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国民政府论文,述评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外国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入，以及学者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对于国民政府战时对外关系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
一 外交通史
近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中外档案文献之丰富，是获得学界好评的原因之一。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特色的一部民国外交通史，该书不仅史料丰富，且研究方法新颖，评述公允客观，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美国著名学者柯伟林(WilliamC.Kirby)称之为“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佳作。（注：参见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英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No 150(June1997)，中译本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上发表。）
此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1919-1949)》（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公素著《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
在抗战时期的专题外交史方面也有一系列著作问世，如苏光文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7年），主要从政治外交、对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各国的交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均堪称一流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中外关系，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中国与德国、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抗战相辅相成。该书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中国全民族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2.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3.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国采取的是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4.在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中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的让步和按照雅尔塔协定同苏联签订中苏条约，均反应了这种事实。5.抗战期间外国与中国关系的或亲或疏，均以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为转移。如中德关系的逆转，如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苏德战争后亲日疏华政策，如英国和美国对华政策，莫不以各自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此外还有王建朗著《抗战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岳谦厚著《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
二 中日关系研究
中国大陆目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相当活跃，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合办的《抗日战争研究》，自1991年创刊以来，已经成为发表国内外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每年资助国内学者开展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经费数额相当大，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成为重点资助对象之一。抗战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范围很广，由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广大地区，因此可以说抗战期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同日本有关。但本文论及的仅仅是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对外关系，故对于侵华日军或日本占领当局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统制等不予涉及。
专著方面，有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王维礼的《中日战争15年及其他：王维礼学术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臧运祜的著作运用了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和陆海军文书的缩微胶卷，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是日本的华北政策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是一个“已有一定基础、尚须进一步深入的领域”，认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是延续的，卢沟桥事变并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继续；李玉、夏应元、汤重南的著作主要介绍1996年以前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包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其中分论的第三章对1914-1945年中日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包括北洋军阀与日本、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掠夺等。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中日秘密交涉问题。沈予在《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抗战期间包括陶德曼调停、宇垣－孔祥熙秘密交涉、“司徒雷登工作”、“桐工作”、“钱永铭工作”、“缪斌工作”等一系列日蒋和平交涉的研讨，得出的结论是：1.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媾和”，而是日本同军事进攻手段交替使用、相互配合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其性质是政治诱降。2.蒋介石有一种矛盾的求和心态，致使其在军事严重失利面对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时，往往产生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但在交涉过程中，蒋介石也有周旋和运用策略的因素存在。而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以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为切入点，通过对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和董道宁秘密赴日、孔祥熙与日本秘密接触、宋子良事件（日人称之为“桐工作”）以及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派张季鸾赴港同日交涉等个案研究，探讨了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认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介石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介石对日议和是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为底线的。此外，作者通过查阅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对照日方资料，认为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蒋介石并未参与其间，如孔祥熙和宋子良同日本的秘密接触等。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则以历史档案为依据，对于孔祥熙通过其亲信同日本当局进行的秘密交涉一一予以考证、研讨，如贾存德、胡鄂公、樊光等同萱野长知、津田静枝、船津晨一郎、坂西利八郎、喜多诚一、今井武夫、和知鹰二、板垣征四郎、松本重治等进行的各种秘密交涉。作者认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交涉并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是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杨汉卿在《抗战相持阶段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和谈》（《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则认为蒋介石是孔祥熙对日秘密交涉的真正幕后指挥者，但谈判秘密进行的目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要是为了打压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建立；而对日本而言，则是为了“以汪代蒋”和“蒋汪合流。研究该课题的文章还有金美宁的《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宇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王树芹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增刊）、荣维木的《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等，他们均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同日本占领当局的秘密接触和谈判仅仅是外交政策中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尚不构成妥协投降行为。
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日本方面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发掘较少，笔者认为，研究中日战争，还应该从日本对华政略的视角去分析日中战而不宣的原因，应该从经济和文化层面全面了解战时中日关系。由于日中战时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学者的研究会受到政治的主导，从而无法突破反日和抗日这一框架。因此，研究观念的更新非常必要。
三 中英关系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专著有萨本仁、潘兴明等著《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徐蓝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李世安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萨本仁等的著述尽管比较全面，但由于运用的档案文献不够，同时缺乏个案研究的深度，因而流于一般，且延用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论点。徐蓝的著作主要运用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中文档案不足是该书较大的缺失。而李世安的著作运用了英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包括中英之间在香港和西藏等问题上的矛盾、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评价、英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予以论述，该书运用的英国档案文献资料较丰富，但论点不够新，宏观上论述较多，而所涉及的问题不够细，线条较粗。
有关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比较多的集中于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与香港问题。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对中英谈判的过程、谈判前后英国对废约的态度、政策及签约后的作法进行了考察，指出英国同中国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是迫于形势所为，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不放弃香港和九龙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随着英国在远东力量的恢复，英国背弃了战后讨论九龙的诺言，武力抢占港九。因此，香港问题对于中英新约的签订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刘新力《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中英新约的谈判过程，指出，由于美国偏袒英国，终使国民政府战后收回港九的计划功败垂成。陶文钊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一文，运用了相当丰富的英国档案文献，凸现出英国政府不愿归还香港的顽固立场，他指出：如果说《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背着中国而将中国的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那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就是英国继续恃强凌弱的事例。他认为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中，处处可见一百年来中国与列强关系的延续。莫世祥在《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以“盟友和对手”来概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他认为，面对日本法西斯，中英两国结合成军事盟友；而面对战后香港的归属，两国又成为幕后较量的外交对手。田跃安、魏纹的《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斗争的失败及历史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陈晋文的《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1927-1945)》（《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和马晓京的《二战期间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也均分析了战时国民政府未能收复香港的原因在于外交上的软弱。
此外，抗战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还涉及了更广泛的内容。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这一历史事件，认为稳定亚太战局，保持中国国际补给线，缓和印度国内矛盾，是蒋介石访印的主要目的。作者指出，蒋介石未能完全达到目的的原因主要在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政策、印度内部严重的教派与种族冲突等。印霖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中英关系》（《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考察了1937-1939年间的中英关系，认为英国远东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很明显的，它对日本的姑息和讨好，结果反而使日本对英国更加蔑视，太平洋战争最终让英国吞下了自酿的苦酒。而国民政府由于对英国的失望，也将外交重点放在美国身上，致使一度在华占压倒优势的英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度沦为二流国家。刘金源《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论述了1940年滇缅公路危机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指出英国政府是在日本战争威胁的压力下被迫关闭滇缅公路的，但日本加入三国同盟，使英国改变态度，尤其是在中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支持下，英国最终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中英关系又开始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张红《从缅甸战场看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从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到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时期的中英关系，指出英国历来奉行以大英帝国永久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英国从来不是可靠的盟友。陈谦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宋子文1943年访英的个案研究，概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杂的中英关系。文章认为，宋子文访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矛盾不断加深，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中方的目的是要解决中英间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作者认为，从缓和中英间紧张关系来看，访问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通过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维持了中英间的合作关系，稳定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陈谦平《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则运用了大量中英文档案文献，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的角度，揭露了抗战时期英国在西藏的扩张政策，阐述了国民政府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并得到国际承认的事实。作者认为，诸多的因素导致了英国在西藏问题上重生事端，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为了防止战后中国威胁到英国的东方利益。文章认为，虽然由于对日作战以及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政府基本上屈从了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没有对西藏分离主义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但在同英国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严正立场，并利用国际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对英国施加压力，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英国政府虽然希望把汉人的影响从西藏排斥出去，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无法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分离举动在军事或外交上予以公开声援与帮助。
从总体上看，战时中英关系研究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还不多，对战时中英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
四 中美关系研究
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9-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广泛收集和利用了美国和中国方面已刊和未刊的文献，并全面地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将中美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运用的主要是《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文件集》等原始档案资料，以及国民政府档案，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书中提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争夺中国市场，而非占领殖民地”的结论。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将美国援助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论述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该书的特点是从中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从有限的援华到全面援华，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支持，最终国民政府为美援付出了签订《中美商约》的代价。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求援与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美同盟外交的一条主线。此外还有陶文钊、梁碧莹著《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1.中美总体关系的评价。张圻福、朱坤泉在《论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美依存关系的形成》（《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中对太平洋战争前中美关系给予了总体评价，认为随着抗战的深入，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存心理日益深化，依赖美国成为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决定因素。作者认为对美依存是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总政策在外交上的延伸和反映，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悲剧性结局的起因。张来仪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述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中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总体评价。他将1931-1945年的中美关系分为3个阶段：1931年9月－1938年11月为第一个时期，尽管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不承认”主义，但由于孤立主义的影响，对中日冲突采取了“中立”政策，总体上看，美国试图以牺牲中国的部分主权和利益来缓和其同日本的矛盾。1938年10月－1941年12月为第二个时期，日本全面侵华，直接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终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开始由中立向援华转变，援华制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但日美仍有妥协的一面。1941年12月－1945年8月为第三个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中美联盟关系建立的转折点。中美联盟的确定，使得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美国在关键时刻依然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如不支持战后中国收复香港、背着中国同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等）。作者同时认为国民政府积极发展中美外交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
2.抗战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关于中美于1941年4月25日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刘达永在《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与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指出，从抗战爆发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信用贷款，但美国之所以在此时愿意动用平准基金去稳定一个遥远国家的货币，实际上是由于美日矛盾的发展所致。吴景平在《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对抗战时期的中美租借关系进行了述评，他利用中美两国的档案资料，对抗战期间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回惠租借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抗战时期中美间的租借关系，在整个战时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对日战争、对于中国战时财政经济均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在获得美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也向美方提供了巨额回惠租借。作者认为总体上看，中美战时租借关系应属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互相支援、共同奋斗历史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历史性作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何扬鸣的《试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现代传播》1998年第6期）一文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美宣传为视角，展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颇具新意。许亚洲《拉铁摩尔与中美政治》（《文史精华》1997年第5期）则对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同国共两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总起来讲，中美关系由80年代比较集中于史迪威事件等个案研究向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转变，体现出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五 中苏关系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有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田保国的《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史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罗志刚比较翔实地叙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直至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的中苏关系。他认为：1.国家利益是中国和苏联制定外交政策、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2.战时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条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但合作对日是主流。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促使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七七事变导致中苏成为非正式盟友；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参战使得中苏关系又趋于紧张，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大体经历了一条“轻苏冷苏”－“重苏联苏”－“远苏防苏”的道路。3.战时中苏合作是一种互利关系。4.中苏关系由平等合作演变成不平等关系。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作者在予以肯定的前提下，也提出了该条约的负面影响，如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迫使其向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转移。
王真在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他在《孙科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认为孙科个人在调整和改善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孙科两次访问苏联取得2亿美元贷款和《中苏商约》的签订，说明他在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的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对苏政策的不稳定性，即国民政府支持盛世才在新疆的反苏反共事变、国民党不满苏联对华援助的停止、不满苏联拒绝参加对日战争，等等，而认为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亦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诱因，如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在《〈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一文中，王真指出，该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苏关系由顶点下滑。他认为苏联和日本相互划分势力范围，却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他的《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一文考察了中苏两国在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上产生分歧的过程，指出中苏两国在参战问题上产生难以调和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国民政府的出发点是试图将抗战的重担转嫁到苏联身上，而苏联注重的是参战的时机和条件。苏联要避免因同日本的直接冲突而陷入东西两面作战，更怕坠入英美挑起苏日战争的计谋。作者认为，中苏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降低了中国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
此外，朱敏彦在《试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一文中认为，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支持和援助政策是以服从苏联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王立新在《试论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两重性》（《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两重性，认为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积极支援中国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在中国问题上屡屡对日退让；一方面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另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统一中国。作者认为，苏联维护其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进步性和正义性，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则决定了其对华政策中必然有非进步性和非正义性。
战时中苏关系研究由过去的赞颂转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反映出学术观念的进步。不过，由于对前苏联档案开发与利用方面的不足，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整个抗战期间中苏关系的总体评价上，未能将之放在中、苏、日、美多边外交框架中给予恰当的定位。
六 中德关系研究
资料方面出版过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汇集成册的《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为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从1995年以来，出版的专著有马振犊、戚如高撰写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马振犊、戚如高著《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吴景平撰写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等，尽管这些著作并不是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的专题研究，但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内容占了较大的比重。尤其是马振犊等的著作，由于运用了中外档案资料，以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中德军火贸易和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为重点，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
在论文方面，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将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分为“冷淡”（1936年11月至1938年1月）和“恶化”（1938年1月至1941年7月）两个时期。作者认为，在抗战前期，由于德国同中、日两国关系密切，故而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中立态度，并积极参与调停；欧洲爆发以后，由于德国需要德日联盟的支持，故而采取了牺牲中国的政策，导致中德关系的恶化。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德日联盟未能真正实现，中德暗中还保持着军火贸易关系。该文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利用一些重要的中德文献资料和著作。武菁在《从德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看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民国研究》1995年第2辑）一文中考察了30年代中德关系发展的进程，指出从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局势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德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看，中德关系恶化势所必然。陈谦平《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对中德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钨砂贸易进行了研究，突出了钨砂贸易在中德关系中的作用。朱孔宝和单卫华《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学术界》1999年第5期）则从军事、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对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作用给予了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黄翠芳、马振犊的《1938年德国特使佛德秘密访华述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一文则运用档案资料对佛德访华及其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作了恰当的评述。
七 中法关系研究
此项研究相当薄弱，成果稀少，这同战时中法关系的状况相符合。陈晋文发表过《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一文，主要以台北出版的《战时外交》为资料，论述了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作者认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抗战时期法国政府对华实行曲折多变的“秋千”政策，中国政府力图发展同法国的良好关系，并获得法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援。法国军事顾问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9年2月底来华的，但由于欧战的爆发以及日本对安南的威胁，迫使法国于同年10月撤回了军事顾问团。刘卫东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则运用云南省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资料，对1937至1940年间中国假道越南运输援华物资的问题。该文既使得假道越南运输问题这一研究空白得以填补，更丰富了抗战初期中法关系研究的内容。作者研究的结论是，尽管法国政府由于顾虑日本而对援华物资假道越南采取禁运政策，但在1940年6月以前，印支通道在事实上并没有被绝对关闭过。该通道在抗战前期对于中国抗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
王建朗在《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用“苦撑待变”4个字概括了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者考察了战时国民政府同德国、苏联、英国、美国关系的不同状况，指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方针是基本成功的，尤其是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从国家安全利益上找到了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本人以为王建朗的概括是正确的，因为进入民国以来，国际化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陶文钊在《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抗战期间的中国外交政策受到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朱坤泉的《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国民政府为阻滞1941年美日妥协谈判所采取的策略和施加的影响，认为重庆政府由于对美日谈判采取不妥协立场，并利用英、荷、澳等国的力量，阻止了美国同日本的妥协，是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曹学恩在《试论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外交方针是正确的，而且基本成功，它对于支撑抗战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九 关于中美、中英新约
刘敬坤、周祖曦在《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理论信息报》1985年10月7日）一文中最早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自1943年中国和英、美签订平等新约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国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中美两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平等关系，但并不妨碍中国已经取得独立地位。韩渝辉在《中国是怎样得以在抗战时期实现废约的》（《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一文中也肯定废约的积极意义。这是80年代的观点，是相对于过去对废约不客观评价的一种矫枉过正。王淇的《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在肯定中美新约签订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美国从来没有以真正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美蒋之间的主从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作者认为中美新约仅仅是美、英为了鼓励中国抗战意志而给蒋介石的一种“体面”，该新约实际上为战后美国在华享有各种特权留下了余地。任东来在《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中考察了废约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并没有达到彻底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目的，美、英放弃的只是由于日本侵略而不复存在的一些特权，一些实际利益则并没有完全放弃。吴士存在《1943年中英缔结新约的国际背景》（《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由于中英新约并未解决香港问题，因而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并未真正结束。他认为新约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推行其远东和全球战略的政治工具。而王建朗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中持较客观公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它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他主张对战时废约作出积极的评价，因为这并不是英美恩赐，而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不过，他也指出，战后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中美商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均具有不平等性，而英国占据香港也给中英平等关系带来了疑问。项锷在《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适当评价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中的作用，他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在国际法上使中国不再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而王真在《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从法理上说，美英废除领事裁判权使中国获得平等地位，但从事实上看，这种地位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看来，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评价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十 对抗战后期中国大国地位的评价问题
对于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四强”，李铁城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一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取得，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绝非他人所赐。美、英、苏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无非是承认了一个历史现实。张宏志的《论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用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军事战略地位以及中国战场对苏联和美国支援的实例，论证了这种大国地位形成的原因。朱坤泉在《抗战时期中国“四强”之路与中美关系》（《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指出，中国成为“大国”并不是美国的目的，而只是作为它实现自身战略的一种手段，其真正目的在于培植一个战后能够与苏联抗衡的、同美国具有共同政治制度的中国。而黄胜林在《略论抗战后期中国的大国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一文中强调抗战后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同中国对抗战的重大贡献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有关，但他举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例，指出这种地位的名不副实。王真也在《现实大国与虚幻大国——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二律背反》（《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由于自身实力不够，中国是“理论上”的大国，其国际地位是虚幻的，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
十一 抗战后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可谓见仁见智。吴景平《美国与1945年的中苏会谈》（《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美国对于中苏谈判的影响，指出中苏会谈的举行是二战前夕美国力图在远东同苏联达成妥协的产物，美国为了战后的远东利益，不惜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交易，压迫中国向苏联让步。王家福在《二战时期远东中苏美关系的战略演化》（《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苏联方面而言，将中国作为其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撑点；美国则将中国作为推行“先欧后亚”政策的战略基地；但雅尔塔会议使中苏美关系发生战略变位，中国在三国关系中沦为受支配的地位。作者指出，二战期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处于支配地位，即美国支配中国的权益来利用苏联的兵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使美苏重创中国权益得到了法规性的界定。顾莹惠的《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美苏对华政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她指出，抗战期间美苏的对华政策均以本国利益为准绳，当与中国利益相对一致时，便能促进中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国共关系起到积极的影响；当与中国利益发生矛盾时，则不惜牺牲盟国利益，从而对国共关系投上不利的阴影。李世安《中英美在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阵线中的分歧与斗争》（《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指出，抗战期间中美英三方的矛盾和争斗，致使中国战场军事进展缓慢，丧失了战略反攻的有利时机，致使美国作出要求苏联出兵的决定，对抗日战争以及战后中国局势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本人认为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是研究理论不够系统，未能建立研究的规范。尤其是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也缺少批判性的吸收，研判中缺乏比较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其次，研究视角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偏狭性，即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缺少多样化和多元化。某些论点存有较浓重的政治主观性和民族主义价值判断，未能从中国的国际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按照现实需要和实际情形冷静地加以考察。
第三，史料发掘不够深入。一是中国大陆的外交档案开放不够，二是大多数学者无法利用近期开放的台湾所收藏的外交档案，三是学者们对于外国档案（如英、美、日、俄、德等国）的利用甚少。
第四，国内学者对于欧、美、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不够。此外，学者们研究层面多半集中于政府或官方，忽略了经济、文化以及外交官个人魅力对于中外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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