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与教会教育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教会论文,需求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晚清社会转型要求教育由传统的“治人之教”转向为“治事之教”，逐步实现教育的国际化、专业化、世俗化和相对的普及化。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致使教会教育乘间获得立足发展的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教会教育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支配而发生自己的改变。
关键词 晚清；社会转型；教育需求；教会教育
晚清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进入一种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易。根据社会的演进程序和质变的逐步深化，其时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840—1860年间的萌动时期，1860—1900年间的初步转型时期，1900年以后的逐步成型时期[①]。为了应答社会提出的种种新的时代需求，中国的教育事业亦相应地进入自己的历史转型期。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的教会教育，乘间获得了在中土立足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现实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所谓“教会学校”，作为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教育体系，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和历史机会中，完成了自身由产生到成型的发展步骤。
一
晚清中国的社会转型，征诸近代中国变化发展之实际，就其主因而论，乃发自于外来因素的催化。西来势力的日益侵逼，西方文明的不断浸染，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离异传统的趋向和成份。在社会变异和转型过程中，最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变动，应数国际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领域新质的产生和工商社会特征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领域，程度不同地向教育提出种种新的时代需求。
首先，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数千年的农耕经济时代中，中国一向处于“天朝上邦”的国际地位，“我为上国，率土皆臣”的心理定势，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时有表露。在传统时代尤其明清以往，中国社会包括文教事业的种种制度，一向自有传统、自成体系，并且通过有限的国际交往的辐射，成为东方世界各国景慕仿习的模式。然而，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走上了“解体的过程”，一步步地转入世界资本主义运行轨道。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不仅丧失了传统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成为其中极为平常的一员，而且已沦为一个主权并非完整的国家，成为极为贫弱受辱的一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并且为了适应国际变局、重构中外关系，于政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调适。诸如为了主持“夷务”，于中央、地方两级分别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为了实现“中外一体”，“遣使一节”也成了“必应举行之事”。如此等等，使中国社会对外交往开始向更宽广的领域、更纵深的层面变化和发展。进入本世纪后，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变故，列强将全面瓜分中国的侵略方针改易为“以华治华”政策，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自是有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与之相应，列强用以控制中国或影响中国的海关制度、租界制度以及专设使馆区等等，都得到最后完型[②]。
晚清时期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国际地位的改变和国际联系的扩大，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的教育也相应地作出变更：与传统教育相比较，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实现自身的国际化，即必须不断地走向世界，求取人类新知的认同，成为一种对外开放型的教育。这种教育国际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中外交往的频繁以及交往领域的不断扩大，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国情和习俗等等的了解，以及掌握那些借以认识对方并与对方联系的途径或交流工具——尤其是外国的语言文字。二是中外文明的冲突，已显示出近代西方文化超越于传统中华文化之上，尤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已走在中国的前头。根据人类社会交往史上后进文明要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师法先进文明的发展规律，这种文化位势迫使中国必然经历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三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历史使命，旨在迫使中国以殖民地的国际身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体系。为了适于这种世界体系的运转，中国社会必然接受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
其次，经济领域产生了新质。在传统时代，中国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小农经济社会，其表现形式即常言的“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生产经营模式。同步于生产领域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消费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在如此社会环境中，经济领域简单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科技智能，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传递来满足。一般意义的学校教育一向轻视专技人才的培养，尤其与社会经济生产进步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被视为“雕虫小技”。进入近代社会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先是受到西来商品的破坏化解，继之出现了异质于封建经济的经济成份，这种成份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中的物化表现，也包括中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成长。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经济领域内新质因素的变化和发展日益显著。一方面，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日益加强，至甲午战争前夕，各种外资工业经济实体已达190多家[③]，同时商品贸易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并自1870年起中外贸易即一直显示出款额甚大的“入超”[④]。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新质经济因素也已在长成并逐步有所发展。一种称作“洋务企业”的官办经济实体的产生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出现，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主要依靠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体系。到甲午战争时期，这种新经济成份总数已近180来家，累计创办资本达7千万两左右。有了上一世纪40年的积累和发展，上述种种新的经济成份，到了本世纪初年，有了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领域更广的扩展。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外国商行、银行和10万元以上的厂矿，大多数开办或设置于清末十来年间[⑤]。至于中国社会自身新的经济成份，不仅在清末“新政”时期“俨然出现一度设厂办矿的热潮”，而且诸如新型交运业、电信业、银行业以及现代城市公用事业等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适应上述种种经济领域的新变化，晚清社会的教育必须在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上进行一定的调适，这就是与传统社会的教育相比较，其时的教育事业必须实现工技化或专业化的转向，以此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技能进步和职业分工的时代需求。
再次，社会环境出现了异动。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体现了一种静态的安土型农业文明。安土乡居的生活环境，无需人们对外界有多少了解，也无需人们去轻易更改自己既有的职业或社会角色地位。这种社会中的教育，除了定期地为皇朝统治需要提供数额有限的候补官吏外，既没有普及的可能，也没有普及的必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业。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安土型农业社会开始逐步发生区域性的变化，一种处于动态下的移民社会——区域性近代工商社会，开始在中国一些沿海沿江地区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展。这种近代工商社会区域，首先起自境外之人在中国土地上自由行动及长期居住的合法化，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租界制度的开始形成，以及受其影响邻近租界区的一些工商型社区的出现和扩延。到本世纪初年，这种工商型社会有了更为纵深的扩展，尤以沿海一线和沿江一线的发展最为明显。沿海一线北起大连南至广州，沿江一线上自重庆下达上海，并以上海为两线交汇点，以一“T”字型嵌插于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社会，辐射着近代工业文明。在这种区域性工商社会中，居社会生活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已在变换为日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以及正在形成的新型知识群体。
在近代工商型社会区域中，社会主体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他们在从事种种社会活动时，往往并非像安土型农耕社会的人们那样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与原来差不多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追求某些新鲜东西，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好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条件，实现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加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社会信息的接收，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等等，都成为他们在都市化社会环境中立足谋生的条件。而所有这些，又必须以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在中外交往尤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主体具备了一定的近代文化科技知识，也就具备了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的立足条件。于是，一定的学校教育，成为这种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之必需。即是说，晚清时期区域性近代工商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对教育提出一种双重性要求：一方面要求教育渐趋普及化，学校的增添应与社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相同步，使社会主体易于取得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而不是只为少数人所享有；另一方面要求教育更贴近世俗社会，切合社会的实际应用，向实证和实用方面迈进，而不是只传播那些说教式的圣贤典则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枯燥的道德伦理教条。
总之，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提出的时代需求，晚清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相应同步地发生变易，从传统封建时代教育中蜕变出来，使那种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治人之教”，让位于适于工商社会变化发展、注重实证实用的“治事之教”，逐步实现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专业化、教育的世俗化以及相对的教育普及化。所有这些教育的时代需求，表明处于社会转型的晚清中国，教育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历史转型，这就是取法以工商经济为其社会基础的西方近代教育模式，结合自身的国情，进行一种全方位的变革。
二
晚清教育事业本应同步于正在转型的社会变化过程进行自身的时代变革，然而在实际上却后起和滞缓得多。这固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悠久，民族肩负的包袱相应也过于沉重，但亦由于中国的教育变革，并非是一种内部引发模式，而主要是对外来文明的一种被动反应。因这些历史因素引起的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的“时差”，可说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种历史的“不幸”，自然对中国社会自身进步造成相当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作为异质文化传播渠道的教会教育，却是一种历史的“有幸”，使它们获得了立足发展的历史时机和社会条件。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就需要一种能够“会通”中西的人才。尤其在中外交涉和中西商贸等方面，由于华夷之间风俗物情的悖异和语言文字的障碍，社会亟需一种能够“晓习夷语”且与“夷人”有所接触的社会角色。然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教育领域并未出现任何新的变动因素。尽管在思想领域，一些开明人物也倡导过“悉夷情”、“翻夷书”，习练夷人所长的战舰、火器与养兵练兵之法，甚至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唤，但是在教育实际上，中国学校教育却静同古井，没有显示出任何新的教育因素的涟漪。于是，社会所需要的新知人才只能转求他途，这就为那些主要出身于教会学校的诸如“买办”之类的人物，提供了出头的时代机会和活动的社会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风气先开的地方，传教士们最初来华开办学校常常遭受到驱赶的现象逐渐减少，招生极度困难的局面也渐有改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尽管经营教会教育的传教士们仍然碰到诸多不尽如己意甚至沮丧恼火的事件，但“磐石开裂”、“冰川化解”的时候毕竟到来，教会教育已被中国社会某些地域或层面所认可，慢慢地站住了脚跟。据粗略统计，到1860年时，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开办的教会学校，计约50来所，其中一些社会转型程度稍深的地方，如上海、香港两地，教会学校则各有14所之多[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40年间，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或西式教育的需求，更具时代紧迫感，并且这种教育需求的层次也日渐提高。于是，以京师同文馆为起始的所谓洋务学堂，以及90年代后一些中高等层次的新式教育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产生、成型，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必须看到，上世纪末，这种新式教育机构总计不过60余所，其中主体部分是为洋务事业开办的“洋务学堂”，而其中属于军事学堂者又占有很大的比例[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式学堂的招生数量和教育质量均存在诸多的不足。在堂学生，多则一两百人，少则十数人或数十人。至于这些学堂的教育质量，当时就有人质疑：“然能制器者有几人乎？能译书者有几人乎？能海战者有几人乎？能熟习商情者有几人乎？”[⑧]由此可见，前文所叙种种领域对知识人才的需求，难以从中国自办新式教育中得到适度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在中国土地上已经立足的教会教育，乘时进入了自身发展阶段，并开始向更高教育层次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概观上世纪后40年，教会教育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据有关材料所示，到1899年，教会学校增至约2000所之数，学生也增至4万名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教会教育在质量上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变化之一是招生对象的改变。与早期所招学生全是“贫苦童稚”不同，此一时期尤其80年代后，不少教会学校几乎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贵族学校。变化之二是教学内容的改进。早期的教会教育“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整体上讲，不仅自然学科课程在教会学校的教学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大、科目门类日益增多，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及外语课程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注意，有些学校还用英语作为所有课程的教学用语。变化之三是师资素质的提高。早期传教士们对于教会学校的经营，只是纯粹宗教活动的补充，对于绝大多数从事教会教育的人来说，不仅教学活动是他们的“副业”，而且他们真正能用于教学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十分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从事教会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专业化在逐步加强，另一方面新的师资队伍文化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60年代初，英国有些差会派往中国的男性传教士，80%的人都是正规的大学生，而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还要高[⑩]。8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学生志愿赴外国传教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此种状况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这些新来华者不仅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较好的专业准备，而且在神学理论和宗教信仰问题上，也比早期来华人士开明得多。
除了上述诸般变化外，60年代后的教会教育，培养目标也有了一定的修改，即由过去专门培养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逐渐转向兼而培养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人才。用著名的教会教育家狄考文的话说，就是此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人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等，以此顺应正朝中国社会涌来的“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11)]。缘此，教会学校的教育层次也发生了变化。早期教会学校基本上是一种初级塾学性质的教育——主要是附设于教堂或传教士住所附近的读经班或识字班。而60年代后，不仅正规小学教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教会中学和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也先后出现，并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据有关材料，在1875年左右，教会中学就占整个教会学校的7%，到上世纪末，这种比例已上升到10%左右，而高等层次的教会教育机构，也于七八十年代间开始产生。尽管其时教会高教事业大多附设于中学之内，且教学过程甚不正规，但至上世纪末，毕竟有了总数在500名左右的人接受过“教会大学”的训练和培养[(12)]。
所有这些变化表明，当中国社会为了适应新的世界体系作出种种调适和转化之际，教会教育为了能在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里立足发展，也在作出相应的调适和转变。教会教育的这种时代变化所蕴含的真正内涵，即在于宗教的社会功用在逐步减少，而教育的社会功能在日益加强。支配这些变化的内在因素，无疑是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供需法则。尽管从表面上看，此期内在华传教士们就教会学校的发展和世俗课程的开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只是一个对待教会教育的“态度”问题，然而究其实质，却是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尤其教育的世俗化和工技化要求，在规定和控制着这种教育的发展进程。由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惰性使新式教育产生和发展是那样的滞缓和不足，故此社会的教育需求只得借助这种“异种”教育产品来补阙，而不受中国文化传统负累和不受中国政权管束的教会教育，也反过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完整意义上的教会大学，正是在这种机会中，根植于上述种种变化的基础而产生和成长起来，并且在新的世纪到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成型阶段对教育提出更高的需求，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成型和发展。
新的世纪到来后，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变。在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影响至大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催逼下，中国的教育领域也处于一种新旧教育嬗替的转折点。其时教育变革，尤其教育对象的扩大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表明此期的教育进步使中国教育现代化跨上了第一道台阶。但必须看到，处于变革中的清末教育事业，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两者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是不仅不少地区的新式教育仍呈“雪花效应”，即使教育最为发达之区，学生人数仍不足社会人口的2%，故“教育普及”确实“难乎为言”；二是各地反映出的学校数和学生数水份很大，相当一部分学堂只是旧式教育机构的改头换面，所教所学完全囿于传统的教学范围之中；三是即使真正称得上新式教育的学校，其教学内容受制于“中体西用”教育宗旨，不适于社会进步的成份仍占极大的比例，加之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低下，专业知识准备不足，故此新式教育应打的折扣很大；四是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尤为不足，使社会亟需的新知人才存在很大的缺口。所有这些中国自身教育发展相应于现实社会需求的不足，自然给正处上升之势的教会教育留下了长足发展的余地。
综上可见，在清末十来年间，无论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教育自身发展的角度，都显示出教会教育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已经到来。对此，身为此种教育的主办者看得十分清楚，故而在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会议上，他们一方面对自己既有的教育工作成就感到欣慰，另一方面积极地发出《向外国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强烈要求各国差会尽快地向中国派出大批真正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所谓教会大学以及一些准教会高教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纷纷设立和成型，并与既有的中初级教会学校联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三
在中国历史上历时一百余年的教会教育，在晚清时期经历了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行程。至本世纪初年，教会教育已经形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初等到高等的学校教育全程，而且覆盖面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其人才培养实力不仅一时间可与中国自身教育一争雄长，尤其高教层次的阵容和实力，更比同时期中国自身的高教事业强盛得多。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通过上文粗浅的分析，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几点历史启示和结论。
其一，教会教育是在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由冲突到逐步融合的过程中出现和形成，而这种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殖民势力的野蛮扩张，因此，这种教育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层面的抵制：文化交融中的抗拒和民族情感上的抵触。但作为一种教育，教会学校在中国土地上的产生和成长，主要的历史功能是作为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传递渠道，其深层内涵主要反映出一种异质文化的扩延。尽管这种教育在其产生初期甚至后来发展过程中一直注意宗教内容的传授，但是它的背景，毕竟是一种比当时中国社会进步得多的先进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工业文明最终将超越传统的农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形成，必然借助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套用一句自然现象的俗语，“水往低处流”。当近代西方文化位势转而高出于中华文化，而中国社会又被迫向世界打开自己的大门，在这种中外交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渠道，教会学校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只是，产生时间的迟早、发展程度的浅深。因此，在认识教会教育的发展和教会大学的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时，不能仅仅认为这种教育完全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的强行“楔入”。对此，如果将观察历史景象的镜头推向更远，直至今日的中西文化交流，仍然显示出当年教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充任历史角色的某些情景。
其二，由于教会学校从根本特征上讲是一种西式教育，其社会土壤在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内质，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农业文明，如果这种社会不发生相应的质变，教会教育即使产生也难以形成一种“气候”，更不用讲形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对此，历史上唐、元、明清之际基督教三度来华已作了有力的说明。所以，对教会学校的接纳，尤其教会大学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和成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适应了现实中国的需要：晚清中国的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需求，但中国自身的教育在由旧而新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历史断层或某些呈现断层性质的间隙，教会教育由此乘间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因此，这种异质教育在中国社会中出现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负了中国社会转型对现实教育提出的历史责任。与之相应，为了能在中国社会中立足和发展，教会教育也必须依据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自身的变革和调整，故而这种教育自其产生之后，也一直处于自己的改易过程之中。诸如教育对象的改变、教学内容的添新乃至教会大学的生长，无一不是这种变革和调整的实际反映。总之，教会教育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两者之间同样受制于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支配。正因如此，一待中国自身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转型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那么接下来的该是教会教育自身如何“转型”的问题了。所以，教会教育在晚清最后十来年间充分发展之时，也孕育着这种教育自身存在的危机，本世纪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和50年代初期接收教会学校的行动，皆在此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自身新式教育正式跨入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历史的伏笔。
其三，自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社会被西方殖民势力强行纳入新世界体系的运行轨道之中，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大多皆因为外力的懫迫而作出的不得已之举。正因有此，故而近代中国的种种变化与进步，与时代提出的要求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距。教育变革同样如此。这种与国际形势变化保持差距的被动而迟缓的调适，也是中国近代长期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亦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指出：“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13)]晚清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事件和变化，不幸为这位时代哲人而言中。教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教会大学的产生和成型，固然一方面在于其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沉沦，西方殖民势力可以随意在华兴办种种事业的历史环境所鼓励，但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在这方面的改革和变易的速度之滞后和力度之不足，使这种中国社会自身的“不幸”转而成为异种教育的“有幸”了。因此，教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既是中国贫弱落后的历史地位之所致，亦是外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强行改易或变革中国教育现实的结果。由此可见，在中外一体、万国联通的历史形势下，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顺应时势自行改革，外力的强行催变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①这种划分只能说是“大致”，如1895—1900年，在某种程度上亦可划为第三个发展阶段。
②关于海关制度、租界制度的完型，可参见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有关章节论述。
③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在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载《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
④据杨瑞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中国进出口贸易值1870年入超额为839.8万海关两，至1894年入超额已达年3399.8万海关两。
⑤有关外国商行、在华厂矿和在华银行等，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129、133页。
⑥余子侠：《教会大学的产生与晚清社会的转型》，见《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⑦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甲、乙、丙三编所录，其时洋务学堂计37所，其中军事技术学堂12所，水师学堂8所，武备学堂（1900年以前创办）7所。
⑧韩文举《国朝六大可惜记》。
⑨John Fryer（傅兰雅）:"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Shang hai 1895。
⑩Kenneth S.Latourette（赖德烈）:"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 1929,P408。
(11)Calvin V.Mateer（狄考文）:"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Missions to Education." 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10-24,1877."
(12)Earl H.Cressy（葛德基）:"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A Study for the year,1925～1926."Shanghai 1928,P26～27。
(13)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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