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彝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3)06-0061-04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的民族。总人口657.85万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对彝族历史的研究自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热点。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20世纪及其以前的彝族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并对新世纪彝族史研究作出展望与前瞻，这对于了解和把握彝族史研究的动态及其走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代对彝族的研究与记载
彝族这个名称出现很晚，但其先民的活动却很早就有了史籍记载。与彝族来源有一定关系的氐、羌、蜀等名称，甲骨文中已有记载。早期的史籍如《尚书》、《竹书纪年》等也记录了这些民族的活动。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彝族先民便以
、昆明等名称明确地被记录了下来。也作叟，古人即认为与蜀同音异写，所指的民族也相同。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大量经籍，其中的大量内容涉及彝族先民的活动。有一批系统的谱牒，如较长的贵州水西安氏族谱，至清康熙年间已有一百多代，距今3000余年。《汉书·地理志》及其他一些地理志记载的地名，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彝族先民活动的遗痕。20世纪开始的考古发掘，也为我们探索彝族先民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实物，并均有可确认的年代标记。
中国有悠久良好的修史传统，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清代都有连续的通史，其中不乏对彝族先民的记录与描述。其他的许多史籍也为我们研究彝族先民走过的历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蛮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典籍提供的资料，使我们能把彝族先民用作自己族群标志的名称逐一排比出来，（叟、蜀）、昆明——爨——乌蛮——罗罗等名称，都是不同时期对彝族先民的称呼。从唐代记载徙莫祗开始，各种史书、方志还记录了许多作为地域标志和家氏区分的支系名称。彝族的风尚礼俗与生产生活等方面，自古也有记录。但这些都不能与今天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史研究相提并论，论述多有偏颇，记载也较简略。
二、20世纪彝族历史研究的回顾
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是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当时，杨成志、江应樑、陶云逵、马学良、林耀华等一批著名学者前往我国西南彝族地区从事民族志调查研究，在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杨成志有《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说略》、《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注：分别刊于1934年《地学杂志》1期，1920年《岭南学报》1卷3期，1934年《文史研究集刊》1卷1期。），陶云逵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注：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载1943年《边疆人文》1期。），林耀华有《凉山夷家》（注：林耀华：《凉山夷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成果发表。这些学者虽未直接从事彝族史研究，却为彝族史研究提供了很多真实可靠的民族志资料。而他们倡导和引入的民族与语言两个视角，则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彝族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国外的旅游者或过客，对所见到的彝族及其文化风俗作过描述和记录，也有一些评论。有的观点还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彝族有雅利安血统”及“彝族可能是外来者”（注：见张良春、陈宗祥、杜品光译《西方著作中关于彝族的论述》，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又见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载《毕摩文化论》第810-8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的观点即是其一，后来受到中国学者的批判。民国时期彝族自办的《新夷族》曾发表过安成的文章《西南夷族不是中国的土著民族吗？》，大约也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持外来说的这些人的研究不深入，多数也非专家，所说多出于臆断，没有什么证据，徒添纷乱，而无助于彝族史研究。
民国时期，也有学者在从事作为统一体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时候涉及彝族史的某些领域，如吕思勉、王桐龄、缪凤林、宋文炳、刘掞藜、林惠祥等都写过相同名称的《中国民族史》，也都谈及彝族。王洁卿写过《云南民族之研究》、马长寿写过《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这些人提到彝族，都带有独立范畴与平等观念，已有很大的进步。而林惠祥在所著《中国民族史》中，专列罗罗缅甸系一节，纯出于语言视角（注：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应该说，纯粹的彝族史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进行的。在此之前，如朱希祖的《两爨氏族考》等虽也涉及彝族史这一领域，但突出的成果并不多。1949年以后许多人才投入到彝族历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中的一大批人是从民族调查开始认识和了解彝族并投射彝族史的研究，《彝族简史》的编写就属于这种情况。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一批专家，分赴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1956年开始的彝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的同时，组织《彝族简史》编写组为彝族编写简明通史。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教授是首先被委托撰写彝族通史的史学家，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被委托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文物。1959年，马长寿教授写出《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冯汉骥教授先后写出《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鼓研究》等文（注：载《考古》1961年第9期、1963年第6期，《文物》1974年第1期。），对古代滇国的历史、族属、风俗进行全面研究。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第一稿，1961年、1963年写出第二、三稿。1966年，彝族简史的编写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1979年至1985年经过多次修订，《彝族简史》于1987年9月正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正是由于受到民族志描述方法与记录材料的影响，彝族史的研究从明、清以前的一般性叙述，转向分类细密的严肃学科。从笼统的描述转向由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艺术史、教育史、文学史、风俗史等众多子项目构成的系统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早期彝族史研究，除一般性的论文撰写外，主要的工作集中在五个方面，即史料的鉴选节录和校订、南诏史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彝文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以及几部彝族专史的撰写。
史料节录虽属基础性工作，也可体现出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与观点。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单位曾节录过规模较大的彝族史资料，但未出版。已出版的彝族史资料节录本主要有蒙默的《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魏治臻的《〈清实录〉彝族史资料辑要》、《彝族史料集》，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王忠的《〈新唐书·南诏传〉笺证》、李霖灿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新史料辑考》等。南诏史研究历来是彝族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除前述的史料整理成果外，尤中的《南诏史话》、马长寿的《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王吉林的《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的《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向达、赵吕甫、木芹等三人先后分别对唐代樊绰的《云南志》（也作《蛮书》）作考校研究，说明人们对南诏史研究的重视。南诏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南诏的社会性质、南诏王室族属以及南诏与吐蕃、南诏与唐朝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彝族学者刘尧汉的论文《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在族属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注：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载《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7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向来是彝族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先后出版了集体编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明清彝族奴隶社会》以及胡庆钧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周自强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虽然主要取自民族志调查资料，但也涉及历史发展脉络。此外，胡庆钧在《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中，也讨论了彝族奴隶制的一些历史发展情况（注：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彝文典籍对彝族史研究的作用，学者历来寄予厚望。早在民国年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贵州接触彝文书籍，不惜放下手中的工作与彝族毕摩罗文笔合作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初具规模的彝文文献丛书，题名《爨文丛刻》，揭开了彝文文献翻译新的一页。到目前为止，翻译的书籍已达数百种，北京、云南、四川、贵州的许多科研机构都在致力于这一工作。翻译的书籍，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也解决了许多汉文史书记述不明的问题。专史研究也有大批成果，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以出版刘尧汉、卢央、陈久金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为先河，提出创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主张，并陆续出版《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系列内的一批成果。彝族文学史的研究有左玉堂等编写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文化史的成果则有马学良等编著的《彝族文化史》、张福的《彝族古代文化史》，刘尧汉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也可归入这一领域。
系统编撰彝族史是彝族史研究的目的之一。这一工作起步较早，方国瑜、马长寿等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段时间就已开始着手这一工作，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彝族历史的发展脉胳。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分述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奴隶社会的演变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等问题。作者上世纪三十和五十年代曾两次亲赴处于奴隶制下的四川凉山彝区考察，1959年又赴云南进行彝族调查，书中所用资料大多是他第一手调查所得。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彝族古代历史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能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慰。如作者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古墓青铜器上奴隶主奴役奴隶的图画，及墓中的铜人发式、衣饰与今天彝族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地下埋藏资料，认为“彝族在距今二千年的滇王国中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彝族向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的迁徙一般是在滇王国崩溃以后，距今只有七、八十代，因此，奴隶制就在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延续存在并且发展了（注：马长寿遗著、李绍明整理：《彝族古代史》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这一看法使人们找到了大凉山及贵州西北部与云南各地彝族奴隶制的源头。方国瑜的《彝族史稿》是在《彝族史长编》的基础上改定出版的，该书以史料考证见长，分述彝族的渊源与地理环境、古代彝族社会、较早时期进入封建制地区的彝族社会、较长时期延续在落后阶段地区的彝族社会等问题（注：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3月版。）。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彝族史著作，所提出的资料、问题、见解，均是前无所见，前无所依。在彝族史研究中，方国瑜、马长寿两先生确具真知灼见，影响甚深。方国瑜除有《彝族史稿》一书外，《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丛刊》等书籍，都为彝族史研究扫清了不少障碍，他所撰写的大量论文也涉及彝族史。相对于方、马两位先生，易谋远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也有条件利用一些新材料，他所著的《彝族史要》一书，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彝文文献翻译资料，并以此为线索来追溯彝族先民的历史发展轨迹（注：参见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彝族学者研究撰写的彝族史论著开始崭露头角，其中具代表性的有陇贤君执笔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和戈隆阿弘著的《彝族古代史研究》。《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不仅是第一本由民族起源写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彝族通史，而且是迄今为止采用老彝文经典资料最多的史学著作，也是采用彝族学者自身研究成果最多的著作（注：参见《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5月版。）。《彝族古代史研究》是戈隆阿弘先生近20年从事本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结晶。该书的特点是力倡彝族渊源“云南土著说”，认为彝族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原先从滇池周围向北发展入巴蜀，再分支成羌人、藏人、伏羲、炎、黄和楚人。”否定其与古代西北的“氏羌”有渊源关系（注：戈隆阿弘：《彝族古代史研究》（后记），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总的来说，彝族史的研究成果，是以论文为主，专书是少数。回顾前人走过的路程，在看到他们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人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许多问题还需要后人不断努力，加以解决。争议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彝族史所涉及的诸如彝族族源、彝族文字的起源等问题存有不同看法；二是体现为亲缘民族之间对某些古代族群或事件的归属争议；三是不同系统民族与彝族之间的归属争议。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史料的利用与解释，反映的是材料使用的科学准确性及研究的深入程度。
三、新世纪的展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彝族历史的研究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前景足可乐观。学术发展使学科分类不断细化，也不断完善，历史研究已从纯史料分析转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信息处理技术、生物学等诸学科的成果，都可应用于历史研究，势必使历史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科学可靠。这种优势在彝族史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也将会越做越好。许多科研基地的建立，也为彝族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在云南、四川、贵州、北京等地都有一些学校与科研院所在致力于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些档案馆中，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档案，也有人专门在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这些都是彝族史研究的人员基础与机构保证。彝族研究人才的形成，也是学科发展的可喜成果。目前的人才结构，已远非方国瑜、马长寿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年代可此，多学科各层次的人才都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且人才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很多都是各个相关学科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更为可喜的是，一个有深厚民族感情、熟悉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彝族学者队伍也在茁壮成长。彝族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吸引了国内专家学者，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工作越来越活跃。它充满生机与活力，研究正逐步深入，已成为史学研究百花园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彝族史的研究，处在这样一个既充满希望，而又具挑战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彝族史研究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发挥已有优势之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一、拓展彝族史研究的领域。对过去有争议的一些老问题理应继续研究，但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去开拓彝族史、彝族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如历史上彝族与中原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这是值得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继续研究的问题；对南诏等诸王国的彝族统治者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拓宽彝族先民对发展祖国历史所作贡献的研究，这是个早已开展研究但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将会发掘出很多过去不为人重视的史料；注重对彝族经济史的研究，由于涉及彝族的经济史料比较缺乏，许多问题前人还没有研究过，研究经济史可为研究彝族地区经济现状服务并提供科学的、历史的依据。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应拓宽视野，注重比较研究，如黄建明先生将彝族（撒尼）与日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要素作比较研究（注：黄建明：《撒尼与日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要素比较》，载《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昂志明先生的《彝族祭“密枝”与古代社祭的对比研究》（注：昂志明：《彝族祭“密枝”与古代社祭的对比研究》，载《云南彝学研究》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等，均是富有开创性的尝试。
二、强化彝族史的编修工作。21世纪向我们呼唤一套多卷本的《彝族通史》巨著，这部巨著应多侧面地反映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宗教、法律、军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天文、民俗和社会生活，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内容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彝族的全貌，给人以历史的启示，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编好这套通史只有在大量彝文经典经过认真发掘、整理、翻译之后才能完成，同时也有待对汉文史籍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就编好彝族的近代、现代史而言，还有待于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除了中国学者尤其彝族学者应为之奋力拼搏之外，还应该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动员国际学术界的力量来参与和进行各方面的协助。
三、扩大彝族史学的国际影响，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把彝族历史及整个彝族文化推向国际，彝学正步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综览20世纪彝学的国际化进程，不难看出，其在广度和深度上皆有待进一步提高。彝学的国际化推进既是彝族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保证，也是其生命力强大与否的检验尺度。中西文化交流历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彝族史学的发展也不能例外，一方面，我们应吸收西方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作为彝族史学现代化、国际化的借鉴，另一方面，应发扬彝族传统史学具有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特点，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彝族史学。为扩大彝族史学的国际化影响，应在加强彝族史学的国际宣传、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努力。
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彝族史学家队伍。20世纪彝族史学研究队伍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科梯队建设方面均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一直是彝族史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中青年专家数量明显不足，且成绩难与老一辈相比。知识结构也不尽合理，具有史学专长的不懂彝文，懂彝文的又不通历史，两相受限，学科研究很难向纵深发展，这也是造成今天彝族史研究出现迷惘和困惑局面的原因之一。今后彝族史学队伍的建设应注意老中青比例适当，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充分使用和培养中青年人才，注重研究队伍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促进学科知识结构的整合与重组，并注意吸收学有专长的其他民族学者共同参与彝族史学的研究。而一切有志于从事本民族历史研究的彝族青年，应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发掘、整理、翻译彝文典籍和收集各种史料，并对彝族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