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教科书论文,哲学论文,年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学风上，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批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端正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线路，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有益尝试
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用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简明而又系统地表现出来，这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它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第一次把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在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作激烈斗争中产生的。其著名的哲学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是论战性的。作者主要采取论战形式阐述新的哲学观点。由于思想的深刻和论战的需要，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容易读懂的。如果不了解其批判对象的有关原著，也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中的崭新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以纯粹理论形态全面系统而又通俗易懂地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愿望。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过简要的、经典性的表述；1858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如果以后有功夫的话，他愿意用两三个印张，用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方式把辩证法阐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1868 年马克思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又一次谈到，他一旦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就要写《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后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都先后表露过他们关于建立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计划或构想。遗憾的是，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由于他们承担着更艰巨的理论任务，面临着更紧迫的现实斗争，最终都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为实现这一愿望作出有益的尝试。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在苏联获得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被列入高等学校的教学课程。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一系列力图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陆续问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1年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稍后出版的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初步建构起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在本体论中阐述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本质、根源及其表现形态；在认识论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识的过程及认识的真理性；在辩证法中阐述辩证法的三大法则，即质量互变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等辩证法范畴；最后阐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学之间的关系。该书以主要篇幅阐述唯物辩证法，并没有明确提出历史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力图弥补上书的不足。该书分别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尽管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见解，但是1938年发表的斯大林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将二者并列的提法确定下来，使之在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斯大林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尝试过早地划上了句号。由于斯大林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对他个人的迷信，这篇著作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它所建立的体系包括其中的观点在一段时期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规范，从而严重禁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仍不失其历史意义。这些教科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区别和对立，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通俗易懂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这一切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探讨
毛泽东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期间读到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代表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可以抽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深入探讨长期困扰着他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首先，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和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首先拿起的武器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阶级斗争这个主题展开的。然而，毛泽东研究阶级斗争取得的理论成果，和他在实际阶级斗争中提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不但得不到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理解和赞同，反而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些所谓“精通”马列主义，说话办事引经据典的人却能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其错误决策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将革命引入绝境。
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在遭受打击和排斥的日子里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他想方设法搜集到《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列著作，从1932年秋到1934年秋扎扎实实下功夫读了两年书。后来，这些著作又伴随他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
当毛泽东在延安读到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批注。
苏联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展现在毛泽东面前。这一体系不仅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提供了认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一切客观现象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无意去背诵其中的词句，也无需去研究其理论结构和来龙去脉，而是迅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要点。这就是，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他在批注中写道：“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要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下引只注页数）；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第9 页）。他们都不是马列主义者。
其次，如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苏联哲学教科书在哲学体系中反映了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苏联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时候，不断对照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中各个不同的阶段；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等等。他力图运用书中提供的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读到“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这段话时，毛泽东在下面划上浪线，并在旁边批注道：“这两句说的是陈独秀主义”（第97页）。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毛泽东批注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第105—108页）
通过学习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这就是，二者都离开了对现实过程唯物的和辩证的理解，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批注道：“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第112—113页）
再者，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所持的态度，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软弱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不强大，革命发展还不平衡等基本事实，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
这一斗争策略与毛泽东以前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一样，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看问题，这一斗争策略是否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呢？毛泽东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根据之一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人的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的新矛盾，提出新口号。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把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看成是统一的、固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起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指出，共产党“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他强调，“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同上书，第138页）
根据之二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在实践中会遇到相互联系的种种复杂现象，任何现象发展过程的内部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并且以各种不同方式与其他现象发生联系。认识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某一过程与其他过程的不同性质，即认识其特殊性，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首先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即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提出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法去解决中日民族矛盾。
根据之三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据此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读到这些论述时批注道：“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第68—69页）
根据之四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双方不仅相互对立和斗争，而且相互联系和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毛泽东认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也要注意其相对性和条件性。他批注道：“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第79—80页）他还指出，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第91页），因此，同资产阶级联盟时要注意“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要“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第77—78页）。
根据上述理由，毛泽东得出以下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第7—8页）。
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来源
苏联哲学教科书初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但是，无论是实践的观点还是矛盾的观点在书中都没有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然而，毛泽东在批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却对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予以特别的重视，由于急迫的现实问题与缺乏解决重大问题的理论知识的推动，使之成为思维聚焦的焦点。
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如果从目录上看，并没有专门论述实践的标题，只是在关于认识论的一章中涉及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该书在阐述辩证法的三大法则时，明确地把质量互变法则放在首位，视之为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则在其次。然而，毛泽东在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时候，一开始就注意到实践的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法则。他在该书上划的第一条浪线是列宁的一句话：“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他批注的第一段话是：“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接着，他又批注了另一段话：“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第5—6页）
毛泽东精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阐述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两章，从中批划出有关“实践”和“矛盾”的所有论述，重要之处反复批划，有些句子下面竟划上四五条线。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毛泽东只批注了其中“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第三节。他通过读书再加上自己的思考、理解和消化，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并以批注形式记录下来。
关于实践的思想主要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实践以外不可能解决认识问题；认识是一个过程，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第24—25页），“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第28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为认识提供证明，是真理的标准；理论从实践产生，在实践中实现，正确的理论积极地指导着实践，等等。
关于矛盾的思想主要有：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所谓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矛盾普遍存在着，一切客观事物都由其内部矛盾引起发展，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是该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矛盾具有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每一过程中矛盾的不同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对立双方互为条件、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就是对立的同一性；同一性包含于斗争之中，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其中有一对主要矛盾决定过程的本质，同时矛盾的双方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对于矛盾的发展和另外一方起主导和决定作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等等。
上述思想尽管在其批注形式中还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些表述还欠精当，但是它们无疑为毛泽东进一步系统整理、加工、发挥，以至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准备了原材料，提供了半成品。
毛泽东在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视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有关。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去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更不是去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正因为如此，当他读到苏联哲学教科书，接触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要从中探寻其最主要的观点和最根本的方法，以此为契机提纲挈领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体系。
另一方面，与毛泽东亲身参加革命实践，特别是与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而经验主义者又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二者或不了解实践的重要性，或不了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们都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法则和人类认识的辩证法。这些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损失。毛泽东批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清算这些错误思想，主要是教条主义思想为目标的。正因为如此，他要将思维聚焦在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上。
由此可见，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来源于现实。如果没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了解，没有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宏观把握，是不可能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的。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当时的研究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30年代初李达先于毛泽东读到苏联哲学教科书。毛泽东批注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就是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合译的。几乎与毛泽东批读该书同时，李达已经参考该书及其他马列著作提供的资料并加上自己的充分发挥，完成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社会学大纲》。毫无疑问，这部著作对于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是，这部著作却仍然把实践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淹没”在体系之中，而没有把它们从体系中突出出来，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对它们予以特别的重视。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李达作为学者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只有毛泽东，由于他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又有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洞察，因而才能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时候，准确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长点，并加以浇灌和培育。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苏联教科书展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举国上下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对增强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坚定信心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意义。很难设想，没有毛泽东确立的、被中国革命证明了是正确的、深入人心达半个世纪的实践观点，当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再次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时，能获得那么广泛普遍持久的热烈支持和响应；也很难设想，没有这一解放思想的伟大运动，能够那么快捷迅速地扫清种种思想禁区，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断深化和发展。反思历史，不难看到，蕴含科学真理的哲学观点、思想，一旦武装了千百万群众的头脑，其作用和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搞市场经济，重视价值规律，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毫无疑义是正确的。同样毫无疑义的是，之所以能够如此，不正是邓小平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战略眼光，不失时机地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抓住时代特点，上升到哲学高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去行动的结果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也正因如此，它才启发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改进学风，不断努力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创造性工作，为中国的未来贡献绵薄之力。
仅以此短文纪念毛泽东30年代读苏联哲学教科书这一值得重视的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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