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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96年的春季。按照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说法，30年前的此时，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但仅仅几个月时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破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就已经打响”。一直要到十多年后，这场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灾难才被宣布“结束”。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也已20年过去了。然而，人们对它的反思，清算，研究，应该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文革”中出现的某些真正应予清除、否弃的东西，在今天却仍被宽宥、称颂，而“文革”中出现的某种真正值得肯定、继承的东西，在今天却也被厌薄和冷落。更有甚者，在一些人那里，“文革”成了一顶帽子，一根棍子，一面盾牌，他们充分利用着人们对“文革”的憎恶来为自己辩护……
在《错开的药方》（见《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文革”的反思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七十年代最后几年到八十年代最初几年，对“文革”的反思，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层面进行的，即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怎样从制度上、从政治体制上预防和杜绝“文革”式悲剧的重演。而在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对“文革”的反思进了一步，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层面，即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导致“文革”式悲剧发生的根源，因而，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便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两个阶段的反思，不管深度如何，成就怎样，其基本路向无疑是正确的。
在八十年代最后的几年和九十年代最初的一两年间，反思“文革”的声音其实基本上沉寂了。而在最近几年，这种声音又高昂起来。而这次的所谓“反思”，则是在理想／激情的层面进行的。在“文革”中，中国大地上激荡着一股迷狂般的理想与激情，这在“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典型。对“文革”中迸发的这种理想与激情，做出冷峻的反省，挖掘出其迷狂的根源，无疑是有必要的。然而，因此而否定任何形式的理想与激情，并推崇一种犬儒精神，则只能将对“文革”的反思引入一条歧途。在今天热衷于从理想／激情的角度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人看来，“文革”中最有害最可怕最应该在今天清除的，便是那种理想与激情，但他们似乎忘了，“文革”中最有益最可贵最应该在今天保留、继承、发扬的，也是一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这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在遇罗克、张志新和顾准等人身上有着光彩照人的体现。
“文革”是一场惨酷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文化和人性方面的卑劣、肮脏、邪恶得以充分暴露，然而，另一方面，文化和人性中真正高尚、清洁、正义的一面也在一些人身上得以超常地彰显。我们过去谈到反思“文革”时，总把这仅仅理解成对“文革”发生根源的挖掘和对“文革”中卑劣、肮脏、邪恶的东西的审视，这当然自有其道理。但我以为，对“文革”的反思，如果仅限于防止什么，根除什么，那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闪光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的辨别、分析、保留、发扬。如果说，“文革”中，在“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应予否定的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那么，在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人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则是值得珍惜、肯定的。没有理想与激情，没有神圣与崇高，不可能想象遇罗克、张志新会在举国一片狂热中，不惜身家性命地坚持发出一种清醒的声音。没有理想与激情，没有神圣与崇高，顾准也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进行那样卓越的探索、思考。关于顾准，在这里应该多说几句。顾准的思想，顾准对一些问题的具体看法，固然在今天即便在学理的意义上也仍然不乏光彩，但顾准在今天的价值，更主要体现在其精神、人格上。这方面的价值，才真正是不朽的。茨威格在其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时说：“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当无数人受一种迷狂般的理想与激情驱使，被一种邪恶和不义的“神圣”与“崇高”支配时，罗曼·罗兰毅然站出来，发出一种清醒的声音，而这种行为，则分明表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与激情，表现了一种极为可贵的神圣与崇高。因此，茨威格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而我们也完全应该说，“文革”期间，“染上了狂犬病”的中国，正是由于有了几个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而今天，当一些人在理想和激情的层面上对“文革”进行反思，从神圣与崇高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清算的结果，是有意无意地讥嘲一切理想与激情，诋排一切神圣与崇高。这样，他们便不但拒斥了“红卫兵”一类人身上表现出的迷狂和野蛮，也否弃了“文革”中由于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人才保存了的道义和良知。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文革”的反思，从社会／政治层面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有着逻辑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深入的过程带有自发的性质，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然而，最近几年在理想／激情的层面上，从神圣／崇高的角度对“文革”的“反思”，却很难说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历史／文化层面上对“文革”反思的逻辑上的继续。实际上，在中断了好几年以后，人们又热衷于谈论起“文革”，并不是在沿着历史／文化的路向再深入了一层，而是另辟了一条路径。而之所以会如此，则是由于现实中一种声音的刺激。在最近几年，有一种对文化现状，对当今的精神气候的较为强烈的不满和较为尖锐的批评、讨厌、憎恶这种声音的人，声称从其中“嗅”出了“文革”气息，感受到了“红卫兵精神”，于是，他们便在理想与激情、神圣与崇高的意义上大谈特谈“文革”和“红卫兵”了。这样做，目的其实并不在于对“文革”本身进行反思，而只是要把今天令他们讨厌和憎恶的声音与“文革”挂上钩，意在把“红卫兵精神”、“红卫兵文风”变成一根棍子，一顶帽子。你要仍然强调理想，呼唤崇高，捍卫神圣么，便难免遭受“红卫兵精神”这根大棒的打击；你要对当下的某种社会文化现象作出稍稍直率尖锐一点的批评么，便难免被戴上“红卫兵文风”这顶帽子。
“红卫兵”这根大棒，当然首先会指向张承志这样在这方面有“历史问题”的人。什么“原红旨主义”，什么“红卫兵情结”，诸如此类的恶谥，最近几年一股脑儿地压到了张承志的头上。在1996年第1期的《钟山》上，有一篇刘心武、何西来、邵燕祥等6人的题为《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的长篇对话，其中很大的篇幅，便是从“红卫兵”的角度清算张承志的。这其实有些像把文学批评变成政治审查、审判，其中的牵强、乖谬之处，或许并不少。例如，张承志说过要“以笔为旗”，有位先生便说：“怀有战斗的动机，这就不好了。”刘心武先生更说：“一看到《以笔为旗》，就想起‘文革’当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鬼见愁歌》，‘拿起笔，做刀枪’，我当时一听心里就怦怦地跳……冷静的学理分析就做不到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把“以笔为旗”和“战斗”这样的“话语”与“文革”和“红卫兵”联系起来。其实，立志以笔为旗，主张以文学的方式“战斗”者，古今中外的作家中，应该并不少。在鲁迅那里，“战斗”是一个常用语，他明确地强调过：“文学是战斗的。”他多次说过，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寸铁杀人”、“一击致敌于死命”的武器，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东西，他更说过，自己写杂文，是为了让人们“在深夜的街头，时见匕首的闪光”（当然，他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于张承志的“以笔为旗”，为什么一定只能将其“源”上溯到“文革”和“红卫兵”呢？仅仅因为张承志当过“红卫兵”，是“红卫兵”这个称号的发明者，便把他的一切都与“红卫兵”绑在一起，便把他的整个精神风貌都用“原红旨主义”和“红卫兵情结”来解释，这公平合理吗？一看到“以笔为旗”，便想起“文革”中的《鬼见愁歌》，并因此“心里就怦怦地跳”，这或许是因为心中有“鬼”便“白日见鬼”。
当然，也并非一定要像张承志这样的人才不能免遭“红卫兵”这根大棒的打击。即使你是一个根本与“红卫兵”沾不上边的人，也照样会把这根大棒指向你。就以我自己为例吧。“文革”开始时，我刚够上幼儿园的年龄，又生活于偏远的乡村，并不曾当过一天“红卫兵”，也对“红卫兵”运动毫无感性认识。例如，我就是最近从刘心武先生那里，才知道“文革”中流行着一首《鬼见愁歌》。然而，近几年，因为写过几篇较尖锐激烈一点的文章，也被说成是“红卫兵文风”，“大批判文风”，也被“打”成了“红卫兵”。当我的脑袋上被按上一顶“红卫兵”帽子时，我总有一种滑稽感。感到滑稽之余，自然地寻思这样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将“红卫兵”这根大棒如此乱舞，将“红卫兵”这顶帽子如此不择头而扣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两种：
如果善意一点地去理解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在“文革”中见识过“红卫兵精神”的厉害，因为在“文革”中尝到过“大批判文风”的滋味，便一直心存余悸，听到稍稍激烈尖锐一点的声音，便近乎本能地联想到“文革”，联想到“红卫兵”式的作风，于是“心里就怦怦乱跳”，再也不肯、不愿、不能去进行“冷静”的“分析”，而只顾操起“红卫兵”这根大棒便抡，抓起“红卫兵”这顶帽子便扣。
如果不那么善意地去理解他们，则不妨说他们是在有意地调动着人们对“文革”的恐惧和对“红卫兵”的厌恶，目的，在于抵挡和扑灭稍稍激烈、尖锐一点的声音，尤其是那种直接针对自己的声音。他们其实末必不明白并非任何一种激烈、尖锐一点的声音都必然与“文革”和“红卫兵”有什么关系，但为了有效地抵挡和扑灭这种令他们不顺耳、不舒服，破坏了他们的宁静，惊扰了他们的好梦的声音，他们便使出这手绝招：在政治上丑化这种声音，把这种声音说得十分危险可怕，以至于足以引爆再一次的“文革”。
而在这样一种对“文革”的借助和利用中，“文革”中真正值得反思的东西却被放过了，在今天的生活中真正与“文革”有深刻联系的方面，甚至被宽容和认可了。一次与一位“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聊天，他说，“红卫兵”运动中，最反动的东西，其实是“血统论”。而这种“血统论”，在今天虽然在观念上被否定了，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以各种形式被奉行着。特权以种种方式的父子相传，难道不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么？难道不是腐败的一种突出表现么？但有人却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看到了它的“正面功能”。也就在上文所说的刘心武、何西来、邵燕祥等先生的对话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位先生说：“去年我看到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其中引用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说的话，对照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的变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而苏联和印度没有做到。其中的一层意思，大意是说在中国，一部分原来当权的官员及其子女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享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也换取了他们对改革开放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位先生接着说：“这个角度很奇特，但仔细一想又确有其道理。如果中国的原有权力架构不能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改革开放恐怕早已是寸步难行了。我们国家的不少官员及其子女是很善于得风气之先的，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这种实质上的“血统论”面前，他们显得多么富有“历史理性”，多么懂得“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再如，“反智论”在“文革”中也是极为盛行的。蔑视知识文化，拒斥智性的“反智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固然有着深厚的根源，但泛滥膨胀到“文革”那种地步，则似乎“史无前例”。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把“文化大革命”称作“大革文化命”。而这种“反智论”，在王朔那里，不是有极为典型的表现吗？在刘心武、何西来、邵燕祥等人的对话中，也谈到了王朔的这种倾向：
王朔……指出知识分子的不高明以至愚蠢，而且存心要打击知识分子。他说：“我的作品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长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还有，他对科技知识分子也是揶揄的，嘲弄的。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对王朔的这种反智态度，几位先生虽然也认为“不太高明”，不够“理性”，但并不妨碍他们对王朔总体上理解、宽容和肯定。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那么敏锐地“觉察”到张承志与“文革”和“红卫兵”之间的联系，却看不到王朔的反智态度与“文革”和“红卫兵”之间也可说有着血缘关系。按照他们观察和理解张承志的思路来观察和理解王朔，也完全可以把“文革”精神和“红卫兵情结”一类的帽子戴在王朔的头上。就说可用来概括王朔作品主题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吧，难道不是“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圣音”之一吗？我在“文革”期间开始上学时，没有教材，用《毛主席语录》作课本，所以我刚开始识字时便对这句话耳熟能详了。
说到“反智论”，还有必要谈谈它的两种不同表现。在刘心武、何西来、邵燕祥等先生的对话中，认为王朔与张承志在“反智论”这一点上有相同之处。我认为，二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别。简单说来，王朔的“反智论”体现为反智性和知识本身，而张承志的“反智论”反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分子”，并不反智性、知识。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见《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一开始便对“反智论”的这两种不同作了说明：“‘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这两个方面虽然有着联系，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王朔可称作“反智性论者”，而张承志充其量只能算是“反知识分子者”。而且，张承志的矛头，也仅仅只指向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张承志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其实也令我想到鲁迅。对同时代“知识分子”，鲁迅也是从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和憎恶的，“学者”、“教授”、“智识阶级”这类称号在鲁迅笔下出现时，往往都带有讥嘲、诮讪的意味。但鲁迅却从未表现出对智性和知识文化本身的不屑和鄙视。“反智论”及其两种不同的表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张承志更多地表现出与鲁迅相近，而与王朔之间仍有着差异，不可不察。
前面说过，一些人将“红卫兵”这顶帽子不择头而扣。但他们对王朔表现出更多的体贴、理解、宽容，而对张承志表现出更多的非议、惊恐、否定，只从张承志身上看到“原红旨主义”，而从王朔那里看不到“红卫兵情结”（甚至认定王朔是“红卫兵精神”的反动），又说明他们在将“红卫兵”这顶帽子扣下之前，还是要择一择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