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群与文化家园——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形态研究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群论文,文化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形态论文,家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群体密切地联系着社会文化。群体本身就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在英语中的三个单词：community，society，school都具有指代一定互动关系的社会活动，有共同的文化维系力的群体及其活动空间的意思。有人翻译成“社群”，实际更能贴近现代都市化的社区里的群体的扩大形式和文化共同体的整合。以此我们将相似相近文化体的一个文学社团流派或几个文学社团流派综合，称之为文学社群。这里文学社群作为文化载体的存在，它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社团、流派的现象了，而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学社群本身从文学社团、流派的基础上蜕变，概念的涵义就已体现了较大的历史、社会、文学的容量。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我们将走出过往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模式——文学史范围内的社团流派资料、成因过程的清理；社团流派文学主张、创作方法、创作现象的探讨。至今，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还满足于对某一个社团流派，诸如人生派、乡土派、浪漫派、现代派、革命文学派、文化保守派等等，进行社会学的思想界定，或者单纯文学的评估和定位。文学社团流派是以文学特殊目的的一致而聚合起来的群体。它特殊的文学个性的探讨固然重要，但不是群体认识的唯一绝对途径。每一个社团流派的成员和聚合起来的群体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们彼此的联系和对立如何，具体的成因和消解又如何，还有文学社团流派之间相似或相对的关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里，辨析其复杂的诸多决定自身、或影响他人、或改变文坛的因素，等等。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文学史研究所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文化发展的历时性梳理可以说明的。为此，我们试图做这样几方面的努力，即从文化视角切入，以文化哲学的形态论共时性考察为目标，将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置于大文化语境进行历史、生存、结构、创作实践的综合性还原研究，并以此获得对现代中国文学整体性文化批评的典型范例。
一
文学社群的文化阐释，关键点首先是文化理论思维的确定，以及作为文化的内涵与文学社群的对象的契合。文化阐释是我们选择的文化哲学元理论的一种，即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寻求理论支持。其基本点是把文化的理解归结为历史分析、生态分析、结构分析，以及行为分析等等。这使我们在众多的文化定义中觅得到了适合文学社群研究对象的理论。并以这几种文化形态去切入文学社群，透视其本体的内核。
我们文化理论思维的基本逻辑起点是这样几个方面：1.关于文化世界本体的认识。这是文化理论的核心，也是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文化世界的本质通常被认为就是人的自我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文化的本质与人的生命存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文学现象的探讨同文化的思考找到了彼此共同的通道，即人的生命的存在。我认为其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现象学的文化认识，更贴近我们将要分析的文学社群现象。比如，现象学特别强调事物本身存在的意义，尤其揭示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更深刻的交互性的、而非传统经验论的对象性关系；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文化，进一步被理解为永远处于人的自觉即自我意识的（自为的）过程之中的人建构自我的活动。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始终是非完美的，而追求完美和创造美好也就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特性。文化本体人的生命形式的活动，使得文化渗透一切成为可能和必然。文学社群的现象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人的生命存在的文化本体也就是文学社群的本体。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本质上就是群体人的生命形态，所以揭示群体生命运动过程也就是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的还原。
2.关于文化结构系统的认识，是对文化理论中具体的、可感的、又有操作性的特征的把握。这个系统性的特征可分为二层理解：一是文化虽为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它绝对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在这种存在中描述文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社会性及系统性。所以，应把文化理解为一个靠各种内在关联组织起来的相对自足的复杂整体。这个整体便是系统、结构的概念。关键还要分析这个文化系统概念并不是整齐划一、完美无缺的同义词，而是系统表现人类经验的过程，在其中间“一部分是整合的，一部分是相忤的，一部分是彼此独立的”〔1〕。 二是生命存在的表象并不是文化理论所要把握的对象，真正的对象是作为这种表象的基础的内在结构，或曰“深层结构”。这个结构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种文化结构里，作为文化要素的个人的存在是表象性或者偶然性的，而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使个人联结为一个文化体的那种结构方式或构造方式，真正起作用的是它而不是某些个人。对文学社群进行文化透视，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群体结构系统的考察，上述文化结构系统的两层意思，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辨析文学社群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文学社群的概念，它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复杂性，正在于它为与文化系统、结构概念相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只有把文学社群纳入文化的整体结构系统中，才能真正领略它的色彩斑斓的本体世界。
3.从文化形态的几种范式出发寻求文化理论与具体现象相结合的途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文化本体的人的生命存在与文化的整体结构系统基础上的。任何的文化整体的差异都是相对的；文化形态观强调不存在统一的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精神、象征、观念和命运，它们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研究文化不能只注意细节，而必须考察其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文化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文化历史或类型文化为纵横坐标系面对历史和现象，就有了与传统不同的判断标准、价值尺度，自然结论也是迥异的。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运用这个坐标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因素和策略，这样才能超越一般的历史研究而进入真正的文化分析。比如，与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历史现象的研究相联系的文化分析原则和方式有：
第一，文化的时间形态。时间是与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变化的时间反映了文化历史的丰富性。处于时间中的一代人同另一代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既有大的历时性的，又有小的具体生活方式或态度。由此，用任何一种时代的风貌或者一种方式、态度去概括全部历史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充分地把握变化的普遍性，才能真正认识时间对于文化来说的绝对性、丰富性。二是变中往往有不变，恒定的价值可能在无数变化的后面延续下来，它们构成文化历史的主题和固定性。以静生动，静为宇宙之本；同样也是文化之本。文学社群里无论单一的社团流派还是群体的综合，都是在时间的形态中表现出它们的消长和其之间的关系。它是完全有别于时间（历史）进化的观念。文学社群的时间形态，既是对其历史整个过程作出描述和说明，又是在时间的变与不变的运动中探寻文学群体的内在关系。在现代中国的特定社会里面，文学群体的聚散方式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它们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在繁复的交替中，文学群体哪些东西并未消失，而以改变的形式长存于世，等等。正是要通过文化时间的过程和形态，力求深入地把握文学社群的丰富世界。
第二，文化存在的空间形态。时间的文化意识是单向度的，而空间则是多向度的。空间是造成文化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是指不同的文化存在、文化活动、文化类型在共时态中的差异。为此，文化范围的界定，对文化范围内的冲突与融合、个体与群体、具象与抽象等相互之间关系的考察，便是文化空间的主要内容。我们正是在寻求文学社群文化空间的存在中获得了观察事物（文学群体）的多维视角，以及认识其价值特征的相对性异同观。以某一个文化体的群体特征去概括另一个文化体的群体现象显然不妥；同样，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的社群、一个地域的差异并不是寻求更大范围的普遍性价值的绝对障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属于文化空间的产物。它是一种有独立目的特定地域的文化体构成的文学群体现象，它表现出自身聚散和相互间的对立与融合，在文化空间形态的相对异同和多维视角的观照之下，既提供了文学社群整体性把握的可能，又促使了对其本体和相互之间关系的深入透视。
第三，文化本体的结构形态。纵横的时空坐标为我们探讨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创造了文化阐释的基本思路，但是，文化世界的表现形式往往并不只是在单一的纵向或横向上的，它是彼此交错、相互联系的复杂的网，可能更为常态和恒定。文化综合的文学社群可以运用这样几种文化结构方式：①文化的循环结构，这是在时空意义的基点上进一步探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每一文化内部，不同的部分和方面不但彼此关联和互相渗透，而且共享和体现着文化的一般精神。文学社群实际也是这样一个层层叠加而又互相包容的复杂和庞大的文化系统。对此结构系统只能在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中予以解释。②文化的层次结构，即在文化的内部存在着多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复杂体系。人们通常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范畴，它们的关系在时空中发生变化；而且，即便是在一种固定的情境里，所呈现的形态也并非绝对的对立或者绝对的统一。这种文化相对层次结构是处理文学社群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方式。③文化的类型结构，任何文化的合理性最主要是取决于对其自身的认识，并没有一种普遍的模式可以用来说明所有的文化类型特征。面对形态各异的文化正视文化类型结构生存特征，以及对不同文化类型中基本的和共同的问题进行比较，可能比以某种立场与传统的进化论解释更贴近对文化本真的认识，更适应文化差异中的选择。文学社群本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必须关注文化类型结构的形态。文学社群内部组织的结构形态阐释是探寻群体聚散的最有效途径。
二
现代中国文学的社团流派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文化综合的文学社群的概念究竟能否吻合对象本身；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又是怎样实践和验证了上述文化理论的可行性的呢？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可列入文学史论述的就有近四十个。比如，在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上，能够清理出新青年社、文研会、太阳社左联、中国诗歌会、东北作家群、文协、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等，这一条通过社团流派的更替揭示了从思想启蒙肇始到民族救亡、人民革命的发展道路。从现代文艺思想论争的尖锐交锋中，也能见到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战国策派……，又一条通过社团流派表现的，曾被理解为批判与被批判的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还有文学史家从创作方法、审美风格以及所呈现的文学精神归类的文研会、乡土文学派、左联、七月派、山药蛋派等现实主义思潮；前期创造社、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派等浪漫主义思潮；而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新感觉小说派、九叶诗派等现代主义思潮。这些年，还有的研究者将上列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分为文化型、写实型、混合型、现代型、传统型等，试图勾画出现代中国文学或社团流派的演变发展态势。这些从一个角度（外部或内部）对社团流派的探讨，较多地涂抹了每一个时代文学史研究的色彩。他们较侧重社团流派与文学史的关系，但与真正的本体探讨尚有距离。文学社团流派滋生、发展于文化的“故乡”，它们在独特的现代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和接受，只有在文化的家园里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1.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历史形态的考察。基于“文化是积淀了的历史”，历史又是文化的载体的这种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是扩大和综合了的文学社团流派的概念，这里我们运用文化理论的时间形态、结构形态的范式，着重探讨文学社群丰富文化意蕴的历史承传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是一个或几个社团流派在相似相近的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发展，所以必须寻求多元文化的观照，才能清理文学社群所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及其文化历史所表现的不同文化类型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笼统地以外来文化或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继承来解释文研会、创造社等社团的文化内涵。如果将新月派或与其相似相近的群体作为一个文化体，同时进行文化接受、文化社会阶层、文化人格心理等多向度观照，那么，结论就不是浪漫主义精神和特点所能概括的了。文化历史的多维角度历时性考察文学社群，是侧重对文化类型的文学群体的过程性、连续性、非间断性、变化性以及发展的方向性等的描述，旨在发现文学群体聚散的必然性因素，生存发展的多元价值取向。文研会这个群体的历史连续性，既有五四时期综合性文化社团新青年社、新潮社的精神承传，又有文学自身新旧演变的线索。它是一个以文学的方式肩负思想启蒙使命的文化群体。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作为文化的载体，它的整体形态表现逼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呈现出自身历时性运动的必然。因为，我们正是在其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中看到了它们身上丰富的内涵。仍然以文研会为例，这个群体既是自觉地承担社会政治革命的载体，又是努力担纲外来文化接受和传播的载体；也是积极进行文化反思成为主流精英的载体，新文学的建设更是群体永恒的追求，等等。文学社群的发展有历史的因果，也有非历史的偶然。由文化历史的时间形态可以探寻文学社群的这种多重性，更能够发现它们身上凝滞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另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类型的综合的文学社群，必然表现它们自己对文化历史的介入与认同方式，也是这一层面里需要认真讨论的内容。像文研会与其同类的社群，在传统文化精神的直接熏染下，社会主流意识的文载道、诗言志的潜在意向和方法原则的二元对立模式；还有这个群体文学自由创造的空间，个人化写作的多元艺术追求，与文学对政治的自觉从属所构成的复杂关系、悖论现象。这反映了每一个文学群体都有自己的参与历史的形式和思路。总之，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历史形态的考察，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群体文化还原研究。
2.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存在时空的考察。这里重在凸现文学社群存在空间的文化意蕴的完整性、交叉性。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每一个都是历史文化延续性的衍化物，更是自己独立的文化空间的产物。文化综合的文学社群多维空间更能反映其生命存在的本体和活力。首先，将文学社群放置在本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接受生态中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聚合方式，既有传统血缘、地缘联系的自然生态，又有所扩展。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有意识的组合生存所呈现的是社会接受生态的流动性、交叉性、相邻性的特征。例如，京派从表层看纯属一个地缘纽带聚集的群体，可是这种古老的联结群体生存形态，对现代中国文学的京派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们表现出自觉的文学本体追求，共同信仰和利益的维护，不谋而合的精神家园的捍卫等等，构成了聚合的重要因素。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从内部自身超越了传统的社与会的聚合，文化本源正从自然生态到更多吸收社会接受生态，从而建构了完整的生命形式，便由此创造了整个文坛的平衡机制。其次，走出了原生态的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更重要的是立体的不同文化体之间冲突和融合的生存状态。文研会与创造社，文研会与学衡派、甲寅派，“左联”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等等社群之间激烈的各种冲突和对立，构成了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学社群内部运作和外部交流的张力。又如在同一文化体内创造社、弥洒社、狂飙社之间，新月社、语丝社、现代评论派之间，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甚至“左联”之间；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之间，一致中的分歧，隔阂里的融合，又形成了另一种调节方式的互动存在。“京派”与“海派”等群体之间，就是以典型的乡村与都市、现代与传统的转换、对话和调整建立了彼此生存形式。现代文学社群的接受生态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人的交流、对话的基本意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坛的面貌。最后，文学社群的生存空间，如果把自然生态和接受生态作为完整的状况来看，就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现状而言，似乎都表现出一种生存面貌的残缺，生存定位的困惑以及生存的无奈抗争。纵观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每一种群体，始终面临着超越自然生态和接受生态的挑战以及在悖论中生存的意义寻找。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是最典型的以自然生态下的地缘关系命名的。但是，实际状况更多是在地缘生态之外的，体现着民间文化和主流社会文化的相互兼容，并影响和揭示出群体文化性质、价值取向及其表现出的审美差异等基本的生存状态。显然，对文学社群的文化生存时空的探讨，是其文化形态的复数形式，旨在把握文学社群的多文化体。
3.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内在文化结构系统进行分析。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自身结构的营造，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意向，大体上可从这样几个方面剖析：其一，文学社群的本源结构小团体的宗派意识。文学社群虽说以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为核心，但作为聚合群体的内核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依然存在。在此，我们要分析文学社群与一般社会团体的观念体系结构的异同。文研会与创造社两个社团，从文学史角度看，因其文学主张和审美意识的分歧而导致的互相排斥是十分明显的，也较表层化；如果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综合的社群整体来看，它们之间的纷争渗透着浓重的排他性和小团体的宗派观念。文研会一意做群体和文坛之首，创造社年青气盛，又在不同的文化圈里，难能归顺，因而另立山头。文学社群的聚散有时并不一定都出于文学的原因，但又直接地影响着文学群体的沉浮和文学因素。这些，只有从其本源结构的细致清理中才可找到。其二，文学社群的基本结构定位和多维聚合的方式。现代中国文学社群聚合着众多的不同社团流派，它们内在组织结构复杂而表现出多种结构模式。例如，新青年社、新潮社、左联、文协等群体的政治变革型：从中心走向分化；学衡派、文研会、新月派等群体的社会文化型：从混沌的多重景观走向有序的规范；创造社、语丝社、论语派、七月派等群体的人格精神型：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的自我完善；弥洒社、象征诗派、新感觉小说派等群体的形式技巧型：文学语言的追求既是形式又是目的。这每一种都在独立、整合、相忤的冲突和协调中形成了群体的基本风貌和运动形式。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构成了群体内部的循环机制与外部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分。其三，文学社群具体的组织结构和价值取向最直接反映了群体的构架的血肉。通常文学史注意社团流派组织的人员构成，创作的取向，这是对的。文学社群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文化多媒体的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社群在动态结构系统里密切地联系着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现代书局、开明书店、天马书店、新月书店等出版机构，由此相关联的各类杂志、报纸副刊、丛书等成为群体的生命线，如《小说月报》与文研会，《创造》、《洪水》与创造社等等。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本身也是现代社会商业化的产物。文学社群更为广阔的文化内涵、文学价值取向，只能从这些文化多媒体中挖掘。概括地说，对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结构系统的分析，促进了对社团流派文学精神的重新思考，也是从更深更广的范围充分肯定其文学的意义。
4.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载体中的文学实践进行阐释。文学社群最本质的内核自然还是其文学的共同目的及其创作实践。我们所寻求的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分析，自然，文学的理解已不再那么狭隘，社群的认识也不限于社团流派文学主张、文学创作、文学风格的一般性的清理和描述。在文化载体中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考察，直接影响着对文学群体本体的重新认识。首先，对文学社群的整体美学风貌予以审视。任何社群或社团流派的创作世界，都是体现人类社会的精神需求，都是企求艺术地反映和表现广阔的社会人生；而文化意义的寻绎，是如何将美学倾向与文化选择相融合，这就有了通常所看到的双重人生景观：即诗意的人生象征与直面现实的人生。文研会与创造社，乡土文学派与现代派，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等等，其创作实践的文化层面所展示的正是这种双重的人生景观。其次，文学社群创造的整体双重人生景观，是通过个体的生命的体验、心灵的感应凸现的。文学社群创作实践所展示的情感历程，是文化本质的人的生命形式的内在流露。文学社群创作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构成了审美品格的多样性。比如，社会文化传统原型积淀和现实需求制约的审美品格，可以从新月派的性灵和京派的淡泊的精神世界里发现其潜在的传统士大夫的文化精髓；乡土小说派与七月诗派整体的从朴实、凝重到沉郁、悲凉的情感基调，都密切地反映着他们对时代生活的体验。这比起文研会、太阳社、中国诗歌会等社群直接应合时代的激越、现实的反映，更多了生命的参与和投入。它们之间的审美品格自然也就有了差异。最后，文学社群的创作实践最基本的文本模式、语言符号、表现技巧等纯形式，文化载体是如何体现的呢？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创作的艺术天地是多元还是单一，不能看成一个层面的体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每一个层面隐含了它自己所属的艺术组合。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或文研会的“为人生而艺术”都是绝对的，但就艺术形式的追求来说它们还是解构与建构、形式与意义互为存在于群体之中。因此，现代中国文学社群里有一些属于纯文学体验与表现的群体，像弥洒社、象征诗派、新感觉小说派、九叶诗派等，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载体形式。我们企求通过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文化阐释，真正揭示出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社群的价值所在。
这里我们以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点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试图还原文学社团流派的基本文化精神。并由此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
三
本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自身充满风风雨雨，作为一门学科坎坎坷坷，加上世纪末的来临，更激励了我们对其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生存发展的思索。本选题也是力求对现代文学学科进行文化思考的一种探索。试图通过拓展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对本学科的建设。
1.文化研究应该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真正引入本体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要从文化视野中拓展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这已经基本达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但是，从近些年研究成果看，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往往被研究者放置于两个自设圈子里：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两支联系的血脉：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被简单地沟联和比附。这并不在于研究的出发点是否正确，而是研究的方法和用力点的偏差。浮于表层的勾勒和比较往往使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或纯文学层面的两端徘徊。二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不是泛文化化就是西方理论替代化。比如，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是文化精神的批评，使文化精神“泛”得十分笼统；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是文化心理批评，将任何作家或作品都进行心理学研究，确切说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的阐释；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地域文化批评，最具文化特征的地域也仅仅限定在外围的现象定位上，很少涉猎地域文化的本体与文学的关系。这里之所以称为两个“圈子”，正是因为未摆脱浅层次文化的理解，同时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未能跳出沉重的历史。我的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研究，正是期盼跳出这种“圈子”的陷阱，以文学社群的文化综合概念审视社团流派自身的丰富性。我认为，文化研究深入的最根本的途径，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文化观去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的本体现象。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认同物就是它的文化，而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通常可分为基础层次的民风民俗、生活方式，吃、穿、住等等；中间层次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其他引导民族生活和意识形态主流方向的制度；上部层次的主要是文学和艺术。文学尽管只属于文化中的一个层次，但是作为文化系统的存在它不是孤立的。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研究和批评的视角切入文化时，必须有这种多层次文化系统的认识，而且是对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整体网络的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的历史、生存、结构、创作四层面，甚至四层面中的更为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就是对社团流派进行的多层次的本体剖析。为此，现代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大量文学现象和具体作家作品，其文化审视并不在作家的行为方式的历史的或心理的分析，也不在社会规范的编码如何表现的清理或者对其反思，而应该进入多媒体的历史、社会、心理、科学的沟通和还原。就具体现象和作品来说，要在文化的整体网络中重构社会、作家、作品与读者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文学史的演变发展看，要把文化的整个流程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全过程。比如对茅盾《子夜》的解读，既要进行当时的社会学分析，又要进行现时学术化的评判；既要对社会历史的进程观照，又要在文学史传统的多重关系中予以审视；既要看作家的表白，又要相信阅读的感悟。现代文学的许多经典只有进入文化多重载体，才能在今天找到它的真正位置。而整体的文学史的观照也是如此。所以，今天要建立起文学史的文化学术多媒体的基点，增强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科学性。文化研究要从两个方面深入现代中国文学本体：一是由文化表层沟联转入文化哲学的深层整合。二是扩大现代文学自身观念的认识，重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阐释。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研究正是从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方向的可行性，就在于作为历史学科的现代中国文学，对其进行文化研究更贴近日趋完善的学科现状，更适合世纪之交的学科期待视野。
2.文化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可行性操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当现代文学研究明确了完整的文化观念后，它的文学与文化的哲学或诗学范畴内的整合，它的文化中的文学转入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这仅仅还是一种理论导向的阐释。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的探索，恰恰是企图在此导向下进行具体的实践。如果说文化哲学的分析是侧重具体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那么，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认识就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整体思考了。在这两者结合中文化研究的思路，前者愈是具体细致地切入文学现象愈对后者文化文本的文学阐释有说服力。可以将现代文学的经历勾勒出这样一条线路：文学革命新旧的重大转型；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替代；抗战文学、民主文学在徘徊中奋进，自然，也可说这是现实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为支流，相互交替并进的流程。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历史的描述，我们有过较长时间跟踪、认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文学史，80年代中期对学科历史的认识又经历了一次回归文学本体的突围，90年代初“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文学研究内部外部的徘徊，这无疑推动了90年代中期的学科发展，随后的文化研究摆脱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现代中国文学作为历史已经越来越久远，作为学科也具有了历史的厚重。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再一次的启动将是一次大的飞跃，为丰富历史和学科发展都提供了文化深层还原、解剖的可能。走进文化中的文学视界，现代中国文学又是一种景观。我们今天仍然在文学史中肯定郭沫若《女神》为当年新诗坛开一代诗风，但年青的读者重读这些诗却很难进入诗境。类似还可举出茅盾、蒋光慈、殷夫等一批作家作品。反之，对过去批判的学衡派、甲寅派，又有些偏颇。还有长期垄断现代文学史的是纯文学，现在对通俗文学的重估，似在渐渐地弥补半部文学史的缺陷。昔日处于文学史边缘的作家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等，也正在成为文学史的重镇。这种文学史的新一轮的历史反拨，是把文学还原到文化视界之中考察的结果。对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进行文学社群的定位和阐释，也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虽经过了几轮反复讨论，对现代中国文学中许多问题，仍然有观念、方法上的或左或右，如果立足文化文本的文学审视点，跳出狭隘文学观，可能会改变对某一现象研究的既定模式。如将文研会仅仅作为新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的认知，又狭隘地理解其文学的层面，就很难超越已有的评判。它的文坛地位，它的激进的文化文学策略，它的创作模式，究竟与“五四”的新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它的严密的组织形式，成员的聚合，刊物的出版等，又与文学群体的生存发展有哪些内在联系？实际上，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做这样整体性的文化考察，寻觅一切文学现象的内在的联系和各自的差异，文学本体的价值才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得到揭示。这是其一。其二，现代文学史中至今仍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果从文化文本的辨析、清理出发，就能得到较合理的阐释。当新月派被作为绅士文化的群体来观照时，对它成员的复杂性就不会仅仅作出政治性的评判了。郭沫若的《女神》，随时代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陌生“五四”时期的文学需求；但作为文化文本的《女神》，其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却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意义。如果今天做此定位则是易于接受的。由此，我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通过一种拓展的“文学”观念去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条件已经成熟。具体说，文化学术研究使现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文化整合，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沟通和协调，这中间，文学的受益，在于深化了对它本质精神的理解。
3.文化研究重要的是寻求能够适应对象的新术语，用以描述和阐释文化文本的现代中国文学。我觉得，面对这段过去的文学史，最为实际的问题应该是，认真注重文学经典的定位，以及经典的重读。重读不是重复，而是立足最基本的单元文本，有目的地把文本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学术、文学的三维视域的互相融合和调整中，寻求经典文本的永恒价值和意义。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研究，将过往的社团流派的概念放宽，某种程度就是企求对群体的“经典”筛选。像学衡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等群体，如果纳入欧美文化类型文学社群或自由平民文化类型文学社群考察，那么就可以在群体经典化过程中突破传统的评判。对现代文学作品长期的思维和艺术的模式化批评，在于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尺总是过分极端化。昨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今天又增加沈从文、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明天还可以推出另一批作家。现代文学研究呼唤文学史的经典化，也是有感于这种倾向。所以，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重要的是怎样界定它。这里应该有两层的理解，一是作为作家作品的经典，指纯文本意义上的传世之作。二是泛指文学史的评判标准所确定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应该具有通常经典之作的历史永恒性。文学史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沉淀。从文化的意义说，我们倾向于后者的经典观。历史的积淀本身就属于较大的文化范畴。文化文本的文学，是把文学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来认识的。解放区文学现象和五四文学相比，或者与左翼文学相比，依照社会进化观、历史必然因果观所指导的文学史观，自然是前者优于后者。从文化系统说，解放区文学属于民间大众文化系统，五四文学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系统，左翼文学兼于两者之间。显然，他们并不在一个文化系统之内。那么，硬行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高低优劣，必然要从自己文化系统的角度去取舍他者。今天将一些作家作品炒得很热，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定式。我们在文学社群的文化形态中发现文化研究关注的并不是结论而是对象本体和运动过程。所以，现代文学的“经典”构成的特定的文化类型、文化系统最为重要。譬如，赵树理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作家的创作现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文本现象，它反映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再次转换和认同，又一次作为新的文学范本体现了那个环境中新型生活形态的民间文化特点。赵树理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延安整风推出的样板，而是五四文化传统中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对话的产物，是作家在两种文化中选择的结果。作为综合的文化文本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的方式和过程，也必然要发生变更和调整。从传统的简单价值评判和表层异同阅读习惯中走出，并不限于文学文本的抒情、叙事、寓言、隐喻、象征、表现、再现等等批评术语。文化文本的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是现象、作家作品的综合语境、文化类型和文化系统结构，以及他们自身的话语、形态、运作过程，他们之间的对话、沟通、整合所发现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等等。而相应的批评术语是文学边界、语境、距离、误读、符号、接受和生产等等。这种意义上的“经典”阅读是对文学史的重写，而重写的过程使“经典”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只有文学观念扩大的“经典”，才能获得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相对永恒。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面临新的突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突破口。我们以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现象进行这种阅读的尝试，企求能够提供新的文学史认识和操作的范式。
注释：
〔1〕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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