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关系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分析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37-324X(2011)-02-03-17-05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城市化和流通产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从分工的角度以及聚集经济效应来研究关于城市化和流通产业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乡的分离归结为分工，即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则表现为商业与工业的分离，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城市的出现正是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人物Yang和Rice(1994)在Yang(1993)关于城市化、交易效率与分工演进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扩展，阐明了随着交易效率提高而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过渡性。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Fujita和Krugman(1995)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消费的多样化偏好与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构建的模型深入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Sullivan(2002)分析了城市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城市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个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在生产和市场销售上的规模经济促使公司聚集在城市里，这种聚集性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Sullivan(2002)还将聚集经济原理运用于商业聚集的分析，他指出，在市场营销中同样存在着聚集化经济效应，“如果一个零售商的销售额会随着其他零售商的靠近而上升，那么就出现了购物的外在性。市场销售中的这种聚集化经济效应造成了零售商的聚集行为”。Sullivan的这一理论将城市化与流通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为流通业在城市的聚集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从商业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城市化与流通产业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化与流通产业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城市化与流通产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提出应将流通产业作为先导性、基础性产业来发展，采用的方法是定性分析。随着计量经济方法应用的普及，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该问题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晏维龙(2004、2006)、朱发仓(2007)、王小平(2006)、陈阿兴(2007)、王德章(2007)等，他们运用分段回归、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得出的结论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流通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之却不能成立；另一类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流通产业的发展。从实证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
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章，在方法的运用上尚存在某些不足。一是直接用原时间序列(非平稳)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能导致用于因果关系检验的方程是伪回归，从而造成结论的偏误。本文则对原序列取差分后再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样的处理并不改变原序列的因果关系。二是在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城市化与流通产业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对被检验的因果变量采用相同的滞后阶数(受所用软件的限制)，这就可能随着滞后阶数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作为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变量的滞后阶数是完全可能不同的。本文为了避免实际检验中人为的选择(根据需要选择)和主观判断，根据Hsiao提出的利用Akaike最终预测误差(FPE)准则为基础来确定最优滞后期，从而克服了现有研究中由于被检验变量滞后期相同而导致同一检验中相互矛盾的结论，使得出的结论客观、可信。三是现有的实证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不同阶段我国城市化和流通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并进行分段回归，但阶段的划分仅凭主观判断，且分段回归不能完全保证每一阶段的相关变量之间是协整的。与现有研究中的主观划分阶段不同，本文运用有序样本最优分割方法来划分阶段并据此设置虚拟变量，从而使所建立的协整方程从整体上客观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流通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城市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处理
本文采用国内外通用的城市化率指标，即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化率，用UR表示。用批发和零售以及住宿和餐饮的实际GDP来代表流通产业发展，用CGDP表示。用各自的平减指数对名义批发和零售业GDP值和名义住宿和餐饮业GDP值折实。考察的时间区间为1978-2007年。数据引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UR和CGDP序列都含有趋势因素，对它们作对数处理，其对数分别用LnUR和LnCGDP表示。
为避免伪回归，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模型为：
由表2可知，LnCGDP是LnUR变化的Granger原因，其显著水平为0.01。同时，LnUR也是LnC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其显著水平为0.05。
(四)运用有序样本最优分割方法来划分城市化与流通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建立长期协整方程时，发现方程统计性能不够理想。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由变量LnCGDP和LnUR建立的回归方程进行协整检验时，其AEG=-2.352 4，而临界值AEG(α=0.05)=-3.562 3，AEG(α=0.10)=-3.198 8。事实上，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至2007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流通产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模型存在突变点，需要设置虚拟变量。为客观确定虚拟变量，本文采用不改变时间序列样本次序的最优分割法来对时间序列UR、CGDP进行分类。设样品依次是
(每个是m维向量)，最优分割法的步骤大致如下：
1.定义类的直径
以此反映我国流通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1978-1993年期间，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阶段，传统的计划流通体制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多种流通渠道和多种经营方式所取代，批发市场建设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流通产业GDP环比年平均增长97％。城市化率年均18.64％。1994-2001年，我国处于加入WTO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流通产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百货业等业态发展达到了高峰，连锁零售业等现代业态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逐步进入工业化扩张时期，这一时期流通产业GDP环比年平均增长109％。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失衡、经济波动频繁、市场机制不够灵敏、内需不足等矛盾逐步显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率年均32.74％。2002年以后，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市场上商品充足，生产与消费的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社会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买方市场形成并成为常态，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流通产业发展迅速，但外资零售业的大规模进入使本土零售业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流通产业GDP环比年平均增长110％。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制度变迁、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年均达42.2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分析与本文用最优分割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分类是一致的，因此，设置的虚拟变量是符合城市化进程和流通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的，是合理的。
(五)协整分析
以1994年、2002年的数据为分界点的邹氏检验(Chow Test)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没有断点，从而引入虚拟变量后的模型估计是稳定的。
对协整方程(8)的残差作平稳性检验(不必再对方程(9)作相同检验)。令残差为ECM，作AEG回归：
由(10)式可知，AEG=-4.281 8，协整检验临界值为-3.5623(α=0.05)。结果表明，协整方程的残差在5％水平下具有平稳性。因此，LnUR和LnCGDP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建立的协整方程(8)、(9)是合理的。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和流通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方程(8)可知，流通产业GDP每增加1％，引致城市化率水平提高0.27％。由方程(9)可知，城市化率水平每提高1％，引致流通产业GDP增加3.61％。
三、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流通产业发展互为因果关系。这和目前已有的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不同，但和多数理论研究结论相一致。在考虑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流通产业发展阶段性特点的情况下，从整体上说，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美国地理学家根据各国城市化进程所经历的轨迹，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描绘为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时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城市对经济的作用，以聚集效应为主，以扩散效应为辅。经济发展只有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聚集在城市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后期阶段是当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时，基本处于一个稳定发展阶段，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并重。在此之后，城市化进入一个高级阶段，即末期，城市化达到极端，进程结束，其主要标志为城市集聚效应发挥到极限，再聚集不但不会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会降低经济效益。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化“S”形曲线的加速时期，2007年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十余年来我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从13个增至26个，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则由24个增至79个，比较明显地显现出聚集经济效应。聚集经济效应是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大规模集中所引致的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综合效果，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同时，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产业的聚集，刺激了对工业品、农产品的需求，也为流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交换场所等必要条件，从而推动了流通产业的发展。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化率水平每提高1％，可使流通产业GDP增加3.61％。
另一方面，本文的计量分析也表明，流通产业发展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原因。流通产业GDP每增加1％，可使城市化率水平提高0.27％。现代流通产业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伴随着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的。但我国流通产业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还不大，其弹性系数仅为0.27％。十余年来，虽然流通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平均在10％以下，不仅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这不仅和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称，也将制约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范围的扩大固然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但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只是单纯地、人为地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范围，没有流通产业的配套发展，工农业生产将缺乏有力的支撑，产业间的流通将受到限制，社会就业问题无法有效地解决，城市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因此，应当充分认识流通产业通过对生产的引导作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作用所带来的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不但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把发展流通产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政策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