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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3-0038-05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政治主张和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发展，从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到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不断修正完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探索和实践，全面体现了党的理论的发展状况和党的成熟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一大至六大党章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制定或修改的，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起步阶段的特点
1.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确立，并在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了可贵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宣布：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党的首要政策是“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①《中国共产党纲领》将党章的内容和党纲的内容合在一起，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这个光辉文献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然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情化、民族化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内，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先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基本问题。1922年7月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章程，二大党章没有总纲部分，因此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内容则体现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之中。二大宣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奋斗目标，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②这就初步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二大通过的党章、宣言和决议案表明，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了可贵的一步。
2.党内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系统的、完整的了解，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
二大以后，一些共产党人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领导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索，并提出了若干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思想。关于革命性质，蔡和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③。毛泽东则认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作统治的国家”④。关于革命前途，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⑤。关于革命领导，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⑥
然而，这一时期修改的党章，无论是1923年6月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1925年1月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还是1927年5月中共五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都没有反映出毛泽东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性质、前途和领导等问题进行探索的积极成果，不仅党章没有反映出这些成果，而且这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也没有反映，有的还提出与此相左的观点。如三大通过的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⑦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虽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⑧，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这说明，这一时期党内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还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系统的、完整的了解，有的人虽然学了，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更没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3.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还没有在全党真正确立起来。
1928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其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集中地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大会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现正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情化和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为中心。
但是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则比较多地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忽视了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⑨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⑩，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党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之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11)六大党章这样多地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旨在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支持，但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全党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二、七大和八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和发展阶段的特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全党公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回答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要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用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不仅针对党内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倾向，于1938年10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2)。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七大党章在党章发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总纲部分。七大党章总纲体现了全党的认识和意愿，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3)总纲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及党的任务。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组织与团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及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为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14)七大党章这些规定，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已得到全党公认，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国情化、民族化和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
2.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始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为中心。
1956年9月26日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提出后，苏联领导人一直拒绝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避免苏联领导人误认为中共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由于同样的原因，也由于毛泽东本人的谦虚谨慎，八大党章没有写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只是规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15)显然，八大党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只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只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一种变通提法，不仅不会动摇这个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我们党对这个成果的坚持和发展。
八大党章不仅明确规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且按照这一原则对我国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对党的基本任务作了新的规定。指出：现在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6)此外，八大党章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情况，对如何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和加强党内监督等问题作了许多新的规定，并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党章。八大党章的这些规定，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续发展，开始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为中心。
三、九大、十大和十一大党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制定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特点
1.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经验。
1957年后，党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倾错误，致使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偏差，以致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九大、十大制定的党章中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1969年4月14日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虽然指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九大党章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17)1973年8月28日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坚持九大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十大党章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指出：“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8)
2.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恢复了过去一些正确的提法，但还没能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
1977年8月18日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十一大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恢复了过去一些正确的提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但是，十一大党章继续坚持“左”的错误理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十一大党章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指出：“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9)十一大党章这样规定，表明党还没有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
四、十二大至十七大党章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制定或修改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并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的特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正确轨道前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始形成。
1982年9月6日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十二大党章总纲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关于党的性质，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0)十二大党章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1)这些规定表明，党已经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始形成。1987年11月1日十三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只对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的内容作了修正，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正确轨道上继续前进。
2.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92年10月18日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并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997年9月18日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2)十五大党章这样规定，表明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紧密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形成“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14日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突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行动指南，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3)十六大党章还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表述作了新的概括，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增加了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十六大党章的这些规定，表明党紧密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形成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4.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最新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延续。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21日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党章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4)这样概括，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科学性，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如何表述的问题，表明党在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上的更加成熟。此外，十七大党章还把党的奋斗目标的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党的建设取得的重大认识和成果、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些成熟制度写进总纲。十七大党章表明，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注释：
①这个纲领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C·M·维尔巴编的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个版本均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本文引用的英文版译文载《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②⑦⑧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5、89页。
③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载《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⑤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载《新青年》月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⑨⑩(11)(13)(14)(15)(16)(17)(18)(19)(20)(21)(22)(23)《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3、90、95、96、214、215、285、292、299、309、311、396、3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4)虞云耀《十七大党章学习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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