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范畴论文,核心论文,超融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3)05-0005-07
本体诠释学是在中西哲学的对立互释中发展而来。中西哲学史上有各自的本体论概念。本体诠释学的本体是对二者的创造性整合，形成兼具二者的洞见而又互补的本体。本文将阐释这一创造性的本体概念，再简要追溯中西各自的本体，在此之上得出本体诠释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即本体、四个核心范畴和五个命题；接着论述在此框架上，我们可以对以“人”为中心的、包含周遭世界的宇宙进行理解与关照。最后会谈到本体诠释学的超融。
一、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的涵义
本体诠释学从提出至今，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在对中西哲学思想的反思整合过程中，涉及较多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从而使得本体诠释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这些学说的一个背景理论而消隐，不够凸显。为此，笔者将在此节中界定出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的涵义。在下一节，再从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的角度，回溯到其两个核心来源。或许如此，方能彰显出本体诠释学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对中西哲学思想的整合过程。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应翻译为generative being，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存有，乃是存有的发生。离开存有的发生不能有存有。因之，一般讲存有或存在，都可以说是对本体的抽象，迄未能就本体一词所包含从本到体发生或延展的过程意义加以申述与彰显。本体是一种存在发生物。既然是发生的，除了包含一个“本”的概念，也包含一个过程的概念，一个发展出来的整体存在的概念，那就是体的概念。因为是发生出来的，合而言之，称之为本体物。作为本体的形容词“本体的”，可翻译为onto-generative。但需注意的是，是否有“物”发生而有本无体或有体无本。Onto-generative就是存在发生物的。存在发生是本体；things，entities，beings都是存在物，但都是发生的事件与存在。
本，乃根源，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并在动态的过程得出结果：体。体，是一种目的。本，在成为包含目的的“体”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本中，我们可以发展出最原始的概念：太极。本，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也就是存在的起因。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Matter和Form两因可以通过一阴一阳，也就是从本的概念来重新获得理解。
体，是本发展的结果，可以分为物体(physical object)和身体(人和动物的body)。为什么要将体看作物体和身体，有六个原因：1.体，整体性的存在。2.体，单一性的存在。3.体，存在于时空中。作为整体和单一的体，存在于时空中，在时间上有持续性，在空间上不是分散的存在。分散的存在，即不能凝聚在时空中。需要注意抽象的存在物(abstract entity)，即“有”，是一般的存在；但是此存在并不一定是体。抽象存在物是由体在时空中存在的过程中发生的东西，需要时空中的物体和身体来实现的过程。我们通过在时空中的物体和身体了解到抽象的存在物。非时空中的存在，是无法被我们了解的。4.体，有内外之分。物体和身体都有内外之分。人的内外之分尤其重要，因为它产生了心灵。5.物体(physical object)和身体(人和动物的body)都有内在变化和外在变化。内在变化和外在变化是两个不同的变化，但是相互影响。作为体的内外之别的延伸，语言就是把外在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内在体验的机制。例如，写信时，也会感动。6.即使有阴阳变化，作为力量、动力的本的变化，可以是变而不变，所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本、体两个字合在一起得出了本体，就有了丰富的意思。本体诠释学，是以本体为基础发出来的。一般的看法是，本体是以本为主，认为本是根本，根源。最原始的本体概念就是以本为主体，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本。但是在我看来，本体不是以本为主，而是以体为主体，以已经实现出来了的体的状态作为本与体的载体。本体，强调由本到体的过程，动态的状态，即具有本体性onto-generativity。
利用蒯因关于“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量的值”这一具有很高辨识度的哲学命题，可将本体进行如下界定：存在即存在发生物；存在发生物即存在发生的本到体的过程及其结果，故谓之本体。存在发生满足了一个函数，也就产生了函数变项的一个值，即是存在物。假如存在物不成为约束变项(bound variable)的值，没有函项(function)作为约束，就往往是有本无体。存在发生因之是事物之个体化或使个体化，包含了根源性、过程性与结果性①。基于此一本体概念，我们可以理解物体之为物体，身体之为身体，性体之为性体，心体之为心体。这些理解都必须预设一个根源或本，一个基于根源的关系项或体，以及一个动态的从本到体的发展过程。
在界定出本体之后，本体能够运用在许多层面上。每一个个体都属于一个本体。本体，可以是个别的、个体的纵向的发展与积累；也可以是在各个个体层次上是横向的精细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问什么是一个本体诠释的了解?我们了解世界，了解任何个体，包括了解一个符号系统，是通过经验与知觉进行了解。本体的认识，本体的诠释，就是要清楚：1.本。2.体。3.由本到体的发展过程。4.体有内外的结构，体如何分出内外。了解体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内外的互动。5.由本到体的过程也就是体所具有的目标性，目的性。从这五个问题进行思考，就可以对个体、世界、宇宙进行本体诠释的了解了。例如，在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时，我们了解他的理论来源，是本；其思想内涵，是体；从本到体，即从其来源如何推演出来他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的内外，即从其思想体系的内涵中可以推演出什么东西。再如，自然科学的宇宙论和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强调“观察”。外在的观察，是一种超然的(detachment)客观知识，是在描述我们的周遭世界，而不涵摄本体中内在的体的理解，也就是从体内了解世界。但如何方有从体之内来了解世界?首先就要假设体有内外之分，内于体的和外于体的观点之分，也就产生了体的自觉的意识。自觉意识的产生是一个体的创化行为，是体的自化②。客观地说，就是生命意识的开始，也就是具有自行决定能力的开始。故而本体诠释学强调体的内在的理解的可能，以别于体的外在的理解的可能。有了这个内在理解的观点，也就有了体验，经验，评价，价值化与规范化的可能，这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宇宙论和物理学的理解所能代替的，也就是不能仅由一个外在的观察的理解所决定。即使通过观察有了自然科学的宇宙论与物理学理论，我们还是可以从内在的体来理解周遭的世界，最后甚至结合内在与外在的理解来进行具有层次生成性的超融的整体理解。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本体诠释中从本的根源性出发，以体的内在性来理解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其中可以包含一个外在的观点。这就是本体诠释学的宇宙论。
本体诠释学重视外在的观与察，同时还要强调体的内在的理解。对此进一步的解释，需要用到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回溯一下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的两个核心来源：西方的Logos和中国的道。这也算是对本体诠释学自身的一个由本到体的说明。
二、中西本体思考的异同
(一)西方的“logos”
古希腊时代的智者通过教授他人如何从政而谋取利益，但是他们的品格不高。苏格拉底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他问我们怎样了解人自身内在的价值，以作为行为的基础，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智慧③。我们需要对四种基本的价值进行研究：正义、勇敢、谨慎、节制。苏格拉底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认为哲学是爱智之学，要追求智慧就必须有对真理的激情，就是爱，就是要求有一种激情去掌握真理与真实。真理是内在于我们心灵之中，但也可能有一个超越自我的泉源。因之苏格拉底面临着两个挑战：真理与心灵自身的融贯统一，以及真理是否能运用于经验。除了自然哲学与智者的诡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根源，重新评价已经接受的知识、价值与信仰。
苏格拉底已经开始了一种理性的思考。理性是reason，也叫logos。Logos在语言发生中表现为一种思维的方式、标准和内涵，形成多与一相互参与、比例对称而又融贯一致的整体。它必须在自我的主客对话或人我的对话中表现为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融贯矛盾冲突的能力与过程，亦即是一种追求思想一致而圆融的能力与过程。该能力与过程就表现为如何形成和说明一个概念，以及怎样从此概念引申到彼概念，最后达到一个最为完整统一的概念。最狭义的logos就是在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且让人信服这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关系。这种概念活动、思维活动就是logos。对话(dialogue)，表现为一种论理的思维discursive thinking。当时苏格拉底面临着一个强烈的诠释需要。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不应该只是外在的关于自然哲学的知识。在他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已经对宇宙的起源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虽然各家观点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共识，即无论此宇宙构成物是什么，它都是一个外在事物的存在，是外在存在物最原始的状态。此原始状态的存在物就是物质(matter)。这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后世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中具有重大价值。古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的概念革命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不同的对真理与智慧的回答，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存在连锁关系(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这开启了西方哲学的诠释源头。
在西方思想史中，对希伯来人历史的意义的理解也是一种诠释。在记载《圣经·旧约》中，有些章节显然具有明显的哲学智慧意味，显示出希伯来人是从个别或群体的遭遇的事故中掌握了认识事物的概念与理念。“上帝”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面对世界的经验与体验的概括。上帝造了万物，可是人们对造物者却并不是非常了解。摩西问上帝“你是谁”?上帝说“我就是我”(I am that I am)。这很有哲学意味，也诠释了什么是上帝的本质。上帝概念来自于原始的根源意识，一种对宇宙无限变化的崇敬和畏惧所产生的意识。“我就是我”的上帝能影响与决定人的生死，让人产生敬畏。希伯来文“耶和华”(JHWH)，一个不能发出声音的符号，就是这个“我就是我”的符号。JHWH的原意或许是众神或曰在天诸父(Elohim)。后来希伯来人把小部落的祖先神凝聚成一个统合的概念JHWH，再把耶和华活化，成为一个收到耶和华启示的可以转达上帝意旨的长老，因而具有莫大的感召力量。因此，摩西到达西奈山时，情急之中在火焰中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说“我是我”，以他伟大的权威给了摩西十道禁戒。当时的犹太民族生于忧患，遭受了很多苦难。人和上帝之间被认为订立了一个神圣的契约。如果有灾难降临，那是因为人没有履行与上帝的契约。理解所谓订立契约，就是一种最原初的诠释。后来，西方思想家经常用契约论来理解与诠释社会的起源与道德的起源。原初的covenant是对上帝的契约，是对上帝存在信仰的诠释。巩固上帝信仰，凝聚民族团结是维持犹太民族存在的因素。在此情况之下，产生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概念，并通过此概念把上帝烘托了出来。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它显示了理解导向真实或真理的诠释，真实或真理的诠释导向价值的愿景，价值的愿景导向信仰的贞定。然后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行为与行动。
上帝需要被诠释。在《新约》里面最具哲学意味的诠释就是《约翰福音》。其中的第一句：“太初有道(word/logos/λóγοζ)，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为什么太初有道?为什么word/logos翻译成中文的“道”?这就是一种跨文化、跨经典的诠释。《约翰福音》是用希腊文写成，英文word就是希腊文中的logos。希腊文logos之前的相关概念是什么，并不清楚。就以上的分析，logos也许源自一个隐约的概念，有着晦涩的不定性。在希伯来文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词能代表logos。因为logos是一种诠释的结果。基督教的发展是基于YHWH而对希腊哲学中logos的诠释；也是logos对YHWH的诠释，也就是用希腊哲学来诠释基督教对上帝信仰形成了基督教的神学。在进行诠释的工作者就有熟稔希腊哲学的保罗。保罗在泛希腊化时期传播耶稣的福音。福音教人为善，具有道德的意味。同时，由于当时的生命很痛苦，需要给生命一个寄托与希望。基督教告诉我们应该把信仰放在另外一个世界：来世。这一超越的彼岸产生了非凡的效用，它形成了外在超越的典范。传播福音就是用logos来说明神性的根源。这是对神性的“本”的诠释过程。
(二)中国的“道”
相对于上帝化的了logos，中国“道”的含义更为丰富。道家和儒家从没有把道当作一个人格化的神来对待。道没有所谓的人格和位格。如果将道变成人格和位格，就是道与上帝同在，就有一种神秘的转化。在翻译中，汉语“圣子”被西方的基督教拿去赋予了西方的意义，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但是中国的道还没有被全部西方化，因为道还在不断地被诠释。再如，“圣”也不一样。在中国，孔子也不说自己是圣人。圣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很多开放的概念，圣，道，仁等概念需要我们自己去体验，而不是要把它确定为西方的什么。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则偏向对象性思维，要把一个概念的所指明确地固定起来。
中西方对logos和道的理解与用词，无非是说明诠释是一种思想概念之间的决定。它的动力可能是一种知见的透视，也可能是一种权威的信仰。因为当初讲太初有道时后人不了解，所以要不断地去诠释。由于传道的需要，早先的基督教徒要为北非的一些小民族、小部落解释经文，于是形成一套诠释。在此过程中，还要把《圣经》中的四部新约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然而很多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和概念来翻译。有些语言还没有《圣经》中的表达方式，那么怎么传道呢?在中国没有源于希腊神话的“Deo”即“God”的概念，但是来华传教士却知道中国还有“上帝”概念。所以他们用“上帝”来说明“God”。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一提到上帝就似乎是西方的东西。当一种文化、语言处于强势时，对它的翻译就可能掩盖另外一个文化传统及其哲学思考。“上帝”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概念，即在天人之际，地上有人间的君(统治者)，天上有天上君(统治者)。但上帝一词在周代就为“天”所替代，经过一个实体化与过程化的辩证发展，“天”即“天之道”。由于“道”的本体意义的发展，“道”逐渐成为更为动态与丰富的名词，由是《道德经》说“天法道，道法自然”。
苏格拉底在古代希腊提倡爱智之学，在东方的中国开始探索智慧的年代更古老。汉字“道”的概念可能早就存在了。儒家对“道”字的重视是在修己、待人、处事、接物、为政、治国、平天下等人文方面，而《老子》却将道的宇宙与本体发生意义突显了出来。道，就是宇宙本体发生的道路，天地变化就是一个由本而体的创发道路。它有内在的动力，内在的根源，也有内在的目的性，是存在最根本的方式。道也是基于人类心灵产生的一种纯粹的观、纯粹的思以及纯粹的言，观而独立于情于欲而有所感。所谓观“易”而知“道”。道在观中的最终体现是“生生不已”的基本命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视角看，道，自然也涉及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因而能具有深沉的内在性。“道”是经过观的过程而形成的对易，是对天地变化实质与规则的认识。道，从“易”而来。在原始的“易”中，并没有突显出道的主导性，它仅仅是原始的变化。道则是人经过独立于情欲的观察、认识体现出来的规则，经理解与诠释为理，为道理，为天地之理，为心性之理。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有些存在物显而易见，有些则隐而不显；还有些兼具两者。道和器不是决然划分的两个范畴，而是对两种现象描述的状态词。从两个词所指涉的经验物件而言，道和器相通。看得见的东西后面有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隐然若在。此“在”很有深度，我们可以说“不在”也在“在”之中，提出德里达未能直接提出的“不在的在”(presence of absence)的概念。不在的存在物实质上是在的，不在就是一种在。它存在于某个地方，既在我们心中，也在事物发展之中。换言之，我们的现在实质上属于未来，未来也属于现在，未来是现在的不在，过去也是现在的不在，但它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在：不在的在；未来会变成在，而过去不会变成在，只会变成某种决定未来的方式。因此过去、现在、未来是三种相关的存在方式，不能决然分开。我们从有限的生命体验到生命无限的存在。当然过去现在未来一直贯穿，没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点是现在。我们的现在可以扩大包含到回忆中的过去和期待中的未来，并且思考其中深刻的义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了本体诠释的圆环。因为它就是动态的不断扩大的本体。因此，道是原理，器是器具，二者不可分。没有原理怎么会有器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首先必须要知其道，只有知其道，才能用好器。道和器的关系也可解释为体和用的关系，道即动态的体，器是具体的用。本体产生道器，道器产生体用。
中国哲学的原始的本体中具有本体创造性。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也是一个创造的本体。现在很多对中国传统做梳理的人，对西方的本体概念不甚了了，把本体看成是一个死板的概念。其实，从先秦到宋明一直到近现代，我们用本体概念描述真实世界时，都有活的意义。很多学者忘记本体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周易》讲“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就是一个动词。本也可以是名词，《论语》讲“本立而道生”，本就有本根之含义。体也是一个动词，体形成一个具体的物象与东西。无论是物体还是身体都体现出“本”的发展动力。因此体即体现、实现，用具体的方式实现存在的特性。原始的《周易》本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把本体论看成一套闭塞的体系，那么本体的涵义就会失落。本体具有深刻的经验基础，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本，在不断地生生不已。体，在不断地发挥其多样性，并且表现出内外之分和变化。这也说明宇宙的多元变化。体，可以变成多元的存在物。道的精义即在本体以及对本体的理解与诠释。
三、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和五个命题
通过界定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和追溯中西的logos与道，我们可以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诠释学的主体内容：四个核心范畴和五个命题。本体诠释学的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其发展就涵盖了中西本体的各个方面。人的理解与知识或信仰的发展有四个基本的性向：外在性、内在性、外在超越性、内在超越性，此谓四个核心范畴。
内在性，一方面表现为本的发生的根源性，发生的结果是体；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人具有内在的心灵性，也表现为一种内在性。人的本性会考虑到他自己内在的心理与心灵活动，反思自己的思想与心灵上的功能。康德就肯定了人心的认知功能的理性和意志两种作用。从此内在性出发，经过本体的开放动态发展，就可以得出外在性，内在超越性，外在超越性的三个相面。这可以用下图表示：
在古希腊，外在性变成超越的外在性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苏格拉底的发问。在当时的智者辩论术、自然哲学、城邦政治中，苏格拉底的发问直逼当时的政治制度。从苏格拉底凸显出人的价值，柏拉图从二元论、亚里士多德从一元论试图对之回答开始，西方哲学进入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画圈似的后者否定前者的发展模式：从中世纪超越化的上帝到近代的自然化与理性化的上帝。这一过程在康德达到顶点，也面临终点。西方哲学的本体在康德之后，出现了内在化与外在化的区分④。尤其以海德格尔的内在主义哲学和外在化的蒯因哲学为代表。海德格尔的存有是Dasein，他要对ousia、substance进行革命；怀特海要对康德进行革命。西方的本体学就是相互革命。其“本体论的中心放在对本体的诠释。但我们也显示了在20世纪西方的本体哲学却有新的发展与转向，此即向内在化的本体思想进行，然后再向自本体的诠释的方向发展”[1]。一直发展到当今，西方的形上学基本上分裂成四大部分：外在本体，即自然哲学——科学传统；外在超越本体，即神学；内在本体的海德格尔；内在范畴化的本体就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总而言之，西方的形上学就是超越的本体和外在的本体，也就是神学化或者科学化，而没有体现出人的内在性层面的超越过程与超越层面。唯一较能体现出内在性的超越性的就是康德。可是康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建立人的最后的统一性，从三大批判到人的自主性里面的实践理性、宗教理性、判断力理性如何统一的问题。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并不完全抛离自然和人文的存在来达到超越的存在。完全绝对的超越让人感觉只能相信它而不能知道它，是西方神学的重要特征。信念要高于自我的认识，最后在信念中来发展和体现生命。当然有了基于内在根源的信念之后可以在外在性上拼命发展。西方文明的发展途径就是基于内在性的需求来追求外在的超越，产生外在性的知识和内在性的野心，产生了西方文明的霸道和科技的强势。他们的本体是半本体，即本与体的断裂，实现得难以完整。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在四个核心范畴中的表现则较好，而没有出现西方哲学那样的前后革命性的、彻底性的交替与断裂。当然中国哲学在这四个核心范畴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外在性发展上的重大欠缺。中国哲学从本体性的自我肯定产生根源意识、整体意识、集体意识、规范意识，生生不已和创新的意识。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抓得非常紧密的部分。中国的内在性和内在超越性发展得非常细致并充满美感，但是在外在性和外在超越性部分，则有可能基于内在超越性而对之拒斥。然而从文化形态而言，不可否定的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外在超越性。中国文化也有宗教性，但此一外在超越性更联系于外在与内在，以此与西方宗教的外在超越性区别开来。中国也是一个具有宗教意识的社会。在《周易》而言，并没有否定“神道设教”的需要。从政治上而言，为了维护社会的生存，就有着外在性的需要。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哲学中从来没有类似法国后现代哲学家Levinas那样的外在超越性。
很多学者在讲内在性，却并不是非常清楚内在性指什么，不知道内在性和内在超越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本体诠释学四个核心范畴中，内在性和内在超越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内在超越是内在性的基础；外在超越是外在性的基础。最后的本体性表现在两个统一：内在性和外在性的统一；相对内在超越和相对外在超越的统一。横轴的统一就表现为知行合一(内在性和外在性)；纵轴的统一就表现为天人合一。简而言之，在图中的四个面相就构成了人的本体性，即人的心灵活动。人的心灵活动指向外在和内在，指向根源和未来，从而建立了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是生命的活力所在。
本体诠释学的重要目标在于说明本体是从人对宇宙和自我的深切经验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真实存在。因而我们可以总结性地提出五个本体诠释学的基本命题：1.人是本体的存在。2.人的本体的存在是一个开放的体系。3.语言的出现是沟通的需要也是理解与诠释的需要。4.知识是可能的、客观的，但是知识不应该看做是独立于存在或者本体之外的一个范畴，或者被看做是一个不加诠释的绝对信念或理性。5.针对当前人类的问题而言，在“哲学的诠释学”(伽达默尔)探索真理的共识与生活智慧的实践与应用的基础之上，基于我所阐释的对本体的认识，人的本体包含了人文(道德)和科技(知识)两个面向，也就是内在性与外在性两个面向，并在超越层面上导向终极价值中真理与智慧的统一。
基于以上五个命题，我们认识到人的本体即是宇宙的本体，宇宙的本体即是人的本体，包含了人的内在的价值活动和外在的科技知识活动。海德格尔说人的本体是抛出物(Geworfenheit)，以抛出说作为偏见来说明人的发展。但是人不是抛出的，而是本体内在的价值的存在，也是生命不断创发的存在。
四、超融的本体
本体诠释学的“本”主要体现在根源意识上。根源意识是一个很重要的诉求。从中国哲学来讲，根源意识发展得相当完整。外在意识和内在意识都为人的本体所需要。在外在意识上面，中国哲学对宇宙认识的科学性还不够。在内在性方面，虽然中国哲学有非常好的发挥，但是相应于实体哲学所涉及的知识而言，内在性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发展，藉以达到与外在性的动态平衡。因此本体诠释学透过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分析的理解，建立了诠释就是理解，理解就是分析这一方法学上的认识。基于此一分析的理解与诠释，我们可以本体地理解希腊人的哲学与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中引申出来的现代科学典范以及后现代的量子理论与超-string理论，包含对所谓“上帝粒子”的预设。对目前的中国哲学而言，此一开放的本体意识的未来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到从亚里士多德发展而来的科学还是只属于本体诠释的外在性方面。
由于理解与诠释的需要，我们把以前不同形态的内在、外在及内在超越、外在超越进行整合。这四个方面可以是客观的存在，或者存在的方式，或者本体存在的范畴。尽管在实际生命的存在中，可能有些是内在性强一点，有些是外在性强一点。超融(transcendental integration)，就是把这四者看作一个整体，一体多面。超融是一种方法，其自身已经是一个诠释的范畴。“诠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做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它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做出陈述与发言，表现诠释者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2](P6)。当今的世界强调科学的外在性所带给人的价值失落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我们急需一个向本体的内在性的回归。“在西方，是把人看做抛出的存在，而非发生的生命，他的根源是不可知的上帝，而他的理想也就在回归到超越的上帝。至于动物，他们不但是抛出物，而且也只是人的工具，因而人类对动物与环境基本上缺少一种同情共感，而能理性地计算把自然征服而奴用。由于对超越性的依赖，人可以达到一种甚至把自己就看成是上帝的想法。当上帝已经死掉的时候，就把自己看作是上帝，在行为当中，就会产生霸权主义”[3]。这种回归必须是在超融的本体诠释学上的回归，是一个整体四个面向的协调发展。从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四个核心范畴以及五个命题出发，我们可以面对中西本体学的发展，更进一步地面对人自身的健全的、本体的发展，从“对本体”与“自本体”的进路，形成一个“本体诠释圆环”的理解。人的存在不只是一个科学理性的存在，也不是被抛弃的存在，不是仅仅局限于内在根源性的存在，而是在超融的本体诠释的框架下多元地体现他创造性的自身。
注释：
①参照笔者对应的英文解释，更便于理解：To be is to be onto-generative.A thing is the body coming from the onto-generative origin.It is called origin-body,but we use being or thing to address to such origin-body.To be onto-generative is to generate a value of a bound variable。To be onto-generative is to individuate or to be individuated from a source.
②在Fichte与Hegel哲学中，我说的“体的自化”相应于物自身的自我超越即aufheben或sublation，包含了否定及提升或向上发展。“体的自化”自然也就是一个自我超越的提升。
③在此我们必须区分“真理”与“智慧”，前者呈现为外在的真实，而后者则凝聚于内在的心智。显然早期的希腊自然哲学家是以探求外在的真理为主体的，苏格拉底则将心智转向内在的自我理解智慧，但最后仍然以外在超越的方式指向一个启发柏拉图的超越的理念世界。
④康德通过莱布尼茨——沃尔夫——舒尔茨这条线，受到了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我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整合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