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以《台湾研究集刊》历史类论文(1983-2007)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集刊论文,历史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9)02-0071-11
1983年创刊的《台湾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是大陆创办最早的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刊物，至今已出版过百期。25年来，《集刊》始终秉持以学术性为重的原则，致力于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逐渐确立了在台湾研究方面的影响与地位，是目前唯一一份CSSCI期刊目录收录的专门台湾研究刊物，代表着现今大陆台湾研究的最新、最高学术水准，所刊文章被国内外同行重视，不少文章被转载。据统计，1994-2000年期间，该刊有109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仅2000年就被转载18篇，该年转载率达32%。①《集刊》所发表的历史类论文历来为海峡两岸学界同行所重视。在相关学术史回顾文章中，《集刊》的论文是重点参考文献之一。2003年《近代史研究》刊登的《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一文，就大量引用了出自《集刊》的文献。该文列有16个专题，其中11个专题引用了《集刊》的文章，如“日籍台民问题”所列6篇文章，有5篇出自《集刊》（余1篇引自厦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充分显示福建学者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专题所列5篇大陆文章中，3篇出自《集刊》；“日本的殖民统治”专题，总共7篇文章有4篇出自《集刊》；“国家认同问题”专题所引用2篇有1篇出自《集刊》。②可见，《集刊》历史类文章在相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总结回顾《集刊》25年来所发表的历史类论文，一方面可以了解同时期大陆台湾史研究走过的历程，从中探究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内容与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分析大陆台湾史研究的优点及存在问题。
一、概说
自1983-2007年，总共98期《集刊》刊登的1446篇文章中，历史类论文有306篇，占总数的21.16%。若从历年的历史类论文比重变化来看，《集刊》初创时期，历史类论文比例较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研究领域的扩大，各学科的研究都得到拓展，且对现实问题较为偏重，历史类文章的比重总体上有所下降（见图1）。
但作为台湾研究的基本学科，台湾史类文章仍是《集刊》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历史类文章的比重还有所回升。1996-2007年的历史类论文所占比重为19.97%，是《集刊》三大类文章来源之一。（见表1）
就时间分布而言，除了通述台湾历史及特点的文章外，历史类论文主要集中在明郑、清代和日据三个时期，荷据时代和战后史领域的论文偏少。就各时期论文数量变化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后，晚清（1840年以后）、日据以及战后台湾历史的研究论文增长较快，而晚清以前的论文数量比重有明显的下降（见图2）。
图2 历年来古代史（1840年以前）、近代史（1840年以后）论文数量比较图
由图可知，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晚清、日据以及战后台湾历史的研究论文数量比重明显增多。《集刊》的历史类论文的重心逐渐转到晚清、日据以及战后台湾历史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由于近年相关历史时段新出史料日益充沛，给研究者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与条件。而台湾地区自解严后，相关史料得以公开，日据及战后台湾史研究日益兴盛，也带动了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明郑与清代台湾史研究历经多年的积累，成果丰厚，出现阶段性的“瓶颈”问题。在没有新的方法与史料出现前，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这迫使学者避难趋易，转移阵地。
此外，历史类论文涉及的领域也逐年扩大。若从研究领域来看，则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论文比重较多，其他如思想史、文化史等论文较少。
二、历年来台湾史各时期历史类论文的情况
1.通史与概述
通史类的历史论文，涉及如何宏观地认识和把握台湾史的相关问题，《集刊》相关论文大致有10篇左右。比如如何认识台湾历史的特殊性问题，这是从事台湾史研究必须予以注意的问题。早在1986年，陈孔立便专门就台湾历史的特殊性作了阐述，指出学界在台湾史研究上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或只强调台湾历史与大陆历史的一致性，忽略其特殊性；或片面强调台湾历史的特殊性，而抹杀台湾历史与大陆历史的共同性。这两种认识就学术层面而言，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陈孔立在《试论台湾历史的特殊性》一文中，举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一些具体例子，批判了两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他还认为大陆幅员辽阔，要合理地比较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应选取与之比较相近的福建作为参照对象。同时，要注意就不同的时期进行比较，因为三四百年的时间中，台湾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大陆的关系也经历不同的时期。有些历史特点仅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将其都看成是台湾史的特殊性，就不一定准确。③陈孔立的另一篇论文《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复杂心态》则关注了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台湾民众认识台湾史，及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的影响。在这种“集体记忆”中，台湾民众对台湾历史的认识往往相当矛盾、模糊不清，并因此造成其比较复杂的心态，而这些复杂的心态不会轻易改变，也并非都是“台独”的反映，这是必须予以慎重对待的。[4]
通史类论文中，谈文化问题的比较多。陈孔立的《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历史探讨》（与吴志德合著，1992年第1期）、《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社会变迁》（1992年第4期）论及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台湾文化自身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也有探讨台湾民间宗教信仰问题的论文，如朱天顺《闽台民间天公信仰》（1993年第1期）、《闽台两地的王爷信仰》（1993年第3期）、颜章炮《台湾民间若干神祇由来辨误》（1995年第2期）等。
2.荷据史与明郑史研究
限于史料和语言，大陆学者对荷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至今仍较为薄弱。至2007年止，《集刊》仅有2篇专门研究荷据史的文章，分别是陈小冲的《十七世纪日荷在台冲突中的政治因素》（1997年第2期）和李金明的《十七世纪初荷兰在澎湖、台湾的贸易》（1999年第2期）。另外，邓孔昭的《1662-1683年清荷关系探讨》（1983年第2期）一文则是考察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后，与清廷合作征讨郑氏的历史。
明郑和清代台湾历史研究是《集刊》头十年历史类论文的重点内容。1982年正值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厦门大学召开郑成功学术研讨会，推动了郑成功与台湾研究的热潮。次年创刊的《集刊》刊发了一系列有关康熙统一及治理台湾的文章，如林仁川、陈支平的《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1983年第2期），陈在正的《爱新觉罗·玄烨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1983年第2期），陈孔立的《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1983年第2期），陈碧笙的《清郑之间的和谈》（1983年第2期），吴玫的《论姚启圣的招抚活动》（1983年第2期），杨锦麟的《康熙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一例》（1983年第2期），邓孔昭等的《论姚启圣》（1984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讨论了清郑双方矛盾的性质问题，清统一台湾的原因、历史意义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功过、台湾统一后的地位、弃留台湾之争、康熙时期清对台的政策措施及影响等问题。1987年，厦门大学又召开了一次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集刊》刊载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章。如陈孔立的《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论》（1987年第4期），陈碧笙的《郑成功三次战略大转移》（1987年第4期），邓孔昭的《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1987年第4期），陈在正的《海坛崇武海战与郑经弃金厦退守台湾》（1988年第1期）等。
经过学者的多年努力，明郑研究已是一个相对成熟深入的领域，但学者不畏艰难，利用新出版的史料，从新的角度，继续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出现施琅研究热，带动相关研究的回潮。例如，邓孔昭的《李光地、施琅、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1993年第1期）、《论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谈判和“援朝鲜例”问题》（1997年第1期），陈在正的《论施琅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决策》（1996年第4期），施伟青的《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若干问题》（1997年第3期）等。其中，邓孔昭发表的《论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谈判和“援朝鲜例”问题》等四篇文章，或挖掘新问题，或旧题新论，进一步充实了明郑史研究。陈洋利用新近翻印出版的《梅氏日记》及其他新发掘的文物史料，对郑成功的名讳、容貌以及顺治是否毙命于郑军之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5]
3.清代台湾史研究
清代台湾史研究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清前期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台湾社会动乱问题，包括农民起义、游民暴动、分类械斗、土汉冲突等，这也是《集刊》所刊论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清代前期台湾“民变”事件迭出，民间械斗不断，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说。民众集体反抗官府的暴动、起义时有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往往牵动了社会各个阶层，是史学界了解台湾社会动员、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政治运作等各种问题的重要窗口，自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清代台湾的社会动乱性质不一，有的是单纯的民间械斗，有的则是民众反抗官府的人民起义，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⑥陈孔立对“分类械斗”与农民起义进行区分，认为“分类械斗”作为一个特定历史名词，专指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是种不带政治色彩的、按祖籍划分阵营的民间私斗，应从移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分析械斗产生的原因。⑦实际上，起义与械斗也往往纠结在一起，起义对台湾民间械斗有着深刻的影响。⑧《集刊》有不少文章涉及当时规模与影响较大的朱一贵起义、林爽文起义、张丙起义等事件。如陈孔立的《清代林爽文起义的性质问题》（1984年第4期）等。此外，《集刊》还翻译刊发了美籍学者许文雄的文章，该文探讨了民间组织与民间械斗和民众起义的关系，认为民间组织增加了动乱的次数并扩大了规模，但也加速了起义的失败。⑨
在清政府治台前期的政策与制度方面，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台湾开发问题上的态度与措施。邓孔昭认为在“牡丹社事件”前的200年间，尽管清政府的政策主导偏于消极，但各级官员却不乏主张积极开发台湾者。可以说，积极与消极两种态度贯于始终。⑩在另一论文中，邓孔昭纠正了有关台湾移民史中认为“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为康熙二十二年颁布的说法，指出实际上该“则例”是四个不同时间关于台湾事例规定的一个综合。(11)制度研究主要涉及官制与行政组织。巡台御史制度是台湾地区较特别的地方官制。李祖基对巡台御史制度的设立与派遣、职责与作为、巡台御史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清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等各方面做了颇为全面的考察，他认为该制度的设立应予以肯定，这也反映了清廷对台湾地位认识的提高，以及对台湾的关心和兴趣日益加深。(12)台湾“番政”也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周翔鹤对“番政”形成过程作了考察，认为史学界虽据史料构建了“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隔于其中”的“三层制分布”的“番政”模式，但回到实际的历史情境中时，情况或会有所不同，应予具体分析。(13)
晚清以后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艰难历程，台湾历史随之进入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基隆、淡水等城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以及1885年中法台湾之战都是台湾史上的大事，《集刊》都有文章涉及。陈在正的《1840至1870年间欧美列强觊觎和侵犯台湾的活动》（1992年第2期）简述了鸦片战争后30年间，欧美列强历次侵犯台湾的史实。陈在正《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一文，认为在谈判中，清政府为了平息事件，主张“迁就求和”，这种严重的妥协立场应受到批判，但清政府始终没有承认日本侵台的正当性，更谈不上是“倒行逆施的卖国外交”。(14)
有关中法台湾之役的研究，学界争论的焦点是清军主帅刘铭传的功过得失，及其“撤基援沪”是否得当。戚其章把“撤基援沪”一事，与当时整个台北战局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撤基援沪”是刘铭传“坚保沪防，拥护台北府城，固全根本”的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没有刘铭传撤基援沪之举，就不会有沪尾大捷。(15)陈在正则概述了中法战争前后的台湾海防变迁，指出台湾海防日益受到重视并得以加强，这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改革，而改革的成就进一步增强海防力量，这是当时台湾史的一个突出特点。(16)吴玫统计了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援助，点明台湾抗法斗争与大陆的密切关系。(17)张孙彪、王民从外交的角度叙述和评价了当时清政府援引“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的努力。(18)
台湾建省是晚清台湾史研究的热点问题。1985年是台湾建省100周年和台湾光复40周年，史学界对台湾建省相关历史研究的兴趣大增。就建省原因而言，一般认为加强海防是建省的出发点，《集刊》相关文章大多支持并论证这一观点。陈在正通过回顾、分析清政府因日本侵台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认为清政府加强海防的需要促成了之后的台湾建省。(19)杨彦杰认为，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基于此，决定在台湾独立建省，作为筹划海防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清政府的积极态度没能持续，在建省取得初步成效时，没有继续有力支持，反而“多方掣肘”，致使各项事业相继下马，建省局面全面萎缩。(20)刘铭传在建省过程中的活动是此问题研究的重点。陈碧笙的《从台湾建省背景看刘铭传改革的成败》认为台湾省既是应国防需要而建，之后的一切兴革就要以海防的整顿和建设为中心。就此而言，刘铭传所提“设防”、“练兵”、“抚番”、“清赋”等方针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形势的。(21)邓孔昭则强调“务实”是刘铭传建省方案的突出特点，这种先打经济基础后建城垣衙署的务实方案有助于台湾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尚不够充分、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平稳过渡。(22)《集刊》还具体关注台湾建省的财政问题。如邓孔昭的《台湾建省初期的福建协饷》一文指出，福建协饷对于保证台湾建省初期财政正常运转、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起了良好的作用。(23)
《集刊》现有关于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专门研究不多，所刊文章多是研究相关的人事问题。李祖基通过引证相关史料，否定了丘逢甲“未战先走”的说法，指出不论是从时间抑或从空间上，都没有史料能否定丘逢甲参与乙未抗日保台活动的事实。文章进而强调，丘逢甲虽未践行其“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诺言，但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和贡献是所有台绅中最突出的，若仅因最终选择内渡就评判他与唐景崧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则失之公允。(24)
晚清台湾近代化问题也是《集刊》论文关注的焦点之一。台湾的近代化历程几与外敌的入侵同步，也与几任治台官员有直接关系。邓孔昭在《忧患意识与台湾近代化——兼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对台湾的经营》(25)一文中，认为外敌侵台使清政府在治台问题上产生忧患意识，加强了清政府对台湾的经营意识和开发意识，使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在指导思想上有一股较强的推动力，并与忧患意识密切相关。陈在正认为沈葆桢在任钦差大臣期间，通过整饬军备、改革政制以及实施“开山抚番”、倡办近代工业等具体措施，实际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成为台湾近代化的倡导者，丁日昌、刘铭传继其事业，使台湾成为洋务运动的先进省份。(26)邓孔昭的《试论台湾第二任巡抚邵友濂》（1985年第3期）、张振文的《左宗棠与台湾》（1999年第2期）等文章，探讨了治台官员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
何平立、戴鞍钢的《论刘铭传与基隆煤矿交外商承办之设想》（1987年第3期）、周翔鹤的《1880-1937台湾与日本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较研究》（1996年第3期）、李祖基的《清代台湾地方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2002年第2期）、蒋宗伟的《试论清末台湾铁路的修建——以经费筹措为中心的探讨》（2007年第2期）等论文，也都有涉及台湾近代化问题的讨论。
4.日据台湾史研究
《集刊》自创办初期，便注意丰富日据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专门译载了国外学者G.H.卡尔的《日本入侵台湾的初期》一文，介绍了日据初期的台湾总体情况。(27)随着相关史料的陆续翻译和公布，在学者的努力下，至今《集刊》所刊载日据史研究论文62篇左右，内容包括台湾人民的抗日活动、日本的同化政策等各个方面。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贯穿于日据时期的始末，《集刊》不少论文着力于彰显台湾人民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思想。林其泉指出不甘受奴役的台湾知识分子，或编写历史著作、或托志于诗、或创办报刊、或创作戏剧和电影等，通过各种形式，保存祖国文化、地方资料，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反抗日本统治。(28)朱双一通过对连雅堂等台湾文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考察，认为日据初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当时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是整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29)陈小冲对日据时期的台湾话文运动作了考察，强调其中并无丝毫“反抗中国文化”的痕迹，恰恰相反，该运动中以“中国的台湾人”来从事中国白话文框架内的台湾语言文化运动的主旨却十分清楚。因此，就本质而言，该运动是台湾人民抵制日本殖民同化政策、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30)
武装抗日斗争是研究日据初期的热点问题。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归顺”问题初探》一文认为，日据初期曾出现过的大批武装抗日集团归顺日本殖民者的现象，史料证明，这类归顺大多不是真归顺，抗日集团只是以此获得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日本殖民当局以此作为镇压台民反抗斗争的一种策略，利用招降作诱饵，使台民放松警惕，进而集中力量讨伐南部。这种镇压加招降的两面手法，最终造成台湾人民初期武装抗日斗争的失败。(31)陈小冲还注意到日据初期台民武装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日本殖民者所谓的“对岸经营”活动，其实主要是基于稳固在台湾统治的现实角度来制定相关政策的。(32)
台湾民族运动是日据史研究的另一热点问题。陈小冲对民族运动中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目标、群众基础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原因等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认为议会请愿运动的目标应是“台湾自治”而非争取“民族自决”或“台湾独立”；其次，议会请愿运动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后，文化协会的分裂不是因为一两人间的权力矛盾激化，而是内部温和与激进路线的斗争结果。王晓波也分析了台湾民族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台湾民众因经济地位、知识经历和思想意识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派别，进而发展出不同路线间的斗争。(33)
有关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小冲有多篇论文探讨日据时期的“皇民化”及同化政策。早在1987年，陈小冲便在《集刊》上发表了《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从总体上对“皇民化”运动作了概述与评析，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实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颇具广度和深度的强制同化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把台湾人民同化为日本皇民。(34)陈小冲认为，日本在台湾实行的同化政策包括了语言、思想以及日常生活的同化三个方面，企图将台湾人民改造成“畸形的日本人”。该政策有一个从渐进同化到激进同化的发展过程，但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最终以失败告终。(35)周翔鹤研究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与同化政策的关系，指出各种教育机构在同化政策实施中的作用相当大，深刻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36)
日据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所提，还包括有关日据时期的社会、经济、教育、交通等各个层面，以及对大陆日籍台民、台胞与抗日战争等问题。这说明《集刊》推动日据史研究的初衷得以实现，反映了《集刊》乃至整个大陆台湾史学界对日据历史的重视以及研究的全面与深入。
5.战后台湾史研究
战后台湾史研究是近年新兴的领域。《集刊》所刊战后史论文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发表的，涉及范围以光复初期为主。早期的战后史研究局限在“二·二八”等少数事件上，如邓孔昭的《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1987年第2期）。近年来，由于现实政治影响，“二·二八”的研究再度受到重视，陈孔立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一文中力图澄清一些因政治目的而被掩盖或歪曲的事实。他指出，在事件期间，无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受害者，而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关系。作为省籍关系的主导面，一般老百姓和平相处，互相帮忙。外省人的受害者是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羔羊，国民党理应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37)邓孔昭的《从电文往来看“二·二八事件”中的陈仪和蒋介石》（2006年第4期）和王玉国的《浅析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危机处理》（2007年第2期）则主要关注事件过程以及善后当中领导人物的表现及其责任。在分析“二·二八”事件时，台湾地区实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被人认为是造成事件的因素之一。邓孔昭对该制度的得失作了分析。他认为，行政长官公署制是国民政府和大陆台籍人士基于台湾地区的特殊环境提出的一套行政体制。该体制在实行台币特殊化政策，在抵制大陆官僚资本对台湾的掠夺等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行政体制已被台民厌恶，也没能起到陈仪所希望得到的事权统一、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陈仪反倒被攻击为“独裁者”。(38)
除了对事件的研究，还有不少研究关注战后历史对现今台湾人的现实影响。如陈孔立的《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2003年第4期）。而李祖基《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1998年第4期）、邓孔昭《光复初期（1945-1949年）的台湾社会与文学》（2003年第4期）、程朝云《光复初期台湾农会与合作社分合问题》（2006年第2期）等文章，则显示战后史研究日趋全面与深入。
三、历年来社会史与经济史类论文的情况
社会史与经济史是台湾史研究的特色与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并且取得相当的成果。《集刊》的历史类论文中，社会史（58篇）与经济史（51篇）方面的研究论文总数量超过三分之一，比例相当高。台湾社会史研究主要涉及清代台湾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族群和族群关系，宗族和家族以及移民社会特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日据史研究也有部分涉及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论文。
清代台湾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移民社会的特点是理解台湾诸多历史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陈孔立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以〈问俗录〉为中心的研究》一文中，总结台湾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一）居民主要是闽粤籍移民；（二）居民以不同祖籍的关系进行组合；（三）社会处在组合过程之中，社会秩序混乱，豪强称雄，文化落后。(39)游民是清代台湾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陈孔立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游民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特殊的问题，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台湾社会游民数量很多，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当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后，游民问题才逐步成为一般的社会问题。(40)李祖基的《清代台湾边疆移垦社会之特点与妈祖信仰》（1990年第2、3期合刊）一文则从移民社会特点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妈祖信仰兴盛的原因。相似的视角有邓孔昭《台湾漳籍移民与开漳圣王崇拜》（1992年第2期）。
在评析台湾移民社会转型问题上，定居社会在何时确立，学者观点不一。周翔鹤提出以移民对现居地的认同心态作为定居社会确立的标准，而选择墓葬地点是这种心态的集中反映。据此，他认为早在乾嘉之际定居社会就已逐步确立。(41)周翔鹤的另一文《从水利事业看清代宜兰的社会领导阶层与家族兴起》（1998年第1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宜兰地区一些典型的结首和士绅在兴修水利事业中的领导作用与其家族兴起之间的关系。
关于日据时期的社会状况，汪毅夫的《从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誊本看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1998年第4期）一文，以日据时期台南石姓某户人家的户籍誊本作为个案，考察了当时的族群分类、“查某娴”收养、婚姻状况、社会职业、吸食鸦片、是否改用日本姓名、缠足等社会问题，以求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的状况。在《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2000年第2期）一文中，汪毅夫针对日记中所反映的日据社会情况作了分析。汪毅夫另一文《台湾内渡文人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以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为例》（2006年第1期）则讲述许南英等内渡文人勉力维护大陆“新政”、改良社会的事迹。唐次妹对日据时期的“市区改正”作了探讨，认为经过一系列改造，台湾城镇原有的中国式发展模式中断，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具有日本及欧美近代城市的特点，适应了近代经济产业的发展要求，促进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但这一改造的目的在于将台湾城镇（市街）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42)
《集刊》还有不少文章通过挖掘地方志、碑刻、谱牒、民间文书等史料，论证闽台间的乡族移民关系。如林嘉书的《南靖县向台湾移民的谱牒文献调查研究》（1988年第4期），陈在正的《同安兑山李氏宗族的发展及向台湾移民》（1995年第3、4期合刊），汪毅夫的《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之一节》（2001年第3期），陈支平的《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2004年第1期）等。
《集刊》有关台湾民族史的论文大致有11篇左右，涉及汉“番”关系、清代“番政”问题、原住民的汉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等。主要论文有陈国强的《康熙时期台湾高山族社会的发展》（1983年第2期）、《刘铭传与高山族》（1986年第4期），陈碧笙的《清代汉族与平埔诸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1985年第4期），潘云东的《清代台湾平埔族汉化原因试探》（1988年第3期）等。
《集刊》所刊载的经济史文章也大多集中在清代经济史。其中，清代经济政策与赋税、土地开垦与租佃制度、商业贸易与交通、外国资本与台湾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迁等方面是研究的重点。
明郑时期的经济问题，主要有陈孔立的《早期台湾人口与耕地的重新估算——兼论郑氏时代对开发的贡献》（1988年第3期）、邓孔昭的《郑氏文武官田租税考》（1986年第1期）、《明郑时期台湾海峡海上交通问题的探讨》（2001年第4期）等文章。关于清初台湾经济的性质与特征，主要有杨国桢的《清初台湾农业区域的形成》（1983年第2期），黄福才、吴锦生的《清初台湾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1983年第2期），黄福才的《试论清初台湾封建经济的特征》（1984年第4期），郑泽清的《清代台湾经济的开发和发展》（1984年第4期）等论文。
清代台湾的经济政策与赋税问题颇受关注，颜章炮对清初的农业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其一方面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一方面却实行封禁山区，禁垦“番地”，限制农业劳动力入台，重科田赋。积极与消极政策并存，互相抵消，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43)林冈的《关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评价问题》（1985年第2期）、吴玫的《刘铭传在台湾建省后的财政措施》（1985年第3期）、周翔鹤的《19世纪后期台湾的山地社会与“开山抚番”》（2006年第1期）等文章对清代台湾各时期的经济政策分别做了研究。李祖基的《清代前期台湾的田园赋则》（1991年第2期）与《道光二十三年台湾田赋改折考》（1993年第1期）、邓利娟的《十九世纪下半期台湾海关税收分析》（1985年第4期）等文章则对清代台湾的赋税问题作了探讨。
在土地开垦与租佃制度方面，周翔鹤通过对清代台湾契约形式——“给垦字”等文书的系列考察，分析清代台湾的小农问题，如《清代台湾给垦字研究》（1988年第2期）、《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史上垦首、业主、佃首等名称的地理分布》（1991年第1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竹堑社的土著地权问题》（2003年第2期）、《关于“垦首”及“垦首制”研究的订正与补充》（2006年第4期）等。租佃问题的研究有杨国桢的《清代台湾大租述论》（1984年第1期）、陈碧笙的《清代台湾大租的性质和作用——驳所谓“庄园说”》（1987年第3期）等文章。《集刊》有关清代台湾的商业贸易和交通问题的文章不多，主要有李祖基的《论外国商业资本对台湾贸易的控制(1860-1894)》（1985年第3期）和《清代台湾的开发与岛上对外交通》（2002年第2期），郑振满的《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1987年第3期）等。
有关清代台湾经济地理的变化，经济重心北移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台湾学者一般认为经济重心北移始于嘉庆以后，王长云提出的北移开始时间要早于此。他认为作为台湾经济支柱的台米的生产和贩销中心早在乾隆年间开始北移，到道光年间便已基本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台湾经济中心的北移。(44)李祖基则认为王文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片面强调米谷产销的作用，完全忽略了蔗糖产销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而蔗糖产销在台湾经济中地位重大，在讨论经济重心问题时，不可避开。他认为台湾岛的经济重心北移，应在同治以后光绪初期的10年之间。(45)
有关日据时期经济史领域的文章，主要有周翔鹤的《日据时期台湾改良糖廍研究》（1995年第2期）等。还有陈小冲的《日据时期的大陆赴台劳工》（2000年第1期）、陈支平的《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2002年第2期）等。战后经济史领域的文章主要有段承璞的《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刍议》（1985年第4期）、李祖基的《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1998年第4期）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台湾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外，其他有关台湾开发史的文章也不少。如陈国强的《台湾噶玛兰的开发与姚莹的贡献——纪念姚莹(1785-1855)诞辰二百周年》（1984年第4期）、杨彦杰的《清末台湾东部山地的开发——以同光之际的招垦为例》（1996年第2期）、林仁川的《光复前台湾农业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2000年第4期）等。
四、历年来史籍、人物研究以及文化史、教育史类论文的情况
史籍研究有益于推进相关史学研究的积累和学科建设，意义颇重。《集刊》刊发的有关史籍研究的论文有26篇左右，涉及了有关台湾史领域的史著、档案等文献的研究，主要有邓孔昭的《〈台湾通史〉建国纪辨误》（1988年第2期）、《陈编〈刘壮肃公奏议〉的若干问题》（1995年第3、4期合刊），李祖基的《周婴〈东番记〉研究》（2003年第1期），汪毅夫的《〈漳郡会馆录〉发微》（2003年第3期），陈小冲的《张燮〈霏云居续集〉涉台史料钩沉》（2006年第1期）等。
《集刊》所涉及的人物研究大致有66篇左右，主要有：郑成功（11篇）、康熙（8篇）、姚启圣（4篇）、施琅（8篇）、左宗棠（1篇）、刘铭传（11篇）、邵友濂（1篇）、林则徐（1篇）、丘逢甲（1篇）、连横（2篇）、陈仪（3篇）、林森(1)等。主要集中于郑成功、康熙、施琅、刘铭传等人，而对台湾本地人物的研究不多，尤其对士绅大族的研究尚付阙如。
此外，《集刊》历史类论文还涉及少量的文化史（有26篇）和教育史（6篇）领域的论文。
五、《集刊》历史类论文的特点及其不足
综合25年来《集刊》历史类论文，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台湾史研究面较广、有重点、有深度，在台湾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论就纵向的时期分布而言，抑或横向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相关论文涉及。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研究。就时期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清代台湾史、日据史；就领域而言，涉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的论文较多，重点突出。在某些问题上，研究已比较深入，成果丰厚，这些都反映了既有台湾史研究已取得相当的进步。
2.就研究的视角而言，《集刊》的历史类论文既重视大陆与台湾两岸的历史渊源和互动，彰显两岸的历史渊源，也注意研究台湾本土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真正深入地进入台湾“本土史”，这有利于立体深刻地认识台湾史。
3.台湾史研究的学术性强，且不失现实性。《集刊》自创刊起便强调以学术性为重，历史类文章很好地反映了这点。相关历史研究的学术综述重视《集刊》的文章便可证明这点。《集刊》曾刊发一些商榷性论文，很能说明该刊的学术品位。如李祖基的《论清代台湾经济重心的北移——与王长云同志商榷》（1987年第2期），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土地开垦、经济组织与社会经济形态——评曹树基〈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一文》（2000年第3期）与曹树基的《也谈清代台湾土地开垦、经济组织与社会经济形态——对周翔鹤相关批评的答复》（2001年第1期）。在强调学术性同时，历史类论文也未脱离现实需要。现实是史学的生命力来源之一，而历史也在时刻影响着现实。这些论文对于澄清为现实政治或人为所干扰的史实，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台湾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集刊》历史类论文来看，现有大陆台湾史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史学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相对于台湾本土的台湾史研究，《集刊》历史类论文的研究方法较为单调，视野不够开阔，不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史料的挖掘利用，有碍于进一步地开展两岸学术对话和交流，容易造成两岸学者“自说自话”。其次，现有研究中，荷据和战后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偏少，这也反映了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局限。近年来，有关荷据和战后史的史料，较以往有所增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有待学者挖掘。最后，人物研究方面，《集刊》所涉及的人物研究对象较少，且集中于与大陆有关的人士。而对台湾本土人士，尤其是日据以后的人物及家族，涉及极少，这是今后应予重视的。
注释：
①何笑梅：《〈台湾研究集刊〉出版回顾（1997-2001年）》，《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
②杜继东：《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③孔立：《试论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2期。
④陈孔立：《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⑤陈洋：《关于朱成功三个历史问题的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⑥陈孔立：《清代台湾社会动乱原因与性质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
⑦孔立：《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若干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3期。
⑧孔立：《台湾朱一贵起义与吴福生起义供词的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
⑨［美］许文雄：《清代台湾边疆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乱》，李祖基译，《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
⑩邓孔昭：《清代前期关于台湾开发的一些不同主张》，《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1期。
(11)邓孔昭：《台湾移民史研究中的若干错误说法》，《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12)李祖基：《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
(13)周翔鹤：《制度、地方官、“汉番关系”——关于清代台湾“番政”形成的一些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3期。
(14)陈在正：《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1期。
(15)戚其章：《刘铭传撤基援沪与沪尾大捷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1期。
(16)陈在正：《中法战争前后的台湾海防》，《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4期。
(17)吴玫：《中法战争期间大陆对台湾的支援》，《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4期。
(18)张孙彪、王民：《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台湾封锁”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19)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
(20)杨彦杰：《清政府与台湾建省》，《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3期。
(21)陈碧笙：《从台湾建省背景看刘铭传改革的成败》，《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22)邓孔昭：《试论刘铭传的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23)邓孔昭：《台湾建省初期的福建协饷》，《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24)李祖基：《邱逢甲乙未抗日保台若干问题之我见》，《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
(25)邓孔昭：《忧患意识与台湾近代化——兼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对台湾的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
(26)陈在正：《论沈葆桢加强台湾海防倡导台湾近代化的功绩》，《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27)G.H.卡尔：《日本入侵台湾的初期》，吴玫译，《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该文摘译自G.H.卡尔著：《台湾——被官方允许的革命和国内统治运动》一书。
(28)林其泉：《日本占领期间台湾同胞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抗斗争》，《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29)朱双一：《日据前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以连雅堂、洪弃生、邱逢甲等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30)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31)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归顺”问题初探》，《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
(32)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1895-1904年）》，《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
(33)王晓波：《日据下台湾民族运动两条路线之争——一以台湾民众党纲领解释案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
(34)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35)陈小冲：《日本在台同化政策及其失败》，《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3期。
(36)周翔鹤：《1895-1937台湾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读台湾乡土文献》，《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37)陈孔立：《二·二八事件中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3期。
(38)邓孔昭：《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1期。
(39)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以〈问俗录〉为中心的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40)孔立：《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41)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2期。
(42)唐次妹：《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43)颜章炮：《论康熙朝对台湾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44)王长云：《从台米产销看台湾经济重心之北移——与台湾学者商榷》，《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2期。
(45)李祖基：《论清代台湾经济重心的北移——与王长云同志商榷》，《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