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竞争力变化——来自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1-0094-07
一、引言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将下降2.9%。面对急剧恶化的外部环境，我国政府虽然及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措施，但对外贸易依然出现了连续下滑，2009年上半年，出口下降超过20%已成定局。
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冲击是外需下降[1]。但我们认为，当前外需的下降不仅要考虑全球总需求的下降，更要评估供应替代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替代效应。从总需求角度看，我国主要出口市场是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商品的价格弹性小，其需求量不会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衰退而迅速减少[2]。而且，从需求替代的角度讲，收入减少将引起需求结构调整，增加对低价低档产品的需求，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反而会上升。因此，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影响最大的是供应竞争和供应替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展望[3]中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原计划体制国家转向市场体制，出现了劳动力全球化的新趋势。发展中国家被卷入全球化大潮，全面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全球的劳动力供应迅速增加，图1显示，东亚和南亚已成为全球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区域，其比重呈不断提高趋势。其一方面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方面又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竞争，成为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实质上处于一个完全供应竞争市场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应这一刘易斯定律也必然体现在国际市场上，不得不陷入低成本竞争的怪圈[4]。已有研究证实[5][6]，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于美国而言，具有较大的比较成本优势。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由于危机后货币存在系统性低估，导致中国比较成本优势下降。同时，随着人口大国印度经济国际化程度提高，已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出挑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货币对人民币普遍下跌了10%-30%，即使不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随着贬值时滞的消逝，其对我国出口的供应替代的压力将日益增大。因此，研究亚洲发展中国家出口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分析汇率和相对劳动成本变动对竞争均衡的影响，不仅对保持经济增长，而且对维持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1 按出口中内含劳动力计算的区域劳动力供应结构
资料来源：转引自IMF World Economy Outlook 2008①.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设计
中国是人口大国，现阶段依然是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国际竞争基础。比较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相对劳动成本变化，有助于发现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化。相对劳动成本平价是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劳动力成本决定产品价格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该模型中，李嘉图把劳动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霍塔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劳动力平价论，认为汇率由两国物价水平决定，而物价由生产成本决定，因此汇率可以由两国生产成本之比来决定，同时他认为，劳动是产品成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把产品成本简化为劳动成本。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7](The Balassa-Samuelson Thesis)也把劳动看作生产的唯一投入，工资构成唯一成本。根据相对劳动成本平价，假定生产过程仅使用劳动投入，那么对于每一种商品而言，其产出品的价格恰好等于1单位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本，则一国的价格水平可表示为：
长期名义汇率变动应该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即：
结合(6)式和(7)式，当名义汇率走势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时，可得下式：
从上式我们可以发现，汇率与两国间的工资比和劳动生产率比有关，如果一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外国的劳动生产率，或者一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小于外国的工资上涨幅度，那么会导致本币升值，外币贬值，反之则相反。从相对劳动平价的角度看，如果基期的选择是合理的，两国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动态变动之比决定了币值变化的方向和水平。
以相对劳动成本平价为基础，可以构建以劳动力成本衡量的实际汇率，通过分析该实际汇率的值可以分析一国商品成本优势，其计算期与基期值的变动反映了该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根据实际汇率的定义，在直接标价法下，实际汇率可以表示为：
结合(3)式和(4)式，可以构建以劳动成本衡量的实际汇率：
三、实证分析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动
我们以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5个国家作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进行研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的实证选取年度数据。考虑到IMF对劳动力全球化的时间界定，中国的经济开放是在90年代后，并以邓小平的南巡作为推行市场导向改革的标志，故选取1991年作为基期。
结合以上图表，可发现以下问题：
1.中国的VEC值相对最低，已低于1991年水平，出现实际升值趋势。其它四国VEC值相对扩大，印尼尤为明显。从对实际汇率的偏离度VEC值看，除偶尔几个年份外，东南亚五个发展中国家的VEC值都大于1，说明相对美国而言，这五个国家劳动成本优势上升。但就东亚五国的VEC的相对变化看，印尼VEC自亚洲金融风暴后一直远远大于其他四国，这与印尼盾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尽管在本世纪中期有所下降，但金融危机后又呈急剧上升趋势。其他四国的VEC值自亚洲金融风暴后基本在1到2.2的区间，但中国自1999年后VEC值掉头向下，逐步回调至1991年水平，其他三国则呈上升趋势，与中国VEC的离差扩大，说明中国相对劳动成本优势下降。
2.消除名义汇率变动影响后，中国相对劳动成本呈持续提高趋势，而其它四国呈相对下降趋势。由于VEC值内含汇率的变化，现以h值，即两国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之比的相对变化，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间的相对竞争力变化。h值定义为东亚各国的相对劳动成本与美国的相对劳动成本之比，小于1说明东亚的相对劳动成本相对美国下降。从图形和数据看，中国的h值最大，且都大于1，其他四个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以后都小于1，说明以1991年为基期，中国对美国而言相对劳动成本优势降低，而其他四个国家上升，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相对劳动成本在持续提高。
3.中国的VEC值相对稳定，印尼波动最大，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波动幅度在东亚金融危机后趋于稳定，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波幅增大。VEC偏离的标准差用来衡量实际汇率偏离的波动性。从表2看，中国的VEC值在整个时期内的标准差仅为0.16，而印尼高达2.56，其他三国均低于0.5。考察汇率和相对劳动成本的变动，导致VEC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汇率变动，相对劳动成本变动则相对较小。由于印尼的特殊性，我们把包含印尼的五个国家和不包含印尼的四个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实际汇率偏离波动的考察，我们发现，包括印尼的五个国家的平均标准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明显大于危机前，而不包括印尼的四个国家的平均标准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差不大。这同样也适用于此次危机。总的来看，1999年以后的标准差大于1999年以前的标准差，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实际汇率的偏离波动性有加大的趋势。
（二）中国与印度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动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占世界总人口近38%，是劳动力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供应大国。同时，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大国。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印度都是21世纪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而其竞争力又主要体现在劳动成本优势上。从两国基于相对劳动成本的国际竞争力变化看，呈以下特点：
1.从两国货币的名义汇率看，两国虽然均经历了货币的贬值，但印度卢比的贬值幅度远大于人民币。2002年之前，印度卢比对美元持续贬值，之后开始缓慢升值，而到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卢比又有贬值趋势。人民币在1994年汇改之后，对美元保持8.28的汇率，直到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开始稳步小幅升值，2008年危机期间也延续了升值的趋势。在整个时期中，人民币兑美元仅贬值31%，而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幅度高达49%。
2.印度的VEC值与中国的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顶峰，后有所下降。金融危机后又呈上升趋势，为中国的2.5倍左右。从中国和印度的VEC值可以发现，两国的VEC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背离，印度VEC值一直显著高于中国，差距不断增大。中国的VEC值自1994年汇改后逐渐减小，到2008年已经小于1。
3.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美国相对劳动成本不断提高，而印度对美国相对劳动成本不断下降，两者的差距自2005年后趋于稳定，近期又有扩大趋势。从相对劳动平价角度看，中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大于印度，但中国的工资涨幅也远远高于印度。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中国对美国拥有较大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但之后，尤其在2000年之后，因中国工资增幅较大，且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个优势在减小。相比之下，印度工资的涨幅在我们的研究期限内并不大，而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更大，导致其相对劳动成本持续下降。同时，由于卢比的实际汇率贬值程度远大于人民币，印度的相对劳动成本优势在不断增大。
图4 中国和印度的VEC值走势图
图5 中国和印度的h值走势图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相对劳动成本平价的角度看，亚洲国家对美国依然保持相对劳动成本优势，符合劳动力全球化的趋势。但各国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相互间的竞争优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所有国家中，中国的实际汇率偏离度最低，这次金融危机后已转化为相对升值，而其他国家VEC值均高于1.5，特别是印度的VEC值是中国的2.5倍左右。显然，从供应竞争的角度看，中国已处于不利地位，并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2.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实际上起到市场稳定者的角色。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但从实际汇率走势看，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汇率波动最小的，并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呈现持续升值态势，成为东盟的市场提供国，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呈现持续逆差（表4）。显然，中国是一个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大国，并在供应竞争中利用寡头竞争的市场地位[8]，改变了囚徒困境式的贬值倾向。如果没有人民币的实际升值，亚洲国家的实际贬值程度将更加严重。
3.本次金融危机有可能打破亚洲国家的竞争性均衡，形成亚洲国家间的恶性竞争。从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看，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印度，均出现实际贬值趋势，只有中国依然维持实际升值。我们的研究[8][9]曾发现，在本次金融危机前，除印度尼西亚外，人民币与上述国家无论在名义汇率，还是在长期G-PPP模型中均存在隐性货币锚现象。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将引发更严重的供应竞争。如果危机持续，不排除再出现竞争性贬值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劳动力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在长期内存在，是难以完全通过汇率调整解决的。鉴于中国相对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劳动成本上升，本身又存在经济结构，特别是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困难，压迫人民币升值势必引起供应替代，这既无助于全球失衡的调节，又将增大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是不可取的。但是，通过贬值和出口退税等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无效的，这样不但会引发竞相贬值，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也将进一步恶化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显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应以稳定为第一要义。
基于劳动力全球化下的亚洲国家供应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的劳动成本相对优势相对下降，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已难以为继，必须向内外部平衡的政策转化。由于在全球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调节短期内难以奏效，由消费需求的上升平滑外需的减少也难以实现。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的成本差异，从短中期看，需要通过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布局维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内部需求。
收稿日期：2009-09-02
注释：
①指按出口产品中内含标准劳动时间计算权重的加权劳动力总量比重，劳动力供应指数从上到下依次为东亚、南亚、中东欧、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②限于篇幅，本文图中所对应的数据在此未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