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与分歧：《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唯物论论文,分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末、80年代初，带有左翼色彩的英国文化唯物论和美国新历史主义，在大洋两 岸几乎同时兴起，此后，在学院内声望日隆、受众激增，大大改变了先前形式批评的垄 断格局，文学理论和批评似乎重新开始观照起历史和社会。可是，自创设之初，它们在 理论和批评实践上就难分轩轾，这种云翳不清的关系，即使在躬与其事的批评家内部， 也会引发各种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它们究竟是同一种理论的各自表述，还 是本质有别的两种理论形态?与此前的社会历史批评相比，它们有何新颖独到见解?像斯 蒂芬·格林布拉特这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前驱，缘何舍弃“新历史主义”，而使用“文 化诗学”这个名称?这些困惑很有普遍性，批评家们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难以令人信 服。对于这些问题，约翰·布兰尼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论》适时作出了比较详尽 的解答(注：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St.
Martin's Press Inc.,1998).)。这是第一部比较研究这两个流派的专著(注：关于文化 唯物论，已有专书论述：Andrew Milner,Cultural Materialism (Victoria: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3);Scott Wilson,Cultural Materialism:Theory andPractice(Oxford UK &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5).前者主要探讨的是雷蒙·威 廉斯等人的文化理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与艾伦·辛菲尔德等人的文学批 评没有太多的关系，属于文化社会学范围。后一本涉及的是文化唯物论文学理论和批评 。Kiernan Ryan,ed.New Histi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A Reader(London:
Hodder Headline Group,1996)，如书名所示，是一部精选的文集，它与本书是姐妹篇 ，可相互参看。)，探讨了它们的历史渊源，介绍了具体的批评手法，分析了它们在基 本理念上的契合与分歧。
“新历史主义”一称，是格林布拉特在80年代初(确切地说，是在1982年)最早提出来 的。作为文学理论，它既强调社会历史语境对于理解文学不可或缺，又突出文学对社会 意识的塑造。由于受到福柯权力观念的启发，其主要批评策略表现为，着力揭示作品暗 含的权力关系，即统治集团的思想意识在作品中的悄然渗透，暴露出作品同时暗含的抵 制这些思想意识的颠覆倾向。
“文化唯物论”最初由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注：RaymondWilliams,“Notes on Marxism in Britain Since 1945.”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London:Verso,1980)243.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76—77年的《新左派评论 》上。威廉斯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中也阐述了文化唯物论观念。)， 其唯物性质体现在它对社会历史的重视。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联系社会历史语境 ，比较和参照同时代那些不入文学正统的文献，如布道词、司法文书、日记、游记、政 论小册子等，一方面去揭橥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压迫机制，另一方面，发 掘文本中抵制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因素。
在基本理念、具体批评方法、政治立场等方面，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有许多契合 之处，最明显的莫过于，都极力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对新批评和 细绎派的重要反动。后二者专注于作品的形式，暗中预设，经典作品可以超脱历史时空 ，负载亘古不变的真理，具有永恒的意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高度重视非文学类 文献，把它们提高到与经典作品分庭抗礼的地位。新历史主义者路易·蒙特罗斯在“塑 造想象：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文化中的性别和权力构形”一文中，除了研讨莎士比亚的《 仲夏夜之梦》，还不惜笔墨，分析了自传和游记等性质迥异的文本，揭示出，它们对伊 丽莎白一世形象的再现，是怎样推波助澜、为一代英主树立了“童贞女王”偶像的(注 ：Louis Montrose,“‘Shaping Fantasies’: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en Culture.”New Historicism and Renaissance Drama.Eds.RichardWilson and Richard Dutton(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1992)109—40.这 篇文章在1983年发表，这里收入的是节选部分。相关评论见John Brannigan,New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St.Martin's Press Inc.,1998)69—70;Hans Bertens,Literary Theory:The Bas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179— 80.)。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家手里，那些非文学文献，只不过是阐释莎士比亚戏剧的 背景材料，为说明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提供佐证，而不会论及它们对当时社会舆论 的构造作用。新历史主义，尤其是文化唯物论，带有一定的政治动机，它们研究历史不 是为了复其本来面貌，而是有借古讽今、纠偏时弊的良苦用心，达到批判当代社会的目 的。在它们看来，经典作家和作品涉嫌被用来维护当前的社会秩序，揭露它们如何与保 守派思想暗通款曲，已成当务之急。70年代末、80年代初，左派运动在英美开始式微， 激进的氛围烟消云散，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占据政治舞台，全社会急剧向 右转，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在此时出现，自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怀有悲天悯人之 志的左派文学知识分子对保守势力的一种反拨。
这些契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二者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上完全一致，只是国度不同。文 化唯物论者乔纳森·多利莫尔曾持有这种观点(注：Jonathan Dollimore,“
Inroduction:Shakespere,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Political Shakespeare: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Eds.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2nd 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在他与艾伦·辛菲尔德主编的《政治莎士比亚：文化唯物论文集》中，格林布拉特的 名篇“看不见的子弹”赫然在目。对此，约翰·布莱尼根的看法是，这只是初期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和实践的演变，二者的区别日益彰显，新历史主义着重于考察文 本中权力的体现及其功能，关注权力是如何遏制一切潜在颠覆力量的，文化唯物论的侧 重点正好相反，它在文本中搜寻颠覆因素是如何抵制作用的迹象；新历史主义重点描述 权力在历史上的运作方式，文化唯物论专心探究颠覆力量在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可能，政 治介入的愿望更加强烈。
书中暗表，这种分歧与各自的主要思想来源和知识背景有关。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 主要是福柯的权力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 文化唯物论受益于威廉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福柯的权力无法逃避说、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质询主体说的悲观论调相比，威廉斯的理论更多地带有战斗的色彩，为文化唯物 论定下了乐观的基调。福柯研究的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转变，即，从古典知识型向现代 知识型的转变，对于研究同一历史时期的新历史主义者来说，不无借鉴意义；他的权力 观念给他们的启示是，文学文本或各种文学形式是建构权力的工具，由于权力无所不在 和坚不可摧，任何抵制的力量最终都要失效。阿尔都塞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辖，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没有存在的空间，这就进一步导向悲观 的结论：颠覆必然被遏制、激进的社会思想改造不能实现。威廉斯对文化唯物论的影响 不一而足，这本书中主要涉及的是威廉斯对文化系统的构成分析。在威廉斯看来，一个 文化系统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残余的、主导的和兴起的因素(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21 —27;“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Problems inMaterialism and Culture(London:Verso,1980)40—42.)。残余的因素指的是过去遗留 下来的、依然在当前文化形态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例如人们奉行的某些传统观念、习俗 和宗教，“兴起的”文化元素，指的是初露端倪的价值观和社会实践，它对立于主导文 化因素，它与某些残余因素一道，成为颠覆性质的东西，这就说明，体现统治阶级意识 的主导文化实际无法穷尽全部文化内容，抵制甚至取代它的可能是存在的(注：马克思 讲过的一个笑话很能说明残余的文化因素在抵制主导文化方面的作用：人们追随数路人 马讨伐资本主义，在向前奔跑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一匹马的屁股上烙着封建主的纹章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说过，田园诗最早是劳动者不满情绪的抒发，后来变 成了有闲阶级肯定封建统治、发思古之幽情的工具，从而被纳入贵族阶级的价值体系中 ，但是，在近代社会，它含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情感结构。余英时的“五四运动 与中国传统”有一段话讲得很透彻，有助于理解残余文化因素的反抗功能：“当时[指 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抗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 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传统的源头上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 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 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 ，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57。)。
说到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不能不提到E·M·W·蒂利亚德名重一时的《伊莉莎白时代的 世界图景》(1943)。在这部社会历史批评著作中，蒂利亚德证明伊莉莎白时代普遍存在 一种秩序的观念，他广泛征引文学以外的文献，设身处地重新勾画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结 构。布兰尼根认为，蒂利亚德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文本与历史之间的 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蒂利亚德的笔下，历史事件和他所参照的非文学形式只是背景 知识，为解释文学文本的真正含义提供旁证。新历史主义则打破了这种“前景”(文学 文本)和“背景”(历史事件和非文学形式)的划分，认为文学和非文学文本参与了社会 意识的塑造，例如，它们诱导人们去接受某一种观念，因而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游 离于其外。文化唯物论者对这类分歧也了然于胸，多利莫尔认为，蒂利亚德误以为自己 所揭示的秩序观念为全社会所共有(注：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eds,Political Shakespeare: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2nd ed.(Ithaca and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5.)，他笔下和谐有序的世界图景，在文化唯 物论者看来，把当时社会秩序合法化，掩盖了宗教纷争、传统思想式微、政局动荡的社 会现实。
格林布拉特在1988年版的文集《莎士比亚商讨》中，多次以“文化诗学”指称自己的 文学批评，在1990年版的《学会诅咒》中，他又称这些论文为“文艺复兴文化诗学”， 而不再提“新历史主义”。这一标新立异之举似乎在释放出信号，“文化诗学”是新历 史主义批评的新阶段。布兰尼根比较了格林布拉特在80年代末前后的论文，非常肯定地 指出，新历史主义和所谓“文化诗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格林布拉特更倾向于后一种 说法。《莎士比亚商讨》和《学会诅咒》中的三篇论文还是80年代初的旧作，更何况“ 文化诗学”一词，他在80年代初就已经用过，他旧事重提，是想淡化“新历史主义”的 论战色彩。这个“新”字，让人有一种与旧历史主义势不两立的感觉，容易招致历史学 家的反感，以为新历史主义在向某些史学理论挑战，从而发生南辕北辙的争执，而在具 体批评中，旧历史主义者只是指蒂利亚德这类文学批评家。从“新历史主义”到“文化 诗学”，固然是新瓶装旧酒，但是，一名之变，必然产生疑义，“诗学”两个字会让人 感到，历史的成分减少，形式的意味增多，所以有人开始把文化诗学与新批评相提并论 ，认为前者只不过把后者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化系统而已，这倒是格林布拉特所始 料未及的。
布兰尼根的这本书材料详尽，例证丰富，语言晓畅，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对于深入 研究者，都不乏参考价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两处需要完善。首先，在新历史主 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中，“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词出现频率极高，本书作者 也经常交替使用，它们的意义有重合，也有分歧，尤其是“意识形态”，意义之繁多， 曾让特里·伊格尔顿慨叹，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作者似乎应 该用一定的篇幅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辨析和界定。其次，在本书第36页，作者写道，“从 1974年到1983年，威廉斯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教授，直到1990年去世，一直在 那里任教”。这里出现两处错误，实际上，威廉斯1983年从剑桥退休，1988年1月26日 逝世(注：Cf.Fred Inglis,Raymond Williams(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19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