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多维回顾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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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1)02-0003-(9)

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基础动因和根本目标。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中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与政策,无疑应当以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为最高标准和基本出发点。但当前国内学界对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具体内涵、内在结构与外部挑战等各方面的认识尚未明晰。目前国内对中国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的探讨,多系从全球政治视野和国际体系层次所进行的全局性和总体性的评估,对于地区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尚缺乏充分而深入的研究。故对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厘清,具有现实与学理的双重必要性。本文将从外部环境、内在结构、现实挑战和护持策略四个维度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做一全景式探析。

一、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外在环境的系统评估

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内生于东北亚地区固有的安全环境之中,探讨这一利益,首先应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安全环境做一明晰的审视。东北亚地处亚欧大陆政治板块与环太平洋政治板块的交汇处,占据亚太地区的中枢位置,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于此处汇合。这一地区,是美、俄、中、日四大国战略利益交汇与碰撞的地带,是诸多结构性矛盾相互作用的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使得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复杂而独特的安全环境。这里主要以系统论的视角从地区安全体系的结构与进程两个维度进行考察,进而探析中国在东北亚所面临的结构性安全困境。

(一)系统结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结构解析

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政治视角考察,安全结构的理想模型主要有霸权安全模式和均势安全模式两种。但当前东北亚的地区安全结构既非完全的单极霸权,更非真正的多级均势,霸权稳定式的安全秩序和均势和平式的安全秩序在东北亚都未能实现。这种理想模型之外的不稳定结构使得地区安全的维护和中国安全利益的实现远非轻易。

1.非完整的霸权结构。冷战后的全球安全结构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为特征的,但地区秩序并非全球性国际秩序在地区范围的完全映射,“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地区政治中拥有霸权,地区结构可能与全球结构并不一致。”[1]当前美国在东北亚并未取得完全的地区霸权,它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能完全掌控地区事务。东北亚地区美、日、韩海洋势力与中、俄、朝大陆势力的隐性对立和美、中、日、俄四大国的战略互动,使霸权稳定模式在东北亚并不能完全实现。美国虽构建并主导了东北亚海权联盟体系,但对东北亚大陆的掌控能力十分有限,势力仅及于朝鲜半岛南半部。处于美国联盟体系之外的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潜在战略联合,有效遏阻了美国单边霸权向东北亚大陆的扩张。

2.非均衡的均势结构。中、俄、朝大陆势力与美、日、韩海洋势力在潜在对立中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均势格局,但这种格局并非完全的均势结构。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霸权在东北亚地区自然有相应的延伸和辐射。美国的软硬实力相对于地区内各国仍具绝对优势,其不容忽视的前沿军事部署和无可匹敌的盟友资源,使其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东北亚地区事务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当前的地区安全,更多的是依靠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而非本土力量。[2]同时东北亚错综复杂、相互交错和牵制的各种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使得东北亚安全体系中难以形成地区内国家共同制衡区域外霸权力量的地区性均势。

(二)系统演进: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东北亚安全秩序

东北亚安全体系并非静态系统,而是缓慢嬗变的动态系统。这一地区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就是中国的日渐崛起。正如权力转移理论所揭示的,国家的内在发展将导致国家的权力增长和国际权力再分配。处于“过渡性权力增长期”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东北亚带动着权力的转移和地区性权力分配的变化。“权力转移本质上就是导致不稳定的过程。大国间战略财富的转移与地区战略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加在一起是紧张状态加剧的祸根。”[3]地区范围内的权力转移加剧了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性,使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安全环境愈加严峻。

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增长,加剧了美国和日韩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使得“中国威胁论”一再甚嚣尘上。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使其将维持主导地位,防止区域性强国对其进行潜在和实际的制衡作为一贯的战略目标,中国权力增长带来的权力转移,使美国将中国视为挑战者,甚至认为“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4]进而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日本和韩国也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遏阻中国日渐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这也是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得以维系和强化的主要动因之一。这种周边环境对崛起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系统缺陷: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环境困境

东北亚地区安全体系结构维度与进程维度双重的不稳定性,使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陷入难以消解的地区性安全困境之中。具体而言,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主要肇因于三个方面:

1.利益的冲突。东北亚是中、美、日、俄四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大国间战略利益的结构性冲突决定了他们在各自安全战略定位与选择上的冲突性。美国霸权在东北亚面临中国崛起维权意识增强的忧虑,美中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矛盾加剧。同时东北亚国家间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领土纠纷,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韩苏岩礁之争、日韩竹岛(独岛)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以及中日韩之间在海洋国土划分上的矛盾和争端。

2.制度的匮乏。“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从未形成过区域安全协调机制,从未建立过有效的多边政治组织、区域论坛和集体安全组织。”[5]东北亚地区缺少区域合作和地区安全的、有效的和常设性的制度性安排,分散的权力结构使既有的利益冲突难以得到有效协调和控制。

3.信任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间长期受意识形态对立或历史恩怨的影响,彼此猜疑和恐惧,普遍将对方认定为潜在威胁。中美、中日、中韩、朝韩、日韩、日俄、美俄等多对双边关系中普遍缺乏战略互信,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对抗性和地区安全合作的滞后性。

东北亚安全困境导致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甚至无法排除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使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正是生成于这样一种外部安全环境之中,并且只能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加以维护。

二、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内在结构的层次分析

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在内在结构上主要包含四个领域: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对于安全利益的认知,除了内涵与外延上的厘清,更重要的是区分利益内容的轻重缓急。国家安全利益从本质上讲是国家行为体对于安全状态的需求,即免于威胁和恐惧的需求。心理学中的需求层次分析模式,可以为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内容的分层次探讨提供借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需求呈金字塔状,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形成特定的“需求层次”,①并按次序由低级向高级逐级发展。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亦可按照这种从低级需求(基本需求)到高级需求的模式逐级排列,从而实现核心安全利益到边缘安全利益的排序和分层。高端政治范畴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构成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安全需求,而低端政治范畴的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则构成了中国在东北亚的高级安全需求。

(一)核心层次:基本需求之政治安全利益

中国的东北亚政治安全利益主要是指中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在东北亚地区免除外来因素的威胁。摩根索曾指出国家利益中最本质的是国家的生存问题,其余方面都是次要的问题。[6]政治安全,正是关系到国家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是实现其他各层次安全利益的基础,居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需求层次的最核心部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利益,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主权统一利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主权统一是政治安全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至今未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台湾地区在事实上仍处于同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损害了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战略崛起。实现国家的主权统一,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利益的首要内容。

2.领土完整利益。领土是国家最基本的物质要素,领土的完整是主权国家的基础性需要。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同有关邻国之间难以解决的领土争端,影响了中国领土完整的维护和实现,也损害了中国以至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安全。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进而消除地区不安全因素,构成了中国东北亚政治安全利益的另一重要环节。

3.政治稳定利益。安全利益中的政治稳定需求,体现为本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维系和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在东北亚地区,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消解,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难以免除。保持政治稳定,使其免受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外部因素破坏,也由此成为中国东北亚政治安全利益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二)次核心层次:基本需求之军事安全利益

中国的东北亚军事安全利益主要是指中国的领土主体在东北亚地区免受他国军事力量和周边军事环境的威胁与侵害。军事安全是实现政治利益的坚实后盾。军事安全利益,在需求层次中属于涉及生存问题的国家基本需求范畴,居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内在结构的次核心层次。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安全利益,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1.防范军事威胁,保障国土安全。安全状态的核心标准在于客观威胁的消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未能免除军事上的现实威胁,外部军事力量——主要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存在及其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的本土国防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的东北亚军事安全利益,首先在于通过对这种地区性军事威胁的防范,保障国土安全。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强自身军事力量的有效威慑能力,抵消敌视性军事集团的军力优势;另一方面是确保安全边界的外延空间,保证地缘战略缓冲地带(主要是朝鲜)的存在。

2.防止核扩散和军备竞赛,维护周边稳定。东北亚军事环境和安全态势的稳定,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础性意义。“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预防性的战略利益。因为周边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或是发生军事冲突,有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7]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在周边地区的扩散,将破坏东北亚安全态势稳定和地区军事力量格局的平衡,甚至使中国安全面临地区性核军备竞赛的威胁。因此,有效地防止核扩散,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避免卷入区域军备竞赛和地区性武装冲突,也是中国东北亚军事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

(三)半边缘层次:高级需求之经济安全利益

中国的东北亚经济安全利益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在东北亚地区免于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与作为生存需求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不同,经济安全是一种发展层面的利益,在需求层次中属高级需求,其排序在前两者之后,居于半边缘层次。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利益,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金融安全。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系统是配置社会资本资源的功能系统,是国家内部各个经济体相互联系的中介。[8]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通过金融系统相互作用,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安全。防范区域内金融风险,抵御和消除金融领域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各种威胁和侵害,确保国家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是中国东北亚经济安全利益的核心内容。

2.能源安全。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造就了当前高能源需求度的经济结构,在此结构之下,能源安全问题日趋不可回避。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愈来愈与能源安全息息相关。东北亚是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依托。就这一地区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主要是油气资源的战略安全。具体主要包含两个两面:一方面,要有稳定可靠的东北亚能源供应来源,确保油气资源的供应安全;另一方面,要有顺畅安全的东北亚能源战略通道,确保油气资源的运输安全。

3.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指国内产业能够在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竞争优势。就东北亚区域而言,中国的产业安全主要表现为在东北亚外贸商务活动中,国内产业能够获得良好的地区生存环境,免受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和进口激增造成的损害,并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在东北亚市场环境中获得发展空间,维护中国产业在地区竞争中的独立地位和竞争优势,从而保证整体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四)边缘层次:高级需求之生态安全利益

中国的东北亚生态安全利益主要指的是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免受来自东北亚地区的污染和破坏。生态安全是发展层面的利益,它主要关系国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属国家行为体的高级需求,在安全利益内在结构中居于边缘层次。但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能会引起不同领域的连锁反应,对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产生间接影响,故国家利益序列中生态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利益,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1.大气生态安全。大气生态是一个超越国境的整体系统,“大气运动使一国的空气污染能长途跋涉至另一国家,即导致跨境空气污染。”[9]东北亚地区各国对大气造成的污染,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对他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造成危害。当前东北亚地区大气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沙尘暴问题和酸雨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其影响随着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不断扩散。[10]尤其是酸雨物质的越境扩散,对中国生态环境、国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消极影响较大。故维护大气生态的安全,是中国东北亚生态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

2.海洋生态安全。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进入海洋中,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损坏海水质量和环境质量,并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东北亚地区海域(黄海和日本海)具有半封闭性的特点,自身调节能力相对脆弱,加之沿岸国家污染物排放严重,海洋生态持续恶化。地区海洋生态的破坏,会妨碍中国包括渔业在内的海洋活动,损害中国的海水使用质量和环境质量,危害中国的国民健康。故维护海洋生态的安全,是中国东北亚生态安全利益的又一重要方面。

三、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当前威胁的现实考量

东北亚外部安全环境作用于中国地区安全利益的内部结构,便形成了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与挑战。正确判断和评估当前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威胁,认清影响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维护与实现的现实危险源,对于中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基础性意义。这里以上文安全利益具体内容的分层探讨为基础,分别考察当前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各层次在现实层面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一)政治安全利益面临的现实威胁

首先,台独势力及其国际支持威胁着中国的主权统一。台湾岛内分裂势力以独立建国为最高纲领,拒绝和谈,阻挠统一,极力促使台湾与大陆朝向完全分裂的方向发展。岛内分裂势力和分裂运动,不仅有着本土认同发展所孕育的内部民粹支撑,还有着基于各自战略利益而产生的外部势力扶持,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支持。台湾独立的危险,是中国政治安全利益面临的首要威胁。

其次,东北亚有关邻国同中国的海洋国土争端威胁着中国的领土完整。日本同中国在钓鱼岛群岛主权和东海划界问题上分歧严重;韩国同中国在黄海、东海大陆架划界和苏岩礁主权归属问题上争议深刻。2010年9月使中日之间出现危机的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持续升级,即是这种利益矛盾的现实表象。海洋岛礁和海域划分问题上的矛盾,以及相关邻国在此种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对中国捍卫海洋国土完整构成不利之势。

再次,美国主导的东北亚民主国家同盟对中国推行的政治西化战略威胁着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上被异质社会制度的国家战略包围,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体制的偏见与敌视依然存在,东北亚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结束。美日等国继续推行干涉主义政策,企图达到西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二)军事安全利益面临的现实威胁

首先,美国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部署及其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威胁。近年来,随着其全球战略的调整,美国军事部署的重点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而亚太军事部署则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安全威胁,明确提出要“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11]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继续强化军事同盟,以美日、美韩安保条约为基础,维持遏制中国的军事链条。特别是美国在东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将台湾纳入防御范围,对中国军事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而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日本,也在调整军事战略,不断增加军费,全面扩充军事实力,走军事强国之路。2010年12月1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重新修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建“机动防卫能力”新概念,将“中国威胁”作为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借口,加速向具有进攻性的军事大国迈进。由于日本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日本的军事大国战略将对中国军事安全构成重要威胁。

其次,周边安全态势对中国军事安全而言不容乐观。冷战后,与全球范围内总体趋缓的安全形势相反,东北亚地区军备控制成效甚微,甚至出现逆裁军势头。特别是在核军控领域,已然陷入困境。朝鲜半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导致地区核竞赛的风险,对中国军事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仅2010年一年之内,朝鲜半岛便连续出现天安号事件、朝韩炮击事件等多起国际冲突和安全危机,美国也借此强化了在东北亚的介入,连续与韩日等盟国举行联合军演,使得地区安全态势持续恶化。总体上看,虽然当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入侵威胁,但安全系数并不高,地区性冲突的威胁并未消除,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三)经济安全利益面临的现实威胁

首先,中国金融安全面临东北亚地区金融环境的多维挑战。东北亚各国金融市场联系密切,一国局部市场的失衡极易扩散成区域性危机;同时,东北亚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不健全和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使本地区无法有效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外,部分邻国的国内金融政策也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特别是日本,屡屡在其国内经济衰退之时采取放任日元贬值的政策将危机输出到邻国,给东北亚区域包括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威胁。

其次,中国能源安全受制于人,并面临地区性能源争夺的挑战。中国在能源关系非对称相互依赖中属敏感性较强的一方,易受能源供给风险的影响。油气资源的来源与运输线安全遇到任何限制或冲击,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到打击。同时,东北亚地区整体能源需求的增长导致能源领域矛盾冲突的增加——譬如中日在俄罗斯远东输油线路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等。甚至许多地区性冲突(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也有其能源争夺方面的肇因。

再次,中国产业安全面临东北亚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中国外贸规模虽然扩大,但国际竞争力并没有相应增强。[12]东北亚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区域内市场竞争激烈,给中国产业造成较大竞争压力。特别是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效应,随着危机后各国经济的恢复,也将对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带来挑战。同时,来自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日韩等国的外资企业进入和抢占中国市场,必将对中国民族产业构成冲击,给国内产业安全埋下了深刻的风险隐患。

(四)生态安全利益面临的现实威胁

首先,跨境的大气污染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紧迫的生态安全威胁。东北亚地区多工业化国家,各国燃烧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发电厂和工厂,向空气中排放硫等大量污染物质,而大气运动使一国的空气污染物能够扩散到邻国,导致跨境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在东北亚地区造成了普遍的酸雨,对中国大气生态安全也构成了威胁。此外,沙尘暴是东北亚地区大气污染的又一代表性现象。蒙古高原甚至西伯利亚地区产生的黄沙,在气象动力的作用下,能够对中国北方的大气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地区性的海洋污染也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严重生态安全威胁。东北亚地区海域封闭性强,自我调节能力弱,本身就易受污染和破坏。近几十年来,随着区域内国家工业的发展,东北亚海洋生态环境受到的污染和破坏日趋严重。陆上污染物的倾倒、海洋石油开采特别是原油泄漏,以及各种形式的船舶污染等,使东北亚海域环境趋于恶化,具体表现为赤潮、石油污染、塑料污染和有毒物质累积等多个方面。海洋污染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广,难以控制,对海洋生态系统平衡构成危害,使中国生态安全利益面临严峻挑战。

四、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未来护持的战略选择

面对多元的现实威胁和挑战,今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亟须有效可行的战略方案。多维度的东北亚安全利益,亦须从政治、军事、经济、生态各维度加以维护,制定和实施全面、有效、可行的区域安全战略。同时,为维护和实现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有必要超越传统战略思维,以新安全观导向的安全战略来弱化和消解东北亚安全困境。基于合作安全理念的多边主义战略和基于共同安全理念的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护持的有效战略途径。

(一)多维利益视域下的东北亚安全战略选择

1.政治外交战略:和平发展,睦邻友好。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实现,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友好互信的周边关系,是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内在要求。因此,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道路与睦邻友好的对外战略,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紧张态势与稳定趋势并存的东北亚,中国应继续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以自身的和平发展来增强东北亚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础,以本国的睦邻外交来营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

2.军事安全战略:积极防御,稳定周边。积极防御是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是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的有效军事战略。中国在东北亚军事安全领域应坚持积极防御战略,在发展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积极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13]同时,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不仅需要通过有效的国防战略和可靠的军事实力后盾来保障国土安全,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安全行为努力避免区域纷争或冲突,稳定周边安全环境,缓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

3.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合作,共同繁荣。东北亚各国在经济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地区经济的繁荣直接关联着中国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加强同东北亚各国的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促进区内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实现中国经济安全利益的必要战略原则。中国应继续实施经济上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和适应国际竞争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14]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还具有相应的政治效能,东北亚的“许多政治对抗、领土争端和历史敌对,都可以通过让它们屈从于共同的经济事业而得到克服,或至少得到搁置”,[15]从而为东北亚安全秩序的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4.生态保护战略:环境合作,协力保护。生态安全的维护较之其他诸安全领域更需要集体行动,跨边界特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在合作框架下进行治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维护生态安全利益,须加强同区域内各国在共同环境问题上的互助与合作,协力推进东北亚生态保护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合作不仅对中国生态安全利益的维护意义重大,还对加深各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影响深远,对地区和平稳定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整体实现具有积极效应。

(二)新安全观思维下的东北亚安全利益护持

1.多边合作:基于合作安全理念的多边主义战略。在地区内存在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背景下,采取对抗性的博弈策略,只能导致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恶化和国家安全威胁的加剧,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安全利益。在霸权安全、均势安全、同盟安全、集体安全等安全模式都不具备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情况下,合作安全是唯一适应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的战略途径。对话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是中国安全利益护持的有效战略原则;增强区域内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发展多边外交,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安全利益护持的可行战略措施。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多边主义②战略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理想选择。多边主义作为有别于传统权力政治的处理安全事务的途径,可使中国与东北亚邻国通过多边互动增进了解与信任、消除猜疑与敌意、减少争端和纠纷。多边主义战略所推动的多边合作进程,“促使军事同盟框架和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并存于东亚,形成二元安全结构”,[16]从而弱化地区安全困境,增进中国的安全和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从双边机制向多边合作过渡的安全路径,也是东北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发展路径。[17]

多边主义合作安全战略,对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在政治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多边合作的推进和发展,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同时对抵制霸权国家单边主义政策及其强化双边同盟体系的战略举措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军事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和运行,妥善推进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有效军控机制的建立,防止地区性对抗和冲突;在经济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多边关系的加强,充分发挥外交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推动金融安全领域的合作,保障贸易往来和能源供应的安全畅通;在生态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多边对话和协商,推动地区生态安全协作机制的建立,解决跨国性生态环境问题。

2.地区整合:基于共同安全理念的地区主义战略。地区性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现,使东北亚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安全问题的地区化趋势,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地区安全去谋求本国安全。只有将两者结合为一体,整体考虑、统筹谋划,谋求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安全,才能真正维护和实现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利益。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地区主义③战略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可行选择。东北亚的地区主义实践目前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中国应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东北亚由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的逐步演进,为中国的长远安全和东北亚地区的持久稳定奠定基础。

地区主义共同安全战略,对于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具有积极效应。在政治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地区认同的建构和交往密度的增强,改变各安全主体的利益认知,缓解东北亚邻国同中国之间的对立与争端;在军事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区域化进程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战略在东北亚逐渐失去地缘政治基础,缓解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的军事压力;在经济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地区性制度建设,为中国在东北亚的金融安全和产业利益提供机制保障;在生态安全利益方面,它通过地区环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以合作方式解决东北亚区域内的大气污染和海洋污染问题,减轻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的生态威胁。

东北亚“是一个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极其重要的地区”,[18]东北亚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护持的基础性内容。实现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应以综合安全的视野为基础,厘清政治、军事、经济、生态等各领域安全利益的内涵及其分别面对的威胁与挑战,以此为基础拟定相应的区域安全战略。在战略途径上,可通过超越单极霸权与多级均势的多边安全合作维护国家的当前安全,并通过推进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为国家的长远安全奠定基础。

注释:

①马斯洛提出了五个需求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此处借鉴其需求层次分析理念,但仅针对安全需求进行层次分析,需求主体亦非个体性存在而是作为集团人格者的国家行为体。

②根据约翰·鲁杰的定义,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系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上协调相互关系的制度形式;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则在这种制度安排之外增添了政策实践的意涵。本文采信基于后者的战略性多边主义的界定。

③地区主义(regionalism)是在地缘上邻近的国家之间通过地区组织和地区机制而进行的一种跨国交往、合作进而一体化的理念与实践。本文中用以指以此为取向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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