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_外贸依存度论文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_外贸依存度论文

中国外贸:发展中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经济及金融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借助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以及资金合作,正在获得迅速发展,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

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对外经贸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它直接关连着中国经济的安危: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国际收支平衡、还是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无论是安排就业、保障社会稳定,还是跨国投资和经营,都充分表明了外经贸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中国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但实践也告诉我们:

(1)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出口是为进口服务的(当然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后出口也表明了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出口的发展受强烈的进口驱动因素影响。一味通过出口创汇支付进口用汇,势必形成较高的出口成本,有时甚至是在高亏损条件下出口,出口额越大,亏损就越多。

(2)虽然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迅速增长, 其金额在工业制成品总额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里既孕育着中国出口的希望,同时又反映出我们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增加它的科技含量,改善出口产品结构等方面任重而道远。尽管我们的综合国力经过20年的发展大大增强,但我们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相当大的距离。科技含量高的出口产品只占出口总额的5%。目前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5%,只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9,为韩国和新加坡的2/3。目前世界市场上需求旺盛的技术密集型和加工程度高的产品,几乎都是我国的弱项或竞争力差的产品。今后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引进和加大投入来逐步改善我国的出口增长方式,大量引进“前瞻性”技术,不引进或尽量避免“尾随性”技术。发达国家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一般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3 ~2.7%,而我国目前还不到0.5%。国外企业用于研制开发的费用一般占到企业总销售额的3.5%,而我国的大型企业充其量也只有1%左右,众多中小企业就更难做到了。因此出口商品结构落后,生产出口产品的技术设备落后,是制约我国出口发展的根本因素。

(3)目前我国的1450 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是通过向出口部门和地区(如沿海地区)倾斜利益而获得的,是将分配格局偏向东部地区而形成的,为此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倘若掌握不好,不及时调整,很可能要背离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应遵循的规律,届时我们承受的包袱不仅是沉重的,而且是痛苦的。因此,发展应是指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发展应是指综合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指资源、环境、人口等相协调与统一,这才是我们发展的目标。

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的考验。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着中国能否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把中国经济推向新的境界。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过去了50年,起码还要再建设50年,我们才有可能告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能否也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把握机遇,发展自己,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把自己推上世界舞台,实现振兴中华的宏愿呢?如果从1978年算起,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还有30年的时间。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又要着力解决优化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等问题。

展望未来、设计未来的同时,必然要回顾和总结过去,坦诚和冷静地对待以往的成绩。从对外经贸这个领域来讲,这个问题也很迫切,有许多热点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等待我们在下一个世纪去实践和印证。诸如:

(一)关于出口贸易与GDP的关系问题

20年来,除个别年份,绝大多数年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高出许多(见表1)。

表1出口与GDP增长率比较(%)

年份 GDP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1979 9.0

40.2-1.76

1980 7.8

33.8 1.02

1981 5.3

20.4 7.45

1982 10.11.413.60

1983 9.2

-0.4-6.87

1984 15.1

17.6-4.55

1985 13.84.6

-22.62

1986 9.3

13.1 8.34

1987 11.6

27.516.11

1988 13.3

20.5-5.54

1989 4.2

10.6-1.95

1990 3.8

18.237.54

1991 9.2

15.8 3.62

1992 14.2 18.00-7.46

1993 13.58.0

-11.06

1994 12.6

31.910.42

1995 10.5

22.9 2.96

1996 9.61.5 5.07

1997 8.8

20.916.6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及《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1998年4月版整理。

这里说明,一方面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外贸易,首先是由出口贸易的发展带动的, 而在一些年份,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相当大,如1982、1987、1990、1994、1997等年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1997年里,出口增长率除了4 年是低速增长和负增长外,其余15年均为高速增长,有的则是超高速增长,增幅达30~40%。这是由于:(1)国家实施各种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 从对出口的财政补贴(1991年前),到外汇双轨制(1994年前);从给予外贸企业外汇留成,到对出口产业给予信贷支持;从出口收购,到进口出口生产用物资,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给予关税减免,等等。一切以创汇为中心,为了创汇,超亏部分还可以挂账(实际上由国家冲销)。(2 )国家实施积极的鼓励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政策,从而直接带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出口的基干力量,已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如此重视加工贸易,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由于毗邻港澳,沿海地区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中国劳动力多,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安排就业,学习生产管理,接触市场经济,同时也由于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机遇。(3)80~90 年代中国对外贸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外贸经营主体有了明显的改观,许多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有了外贸经营权,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出口的积极性。

因此,外贸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出口的超速发展,是由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决定的,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要求经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以较快的速度去迎接世纪之交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应该说,外贸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益,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一时期的出口增长基本上都远远超出了经济理论上界定的,即出口贸易发展速度一般应高于国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的水平。然而从表1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出口增幅与同期GDP的增幅已很不协调。纵观1979~1997年的发展历程,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无序因素居多,各自增减变化无常。尤其是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一栏, 更显得无章可循。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加上缺乏经验,客观上造成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同时也说明,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我们在经济的宏观管理上还存在不少盲目性和随意性,对经济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比例研究不够。

在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条件下,在出口“以创汇为中心”的框架下,高速发展出口也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其直接的结果是:有的地方,有的企业往往为了创汇而忽略效益,甚至采用欺骗的办法,弄虚作假,对付上级部门下达的“创汇指标”;有的为完成指标,只好靠以量取胜,以低价取胜,从表面上看,出口额增加了,发展有了速度,而换汇成本却不低。近年来出口换汇成本高于官方汇率的地方和企业为数不少,有的亏损面还很大。为求速度而耗费的代价相当高。实际上这种速度是靠增加投入要素而形成的,属于粗放型增长。如果这种类型的出口过度,就会导致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降低,使本国的净福利水平下降,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着腐蚀的作用。90年代前,由于长期“以创汇为中心”,我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严重下滑,贸易条件改善缓慢,已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从整体上讲,我国出口贸易基本上还是依赖数量扩张型(粗放型)的增长(如1998年出口货物量增加10%以上,而出口额几乎未增长),距离效益型增长仍有一段距离。回过头去看,“出口增长奇迹”也掩盖了一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

(二)关于审时度势对待进口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我国经济曾出现过三次被迫大调整(或叫大起大落)。从中不难看出,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对整个经济泡沫的产生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见表2)。

表2 经济三次大调整时的GDP与进出口情况

调整期 不同年份 GDP±% 进出口±% 进口±% 出口±%

第一次1980~1986 高峰年1985年 16.2

30.0 54.154.63

低谷年1986年 9.3 6.1

1.54

13.10

第二次1987~1991 高峰年1988年13.324.3 27.89

20.50

低谷年1990年 3.8 3.3

-9.8

18.20

第三次1992~1996 高峰年1992年14.222.0 26.33

18.12

低谷年1996年 9.6 3.2

5.101.5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贸年鉴》、《中国统计摘要》整理。

在经济增长的高峰年,进出口几乎都是高速增长,尤其是进口,更是直线上升,例如1985年(54.15%)、1988年(27.89%)、1992年(26.33%)反映了经济增长对进口的饥渴。反过来,盲目、 无序的进口,使已经泡沫的经济增加了新的泡沫。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后来为大家熟知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局面,经济结构沉淀的问题越来越多。结构问题长年困扰着我们,似乎中国经济难以走出这个怪圈。

主管部门面对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压缩进口,“严把进口大关”,把重复引进的源头“堵死”。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得以解决。中国的“诸侯经济”能量实在大,且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一有机会就又蜂拥而上。何况不分青红皂白,不看时机,一味压缩进口并非出路。

外贸出口宏观环境日趋严峻,进口不振也是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一般贸易的进口增长率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我国为了与国际规范接轨,近年来连续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但同时又取消了众多的进口优惠,两者相抵,实际上产生了抑制进口的偏向。我国的进口在关税之外,还需缴纳17%的增值税,关税的总体水平要比亚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税前约为10%)。此外,我国从1993年到1997年,连续5年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 也人为地压缩了进口。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由于外汇短缺,往往都采取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然而中国今天的情况不同:外汇储备充足,企业的技改和设备亟待更新,人同币币值稳中有升,相对坚挺,出口竞争力下降需要“技术输血”,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频频出台……然而近年来进口仍是不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除了地方企业的进口需求有待进一步刺激外,人为地压低进口需求,盲目地维护“以创汇为中心”的方针,也是妨碍我们正确处理进出口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保持进出口的适度平衡是我国既定的外贸政策,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偏离轨道:重出口,轻进口。人为地压低进口需求的后果是,一方面限制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生产出口产品,同时还导致本国货币币值高估,削弱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进口商品的竞争,使国内企业在生产管理和技术革新上缺乏外部的刺激和压力,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当前全球科技市场竞争激烈,推陈出新速度加快,选择余地较大,面对我国企业所拥有的大批陈旧落后的技术和设备,国际市场价格又相对下滑,此时应是我国适当加快进口和引进的好时机。因此,在我国加大投资的今天,审时度势和不失时机地增加进口势在必行,否则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增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将是一句空话。“科教兴国”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作为一种过渡,扩大精打细算的进口,一点也不为过。另外,当今的国际关系都是给和取的关系。进口控制过严,除了上面提及的以外,还会导致较大的、不合理的贸易顺差,这样就会使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不利于我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更不利于我国运用经济手段来协调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当然对打击走私也无补。

(三)关于“出口导向战略”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步入世界最快行列,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比增长较快的东南亚地区还要高出许多。这一时期亚太地区的出口高速增长,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在“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结论中,有的人便把“出口导向战略”或“外向型战略”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的出口增长,基本上是从数量增长到商品结构的逐步改善,走了一条从资源性产品为主(1985年以前)到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轻工产品为主(1985~1993年),再到机电产品(1993年后)为主的逐步升级的道路。出口增长在商品结构上的改善,基本上与中国的国情吻合,也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四小龙”实现出口起飞使经济增长的经验,是否也必然是中国要走的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沿海与内陆经济水平如此悬殊,“出口导向战略”或者说“外向型经济”能否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的人对此模式笃信不疑的依据就是,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对出口的依存度较高(见表3)。

表3 中国经济的出口及外贸依存度

年份 GDP出口额 出口 外贸额 外贸

(亿元)

(亿美元)

依存度%

(亿美元) 依存度%

1980 4470 1816.0

381 12.6

1985 8562 2749.5

696 24.1

199017686 621

17.0 1154 31.6

199335172 918

16.8 1957 35.8

199443799 1210

23.8 2367 46.6

199557683 1488

21.6 2809 40.7

199663800 1510

19.6 2899 37.8

199774772 1827

20.3 3251 36.0

199879748

1837.6

19.13239.3 33.7

资料来源:根据朱文晖《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迷思》,《战略与管理》杂志,1998年第5期及其他资料整理。

上述表列的数字说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与外贸依存度已远远高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诸如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难道中国的开放度有这么高吗?难道中国经济的1/5以上是为外部服务的吗?”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种依存度提出了疑问,认为这种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的概念、含义以及计算方法、资料数字的运用等都带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所下的结论,其科学性是打折扣的。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中国GDP的内容问题。 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范围明显小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同时非贸易产品主要是农民的非货币收入项目也未统计在内。 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的国情,倘若这一部分未列进去,无形中就把中国GDP 的规模缩小了。因此,中国目前的GDP中还存在表列不全的问题。 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被低估了20%。二是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一直很大,近年来都超过一半以上。众所周知,来料加工贸易国家仅能收取7~10%的工缴费,国家收汇很小。 就连进料加工的出口增值,也只有20~25%,创汇也有限。据统计,1996年中国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增值率为26.2%。因此,占中国出口贸易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额,并不是全部归属中国所存,然而在计算“出口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时,统计资料却是“足额”反映,其结果是依存度被夸大了。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源于“出口导向战略”,而是得益于坚定不移地开展多项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得益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益于发展开放型经济”。从表4 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增长,主要动力还是来自消费和投资等内需因素。

表4 中国GDP增长的构成 %

年份 GDP增长率 消费的贡献 投资的贡献 净出口的贡献

1979 9.0 81.19 20.56

-1.75

1980 7.8 74.73 24.261.01

1981 5.3 95.12 -2.577.45

198210.1 55.94 30.49

13.60

1983 9.2 65.17 41.70

-6.87

198415.1 61.94 42.61

-4.55

198513.5 66.26 56.36 -22.62

1986 9.3 57.36 34.308.34

198711.6 55.04 28.82

15.54

198811.3 65.39 40.18

-5.57

1989 4.2 67.90 34.05

-1.95

1990 3.8 43.63 18.83

37.53

1991 9.2 60.14 36.243.62

199214.2 61.23 46.23

-7.46

199313.5 48.98 62.08 -11.08

199412.6 58.90 30.1011.0

199510.5 54.26 37.338.41

1996 9.6 54.30 46.94

-1.24

1997 8.8 55.56 25.23

19.16

资料来源:朱文晖:《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迷思》,载《战略与管理》杂志,1998年第5期。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把立足于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大胆地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不应把扩大内需看成是权宜之计,是由于国际环境不好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我们在总结2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为今后的改革开放,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而思考。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扩大内需和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统一协调。只要我国的经济扎扎实实搞上去了,科教兴国的目标实现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竞争力也就会很自然地凸现出来。盲目追求消耗资源型的、靠数量和廉价创汇的出口不是我们的出口战略目标,而“出口导向战略”也不适合中国国情。

(四)关于从整体上把握发展“度”的问题

关于发展速度,还有一个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发展“度”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并不是一味追求高速度。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规律。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应该有自己的定规之见了。现在似乎对高速发展能够承受,且兴高采烈,非常热闹,而对低速和下滑不容易承受。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若没有起落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避免大起大落。国际环境变差,出口商品结构落后,竞争加剧,那么这时出口下滑就无法避免,不要把它看得太悲观了。低速本身就带有某种调节性质。问题是我们在面临一时高速或一时下滑时,能否理智地、清醒地建立起一种调节关系,做到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了说明问题,现在特把1995年和1996年出口作一比较,列表说明(见表5)。

表5 1995年与1996年出口同比情况 (%)

月 1 2 34 5 6 7 8 9

1995 88.0 70.1 61.9 53.1 49.7 44.2 39.7 37.1 34.7

1996

0-1.2 -8.7 -7.6 -7.1 -8.2 -6.8 -4.2 -2.7

月 101112

1995 32.8 28.3 22.9

1996 -0.1 -0.9

1.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1996、1997年资料整理。

1995年,中国出口连续10个月增长率高达30%以上,其中有5 个月在50%左右,最高月份达88%。无论如何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但我们在那时听到的却是对“大好形势”的一片赞扬声,而对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甚少。进入1996年,除1 月份勉强与上年持平外,连续10个月负增长。全年出口增长率由1995年的22.9%下跌到1.5%。当出口下滑时, 除了中央加快落实出口退税和清退出口退税欠款外,悲观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情绪充斥各种场合。

当然,1996年多数月份出口负增长是由于1995年同期的高增长基数形成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种大起大落缺乏有效的心理防范和措施调控。凡事总有一个适合度。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来说,出口规模应控制在什么规模上,本应通过定量分析并研究制订出不同的方案。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去做这项基础性工作。年年心中无数,年年走着瞧。1998年的出口发展,几乎重演了当年的同一剧目。现若不加紧调研,我们将永远被动(见表6)。

表61998年与1997年出口对比(亿美元)

月份

1

2 3 4 5 6 7

1997年 116.49

98.1 140.76 147.75 151.64 153.59 156.0

出口额

顺逆差额 16.6

20.9

29.7

35.6

34.2

41.1 28.1

1998年 127.78 122.76 154.34 159.63 149.17 156.1 161.6

出口额

月同比%

9.7

25.09.68.0

-1.71.6

3.6

顺逆差额 40.8

31.6

36.4

42.8

36.3

37.5 42.0

逐月出口额 127.78 250.54 404.87 564.5 713.68 869.75 1031.3

累计同比% 9.7

15.7

13.2 11.68.67.56.9

月份

8

9

1011

12 累计总额

1997年 160.23 165.92 178.1 167.46 191.88

1827.92

出口额

顺逆差额 49.551.2

49.846.50.96404.21

1998年

154.8

155.3 147.5

151.0

198.11837.6

出口额

月同比%

-3.5-6.3 -20.7

-10.9 3.2

顺逆差额 46.339.2

32.128.0 436.0

逐月出口额 1186.18 1341.48 1488.5 1639.5 1837.6

累计同比% 5.5 3.9

0.17 0.2 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逐月统计整理。

1997年,中国的出口为当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2 个以上百分点的贡献。在亚洲金融危机突袭和冲击下,国家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年出口增长率达到20.9%,顺差达到403亿美元,实在来之不易。1997 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实现了“软着陆”。基于“出口导向战略”观点的影响,不少人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应是“软着陆”后新的上升年,它的GDP增长指标,不应低于1997年8.8%的水平,而出口增长率也应定在12%以上。然而1998年初中央确定,GDP的增长为8%,出口增长确保10%,出口额要到200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任务压在了出口身上:起码要承担8%增长中的25%以上。 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国有企业继续亏损,加上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等,要想在1997年出口增长20.9%的基础上再上升10%,显然困难太大了。从表6中可以看出,5月份出现负增长后,又连续4 个月出现较高的负增长率。形势急剧恶化, 使许多人措手不及。 经过努力, 1998 年出口额为1837.6亿美元,微增0.5%,全年顺差达436亿美元,实在不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1998年的出口低迷,可以促使我们更加清醒、冷静地去思考今后中国的出口贸易的走势。

(五)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贸经营和管理体制问题

20年来,我国在外贸经营和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尝试和探索,尤其是在经营体制方面,改改动动的频率较高。从中央外贸总公司与地方分公司脱钩,到实行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的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和推行代理制;从放开各类实体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外贸经营权,到逐步实行经营进出口登记制;从扩大经营规模,组建集团公司,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外贸由过去长期单一主体经营(或垄断经营)变成了今天的多主体经营的局面。除此之外,从总体上讲,外贸经营管理体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已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外贸持续、健康、有效地发展。

十四大以来,中央曾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主要目标就是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具有长远意义的制度性建设,实施国企机制的战略性改组,其办法就是通过存量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这是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增强外贸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之一。

十五大更明确地指出,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形式可实现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样化;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两个坚持缺一不可。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从理论上讲,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其实不然。我国外贸经营及管理体制的现状是:组织结构、经营结构不合理,机构多而杂,小而全,经营效益低;经营业务雷同,经营方式落后又不灵活;有限的国有资产被人为地分割成许多碎块,经营规模小,形成不了国际竞争力,至今缺少可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的大企业集团。出口产品结构层次较低,外贸企业缺少实业依托,业务单一,且条块分割,内外贸分割,形成压价竞销,低价竞标,“自相残杀”,相互制约的局面。专业外贸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自有资金过少,负债率过高,债务结构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债务资本沉淀现象严重,资金流动性很差。绝大多数地县一级外贸企业,受国家机构垂直建制的影响,形同虚设。有的根本没有外贸业务,实为内贸收购单位,但编制照建,工资照发,严重损耗国家财力。生产企业的外贸公司发展较快,但因门户之见,缺乏与专业外贸公司之间的人才交流和业务对接,业务人员严重短缺;而专业外贸公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拥有一大批熟练的业务员,还有巨大的无形资产(公司名称及品牌)等,但因业务与生产脱节,管理不善,人浮于事,有的已靠吃老本生存,有的已债台高筑(包括历史遗留的亏损挂账等),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地下个体外贸公司”应运而生。它们大都是由现职的外贸企业职工自发组成。他们利用原部门或别的部门的印章,利用合法的借款资格和渠道,通过由公家建立的销售客户网,凭借自身的业务能力,见机行事。这些“地下个体外贸公司”的特点是:办事效率高,人手少,效益好。他们一面享受着国有企业给予的公费医疗、工资福利、住房劳保,一面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发家致富。这很不公平,但却已是现实。如果说在10年以前,这种现象还是极个别的话,那么今天已是司空见惯,几乎遍地皆是,尤其是沿海地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长期以来无人对此问津,该收的税金流失了,该结汇的资金外流了,只有国家在承受着损失。这是体制上的问题。

邓小平告诫说,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起码需要100年。如果从建国之日算起,已经过去了50年,还有50年。 我们能否实实在在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去思考、探索和审视一些问题呢?我们能否敢于抛弃总是习惯于超出现实阶段的一些思维方法和逻辑呢?我们常说“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上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但我们却往往不敢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列宁在1918年讲的“外贸国家垄断”至今仍束缚着我们的思路。与其让“个体外贸公司”长期处于地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通过税收、审核管理,按市场经济规律让它们合法存在又自生自灭呢?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商品由大型国有外贸公司来经营,让一些小商品交由个体(私营)外贸公司来销售,既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可以避免业务雷同,共争货源,共抢市场。至于这些个体外贸公司会抢走国有企业的销售渠道,少数人会富起来,担心他们创汇后不在国内结汇,资金外流等等,可以通过规章制度(如税收等)管起来。在出口萎缩的今天,全力扩大出口,除了国有企业需要重组以外,允许个体外贸公司正常运行应是体制上考虑的内容之一。

国有外贸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已刻不容缓。可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往往遇到创新的生命力与旧体制惰性的矛盾。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都迫切要求国有外贸企业在经营体制上有一个突破性的变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建议:

(1)按照有无“拳头出口商品”, 有无熟练的外贸业务人员和对外销售渠道来确定是否组建地方外贸公司。凡是能通过就近口岸进出口的,就不必各自(各地)普遍设立外贸公司,对无效益的和严重亏损的外贸公司,一律关、停、并、转。

(2)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划转、兼并、 联合(包括强强联合和强弱联合),实现国有大中小外贸企业的改组,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集团公司,使国有资产向大型外贸企业(有实力、资信条件好、无形资产雄厚)集中,从中小外贸企业中转移出来,真正形成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实体。

(3)通过跨行业的合并,实现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组成实体, 真正体现技贸、工贸相结合的优势互补。

在外经贸管理体制上,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改制模式(即取消在省、市、自治区普遍设立的分行,而代之以建立跨地区的央行代表机构——9个分行),不必在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设立对外经贸厅局, 也不必在每个省市都设立按商品分类的外贸公司。假若全国组建十几个、二十几个大型外贸集团公司,加上小巧灵活的个体外贸公司,不仅效益和效率会提高,竞争力也将大大增强,而且还为国家节省一大笔行政性财政支出。假若再大胆一些,比如以经贸委替代外经贸机构行使管理职能,也是办法之一。关键是管理外贸的人,必须来自外贸实践第一线,人不在多,但必须懂得外贸业务。脱离实际的管理谈何效率?没有做过外贸业务的人怎能去管理外贸呢?这是普通常识,然而过去我们却忽略了。

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大门。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的对外开放。面对经济及金融全球化趋势,我们既要顺应潮流,又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积极对应客观环境对我们提出的挑战。

科技创新正改变着世界金融与贸易的手段,从而促进国际市场的规模发展。创新正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今后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将在全球范围内在创新的基础上求发展,求生存。因此外经贸应着眼于国民经济大局,即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真正按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规范来管理外贸,切实重视外贸的增长质量,为中国的经济能够安全、有效融入全球经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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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_外贸依存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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