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现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5-0025-06
一
政治经济学不是政府经济学，也不是为政治服务或根据与政治的联系而进行的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基础学科，政治两个字的意义是基础性。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是历史流传，现在和今后都没有必要改变，只是人们不能因为这门学科的名称中有政治两个字，就将这门学科划归政治理论学科，或是将这门学科看作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事实上，不仅政治经济学不属于政治学的研究分支，与政治领域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从学术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最纯粹、最抽象、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相比19世纪，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致力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们，从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到凯思斯主义，又从凯恩斯主义到后凯恩斯主义，从制度学派走向新制度学派，相继提出了需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厂商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乘数理论、产权理论、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极限理论、经理革命理论、生产者剩余理论、消费者剩余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筱原基准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纳什均衡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投入产出分析理论、货币主义理论、分享经济理论、实验经济学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理论等等富有创新性的经济理论。但是，尽管取得了如此众多的成就，截止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从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学还不能说是一门科学的学科，至少这门学科的理论还不能全面准确地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这门学科的理论也未能合乎逻辑地贯彻到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去。甚至直到21世纪初，人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义还存在很大争议，对于如何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更是相当迷惘。人们之间长久性的认识分歧还在于对这门学科研究目的和任务的理解上。更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逻辑意识，将政治经济学仅仅限定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建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明确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但是，20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在主流上对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只有批判，并没有任何的继承关系。这种没有继承关系的缺陷，也许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20世纪为之付出沉痛代价的地方。正因此，针对20世纪政治经济学主流学派的表现，有人比较偏激地认为：“它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注：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完全否定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就是不妥的。可以说，在这个100年中，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活跃支撑了整个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同样，对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也是不适宜的。历史的延续表明，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自20世纪开始的，但在20世纪之中并没有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引起警惕，而是延续地将问题保留下来，进一步发展了这门学科总体上的不科学性。于是在21世纪初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是，不仅政治经济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缺乏总体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而且由此影响到整个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难以取得科学性的突破进展。
20世纪政治经济学研究缺乏科学性是与20世纪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滞后有关的。这种制约无疑是存在的。但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它的发展理应走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前头。在20世纪里，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理论的应用也直接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将人类的视野拓展到宇宙外层空间。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自然观基础得到了转换，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由牛顿的经典力学自然观提升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自然观，这种提升并不是对牛顿自然观的否定，而是超出，是由在封闭的地球上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提升到在广阔的宇宙中认识大自然的运动奥秘，打破了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于是，这才有了20世纪一系列高智能的科技产品的创造，才有了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然而，相比自然科学，在20世纪，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主流上并没有认识到打破封闭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随着自然科学的自然观的转换，也需要由牛顿的自然观转换到爱因斯坦的自然观，即也应进入宇宙认识社会，摆脱19世纪的认识局限，随着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建立新的认识基础。由于20世纪的社会科学没有实现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所以，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社会科学大大地落后了，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没有担当起应负的责任。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任何前人的努力，都是后人继续攀登的阶梯，而不能是障碍，并且，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后人的研究终归是要超越前人的，否则，人类就没有认识的进步，社会就没有理性的发展了。事实上，20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在科学的认识进步面前，每一个学者都应当崇尚认真的严肃的学术精神，而决不应当将前人神化或回避阻碍科学认识进步的根本性的问题，真正献身科学的人应当理直气壮地蔑视那些将科学作为神学对待的人。
二
在21世纪，科学地发展政治经济学，必须将人类一般化的劳动范畴作为最基础的研究范畴。这是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之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将劳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最基础范畴，就是将劳动作为经济学的最基础范畴，作为贯穿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范畴。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讲，必须始于劳动，终于劳动，因为劳动是经济的实质内容。作为学科的最基础范畴，只能是反映经济内容的范畴，而不能是只表现经济形式的范畴。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始终是将商品及价值作为基础范畴，因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商品经济学，其研究的视界是停留在表现经济形式的商品范畴之上，这样一来，不仅无法搞清价值与商品的关系，误解价值规律，而且还引起对商品经济本身的批判。这就是从经济形式出发而不是从经济内容出发研究政治经济学留下的重大缺憾之一。而一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换自然观，从劳动出发，以劳动范畴为最基础范畴，按照经济的实质内容要求构建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人们自然就会认识到，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的劳动是常态劳动，即在人类劳动无差别的性质同一的基础上存在着态势的区分。常态劳动分为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正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生产交流活动，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为人类获取物质生存资料和文明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变态劳动则是动物的求生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变态劳动分为军事变态劳动与剥削变态劳动；军事变态劳动是最野蛮的劳动，也是最先产生并存在的变态劳动；剥削变态劳动是寄生性的变态劳动，是后产生的较文明的变态劳动，是变态文明的体现。对劳动的辩证认识表明，不能颠倒军事变态劳动与剥削变态劳动的关系，更不能只用剥削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的存在，相比军事变态劳动，剥削变态劳动的寄生性已经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不是剥削需要战争支持其疯狂，而是战争本身更直接地体现人类社会存在的变态性，即动物性的生存方式还现实地留存在人的身上。人类的战争史远远超过剥削史，人类不可能用军事变态劳动去消灭剥削变态劳动，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比军事变态劳动更易被常态社会的发展接受。
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劳动，需要深入认识劳动的内部矛盾。即认识劳动整体性及其内在的主客体作用关系之间的矛盾。对于劳动的研究已经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劳动内部矛盾发展决定的。这就是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不能用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不能用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现代理论的深刻性表现在是以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变化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并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进程。劳动的内部矛盾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矛盾，承认这一矛盾存在的前提是承认存在劳动的整体性，即承认单纯的人的活动不构成真实的劳动，凡是劳动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交流。人是劳动主体，自然是劳动客体，劳动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为劳动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认定的，确认劳动具有整体性对于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有重要的思想意义。现时代的科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决不能再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界定为劳动，即在对这一最基础范畴的认识上决不能存在片面性，不能有丝毫违反事实的界定。可以说，只有科学地认识劳动范畴，才能牢固地奠定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基点。具有整体性的劳动作为科学的认识范畴，反映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经济形式的表现。
以劳动范畴为基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需要展开对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全过程的认识，而不能继续局限于传统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认识。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论是18世纪的研究，还是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侧重点都在于研究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经济，而缺乏对人类劳动自起源至今的全过程研究，这样做不仅不能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不能准确认识到现实的和未来的经济问题。作为经济学基础学科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科学地揭示人类劳动的产生、发展、完善的全过程。对于每一位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来说，都应明确地认识到，人类劳动起源于400多万年前的动物劳动，所以至今还带有很强的表现为劳动变态的动物性，这是自然进程表现，是自然的历史链接，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变更的。人类劳动的发展取决于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取决于劳动主体智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变化或者说人与人的斗争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引起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人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提高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展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21世纪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这就是说，解释社会历史，不再用外部矛盾的变化做表象分析，而是用劳动的内部矛盾变化进行客观的阐述，即说明每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都是由劳动主体的智力发展水平提高决定的。因此，新的认识表明，在人类社会经过4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数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劳动的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阶段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人类劳动的发展尚不能在劳动主体智力水平的提高下跨越这一阶段时，由资产条件起支配作用，对资产收益权必须给予保护是人类生存的客观需要，这不是依靠暴力能消灭的。所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不管其存在的变态劳动是多么地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是不能批判历史必然性的。而且，从历史必然性出发，人们应当自然地或自觉地接受劳动内部资产条件起主要作用这一客观事实的约束，并且要科学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视为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过程。
劳动主体是劳动整体之中的施动者和受益者。劳动是为劳动主体服务的，也是由劳动主体决定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缺失对劳动主体的系统而准确的认识，并且应始终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劳动主体方面。历史地看，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一点被不自觉地忽略了。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是围绕资本、土地、货币、工资、商品、经济增长等对象范畴进行研究，很少直接研究劳动主体，没有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集中在劳动主体的智力水平提高上，几乎是见物不见人，假定人都不变的研究。直到1960年以后，才有人强调以往对人的研究的忽略，阐述了对人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一种思维惯性下，这些重视对人的研究的经济学家却又将人的研究纳入到认识资本作用的体系之中，这就出现了由美国经济家提出而现在已经风靡全球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创始者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是避而不谈技术改革；经济理论古典表述形式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技术保持不变。对于早期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简化，由此产生的理论通常与当时要考虑的问题有关。但是，既然我们必须应付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那么技术保持不变的假设显然早就与现代发展的事实完全违背了。然而，尽管经验证据有力的证明，技术改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技术变革却仍没有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页。）而技术变革的理论缺失是由于缺乏对人即劳动主体的研究，因为一切技术的变革都是由劳动主体的智力水平变化引起的。所以，若缺少对劳动主体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只能是假设技术不变了。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对人的研究与缺乏对劳动的研究是一致的，都是没有看到经济的实质内容，没有将理论认识切入到经济问题的实质之上，而在不自觉中将研究流于形式了。
三
严格地讲，在20世纪的学科发展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没有做到总体上走向科学，而且还在某些局部的认识中存在着一种反科学的倾向。科学是对自然决定的事实的准确的抽象的认识。若是不科学的，那就是这种认识不太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若是伪科学的，那就是不经过对事实的抽象认识过程，直接将一种思想伪装成科学认识的结果。而反科学则是指不符合科学认识的目的和程序，与科学认识的目的和程序恰恰相反。作为科学的研究，目的是认识客观的事实，所以，如果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客观的事实，而是有意远离事实，那就肯定不是科学的研究，而只能是反科学的研究。而且，科学研究的程序是，先提出假说，然后验证假说，如果假说与事实不符，则要修改假说，直至假说与事实相符，这才形成科学理论，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对于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假说，或者对于不能修正改进的假说，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只能抛弃，另换新的假说，而决不是有意使假说越来越偏离事实，若此，那也肯定不是科学的研究，而只能是反科学的研究。纵观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状态，人们可以确认，对外贸易理论尚不能解释各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货币调控理论的可应用性是或然的即有时对路有时又不对路，至今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基本上是倒果为因的，一般均衡理论与现实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能讲清楚，等等，这些认识都没达到科学的认识目的，也没有人进一步做修改假说的工作。更严重的是，有些研究引向了纯粹的思维模式，只有自身的逻辑，而没有与现实经济的联系，这从学术的角度讲，是看似有逻辑，其实是不符合逻辑，因为其偏离研究的目的这一大的逻辑前提。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反科学的特征是，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其假设明明是不符合事实的，却不修改假设，反而继续在不符事实的假设基础上进行推理，并且还一再地将这样的认识成果普遍地编入高等教育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比如，假设市场上只有A、B两种商品，然后分析对这两种商品的选择，这有何意义呢？因为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市场上决不止A、B两种商品，做这样的假设是与现实不相符的。其实，如果对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假设能做修改，再前进一步，不是假设A、B两种具体的商品在市场上存在，而是假设市场所有的商品可以分为A、B两大类，那就会与现实十分地相符。但可惜的是，直到如今原来的假设还没有修改，并没有向科学化迈进一步。再有，假设社会再生产都是按原有的产品结构生产的，这也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但这也未能阻止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继续沿着这一假设进行推理研究，虽然其表述的思想越来越深刻，但是由于没有修改假设前提，使之更贴近现实，其认识的结果只能是越复杂距离现实越远。还有，对于技术不变的假设，劳动力是商品的假设，消费效用假设，效用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的假设等等假设，都是与社会基本事实相对照难以成立的假设，但也都是其理论研究者得出认识结论的基石，因而事实上在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下推论出来的认识是不能成立的。问题是，至今这些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的研究不允许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存在。
关于人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认识选择，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假设之一。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尚未以劳动为最基础范畴进行研究之前，所有的关于这一前提的认识都是缺乏辩证性的，都不会具有理论研究所要求的深刻性。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能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正因此，对这一前提假设的认识需要有较强的辩证认识能力。
同样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需从基础起步。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学科的任务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或者说这个学科是负责经济学中原理性的问题研究。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缺少对19世纪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继承，问题就表现在这一方面。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或者说是进行关于经济运动本质问题理论研究的，这种研究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是必不可少的，并是决定整个经济科学研究进展的。但19世纪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坐在屋子里进行这种基础性研究的，他们有睿智的头脑，却没有经济生活的实践。而客观上进行经济学研究尤其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丰富的经济生活实践体验的。如果不经历社会实践，对于高度的认识抽象就不会有具体的经验感受相辅佐，就会迷失在纯粹的思考空间内，其认识的结论或者说抽象的概括就不可能符合实际。当学科的发展推进逐步暴露出19世纪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认识偏差问题，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继承19世纪的某些基础性的研究结论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但是，对于学科发展来说，不再继承原有的理论不应演变成不再进行基础性研究。20世纪已经过去了，历史留下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方面的非原理性研究，或者是对于直观的或表层的问题研究，很少再有基础性的研究，更缺少整体性的学科基础研究。就此而言，不论是相比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哪一个学科的建设，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这种状态都是很严峻的。在学术领域，任何学科的建设都必须从基础做起，或是说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允许忽视基础性研究。20世纪以来，甚至还可以上推到19世纪，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缺少最基础的研究范畴，即理论的基础没有建立在劳动范畴之上，各个学派体系都未对劳动进行系统研究。而这所有的不以劳动为最基础范畴的研究都只能是没有基础理论支持的研究，即都是缺乏科学系统性的认识。更突出的缺陷是，分不清经济学研究与经济研究的差别，一说到范畴研究就退避三舍，认为是空对空，不愿讨论问题。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范畴的，对各个经济学范畴的认识深化或创新就是学科的发展。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基础经济范畴的，若不研究本学科的基础经济范畴，那就只有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缺乏对本质性的基础经济范畴研究，或者说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从主流趋势讲，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功能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关于劳动、价值、价格、效用、货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发展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大都还停留在19世纪的认识水平上，缺少积极的认识推进。因而，在21世纪初看来，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在缺少最基础的范畴确定和基础理论尚未与时创新之中伫立的。这种状态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其他学科的注视，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性表示怀疑。作为一门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学科，是决不能因为已有的基础性研究存在某些认识偏差问题就不再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了，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视为没有用的或可以缺乏的，那就好比是只想盖房子，不想打地基，其结果只能是盖一片简单的小平房，而建造坚实的理论大厦是不可能的。
四
在20世纪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中，还存在着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并以数学化充当科学化的做法。一些研究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标志就是数学化，还以此形成一种风气，让数学化的研究成果泛滥。其实，就学科本身的严格区分讲，数学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属于自然科学，数学本身是一门独立的工具性学科。因而，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运用数学知识。没有数学的研究进展，人类不可能打破封闭的地球空间进入宇宙去探索；没有数学知识的普及与运用，人们也无法进行宏伟的经济建设和复杂的市场交换。在各门科学学科的研究中，数学都是起工具作用的，而无论是哪一门科学学科的研究，只有达到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其研究成果时，才可以称得上是比较规范和比较完善了。然而，在20世纪里，一些比较极端的数学化表现是，将数学的运用当作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是运用数学研究基础经济范畴，也不是运用数学分析经济生活中的基本事实，而是仅仅展现数学运用中的自身的复杂性，与经济理论的认识深化全无关系，甚至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运用非常复杂的数学知识分析十分简单的经济问题并得出同样是十分简单的认识结论。运用数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更深刻细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如果数学化的表达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简洁更准确地认识经济问题和构建经济理论，那数学的运用是肯定有意义和受欢迎的；而如果数学化的表述使本来很清楚很简洁的认识思路变成很不清楚和很复杂的甚至是很多人看不懂的了，那数学的运用就是画蛇添足了。事实上，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很落后，很需要有数学化介入的成功，或者说，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增强也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之一。只是，不论到何时，也不能用数学研究取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只能是依靠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
自劳动范畴起始，按照客观的联系，层层扩展对于社会经济运动的概括认识，这是走向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建立的完整的由各种范畴和理论链接的逻辑体系。在21世纪内，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完成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学科的研究要循序渐进，要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向前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要从基础做起，讨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分析一个范畴，确定一个范畴；涉及一个理论，就初步完成一个理论的构建；始终沿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层面进行客观性的探索，而决不能是人为主观地任意创造学科体系。如21世纪初就能做到坚持以客观性为认识基点，长年坚持以劳动为最基础范畴的研究，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21世纪之内就能够达到使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研究科学化的目的，初步建立起一个具有理论创新力量的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收稿日期：200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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