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赫鲁论文,边界论文,框架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领土争端，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和国际舞台上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当时似乎已经走上携手合作的道路，然而历史遗留下的、甚至一度不为人知的边界争议最终诱发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考察这段历史，仅就印度尼赫鲁政府处理同中国的边界争议而言，其立场和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从最初“寻求默认”的冷处理发展到后来的升级争端和诉诸武方。如何理解当时印度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为什么尼赫鲁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会发生变化？
近五十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基于某个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针对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有研究指出，“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①此外，无论是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学者都认识到印度国内政治的消极影响，认为其强大压力促成了印度政府日趋强硬和僵化的对华政策。②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尼赫鲁政府决策过程的分析，③显然有助于揭示印度政府的“失策”，但就研究本身而言，过于细微地关注决策过程，难免会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缺憾。
上述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所指出的各种因素事实上很难彼此分离，完全用其中的一个去解释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和决策，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不充分的。尤显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对于尼赫鲁政府处理印中领土争端缺乏一个动态的和整体上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通过系统梳理影响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诸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并具体考察不同时段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目标和意图、制定与实施，为1949-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发展脉络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一、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及其决定因素
政策这个概念一般用在比决定更宽泛的地方，是概括性比较强的决定，表现为一组或者一系列决定；它同时含有对目标(Objective)、行动(Action)和规则(Rule)的阐述。在这里，目标是指人们特别期望出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是具体的。除目标或意图之外，政策在内容上还应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行动，即已经采取的、正在采取的和即将采取的那些行动；另一个是规则，即行动的指针。规则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未来某种状况作出反应的主旨；二是作出某种反应的特殊条件，即在什么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反应；三是有关未来事件或状况的解释。④从上述角度来界定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指的是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所作出的、用以处理与中国的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的一系列决定，它同时反映出印度统治阶层的精英人物如何认识印中边界和印中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目标及其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模式。
从动态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印度对华边界政策是由三个关键因素决定的，即西藏问题、国内政治以及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尼赫鲁。
(一)西藏问题
在1947年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南亚次大陆之后，印度共和国不仅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在中国西藏的一系列特权，而且在维护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问题上同后者的战略如出一辙。这一战略意味着，中国中央政府继续在西藏行使“宗主权”，而西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并在客观上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基于此，在印度决策者看来，西藏局势的演变，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北部边境的安全构成挑战。这同时意味着，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符合印度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边界问题并不构成挑战。如果西藏“高度自治”得不到维持，西藏失去“缓冲区”的地位，那么，印度主张的印中边界理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尊重，以此作为对于印度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的某种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西藏局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二)国内政治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对外事务的程序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国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内部变革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及主要领导人对于国内压力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领土”具有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是国家主权和国民身份的象征，所以，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往往在一国国内政治中发挥不同寻常的作用，甚至经常被政治上的反对派堂而皇之地用以实现国内政治斗争的目标。
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与印度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边界政策一直以来就受到国大党内的右翼、反对党派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当中印领土争端凸显以后，这种挑战直接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推行公开外交，并且经过不明真相和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推波助澜，随之带来的是公众舆论的巨大声浪。其中既有大唱反华的高调，也不乏指摘政府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国内的政治角力就和国际的边界纠纷完全搅和在一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看来是在服务于同样的一个目标。
(三)尼赫鲁
理解印度对华政策和边界政策，不能不考虑尼赫鲁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作为印度外交的奠基人和主要决策者，尼赫鲁一度主张并且积极推动印度政府发展同新中国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这无疑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是印度寻求大国地位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扩大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尽管如此，这一政策还是遇到来自国内右翼的阻力，只不过这种反对的力量尚不足以挑战尼赫鲁在印度国内政治中的权威地位。但遗憾的是，尼赫鲁本人最终还是逆转了由他一手确立的对华合作的外交方针，除了西藏问题和国内政治的考虑外，主要还在于其认知心理的变化。
在印度决策者看来，独立后的印度争做世界大国和扩大国际威望的努力，既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又面临来自同样是亚洲大国的中国的挑战。身为总理的尼赫鲁早在1952年就指出，“东南亚地区的挑战存在于印度和中国之间。这种挑战构成了亚洲(政治)的中枢”，“决不能让中国人小瞧了印度”。⑤1954年尼赫鲁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像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⑥在处理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印度领导人的敏感以及对于威望的非同寻常的诉求由此可见一斑。⑦在1959年印中围绕西藏问题的交锋以及双方士兵在朗久和空喀山口的流血冲突发生后，尼赫鲁感到，中国方面不但没有大方地回报印度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友谊与帮助，反而一再地损害印度的政治影响和地缘安全；印度的国家威望及其领导人的自尊心甚至受到中国方面有意的而且是严重的伤害。毫无疑问，印度领导人特定的“受害者心理”，⑧直接影响到在处理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印度边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影响印度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且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又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可以把印度对华边界政策比喻成一列前行的火车，那么当它行驶在交错的轨道上时，可能会迷失正确的方向。基于此，本文提出，西藏问题、国内政治，以及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尼赫鲁个人的角色和作用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当时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断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下面将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三个阶段予以实证分析。
二、寻求默认
印度在1947年实现独立，它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界主要是继承了英印帝国推行扩张主义边境政策的历史遗产，并因此带来了不少尚未解决的分歧与矛盾。就中印边界问题而言，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又是两个新生民族独立国家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如果双方一开始都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这个复杂问题应当可以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
然而，就印度当时的尼赫鲁政府而言，依循地缘政治需要和周边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维护在次大陆的政治影响和安全利益，成为其边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其中的重要一环是维护和保障同中国接壤的印度北部边境的安全。为此，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一方面竭力维护所谓西藏的“高度自治”以及一个事实上的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另一方面，通过外交的或者军事的手段而想方设法寻求在中印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由其单方面确定一条边界线，并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承认，至少是默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独立后的印度仍然继承和享有过去英印帝国凭借武装侵略在中国西藏强取豪夺的特权。随后的形势发展要求印度政府同中国谈判在西藏的利益，当时是否向中方明确提出“麦克马洪线”进而确认所谓的印度与西藏的边界，一度在印度决策层引起争议，⑨但最终的意见是不去主动提出。这是因为，在印度决策层看来，由印度政府主动向中国方面提及争议边界问题是不够明智的。
其一，搁置不失为一种“最经济的办法”。所谓搁置，就是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既不满足现状又不急于挑战现状的做法；搁置的前提是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印度需要在外交上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这是获取北部边疆和平与安全的最经济的办法”。⑩1951年3月28日，印度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在议会阐述边界政策时指出：“政府并不是对保卫我们与西藏的边界漫不经心。我可以进一步说，政府认为保卫这段边界的最好办法是有一个友好的西藏和一个友好的中国。显然，如果我们的邻国对我们抱敌对态度，如此错综复杂和漫长的边界是不可能得到很好保卫的。因此，我们觉得处理西藏和中国问题时，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友好的中国和一个友好的西藏是我国国防的最好保证。”(11)
其二，既然印度对于自己的领土边界确信不疑，那就没有理由主动寻求中国人的承认。很明显，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与中国的领土争议，还有印度的国家威望。独立后的印度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相当浓厚的国家，文明自豪感、历史荣誉感以及尼赫鲁的政治抱负等，是影响其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尼赫鲁政府而言，它所“确信不疑”的边界不仅象征着印度的国家权力，而且代表着这一权力的良好声誉。因此，尼赫鲁在议会毫不含糊地宣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12)
其三，尼赫鲁认为在1950年或1954年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那么，印度什么都得不到。有如尼赫鲁后来在议会宣称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完全取得对西藏的控制，然后我们和他们争论，双方的关系几近破裂。边界纠纷随即而来。”(13)因此，对于印度决策者而言，印度政府暂时不向中国方面提及边界争议不失为明智之举。
印度政府刻意搁置边界问题本质上是等待时机寻求中国方面承认或者是默认它所主张的中印边界线，然而，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日益凸显的矛盾和分歧正与此背道而驰。1957年中国新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在印度政府看来，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新藏公路建成通车将使中国人得以从东、西两线进入西藏，如此西藏将会更加难以抗拒中国(的入侵)。另外，鉴于印度在阿克赛钦地区没有交通线路，而新藏公路就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处于军事上更加有利的态势。”(14)至此，可以说，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搁置政策已经处于改变的前夜，而随后发生在中国西藏的叛乱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平叛的有关举措客观上充当了印度边界政策变化的催化剂。
三、“不承认，不谈判”
如果说从1949-1959年在印度政府总体上奉行对华合作的方针、中印两国相互支持并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的背景下，边界问题还只是一股暗流，那么伴随着中印两国总理的通信往来、两国外交部门有关照会、备忘录的抗议和指责，尤其是1959年边界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领土争端就成为摆在中印两国政府面前不容回避并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遗憾的是，印度政府的搁置政策未能奏效后转而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不谈判”的政策立场。
印度政府坚持认为，印度同中国并不存在划界问题，这个冠冕堂皇的观点源自于其统治阶层的精英人物三种片面认识。首先，印度的国际边界是几个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以及国际条约等解决了的；(15)其次，中印边界是通过历史过程划定的，因此，它只需印度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16)最后，中国已经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中印边界是已经被承认的边界。(17)既然“不承认”存在尚未解决的划界问题，印度政府也就不会打算进行认真的谈判；所以，它为谈判设置前提和障碍，即印度领导人声称可以会谈，但不是有意义的谈判。尤其要指出的是，谈判本身已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一份政治资本。因为就印度政府而言，与中国方面的任何谈判，意味着自身立场的软化，从而会损害印度的国家形象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
作为解决边界争端和缓解边境局势的重大外交努力，中国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亲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寄希望于同印度领导人的会谈能够有所突破，至少是有助于稳定边界局势。然而，仅仅从印度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德里会谈是注定不会取得成果的。因为这一会谈若要有所突破，客观上需要双方做出一定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印度决策者而言，国内政治的代价太过沉重而难以接受。就在中国总理来到新德里积极寻求与印度方面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时，尼赫鲁别有用心地安排潘特(G.B.Pant)和德赛(Morarji Desai)等国大党内热衷反华的右翼分子与周恩来会面。之所以这样做，尼赫鲁是向中国客人显示印度上下一致的强硬态度，同时又要使其政治对手们相信他并没有向中国政府做出任何让步，也没有与中国人达成什么秘密交易。曾任印度外交部秘书的梅农(K.P.S.Menon)后来不无遗憾地写道，周恩来1960年4月访问印度时，提出过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中国政府将一劳永逸地承认麦克马洪线，以报答我们(印度)方面对中国人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的某种承认”，“尼赫鲁个人似乎有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在内阁中的一些高级同僚的反对和议会的批评，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摆出了坚定不移的姿态。”(18)事实上，早在新德里会谈之前，尼赫鲁就所谓的“物物交换”的建议发表看法时就宣称，“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19)
印度政府一味地坚持在争议边界问题上“不承认，不谈判”的立场，实质上是要在外交上压服中国政府去接受印度单方面的边界主张。然而，这种做法使得凸显后的中印边界争端完全处于僵持的局面，而印度政府随后采取的升级步骤进一步把双方的争端推向两国边境战争的不归之路。
四、升级争端
所谓升级争端，即一方为实现或者满足向对方提出的要求而由外交上的说服转而诉诸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的胁迫。升级是一个迫使对方停止做或不得不按照胁迫者的意图去做的过程。如果说外交上的说服甚至是压服还在于寻求对方主动去改变其行为方式，寻求对方主动接受某些主张与要求；那么武力胁迫的目标则是试图完全否定对方的主张和要求，或者强迫扭转对方已经采取的行动。
中印领土争端的升级直接缘起于尼赫鲁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前进政策”。所谓“前进政策”，即印度要向它所认为的中国侵占下的“领土”上派遣军队和增建据点，以此来改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并最终赶走中国军队。从时间上说，“前进政策”可以追溯到1960年初，但直到1961年底，这一政策才得到保障真正付诸实施。从具体行动来看，一是部署军队，先行抢占印度自认为属于它的领土，二是采取军事行动，“清除”所谓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总体来看，尼赫鲁政府升级争端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既有以武力胁迫中方在争议边界问题上“屈辱从命”的目的，又有虚张声势以提高印度国家威望和安抚国内躁动情绪的用意；同时，这种做法也切合了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认知和心理需要。
对于尼赫鲁而言，1959年中国政府平定西藏的叛乱，同时意味着他所苦苦寻求的西藏“高度自治”和“缓冲区”目标的彻底破灭。在印度领导人看来，中方没有回报印度先前的友谊和帮助；在此背景下日益凸显的领土争端，变成了中国政府的“领土要求”，是对印度的“背信弃义”。这样，印度领导人先入为主地自视为“受害者”，中国政府就成了“加害人”。尼赫鲁认知和心理的变化，伴随着“直到那时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同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转了过来”。(20)对于和中国的领土争端，印度决策者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立场，而对中方的主张采取的是简单否定。基于此，决策中为应对彼此间的分歧与争端的政策选项，不是寻求相互间的谅解，以求问题的解决，而是追求单方面的利益和来自对方的尊重，“补偿”己方所谓的“损失”。1961年11月2日，在印度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产生了“前进政策”立即付诸实施的新指令。它本质上是印度决策者寻求补偿、先占为强的“受害者心理”作用下的产物。(21)这一指令的具体实施意味着印度要打破边界现状，向印度认为属于它的地区推进。在中印边界西段，既然实际控制线是中国主张的边界线，并且中国已在沿线建立据点，那么印度实施“前进政策”就是要使军事力量渗透到中国控制的地区，甚至在中国哨所的背后建立印度的新哨所。在中印边界西段，尽管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方事实上把“麦克马洪线”作为实际控制线来对待。然而，印度政府认为，最初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严格地按照地形特征画线，印度实施“前进政策”是要修正该线，使其符合地理特征的要求，更进一步说，符合印度单方面的要求。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尼赫鲁政府不惜诉诸武力升级领土争端的做法，决策者对国内政治的考量无疑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由于同中国方面围绕西藏问题而发生的利益纠葛和冲突，印度国内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以及精英人物所操控的公众舆论在西藏平叛前后掀起了强大的反华声浪，而且这种不满政府和怨恨中国的情绪在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觅到了宣泄的机会和目标。面对政治上的挑战和舆论的压力，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了。1962年10月3日，已被委以指挥前线印军作战的第四军军长考尔(B.M.Kaul)面见尼赫鲁时，印度总理就认为，印度已经忍耐中国入侵其领土太久，现在已到不计后果采取强硬立场的阶段……只能采取驱逐行动或者尽最大努力尝试这样做。如果印度政府不能采取此种行动，将彻底失去人民的信任。(22)国防部长梅农(V.K.Menon)也认为，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妥协都不能指望得到印度国内舆论的谅解。因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印军即使不能在边界的东段采取军事行动，那也决不能因为严冬来临而后退一步，印军应坚持与中国军队对立的态势。(23)当时，陆军参谋长撒帕尔(P.N.Thapar)曾经就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向尼赫鲁提出抗议，负责国内外情报收集工作的马立克(B.N.Mullick)立即指出，(如果不那样做)政府可能会倒台。(24)
毫无疑问，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单方面的领土要求，这意味着在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争执中的双方不再有任何转圜和妥协的余地，意味着一方完全取得同时彼方完全丧失权力与威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尼赫鲁政府诉诸武力和升级争端的做法是将其推向与中国的边境战争的最后步骤。
本文的分析为理解1949-1962年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以及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趋向构建起一个基本的框架，即西藏问题、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作为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缠结在一起，决定了印度在争议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模式，而这与当时中印边界争端最终演变为边境战争可谓息息相关。
透过西藏问题对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辐射，可以看到权力政治的“魅影”。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印度的地缘政治权力，包括安全利益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等。而且，印度领导人无疑是认为，在西藏作为印度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的地位及其内部的局势出现“逆转”的背景下，上述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得失对于印度尤为紧迫和重要。印度边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做出的反应。事实上，印度国内的政治波澜、尼赫鲁认知和心理的变化，更多的是和西藏局势而不是边界问题本身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划界或领土纠纷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衍生物或者避免为某些国家争夺权力提供“合法舞台”，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不能不指出的是，中印边界和领土争端直到今天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本文基于对印度尼赫鲁政府对华边界政策和决策的研究而提供的阐释框架，启示人们既应该从各层面又需要整体地去认识和把握现实问题。
注释：
①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②参阅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Shri Ram Sharma,India-China Relations,1947-1971:Friendship Goes with Power(New Delhi:Discovery Pub House,1999).
③See Steven A.Hoffmann,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eley,Calif.:Univ.of California Pr.,1990); Pramoda Kumar Panda,Making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Prime Ministers and Wars( Delhi:Raj Publications,2003).
④R.C.Snyder,B.W.Bruck,B.Sapin,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Revisit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74.
⑤Frank Moraes,Witness to an Era:India,192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3),pp.220-221,inferred from Liu Xuecheng,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4),p.81.
⑥[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⑦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斯蒂芬·科亨试图从印度社会和历史的源头寻找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印度种姓制度是根据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衡量他人，同时也被他人衡量。这能说明为什么印度领导人，尽管他们大部分来自上等种性，一旦遇到外国人对自己或对自己国家的一点小小的蔑视，都会极为敏感。参阅斯蒂芬·科亨：《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刘满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⑧马荣久：《“受害者心理”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⑨Sarvepalli 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2)(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177-178.
⑩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11)[印]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王宏纬、王至亭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12)[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75页。
(13)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The Making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Determinants,Institutions,Processes,and Personalities( New Delhi:Allied,1980),p.303.
(14)B.R.Deepak,India & China,1904-2004:A Century of Peace and Conflict(New Delhi:Manak Publications,2005),pp.197-198.
(15)《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9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版，第200页。
(16)Jawaharlal Nehru,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Vol.1)(New Delhi:External Publicity Division,1961),pp.134,139.
(17)《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2～174页。
(18)K.P.S.Menon,Twilight in China( Bombay:Bharatiya Vidya Bhavan,1972),p.260; Durga Das,India:From Curzon to Nehru & After(Calcutta:Rupa & Co.,1969),pp.360-361.
(19)[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74～175页。
(20)[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29～130页。
(21)马荣久：《“受害者心理”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第183页。
(22)Sarvepalli 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3)(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9.
(23)B.N.Mullick,My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Delhi:Allied Publishers,1971),pp.368-371.
(24)Steven A.Hoffmann,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