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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1-0029-(10)
归有光生前，其古文尽管已得到了一些名家的赞许①，但由于“熙甫穷老始得一第”，长期讲学于荒江寂寞之滨，社会地位低微；与一时主盟文坛的同郡王世贞相比，“又且前死”，故“其名氏几为所抑没”。而20年后，曾经“声华
吓、烂漫卷帙”的王世贞的作品犹如“霜降水涸，索然不见”，“熙甫之文乃始有闻于世”[1]。实际上，归有光的散文之所以能“有闻于世”，最初还是得力于王世贞的肯定。当归有光死后不久，王世贞不计前嫌，作《归太仆像赞》，对归有光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褒扬。与此同时，归有光的学生唐时升代大学士王锡爵所作的《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也高度评价了归有光散文的成绩。以二王当时的地位，这些评论对文坛的影响自不言而喻。后公安派出于反复古的需要，也承认震川散文“自开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2] (P696)。但总体来说，他们对归文的评价还多有保留，主要只是侧重在指出它的艺术特色，并无意于将归文放在散文史上作充分的评价，故社会对震川散文的认可还是有限，一直到归有光的孙子时代，犹“悼震川遗文不大显于世”[3]。归有光的散文真正为世所重，乃是在清初经钱谦益写文章，刻文集，作评点，大张旗鼓地宣扬之后。假如说钱谦益是为归文“发皇精神，頮濯蒙翳”的第一功臣的话[3]，那么整个清代在确立归有光在散文史上地位的过程中，一大批文人对震川散文的评点，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代有关归文的评点，有二十余家，然多有散佚。今就笔者所掌握者②，则有钱谦益、黄宗羲、尤侗、尤珍、尤世求祖孙三人、董说、陈维崧、吕留良、钱良择、张汝瑚、崔徵麟、孙琮、何焯、方苞、鲍倚云、姚鼐、彭绍升、冯伟、施景禹、庄述祖、王元启、方坰、张士元、盛百二、林纾、徐世昌等多人评点，其中不乏名家。本文就以这几十家的评点为主，略论他们为确立归文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所作的贡献及其本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
一、以文学的视角来把握震川散文的特色
要肯定归有光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首先要对他的散文的特色与成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最早对归有光的散文直接作出评价的是二王。王世贞在《归太仆像赞》中指出归文的特点是：“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王锡爵在《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也说了类似的话：“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外，嗟叹之，淫泆之，自不能已已。”两者都侧重在指出归文平淡有味、含蓄自然的风格。钱谦益尽管连篇累牍地宣扬归有光的文章，但主要是出以“恶乎稗贩剽贼、掇拾塗泽之流”[4]，借钟馗以打鬼，扬归有光来批复古派，实际上他并没有对震川文章作过认真的分析，只是笼而统之地说“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八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5] (P559)云云。真正对于归文平淡自然的风格加以仔细分析的要数以作《西游补》闻名的董说。董说晚年曾对震川文集作过评点。他在评归有光的《陶庵记》时说，“读书以平淡为宗而不尚气，此先生之志也。‘平淡冲和，潇洒脱落’：只读此八字足矣。”这就一语点中了震川散文的基本风貌，并揭示了其文风之所以平淡，根本在于其人其志平淡。董说认为，“世皆尚迫”(《张通参次室钮孺人墓碣》评语)，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功名利禄奔忙，人既无“闲暇”，不从容；文即无“高致”，不自然。震川文章，写得“没要紧，愈妙。”(《震川别号记》评语)不论抒其情何等怨愤，叙其事何等曲折，都能以和平淡泊之音出之，所以说：“以和平淡泊之音发其怨愤，非先生不能也。读先生此文，看其或起或伏，或断或续。此震川极折挫之时，而文字亦以折挫而妙。”(《上万侍郎书》评语)正因此，董说在评《书张贞女死事》时指出：“述事不漫不躁，非嘉隆间文集所习见。”给震川文章的平淡风格以高度的评价。
沿着董说这一思路，清代的评点者大都认同震川散文的基本风貌在于平淡。同时代的陈维崧也一再指出归文的特色是：“天马脱辔、空行绝迹之文。”(《詹仰之墓志铭》评语)“淡甚、远甚。一唱三叹，含蓄不尽。”(《郑君汉卿寿藏铭》评语)“风调一出庐陵，冲雅处如幽兰在谷也。”(《吴纯甫行状》评语)尤侗也欣赏归文“淡宕”(《戴楚望集序》评语)的风味。吕留良在批震川的时文时，也强调其特色是在于“以玄淡为古”(《夫子温良》评语)，“风神姿韵，正于简淡处横生”(《道之以政》评语)。至方苞，进一步明确指出淡而有味乃是震川散文的最大特色。他在评《送陈子加序》时说：“此等文俗人视之似淡泊，而真至有味，乃太仆集中最胜者。”其后，姚鼐也肯定其“淡泊中乃极奇险”(《见村楼记》评语)、“不衫不履，神韵绝高”(《畏磊亭记》评语)。其他如彭绍升曰：“‘风行水止，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文足以当之。”(《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评语)张士元也评曰：“淡。亦无甚奇处，然读之便想见先生高躅。”(《畏磊亭记》)“以无用为用，论亦深切，而文境绝佳。”(《顺德府通判厅右记》)施景禹在评《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顾公权厝志》时，说到归有光擅长作墓志一类写人文章时，就是写得平淡自然：
他家作人墓文，大率平平，序述周全世故，绝少生动入情，使人心感动之处，其或矜张作意，则又涉于勉强矣。惟先生如写生者，有点睛添毫之妙，不假粉饰而自然悠远深长。此余所以醉心不释也。
到清末，徐世昌用更为清晰的语言，总结归文的特色即在平淡，他说：“姚云‘淡泊中乃极奇险。’……从闲处生情，点缀映带，归文特色。”(《见村楼记》评语)又云：“归氏之文，文家之韦陶也，于唐宋八家外独辟一境，倏然自远。”(《畏磊亭记》评语)关于震川散文的平淡特色，自王世贞揭出之后，至清代，董说首先指出这一特点在当时嘉隆间十分难得，非所“习见”；而方苞也肯定平淡是归文中之“最胜者”；到徐世昌则进一步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指出这是从“唐宋八家外独辟一境”，显然对震川散文之平淡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震川散文平淡而有味，之所以能“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外”，关键是在于有情。黄宗羲说：“震川之文一往情深，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转折无穷，一味奡兀雄健之气都无所用也。”(《书斋铭》评语)后来的庄述祖，也曾一再指出震川散文“妙在淡而有情”、“淡处渲染极有情”(《濬甫魏君五十寿序》、《送陈子加序》评语)的特点。震川散文之所以淡而不枯，淡中有情，关键在于能率真。崔徵麟在评《李太淑人八十寿序》时点出了淡、真、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篇文章“纯以情致成文”，故“愈淡愈率而愈真，而味未始不极浓腴也”。震川散文之写情，特别长于写亲情，写悲情，这为清代评点家所屡屡道出。康熙年间，陈维崧在评点《赠张别驾序》、《长兴县令题名记》等文时即指出：“以情字生情，觉和平可听。”“怀古情深，何乃顿尔至致。”点出了归文长于写情的特点，特别是他在评《吊何氏妇文》一文时说：“何其情思缠绵至此，或曰此文公自哭亡妻耳。劙臂疗夫，此事吾亦见之。然震川笃于伉俪，随在生感，故言之有情。”这就点到了“震川笃于伉俪”之情与文章的关系。同时期，董说更注意震川文章的写情。他在一系列批语中，高度肯定了震川文章的写情成就：
吾读太史公诸纪传，不觉其为文字，直是一篇情话。归先生得意诸作亦无不尔。(《抑斋先生夏君墓志铭》评语)
一篇以得失离合为情寄，无世上同类文字。(《高州太守钦君寿诗序》评语)
写得如此细润，一片情绪盘折，此调合杜子美诗。(《吴郡丞永康徐侯署昆山县惠政记》评语)
他还总结了归有光之所以能将文章写得有情的原因，是由于“文生于情”而不是“为文造情”(《京兆尹王公传》评语)，是“从自己胸中流出”(《世美堂后记》评语)，“只用自家情绪写，自有余情”(《同年祭陈封君文》评语)。由此而他在《纶宠延先图序》中不无感慨地说：“天下文章之至者，情也。今人作无情不实语，自命曰文，可乎！”他在《通政使司右参议张公墓表》一文的批语中还指出归有光写亲情，不仅仅是写夫妇之情，而且也能“从亲情父子间得情致”，将震川散文亲情化的特点看得更为普遍。后来，在论归文写情方面有新见的是林纾。他在肯定震川散文“情深者文胜”(《项脊轩志》评语)、“情致至佳”(《亡友方思曾墓表》评语)时，也特别注意其写亲情，写人间至情。他评《魏诚甫行状》时说：“状诚甫特一书生，然震川礼重其妻，故推爱及于诚甫，所叙虽琐细，亦寓至情。”在写亲情中，他又指出震川散文的特点更在于“巧于叙悲”(《世美堂后记》评语)。他在评《亡友方思曾墓表》时说：“文字回环往复，情致至佳，悲慨亦甚。”评《先妣事略》时说：“此文纾读至万遍，和泪细批，见所选古文辞中，此不名为文，直是一团血泪凝结而成。”韩愈曾说：“欢愉之词难工，穷愁之音易好。”震川散文之巧于叙悲，并非是为了写悲而写悲，实在是由于他写了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感情，“直是一团血泪凝结而成”，才能感人至深，不朽于世。
震川之文，能达到“淡而有情”的境界，是与他善于写日常琐事分不开的。这正如董说评《潘府君室沈孺人墓志铭》时所指出的那样，“极琐屑文字偏妙，所谓亲戚之情话也。”这也就是说，叙日常琐屑之事，是最适宜于写人间的亲情、真情、至情；反之，写军国之大事，往往容易写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由衷的大话，或者是百姓难以理解的高论，是很难赢得普通人共鸣的。后来，出将入相的曾国藩，瞧不起一个低层老儒写琐屑之事，拾王世贞讥归文“如秋潦在地”、“一泻而已”之唾余[6]，议其格局之小而曰：“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7] 但清代的多数评点者，还是与高高在上的曾国藩的眼光不一样，十分欣赏震川文章写得“愈琐愈妙”(董说《先妣事略》等文批语)：
琐屑零碎处叙得妙。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其零星处学左氏，其断续处学子长。(陈维崧《先妣事略》评语)
大略文章真诀在一闲字，世未有不闲而文能高古者，亦未有不真不切而能闲者。(董说《周子嘉室唐孺人墓志铭》评语)
闲心闲眼，总之千古文章一闲字尽之。(董说《詹仰之墓志铭》评语)
绝构，此文真能令弇州面赤。此等文字非世间大套文集所有。(董说《项脊轩志》评语)
中间详叙日时，从班史李陵陈冯传得来，或嗤太琐碎，不知史法者也。(冯伟《张贞女狱事》评语)
全在琐碎处著精神。(张士元《亡友方思曾墓表》评语)
叙琐碎事如披市侩簿记，乃能不棘人目，末缀以正论则愈见其有关系，非琐琐也。(林纾《陈君厚卿墓志铭》评语)
震川熟于《史记外戚传》，故状妇人虽琐屑事，靡不有神韵，而于节妇之母尤加意。(《蔡孺人传》评语)
至清末，夏曾佑在谈及作小说时曾说：“写小事易，写大事难。”[8] 写小事，即可写亲见亲闻、真情实感；写大事，“遂令人不可向迩矣”。此理也通于写散文，震川文章之所以能震撼人心，就在于他的一些优秀之作能通过日常生活琐事，写出了人间真情实感，而不是书生空发大议论。
震川散文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注意借鉴史传、小说的笔法。他自幼“好太史公书”，许多评点者都指出他的文章与《史记》、《左传》的联系，所谓“叙事直逼太史公”(尤侗《书张贞女死事》评语)。他又生活在一个小说开始繁荣的时代，耳闻目染，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小说的影响。而中国的小说，本身也与史传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使它们叙事、写人的笔法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归有光的散文创作。姚鼐曾批评震川的名著《项脊轩志》曰：“小说家。不伦不类，且与前后脉络不贯。”这真是歪打正着，正揭示了震川散文小说化的特点。另一位对小说颇有看法的施景禹也在无意中点出了震川文章的小说味，他在评《筠溪传》时说：
此等文易落小说派。笔墨之外能移我情，震川不可及处在此。
他本意要为震川散文解释得与小说无关，而实际上恰恰是点出了这类文章有小说味。比较直接点出震川散文具有小说化特点的评语如，王元启在评《山斋先生文集序》时说：
公评《史记》，谓如说平话。说到有兴头处，便歌唱起来。读公之文，亦当以是求之。
又如在刘体仁临旧山楼赵次山校武进庄述祖批本《震川先生文集》上有这样一条“佚名”评：
此两篇吾于说部中亦曾见过。
此两篇越读越不忍读，至此(黄按：指本篇结尾处)乃不觉大哭。(《张贞女狱事》评语)
这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就有人把震川的这两篇散文当作小说读的。而且，这样小说化的作品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事实上，震川的一些优秀作品，都写得故事曲折动人，人物形神俱完。这早在陈维崧的评点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他评《王烈妇传》一篇曰：“叙次不多语，然令烈妇至今如生。”后崔徵麟的评点也比较注意这方面的成绩，如他评同一篇《王烈妇传》曰：“叙得曲折而简劲。”而评《建安尹沈君墓志铭》则曰：“写伉直不屈意，奕奕如生，再叙平生清苦一段，益觉渲托，使精神十倍。”即从叙事、写人两方面点出了这篇文章的小说化特征。王元启在评《王烈妇墓碣》时更为全面地点出了该文的小说化特点：
叙烈妇死事，首尾六十字，其中有景、有情、有事、有声、有色，间见错出，如入化人之宫，如观幻令戏，令人心神厥眩，耳目颠迷，无以极形其妙。
其他的清代评点者则较多地欣赏震川散文在写人方面的成就。如张士元评《玄朗先生墓碣》曰：
熙甫为碑志各肖其人，如唐道虔英伟，文便英伟；周孺亨谨饬，文便谨饬；归天秀精密，文便精密；元朗奇宕，文便奇宕；吴纯甫雅洁，文便雅洁；李思州清劲，文便清劲。文至此几如化工之造物，而其源出于龙门，今观《史记》未有不肖之者也。先生谓文章天地之元气，文评《史记》，谓叙事有气，益信。
文章能写得“各肖其人”，是一种相当高的境界。这就难怪林纾称震川是“妙于写生者”，能将人写得“历历如画”(《太学生陈君妻郭孺人墓志铭》评语)，而董说则认为，震川在写人艺术方面已可与《左传》并驾齐驱，达到了“有神”的境界：
雍里郁不得志，文亦沉，勿使扬。忆少时相见范长老，坐间论古文，长老性谐笑，每读古今人，辄杂以花月间语，中特叹左传而谓其有神，有神二字言文自妙，然必如震川作《雍里权厝志》神情，而后可以为神。(《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顾公权厝志》评语)
毫无疑问，震川散文之所以写得成功，这与他借鉴史传、小说的艺术笔法是分不开的。这一点，虽然自韩、柳以来，八家中也有过一些写人的名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八家的传统，只是震川更好地使散文的小说化与其生活化、亲情化、平淡化相结合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一部《震川文集》还包括经解、论说、世谱、颂赞等诸多方面，有些本身就没有什么文学性。今就其特定的“散文”创作而言，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多借小说之笔法，叙日常之琐事，写人间之亲情，呈平淡之风貌。这就是震川散文的主要特色，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清代的评点家们，基本上能把握、总结震川散文的这些主要特征，使人们对震川散文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功绩。
二、用史学的眼光来考量震川散文的价值
能感受到震川散文的特色，并不等于认识了它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价值。王世贞虽然也说过“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之类的话，[9] 但对归文的肯定主要还只是就事论事。袁中郎、钱谦益等人偏重于反七子而有意抬出归有光来加以抗衡，虽然也牵涉到唐宋以来散文传统的一些零碎的观点，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认真地将归有光放在整个散文发展史上来加以考量。康熙十四年，徐乾学在《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中始明确提出要以文学流变的角度来考量震川的文章。他说：
太仆之文，宗伯论之详矣。然宗伯恶夫裨贩剽贼、掇拾涂泽之流，而余独谓夫文章之逓变，非一世之积也。宋之推经术者惟曾南丰氏，然以较于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后，诸儒之说盛行，于是学者莫不拟之，而后言随其所见之分量浅深大小以发之于文，则莫不有所合。自南宋历元以及于明之初年，其所称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风格薾萎益颓，而为老生学究之习，若是者，虽大儒不免也。负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说，则不难一切抹杀理学之绪言，反而求之秦汉以上，虚气浮响，杂然并作，至欲远驾于古之作者。夫天下岂有离理而可以为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几至于亡者，亦相习而相矫以然也。太仆少得传于魏庄渠先生之门，授经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时之讲道标榜者为非。至所论文，则独推太史公为不可及。尝自谓得其神于二千余年之上，而与世之摹拟形似者异趋。故余谓：文至太仆始称复古。非太仆而言文者，明中叶之病于剽窃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为剽窃而犹未尽乎文之极致者，时代压之风格薾萎者是也。欲知太仆之文，必合前后作者而观之，则文章之变尽此矣。
徐乾学此文明确提出了要从历史流变来考察震川散文，并注意震川之文得力于太史公，可惜的是，他具体操作的主要标准却是儒家之“理”。他否定七子，也是不满他们“离理”。所以，他的文学史观是模糊的。与徐乾学同时作序的董正位，则完全是以文学史上“能转移风气为上”来高度评价归有光的地位。他说：
古来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绝出能转移风气为上。唐之中叶称韩子，而与韩子同时者有柳子厚、李习之。宋时称欧阳子，而先欧阳为古文者有穆伯长、尹师鲁辈。然言起八代之衰者必曰昌黎，变杨、刘之习者必曰庐陵，则以其学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论者又必以震川为最，岂非以其学之深、力之大欤！余自少知诵法震川先生之制举，业长而得读其古文辞，信乎卓然绝出能转移风气者也。[10]
同一年，震川文章的评点者黄宗羲在系统整理明代文章之后，针对董正位“以震川为最”的提法，在《明文案序上》中作了略有不同的表述，但他也是用文学流变的眼光来考察震川散文的。他说：
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国初之盛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而巨子哓哓之口舌，适足以为其华阴之赤土。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邾莒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求之韩欧集中，无是也。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11]
黄宗羲此文，不如董氏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来说“论者又必以震川为最”，而是在后面拖了一句“似也”来大致承认“震川为明文第一”。这是由于他认为明人普遍深受时文的影响，归震川在总体上还是及不上前代的大家。他的这一结论也是在考察“前代古文”，梳理明代散文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看法，在清代很有影响，大多数评点家都只认为归有光承传了自太史公到唐宋八家的优秀传统与写作技巧，并不认为归有光超越了前贤。所以在震川文章的具体评点中，常常出现“从……出”、“似……”、“摹……”，“学……”等句式，如陈维崧评《遗王都御史书》曰：“似又从左师触龙谏太后一段文中脱出”，评《卓行录》曰：“从太史公《伯夷列传》中悟来”，评《莪江精舍记》曰：“大段从昌黎马少府监墓志铭来”，评《郑君汉卿寿藏铭》曰：“从欧阳永叔《岘山亭记》来”，评《上赵阁老书》曰：“此文又甚似子厚也”，评《重造承志堂记》曰：“极摹南丰《齐州二堂记》”，等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在清人的评点中俯拾皆是。当时的人们，崇古薄今的心理十分严重，对于《史》、《左》、韩、柳、欧、苏等，往往视为高不可攀。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清代的评点家中还是有人用文学演变和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震川文章，不但认为个别文章的个别方面超过了前人，而且在散文发展的长链中，震川文章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在明代当之无愧为第一人。就个别文章的评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句式，即多用“更”字、“过”字出之，或者径说前人“所无”或“未有”。例陈维崧评《上瞿侍郎书》曰：“较昌黎《上宰相书》更觉婉至可诵，文章之能感人也如是。”评《上万侍郎书》曰：“篇法从柳子厚与许孟容杨京兆诸书中来，然悲愤之中更觉雅而洁，正大而可风，先生之于文，于是乎不可及也。”评《亡友方思曾墓表》曰：“一气而下，如潮如海之文。较欧阳公《张子野墓铭》悲感略同，思理更胜。”评《归府君墓志铭》曰：“湛深经术之文，不意于墓志中得之，此则唐宋八家所无也，必传何疑。”鲍倚云评《张季翁》曰：“逼真欧阳子，而议论深醇过之。”姚鼐评《归府君墓志铭》曰：“震川此等文境，实欧王所未辟。”冯伟评《上赵阁老书》曰：“不立间架，滔滔汩汩，纯是自道，何尝似八家？若先生可谓自得。”
当然，这些评点都局限在个别篇章或个别“文境”的批评。就总体而言，我们注意到两位评点家的言论，曾把震川文章放在整个散文学史的背景上来加以考量。一个是乾隆年间的张士元。他辑有《震川文钞》四卷，并加以评点。其序言曰：
盖古今文章自汉氏以来，至唐之韩、柳而体始备，至宋之欧、苏、曾、王而法精，自宋迄元不绝如缕，惟虞道园之文犹有永叔、子固之风味。明正德、嘉靖年间，唐应德、王道思相切摩以古学，唐学眉山，王学南丰，卓然大雅也。而其力抗欧曾、气追班马，如江汉之发源于岷嶓，而滔滔不竭者，熙甫一人而已。余犹喜其叙述诸文中，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江阴杨文定公尝言“文章要得二南风度”，如熙甫其可谓得之矣。读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12]
他描述了自汉至明的散文流变的大势与一些大家后，认为震川能“力抗欧曾，气追班马”，与历代大家相比，毫不逊色，不但在明代“一人而已”，而且比之前人，自有其独特的成绩，特别是在写“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得二南风度”方面，也可以说惟有他达到了这一境界。他不仅是以往优秀散文的继承者，而且也是一个新天地的开拓者。这样的评价，既符合震川散文创作的实际，也符合散文史发展的实际，从而比较恰当地揭示了震川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应有地位。张士元的这一评价，与同时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看似略同，实则大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不但以制艺雄一代也。”表面看来，这也是对归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也充分证明了震川散文的历史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其眼光是向后看，是复古的观点；而张士元的评价是向前看，是从发展、创新的角度上来充分地肯定震川散文的历史地位的。事实上，也只有用发展、创新的观点来衡量震川散文的历史地位，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张士元之后另一个将归有光放在散文史上加以肯定的评点家是徐世昌。他编选了《明清八大家文抄》，于明就独选震川一人。他在桐城派文论的影响下，将震川视为由唐宋八家发展至桐城派的关键人物。其序言曰：
自明茅鹿门氏裒韩、柳、欧、苏、曾、王之文以为八大家，海内翕然之，数百年来未有持异议者。……自宋以后至于今七八百年，惟归熙甫氏崛起有明，为文家之正宗。及清代昌明学术，望溪方氏首以古文义法号召天下，文章蹊径由是益明。[13]
总之，通过清代文学评点家，已经摆脱了就事论事式地肯定归震川散文成就，而同时注意用史学的眼光，将归震川放在整个散文史上来加以考量。这样，不但震川文章“明文第一”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且使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震川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与独特贡献。
三、震川文章是各种文学观点的试金石
在清代，一方面震川散文的特色与成就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也越来越明确；但另一方面还有各色各样的人，出于各种目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批评、乃至否定震川散文。震川散文就成了各种文学观点、文学流派的试金石。
在清初，首先发出不和谐声音的是王夫之。他说：
钱受之谓黄蕴生嗣归熙甫，非也。熙甫但能摆落纤弱，以亢爽居胜地耳。其实外腴中枯，静扣之，无一语出自赤心。蕴生言皆有意，非熙甫所可匹敌，但为史所困，又染指韩、苏，未能卓立耳。
陈大士史而横金正希禅而曲，若其离此二者，别寻理际，独至处自成一家，固贤于归熙甫之徒矜规格也。若经义正宗，在先辈则嵇川南；在后代则黄石斋、凌茗柯、罗文止，剔发精微，为经传传神，抑恶用鹿门、震川铺排局阵为也。[14]
这两段话，几乎将归有光彻底否定：其文“徒矜规格”、“铺排局阵”，其实“无一语出自赤心”，且明显可见王夫之的这些话带着厌恶不屑的情绪。显然，这类评价与事实是大有出入的。究其原因，恐怕在于王夫之对“归熙甫之徒”的讨厌，才迁恶于归熙甫的。王夫之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学者。而当时大力吹捧归有光的钱受之(谦益)，是归有光学生唐时升的学生辈，是个大名鼎鼎的降清贰臣，像这类“归熙甫之徒”，王夫之是从心底里十分厌恶的。而黄蕴生(淳耀)，是一个面对内忧外患，“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传之异代，论世者所必不能废”的人物，最后因抗清失败而殉节，光耀照天。王夫之有意将两者放在一起评论，实是借批归有光而批钱牧斋也。归根到底，王夫之的这类批评，是针对“归熙甫之徒”而发的愤激之言，而不是就归震川之文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此一类为因人而否定震川文章者也。
第二类是因重义理(包括经义)或经济而否定震川文章者。③ 这里也可分两类：一类是一般的经学家、政治家或重经学的学者，包括反桐城派而故意强调这一点的人；另一类是讲“义理”的桐城派。作为当时的文人，一般对于儒家经典都或多或少下过功夫。王世贞就说归有光“尤邃经术”[9]，钱谦益也说他“为文原本六经”[5] (P559)，陈维崧在评归文《易图论后》时也称赞“此与上篇俱发明经传文字”。但震川毕竟不是正宗的经学家，他的“经术”文章常常招致一些人的不满。董说在评点时就常提出批评，如其评《易图论上》时就认为是“胶瑟柱”之论：“《易图论》在震川先生可不作，编集之人尤不审于去取矣。”接着评《洪范传》又说：“震川之《洪范传》即胡氏之《春秋》，谓以此求世则可，若圣人之旨则未安也。”他认为，震川文章之妙处在序记志传等记叙类散文，而不在于那些论经说道之文，故他在《震川文集》卷一末作评道：“编震川先生集当先序记传志，而以经说附后。”其他如宋琬讥“震川先生亦号东南大儒，尤沾沾自喜”[15]，全祖望“以经术为根柢”，说震川比起唐宋八家如山川名胜来，只堪称“一丘一壑”、“在水心伯仲间”[16]，章学诚说震川只是“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17]，恽敬评“震川常有意为古文”，“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其失也少敝多支”且“体下”[18]，“袍袖气重”[19] 等都与此有关。至于在桐城派中，诋震川义理、经济不足者也屡屡可见。方苞认同王昆绳言“震川文为肤庸”后说“有物者寡焉”[20]，曾国藩指责一些文章“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7] 从某一角度而言，这类指责也不无道理，文学作品应该面对现实，关心社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章一定要讲大道理、写大问题才是好作品。文学作品有它自身的价值，作者各有个人的人生经验。对此，林纾在《震川选集序》中反驳曾氏说：
震川之文，多关心时政，《论三区水利赋役书》及《三途并用议》，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其最足动人者，无过言情之作，是得于《史记》外戚传，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墓铭近欧而不近韩，赠序则大有变化，惟不及韩之遒练耳。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廷大政，可乎？虽然，王凤洲以达官执文坛牛耳，震川视之蔑如也，果文正之言与震川同时而发，吾恐妄庸巨子之目，将不属之凤洲矣。[21]
与桐城派相关者，第三类否定震川文章的批评武器是“雅洁”。震川文章的特点之一，即是借用了史传、小说的笔法，这对于读惯了传统古文的人来说很不顺眼，清初李光地就批评说：“拖沓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余言尚不了，令人气闷。”④ 这对桐城派来说，显然不合其“雅洁”的家法。方苞即在《书归震川文集后》指斥归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具体如评《项思尧文集序》云：“集引律诗，破坏古文体自子瞻始，不可学。”评《潘府君室沈孺人墓志铭》云：“俚语不宜入古文。”评震川名文《项脊轩志》云：“去其半，脉络乃通，滓秽尽洗。”如此等等。后来姚鼐评点归文时，也如出一辙，如姚评《项脊轩志》为“小说家，不伦不类”，评《雍里先生文集序》云“后幅以疣赘立论，中无关合处”，如此等等。桐城文派的论者尽管常说：“桐城方望溪侍郎独以朴学治古文辞，继明归震川氏，以上接韩、欧阳之绪”[22]，但常常带着他们的框框来衡量震川的文章。当然，这个框框也是文学的，但这种文学的框框是否合理，就值得研究了。
这时，与桐城派对立的有骈文派。骈文派是讲文学性的，但用他们一套骈文的文学框框来衡量，“单辞甚工”的震川文章当然也会有问题。像反对桐城派的蒋湘南，虽不能说是骈文派，但他用“奇偶相间”的理论来一框，也就批评起“熙甫之弊，在于有笔无文”[23] 了。
第四类否定震川文章的紧箍咒是“时文”。震川本“长于制科”[9]，名重一时。清代章学诚曾这样高度评价他的八股文章：
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也。[17]
但震川在时文方面的成就，同时即成为否定他古文的把柄。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上》中对归有光的评价持有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这也是他瞧不起整个明代散文的主要原因：“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至清代，以时文来否定震川古文的观点时或可见。桐城派中，方苞即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批评归文不雅洁时说：“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与此观点相类的如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说归有光：“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另一批反对桐城派的，更抓住了这条辫子，把震川文章乃至整个古文说得一无是处。如包世臣，不但也说归有光等人专注于八股而少用力于古文，影响了创作：“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诵读皆为制举之资，遂取八家下乘，横空起议，照应钩勒之篇以为准的”[24]，而且用十分尖刻的语词来全盘否定震川的散文：
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25]
他还特别针对归有光说：
世臣三十年前，曾览其集，于中酬应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调为能事，此固不得不尔。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摆脱此四字也。[26]
包世臣的这些话，或许是最为尖锐地批判震川古文受时文的影响了。但平心而论，作时文会消耗时光，时文的内容与形式也的确会僵化作者的头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时文只是作为一种散文的形式，它讲究的形式美本身并非毫无道理，问题只是不应该将它僵化、绝对化而已。这种形式美适当地予以借鉴与运用，不但对散文创作，而且对诗歌、小说、戏曲创作都不一定全是负面的影响。更何况，震川的一些优秀散文，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等，恰恰连方、姚等都认为散得犹如“小说”了，那里还谈得上八股的影子呢！把震川散文一股脑儿地都打上“时文”的印记，归入“架式腔调”四字之中，这实在是一种出于派性的偏见而已。更何况，即使受时文影响的散文，未必就一定不美，一切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先用一顶帽子一套，然后加以全盘否定。
清代不满或否定震川文章的观点当然远不止于这些，但大要不出于此四端。这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不无道理，不少即出于名家之手，也有一定的反响。但问题在于往往攻其一点，无限夸大，又不及其余，因而难以令人信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持评价的标准本身具有相当的狭隘性、片面性，乃至是一种非文学性的标准。假如我们今天换一种标准，即用真正文学的观点，将它放在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长链中来加以考量的话，恐怕得出的结论将完全相反。中国的散文本从先秦经典与诸子而来，好说大道理。六朝以降，写个人性情，求文字优美的散文逐步抬头，但经唐宋古文运动的大将们一阵吆喝，“文以载道”又深入人心。虽然唐宋散文的大家在实际创作中也注意吸取前代史传、琐记，乃至稗史小说的营养，用舒缓不迫的笔调，写过一些日常琐事、普通人物和真情实感，但给人总的印象还是摆着一付架子，以“精英”自居，是在“载道”或“贯理”的圈子中打转。而归有光的散文，正如清代的评点家们所指出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在于生活化、亲情化、平淡化、小说化，一言以蔽之曰：是在文学化、近代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后来的桐城派，尽管也扛着归有光的大旗，但一要讲“义理”，二要讲“经济”，三要讲“雅洁”，不是将文学的道路走偏，就是将文学的道路走窄，反过来又要说归有光的不是。至于“时文”也好，“骈文”也好，都是散文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得巧都好，用得不好都糟，而且都不是决定作品好坏的最根本因素，都不是文学发展大势中的最关键标志。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势是什么？是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化，是从“官文学”向“民文学”转化，是从“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化。近现代文学的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是为广大百姓服务而不是为一姓之皇帝和封建官僚集团服务。换言之，就是要写百姓的生活和感情，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归有光作为那个时代的人，难免要忠于皇帝，难免也讲“道”，讲“文章以理为主”(《文章指南》)等等，有时候还显得有点迂执。但我觉得，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讲“道”时，不但警觉到“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雍里先生文集序》)，将道与文分开，并有以文为本位的思想；而且他说的道与理，多数是百姓关心之道与日常生活之理。在当地方小官时，他公开宣称“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长兴县编审告示》)，立足点在为“小民”。他写的一些论说文如《论三区水利赋役书》及《三途并用议》等文，都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林纾称为“语语切实，不类文人之言”，后海瑞“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一些抒情散文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人伦道德的思考，也有益于人性美的构建。至于被方苞认为只是“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的“乡曲应酬”之作，也多能写得不谀，不虚，叙实事，抒真情，且往往借题发挥，触及时弊，关心民瘼。清人鲍倚云在评其《送同年丁聘之序》时就指出：“悱悱恻恻，痛哭留涕之文，读书人关心民瘼如先生者盖罕。”因此，我觉得，他在他那个时代，尽管不能摆脱传统，也讲儒家之“道”，但他的思想，基本上是站在包括普通士人在内的百姓的层面上；他的散文是写给百姓阅读，写了百姓心声，写得百姓爱读的一种百姓的散文。
由此我想到，中国文学从“官文学”向“民文学”，从“杂文学”向“纯文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诗、文、曲、稗四大文体演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比较起来，恐怕是以“载道”为宗的“文”的转变的难度最大。而归有光，正是中国散文从“官”到“民”，从“杂”到“纯”，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前驱，一个关键性人物。假如我们将归有光放在这一历史的标尺上来加以衡量的话，恐怕对他的评价再高也不为过吧！
注释：
①如钱谦益《震川先生归有光》载，徐渭曾见士人壁间悬归有光文而赞曰：“今之欧阳子也。”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第560页。
②本文所用的评点材料，多由杨峰君提供，特此致谢。
③“义理”与“经济”本是两个不同的视角，但有共同之处，即都是非文学观点，且批评者往往将两者混在一起，故这里为叙述简便起见，将两者放在一起论列。
④见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事实上，王世贞当年就有类似的说法，如其《答陆汝陈》曰：“规格旁离，操纵唯意，单辞甚工，边幅不足，每得其文读之，未竟辄解，随解随竭，若欲含至法于辞中，吐馀劲于言外，虽复累车，殆难其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