结论暗示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存在，因为大多数创业导向相关的实证研究都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源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其中存在的社会期许偏差以及回顾性偏差可能会夸大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先前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Ellis(2006)的研究表明采用自我感知的绩效测量方式会增大市场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据此，学术界对创业导向这一战略积极影响的感知可能过于乐观，这会误导实践界中的各类企业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地追求创业导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根据各研究中样本企业所处国家的发达程度，将研究情境编码为发达国家(k=68)和发展中国家(k=58)，其中剔除了19个混合样本的研究。元回归结果显示两者有显著的差异(β=-0.207，p=0.0189)，相比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绩效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支持了H3b。至此，创业领域中的“机会视角”得到了验证，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常常处于一种不完善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而这种动态的环境会产生更多的机会。相比于保守型企业，创业型的企业能够通过开发和利用潜在的机会并从中获取利益。
行业是另一个可能会影响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强弱的变量，某些行业的特征和所处的环境可能会促使它们从创业导向中获利更多。我们将样本企业编码为制造业(k=37)和服务业(k=23)，其中服务业包括教育、餐饮、住宿、物流、咨询等，还有85个研究的样本属于混合行业，无法成为此调节作用分析的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β=-0.356，p=0.0112)，支持了假设4。这暗示着相比于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可以从创业导向这一战略中获益更多，所承担的风险也更小。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去探究行业的其他特征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如在不同的行业生命周期，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所能获得的资源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创业导向的有效实施，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Lumpkin and Dess，2001)。
早先的研究认为创业导向这一构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具有相同的影响作用，但是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可能会影响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强弱。根据霍夫斯泰德的4个国家文化维度得分，我们把所有在单个国家情境中进行的研究(k=114)进行元回归。但是，数据分析结果显示4个国家文化维度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都不显著，假设5a至假设5d都没有得到支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试图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来解释。
如理论假设部分所述，不确定性规避表现为创业导向倾向的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容忍创新和新的想法，愿意去挑战和改变现状，并接受新的范式(Herbig and Miller，1991)。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环境中企业能更好地实施创业导向战略，从而获得高企业绩效(Dwairi，2004)。但是，元分析的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文化维度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高不确定性文化和低不确定性文化背景下的企业，采用创业导向战略对其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变量的研究层次相关，创业导向是企业层次的变量，反映的是具体企业的行为方式，而本研究中的文化维度体现的是企业所在国家的文化。虽然国家或地区文化是企业所处的一个大环境，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各企业之间的具体组织文化也会存在不一致。有研究表明对企业或者企业员工的行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企业本身的文化，甚至是员工所处的小集体文化。所以，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去关注组织文化与创业导向对绩效的交互影响作用，探究怎样的组织文化最有利于创业导向这样的战略实施。不确定性规避这一文化维度调节作用的不显著可能还与创业导向本身所隐含的风险相关，有学者提出创业导向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Wiklund，1999)，特别会增大绩效结果的变异程度和不确定性(Wiklund and Shepherd，2011)。那是因为创业导向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战略，要求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氛围会加强企业的这种行为，可能会不利于企业控制和把握风险，从而影响了企业绩效的提高。相反，高水平的不确定规避文化氛围可能会发挥一种制衡和调节创业导向战略内在风险性的作用，帮助企业缓解单一的导向战略本身局限和偏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Prahalad and Bettis，1986)。基于以上原因，不确定性规避这一文化维度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不存在显著的单一影响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中的交互影响机制。另外，为了最大化创业导向这一战略对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企业实践者在采用创业导向思维的同时，需要注重风险管理和市场调查，采用灵活的决策过程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权利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尽管组织中存在多个层级的管理团队，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创业导向相关的活动产生影响，或者说产生影响的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创业导向往往属于企业的战略层次行为，不管组织中的权利等级距离的大小，其相关的决策权主要集中于最高管理层(比如CEO)或者企业所有者。另外，这一结果可能还与相关研究收集的样本数据的方法相关，创业导向相关的研究大部分都采取向企业拥有者或者CEO收集信息，所以数据所反映的其实是某个个体所感知到的创业导向行为和企业绩效水平，这会低估外部环境如文化对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
虽然创业的相关概念起源于高个体主义倾向的文化背景(Morris et al.，1994)，但是根据实践—文化匹配理论，创业导向应该与低个体主义倾向的文化相协同(Chandler et al.，2000)。元分析的结果没有支持任一方向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所引发的思考是：创业导向更适合个人的作为，还是群体的作为?是集体的智慧还是个体的奇思妙想更有利于企业的绩效?或者组织需要一个中性的文化，在倡导团队、组织承诺、合作等这些带有集体主义特征概念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个体的知识、技能和想法。这些问题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地探讨。
综合各国家文化维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是相似的，没有显著差异。创业导向相关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早先的大部分研究也都是以西方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因此，相关构念的定义以及测量等会明显地带有西方国家的烙印。在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的增多，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同时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展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文化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类研究在不同情景下的有效性，不仅说明相关的测量工具对于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也是同样的适用，同时也说明创业导向相关理论具有很高的普适化程度。Knight(1997)和Kreiser等(2002)也验证了创业导向维度在不同文化情景下的通用性，后者通过分析6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来验证创业导向测量项的有效性。这表明简单地在另一个文化情景下探究或验证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很难产生额外的理论贡献和意义，为了进一步探究国家文化的影响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其对创业导向各维度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后，我们将2012年与研究年份之差作为研究时间点这一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元回归，结果显示时间越近的研究，所得到的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越强(β=-0.2635，p=0.00014)，从而支持了假设6。这一结果从侧面说明现代的科技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企业采用创业导向这一战略来提高企业绩效。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正如我们的理论假设以及大多数先前研究者所认为的，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相比于客观绩效，采用主观报告的数据去衡量企业绩效会增大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强度，这一结论对那些对创业导向战略的效用抱有很高期待的学者和实践者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情景相关的调节作用探究中，国家发达程度、行业、研究时间点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有显著影响作用。如数据结果部分所讨论的，国家文化维度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实证数据和理论应用都有一定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就这些方面做更多的验证。除了在数据结果和分析部分提及的未来研究点，学者们至少还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和改进：
(1)受到元分析技术本身的限制，我们在元分析中不可能去探索所有的潜在调节效应。除了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以外，元分析中的调节变量必须可以在每个研究样本(即先前的独立研究)中单独编码，这对于样本文献的原始研究设计以及报告的规范程度具有较高的要求。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不同研究之间还存在很多的变异，这表明除了本元分析中所涉及的，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调节变量，值得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先前的大部分研究都将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作为其理论假设或者基本前提，元分析得到的平均效应值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创业遵循的是一种“实验”逻辑，常常涉及新的未知领域，伴随着较高的财务和经营风险，一旦失败就会对企业的现有资源和能力造成很大的损害(Foxall，1984)。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和讨论过分得强调了创业导向的正面影响，考虑到创业导向自身所隐含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以及对投入资源的高度要求，并非所有的创业导向都有利于企业绩效，它可能导致企业高绩效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大企业失败的概率。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明确在怎样的具体情境下，创业导向这一战略才能够最有效地提高绩效，或者怎样的情景会促使创业导向对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
(2)绩效是企业所最关心的一个变量，但是在实践中除了简单的财务绩效，还有其他多种绩效相关的表现形式，比如项目的成功率、新产品的市场接受率等。所以，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创业导向和其他与绩效类似的结果变量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中间的因果作用机制。Wiklund和Shepherd(2011)探究了组织内不同创业项目之间的绩效变异，结果表明创业导向与企业失败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这与传统的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作用观点有很大的不一致。Wiklund和Shepherd(2011)的研究引发出很多关于创业导向的问题，值得未来研究者去思考：企业该如何去判断自身是否适合采用创业导向这一战略?不同的企业该如何界定和控制合适的创业导向水平?企业该如何有效地管理创业导向实施过程，从而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
(3)在收集样本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发表在知名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可能受到研究报告规范以及年代的限制，很多研究都没有报告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导致不能纳入元分析中。所以，和很多采用元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一样，我们也呼吁学术界和各学术期刊能够建立和统一论文报告的规范，保证基本数据的完整性。
注释
①在管理学领域中，大部分的元分析所用的效应值形式都是相关系数，但部分利用回归方法的文章只报告回归系数，从而无法纳入到元分析中。Peterson和Brown(2005)认为，应该将这部分文章也纳入元分析中，这样做有两个好处：(1)通过增加效应值的数量来减少抽样误差。(2)通过增加样本研究设计的多样性来减少非抽样误差。他们在JAP上发表的文章“On the Use of Beta Coefficients in Meta-Analysis”研究了如何在元分析中利用Beta系数。通过分析1700多对Beta系数和相关系数，得出了两者之间的转化公式：r=β×0.98+0.05(β≥0)；r=β×0.98-0.05(β＜0)(β∈(-0.5，0.5))，并证实了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转化Beta系数来代替缺失的相关系数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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