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婧[1]2013年在《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文中提出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思想家,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在政治、哲学、军事、文艺、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些着名的文章或论断共同汇聚成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瑰宝。毛泽东科学技术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紧紧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而展开,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发展,而且作为新中国发展科技事业的行动指南,带领新中国迈入了科技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些观点至今仍对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科技事业发展进程、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暨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本文对毛泽东科学技术观进行系统地研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科技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毛泽东本人着作、学界对其科学技术思想的论述进行综合分析与梳理,挖掘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形成条件,概括出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深邃内容,并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双重角度评析它对新中国科技事业乃至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价值,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结合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科技观进行客观的评析,使毛泽东思想更具时代性和前沿性。导言部分,提出关于毛泽东科技观的研究问题,具体阐述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研究状况,指出目前研究该论题的问题与不足,明确本文的写作意义和写作内容。第一章,分析了毛泽东科学技术观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演变过程。第二章,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基本内容。其中,第一部分从知识论、规律论和活动论叁个角度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本质的观点,并对毛泽东关于技术本质的观点作出归纳。第二部分论述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第叁部分阐述了科学技术对于政治斗争、提高生产力、巩固国防、发展思想、社会变革等五个方面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科技规划与领导、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科学创新精神、科技自主发展等观点,并对这些观点作出相应的评析。第叁章是对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理论地位与实践价值的评析。首先针对第章、第二章的内容,对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特征作出总结与归纳,其次围绕其特征评析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理论地位及实践价值,最后辨证地评述毛洋东科学技术观取得的成就和实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作出客观的总结。结语,对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创新之处作出阐释,并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的工作
牛子宏[2]2002年在《论毛泽东的科学精神》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自从它产生以来，就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教条和任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以实事求是、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是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文对毛泽东科学精神的涵义、基本内容及其意义作了初步的论述。 第一部分：毛泽东科学精神的涵义。毛泽东认为科学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科学精神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以及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是毛泽东科学精神的理论来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状况，是毛泽东科学精神形成的社会背景。最后，对民族、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是毛泽东科学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 第二部：毛泽东科学精神的内容。首先，毛泽东科学精神的前提：解放思想的自由精神。人们只有从迷信“上级”、“本本”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整风运动是解放思想的具体形式。其次，科学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理论联系实际，是其根本途径；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再次，毛泽东科学精神的动力：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批判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第叁部分：毛泽东科学精神的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的科学精神，勇于实践，艰辛探索，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最后，继承和弘扬毛泽东的科学精神，对予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有重大意义。
耿文静[3]2013年在《毛泽东科技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科技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揭示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规律。毛泽东科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探索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的反映和折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科技思想主要是一些战略性思想,它通过中国科技发展实践这个环节,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毛泽东的科技思想研究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从纵向、历史的视角,讲述毛泽东的科技思想历史演进过程。第二部分,本文分析毛泽东的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观点。其中,本文注重分析毛泽东科技思想本身以及相联系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同时分析毛泽东科技思想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偏离。最后,对毛泽东科技思想进行评析,分析其特点,评估其影响及对中国科技发展实践的当代价值。毛泽东的科技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实践上的偏差,但这种偏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科技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科技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有重要鉴戒意义。
邓亚秋[4]2011年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为适应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需要,特别是适应这一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需要,解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以提供有益借鉴。研究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被置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史的理论视野中。作者着力研究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思想内涵。为达到研究目的,作者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矛盾分析法等,以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着作、讲话、谈话、书信、题词、批示、批语,以及新闻报道、回忆录为资料范围,研读并探究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所研究,其中以罗洪铁教授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具体来讲,学界对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形成发展过程、思想内容、价值等方面,其中对思想内涵方面的研究最为深入细致。关于邓小平人才思想,学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其核心。另外,学界对邓小平人才选用思想、“四有”新人思想的研究也非常深透,对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价值也比较关注。关于江泽民人才思想,学界比较关注其“人才资源论”、“人的全面发展论”以及“科教兴国论”,其人才思想的价值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较为深入的讨论。本研究主要围绕细化、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共同点与不同点而创新。具体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方法论与思想来源等方面论证了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共同点,展示了这一共同点在不同时代主题下的具体表现。作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都运用唯物辩证的实践观为方法论,把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工人、农民等各个历史阶段的人民争取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作为思想素材,强调上述人才思想把个人发展与民族繁荣、国家富强视为一体二面的开阔视野。关于他们人才思想来源方面,作者认为叁人都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的重要来源,并且作了创造性转化。第二,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一脉相承的共同点,放在理论品格、精神实质、价值取向等角度进行细化和深化。作者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共有理论品格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本质以中国化为特色；领袖人物人才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共有精神实质,他们的思想不断突破教条主义、旧有体制、原有基础的束缚,不断提出能够解决不同时代主题的人才思想；领袖人物人才思想都以人民主体作为价值取向。第叁,从其思想重点与表达方式两个维度深化了不同点的比较。作者从时代主题入手,分析了不同时代主题下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在要旨、论述重点等的差异点。这些方面的差异,形成个性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论文主要由导论、五章正文和结束语构成,基本情况简介如下：导论概述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简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认为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以及服务于人才学学科发展；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助益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促进人才健康成长。作者着力探讨了研究对象问题。在研究中,始终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置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视野之中,力图解读出中国革命与建设赋予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独特内涵,比较革命与建设的不同阶段赋予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特色与精神。第一章探究毛泽东人才思想。首先通过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五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作为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人才最大来源的观点,提升红军官兵素质观点、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观点、“两个务必”的观点,培养领导岗位接班人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观点等,从纵向解释了毛泽东人才思想概貌。其次,以人才价值论、人才素质论、人才培养论、实践出人才论和人才选用论为主要内容,探索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独特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二章探究邓小平人才思想。首先以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叁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培养军队文化工作者和重用专业人才观点,科技人才观,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层接班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等观点,纵向描述了其思想概貌。其次,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以人才地位论、“四有”“红专”论、人才培养和造就论、人才使用论、人才管理论为主要内容,展示邓小平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人才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邓小平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叁章探究江泽民人才思想。作者认为,这一思想的纵向概貌,由两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包括“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教育优先战略”以及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等构成。从横向看,作者认为江泽民人才思想主要以人才资源论、人才战略论、人才队伍建设论、人才素质论和人才使用论等为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探究了江泽民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四章从四个角度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首先,它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者较为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它们是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其次,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有着同源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同根的重要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再次,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在理论品格、精神实质、价值取向的一脉相承,它们共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最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具有各异的要旨与论述重点。第五章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作者认为,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从内容和思想领域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建立和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体系。领袖人物人才思想的实践价值在于,发展和壮大了我国的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结束语凝炼了作者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把握,突出展示了领袖人物人才思想对我国人才成长产生的代表性影响,力图以作者采用的领袖人物人才思想来自于实践又推动实践发展的认识论框架,强调这些思想独具的广度与深度。另外,还简要提到自己研究的局限,同时表达了对学术研究的真诚态度。
张寅南[5]1994年在《论毛泽东的科学精神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论毛泽东的科学精神与科技事业的发展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ａｕｓｅ￥／／张寅南（湖南省科委邮编：４１０００１）哲人已逝，精神永...
丁婵娟[6]2013年在《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思想当中所蕴含和体现的精神气质、理论品质和行为规范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叁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具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和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政治学的批判中逐渐产生的；其次,具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当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实践的观点。再次,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同时也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精神思想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弘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方面。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在现实当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第二,社会稳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弘扬是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起到指导作用。第叁,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是生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对我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都有很好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同样对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需首先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途径进行,从教育入手,主要从转变教育模式和改进教学方法,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和在精神文化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弘扬还必须有相关健全的法律和规范。
刘洪森[7]2017年在《内涵·定位·价值——理解毛泽东精神的叁个维度》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个人品质、价值观念、情感等的锤炼、凝结和升华,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革命精神、价值精神和科学精神。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精神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新形势下,高扬毛泽东精神就是要弘扬革命精神,全面深化改革;赓续价值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倡导科学精神,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聂家华[8]2016年在《对毛泽东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文中认为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毛泽东精神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被引频次、学术关注度、主题词聚类、研究内容与主题等项指标作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精神研究的进展和绩效展开客观分析和多维度呈现。并结合研究现状,对毛泽东精神的体系建构、毛泽东精神的性质和毛泽东精神在20世纪中国精神群落结构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加强研究内容创新和方法创新以推进和深化毛泽东精神研究的对策与思路。
明佳睿[9]2014年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文化社会学这一新的分析工具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诞生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毛泽东的名着——《新民主主义论》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理性反映和总结，又对此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重要着作，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文化转型的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纲领性文献。蕴藏在其理论逻辑中的关于文化与社会转型关系的深刻思想和思维模式直至今天仍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内在包涵了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并行推进的深刻意蕴。面对当今这样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又在进行一次文化、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的深刻的社会转型。在这个同样需要文化转型先行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从大历史视野中把握中国历史上几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转型及其对相应时代的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总结其内在逻辑和规律，同时将目光聚焦到近现代中国，回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当时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指引意义，为当前中国的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提供有益借鉴。本文正文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会学，对其基本内容、关注领域、实践取向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说明。第二部分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置于中国文化嬗变和赓续的大历史视野中进行总结和论述。从封邦建国的宗法礼制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从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文化到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转型，再到对传统文化实现新超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交融及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来推进的，具有历史的规律性。第叁部分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进行了结构层面和逻辑层面的解析和论述。第四部分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文化层面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社会转型对能够推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的呼唤。第五部分从战略层面、认识层面、方向和目标层面、实践层面、方法层面论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实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启示。
张艳[10]2005年在《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运动始终是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不已的历史话题之一。1919—1949年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共产主义、叁民主义与自由主义叁大意识形态,各自建构起了关于它的认知模式。本文试图对这叁种认知模式进行比较细致和系统的梳理,努力将其生成过程回放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中进行描述,以厘清它们的演变轨迹、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受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在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互动以及循环敌对与争辩态势的刻画中,也试图对“五四”的历史图像予以还原。 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叁章,分别以“阶级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启蒙”来概括和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认识五四运动的不同视野。 第一章揭示了共产党的“五四”观的演变。“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的认识己昭示了激进革命话语的萌芽;大革命时期,“五四”被明确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此,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已呼之欲出。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开始反复说明“五四”的“资产阶级性”,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对“五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新启蒙运动”则更侧重于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认识它,并试图批判继承“五四”“启蒙”精神。从193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经过党内其他理论家和史学工作者的进一步论证与发挥,最终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带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五四”认知模式。 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及其演变。孙中山奠定了国民党人对“五四”的矛盾态度。他既肯定了它在促进国民觉醒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革命的潜在威胁;比较而言,孙的追随者如朱执信、戴季陶等人则对“五四”发出了更多的热情礼赞。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人也把“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从总体上看,1927年前他们与同时期共产党人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在取得表面上的全国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更多的指责。到1940年代,蒋介石对五四的攻击达到了极端。面对共产党的强势“五四”话语,国民政府对“五四”的评价在“歌颂”与“检讨”之间更加摇摆不定,从而也更加矛盾和混乱。它也试图通过改造“五四”形象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但多半归于失败。 第叁章以胡适为个案考察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胡适一生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用意明显在于强调其文学革命的内容、“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与再造文明的意义。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胡适对其作了“幸”与“不幸”的价值评价。由于把个人自由、学术自主视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所以他常常遗憾地认为学生运动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而且,他对其中的不“民主”与不“科学”的做法也抱有深深的警惕;晚年又进一步把这一运动与他的“中国文艺复兴”对立起来,明确提出前者不幸“干扰”了“后者”的论断。 1919—1949间的“五四”阐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不同认识主体的政治立场,更取决于现实的政治与文化斗争的态势。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已主要不是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导向问题,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五四运动的形象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其真实面貌已难以辨识。
参考文献：
[1]. 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D]. 谢婧. 山东大学. 2013
[2]. 论毛泽东的科学精神[D]. 牛子宏. 河南大学. 2002
[3]. 毛泽东科技思想探析[D]. 耿文静.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4].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才思想研究[D]. 邓亚秋. 西南大学. 2011
[5]. 论毛泽东的科学精神与科技事业的发展[J]. 张寅南. 科技进步与对策. 1994
[6].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D]. 丁婵娟. 东北大学. 2013
[7]. 内涵·定位·价值——理解毛泽东精神的叁个维度[J]. 刘洪森. 东岳论丛. 2017
[8]. 对毛泽东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J]. 聂家华. 东岳论丛. 2016
[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探究[D]. 明佳睿. 曲阜师范大学. 2014
[10]. 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D]. 张艳. 浙江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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