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书局《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底本补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本论文,书局论文,石头记论文,戚蓼生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特殊地位，学界早有共识，毋须赘述；其文本（包括评、批）价值，自鲁迅先生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引证悉以此本为据，素来得到广泛关注。这样一个重要版本的“来历”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是理所当然的。
1954年一粟《红楼梦书录》首先著录，指出“此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据以石印”，这就是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有正书局印行面世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大字本（上半部），下半部于民国元年（1912）出齐。
周汝昌1963年4月旧稿、1973年4月稍加扩展的《戚蓼生与戚本》作为《红楼梦新证（增订本）》附录（1976年4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进一步指出，石印戚本的底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俞明震旧藏。一说乃夏曾佑（穗卿）旧藏，售于狄手，狄付石印”。
1975年冬，上海古籍书店书库发现十册《石头记》前四十回的抄本，魏绍昌先生亲加目验复多方审核，撰文认定“此抄本确确实实是有正本据以翻印的底本”，文章先在南京师范学院《红楼梦版本论丛》刊发，后于1979年第二辑《红楼梦学刊》正式发表。文章对抄本所钤四方印章详加考证分析，指出此本初为安徽桐城官僚世家、相国后裔张开模珍藏，后经辗转归于有正书局狄平子（葆贤、楚青）所有，始得石印面世；同时对从张开模到狄平子转手过程之中曾经收藏此本者或说俞明震（恪士）或说夏别士（曾佑）这“两种说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客观介绍。
笔者对上述“两种说法”分别进行查考，陆续发现几项材料，认为可以肯定由张到狄之间的一位“二传手”，只能是俞明震，而不可能是夏别士，后者的“疑案”可以完全排除。特作“补证”，公诸同好。
现已查明，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说，有正底本原系俞明震旧藏，源自王伯沆，初见于王氏对“王希廉本”“读法”所加四条批语之后的一段记载。这一记载提供的信息，出自王伯沆与俞明震的直接交往，属于亲目所睹的第一手证据，确凿可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笔者发现的几项材料与之互为参证，可以进一步予以证实。
王批王希廉《新评绣象红楼梦全传》今藏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二十四册。第一册“卷首”原缺，用1905年王希廉、姚燮合评《增评补图石头记》补配。王氏对此本精读二十遍，历时二十四载，分用五色笔五次作评点。卷首《读法》王氏以绿笔加批四条，其后又有一段独立成段的墨笔记载〔1〕。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全文照录如下：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本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重点笔者所加）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1985年1 月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曾参加“王批”的部分过录。以上所引见于原书第一册第二页正面，江苏古籍版第二页。
这里有几点值得特点注意。
首先，据魏绍昌先生介绍，1973年1 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艺林丛录》第七编吴则虞《记夏别士》一文说：“有正书局影印戚本《红楼梦》，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又，郑逸梅说，包天笑在香港发表的《钏影楼回忆录》则说，狄平子是从北京购得。虞说言之凿凿，不仅卖方买方俱全，而且列出价格金额。包天笑曾受聘于狄平子的时报社和有正书局，一度共事而朝夕相处，所言应当有根有据。但是虞、包二说不一，甚至存在矛盾，令人难免莫衷一是，信谁是好？王伯沆却说得明明白白：“余曾见之”，既有对抄写字迹的评价，还有对装帧的具体描绘。细加比较不难判断，虞、包似乎仅只耳闻，其可靠性可信性自不能与王氏之目睹——“见之”相比。
其次，王氏子“见之”之后紧接着写道：“后恪士以赠狄楚青”，文气上下贯通。俞恪士“以赠狄楚青”的同“余曾见之”的是同一部书，是为前因，其直接后果则是“遂印行”。于是，俞之所藏与狄之所印，二者的承传关系也随之交代得清清楚楚。
再次，惟其因为王氏深悉“来龙”，所以更加关注“去脉”，有正本一旦出版，他即得此本而与自己所藏的王希廉本“互读之”。比较的结果：其一是“已非原稿影印”，这是指有正本已经经过书局的某些技术处理，当然还应当包括多出来的狄平子所加若干眉批；其二是根据王氏的阅读、接受，印象是有正本“竟不逮百二十回本”。经过互读比较的评价，迫不及待地告诉原藏书者，既合情又合理，是乃顺理成章。“曾以语与恪士”结果是“恪士亦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并无强加之嫌——像今天似的。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这有正书局印行的八十回本的底本不是俞氏旧藏，王先生的文章决不会这样写。
以上各项必须具备同一前提：王、俞之间定有非比一般的深厚友谊。事实正是如此。
王伯沆名瀣（1871—1944），是著名学者，是“博通经史小学、各体诗文、下逮说部，莫不精究”（受业弟子王焕镳语，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3.4合期）， “举世共仰”的“一代通儒”（唐圭璋语，见同上1982年7.8合期），早已名满大江南北。 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1860—1918），以光绪十六年（1890）三甲六十二名进士授选庶吉士，后署赣南道；是康梁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戊戌（1898）后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鲁迅就读该校时曾看见他手上拿着《时务报》坐在马车上看， 当属候补道中的新派人物。 宣统二年（1910）调任甘肃提学使迁布政使，入民国为肃政使。在他任职南京时，出于对王伯沆声望学识的敬重，聘为学堂教习。两人相交甚笃，过从甚密，时相唱和。王诗《初夏偕友登扫叶楼颇感旧游，晚循冶城至图书馆小饮，因赋三首》其一，有自注云：“与陈伯严（三立）、刘幼云、胡漱唐、俞觚庵（明震）、陈苍虬诸人屡游此”。“同光体”代表诗人陈三立（伯严）《散原精舍诗续集》有《癸丑（民国二年，1913）五月十三日至焦山，同游为陈仁先、黄同武、胡漱唐、俞恪士、寿丞兄弟，越二日王伯沆自金陵来会。凡三宿而去》诗，正可对参。直到1918年俞明震逝世，王伯沆还作有《挽觚庵》七律二首：“把君乳酪三旬别，夸我西湖百态浓。……青溪又是梅花发，忍挂霜镡吊冷踪”。其中寄托了无穷哀思，同时表明他们之间的交谊时间之久，如果初交始于俞之供职南京，那么在俞明震西去甘肃以及其后称病归里以后，他们都还保持着联系，过从不断，一直延续到俞之逝世。
王伯沆与俞明震、陈三立两家同时相洽，更有另一层因缘。俞陈两家三代世交又是两代姻亲，陈三立续弦夫人俞明诗是俞明震胞妹，则堪称联结两家之“关键”。陈三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移家南京定居之初，曾设立家塾延师课子，王伯沆以久负诗名入选而聘为西席。陈寅恪先生作为三立公之子正是于此时执经受业。王氏后来受聘于俞明震并从而成为好友，很可能就是由于至亲之举荐绍介。
诚然，王氏以墨笔补记此事，可能在1927年之夏也可能在1932年冬，相去有正本初版面世已历十几二十年；但是比起吴则虞之《记夏别士》和包天笑之《钏影楼回忆录》却早出整整四十年。由此不难引出结论：博闻强记而享有盛名的一代通儒，后来成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中央大学著名教授的王伯沆，以其同陈俞两家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一部抄写甚精、而行世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戚序本《石头记》原收藏者的记忆，实在没有理由提出怀疑与异议，更何况这是一部他“曾见之”而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呢！更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段“补记”并不是突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的随意笔墨，而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是针对王、姚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读法第二十五条“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与？”而作。先是，已用绿笔批道：“此书（后）四十回确系高兰墅先生所增，见张船山《诗》注，高与船山相友，此言必不妄。”是对“此何言与”针锋相对的回答。相隔数年之后，再次精读细批，重读“绿批”感到意犹未尽，才又以墨笔补记。尽管依于伯沆的阅读感受，认为八十回本“不逮百二十回本”，但是他尊重事实而并无偏见，所以郑重指出确有八十回本在，而后四十回“确系”高鹗增补，是对“是何言与”的再次回答。这样才引出俞恪士所藏原书“以赠狄楚青，遂印行”的一段故实。这段“补记”之中正凝聚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严谨学风，其以确凿事实为论据的严密论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钦佩。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笔者还发现一条虽有人提及却未予足够重视的材料，堪称一条重可千钧的铁证。
王伯沆受业弟子、俞明震的嫡亲外甥、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首章，在述及该书编著缘起时，有一段话恰与王伯沆殊途而同归，把有正本底本原藏者都“归”到俞明震的名下：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舅伯山阴俞觚斋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自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3页
陈寅恪先生八斗五车之才学，早已名震海内外，兹仅略举一端。自称与寅恪先生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的俞大维，在台湾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卷首《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以如此超乎常人的记忆力，述及撰著《柳如是别传》缘起，是由于从伯舅俞氏藏书中读到钱遵王注《牧斋诗集》“大好之”，从而深入研究钱、柳情缘所致；那么，当他同时忆及当时还读过另一“精本”戚序《石头记》，显然不是随意涉笔，而是出自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于“四十年前”则是取自成数。《柳如是别传》完稿于1964年，开始着笔则在1954 年。 有正本分上下两集各十册先后出版于1911 年和1912年，下推四十年已是五十年代，时间衔接是大体无误的。
据蒋天枢先生编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01年陈寅恪随父陈三立定居金陵时，年方十二岁，十八岁考取上海复旦公学，其间十三至十六岁随兄衡恪（师曾）东渡日本留学，十五岁暑假回国考取官费，冬初返日，次年冬复因病回国休养。则仅十二岁一年时间较为集中，便于家塾课读之余终日埋头家藏极富的珍贵古籍，并且为了宽释幽思“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于是就近到衡宇相望的伯舅家遍览精本，接触戚本当在此时：所以选择了“年在童幼”的准确措辞。其时，八国联军强侵北京的硝烟初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海外积聚力量、建立组织，逐步形成革命政纲，辛亥革命在表面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海内尚称安，而识者知其将变”的时局判断与当时的形势发展完全吻合。因此，当时虽在童幼之年，却已有所觉察，有所感触，故能深深铭记而久难忘怀，直至五十年代仍似记忆犹新。至于所述俞氏收藏之原委，更令人确信不疑：时间——官翰林即被选授庶吉士之时；地点——京师海王村，正是著名的书肆集中所在；价格——三十金。伯舅亲口所说，外甥亲耳所闻，消息来源真实、具体，当然更加可靠。相形之下，郑逸梅转述的包天笑所谓狄平子“从北京购得”的传闻，吴则虞所谓“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之所据，自然成了乌有乡故事，又怎能与可以背诵大部分十三经的陈先生的记忆同日而语！
再考俞明震的宦迹履痕， 此公离江南而西去甘肃是在宣统二年（1910）。王伯沆所说，俞以所藏戚序本“赠狄楚青”，当然只能在此之前。狄得此本，由珍爱而起意印行，进而进行策划、准备、到技术处理、上石付印，在本世纪之初的条件下，这一过程不可能太短；加之他煞有介事地要在原有批评之外加上他的若干眉批，恐怕少不了须经一番苦读苦思，斟酌推敲，决不能一挥而就。假设以上两个方面所需时间在一年以上，大概不能认为是过宽的估算。有正本上集十册出版于宣统三年，下集十册出版于次年。那么，俞之“赠”狄肯定还在俞西去甘肃之前的某一年或者更早，这样，王伯沆的“见之”、陈寅恪的“纵观”，也就完全接榫而合符了。
以上“补证”，管窥蠡测，尚祈方家教正。
注释：
〔1〕王氏“五色批”卷末一一注明年代， 始于1914 年夏， 终于1938年冬， 绿笔作于1921 年春1922 年冬之间， 墨笔批语一次完成于1927年6月，一次完成于1932年冬， 这里所引“墨笔”记载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