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张晶晶 阚兆洁
摘要： 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独特阶段，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深深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下，缺乏应有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作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过渡，第二国际在批判修正主义、诠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其学术争论焦点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及资本主义新时代三个方面，凸显了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但囿于教条化的理解，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视野，最终走上悖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深入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于还原其思想史语境，夯实马克思主义学理基础，加强反身性研究，强化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沟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第二国际；特殊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对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转换，第二国际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开启了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先河。长期以来，人们对第二国际褒贬不一，历来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从一味的否定批判到冷静的客观思考，我们理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认真地对待这一段心路历程，辩证地分析其利弊得失。通过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思想资源的深入挖掘，厘清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对于新时期建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加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会贯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第二国际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自产生以来，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就存在诸多分歧，尤其是对于该如何结合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体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纷繁复杂，理论上出于忠诚守护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夙愿，往往造成悖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境遇。第二国际理论家探讨的总问题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的内在需求、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新动向，〔1〕构成了理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第二国际理论家大多数来自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通晓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拉布里奥拉、梅林、拉法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历史思考，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因而我们应该理性反思，自觉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审慎对待这些思想资源，在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承前启后的内在关联。
纳入标准：入组样本均是经病理检查和手术确诊的满足临床判断乳腺癌疾病指标的患者，超声BI-RADS分类处于3至4类之间，患者与家属表示于本院给出的同意书进行自愿签字，对本医院伦理委员会提交之后得到批复。
首先，第二国际介于“古典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换时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链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时期，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横向维度上，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市场开始不断向国际范围延伸，于是开拓全新的国际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纵向维度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向着高额利润迈进，并且日益集中化、垄断化。希法亭从托拉斯、贸易战争和关税的视角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全球性变化，集中分析了银行及金融资本的不断扩张，突出强调资本的组织和集中将带来国际局势的动荡。〔2〕由此可见，经济的高度集中日益与政治权力相互关联。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与墨菲认为，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发生变化的客观结果，也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主观产物，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最后失去了他的清白”。〔3〕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工人阶级意识显著增强，因而迫切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导。第二国际正处于这一“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随着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群众性政党团体，客观上要求一个国际性组织加以协调引导，第二国际应运而生。
明朝的冯梦祯在刻印唐朝刘肃的《大唐新语》这部书时，竟然将书名改为《唐世说新语》。明朝的商维翰在刻印南宋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这部书时，竟然将书名改为了《蒙斋笔谈》。明朝的郎奎金在刻印东汉刘熙的《释名》这部书时，把书名改成了《逸雅》，这是为了迎合当时市井中流传的《五雅》丛书的书名。这些篡改后的书名全属臆造，庸俗不堪。
另一方面，拉法格、希法亭重点对资本主义典型特征深入挖掘，揭示了金融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得益于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共事和思想交流，拉法格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15〕拉法格不仅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具，同时也倾向于从经济视角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拉法格认为金融资本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制约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根源。通过考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托拉斯，拉法格认为托拉斯创造着美国的历史和发展奇迹，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托拉斯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需求必然要求开拓国际市场，因而托拉斯必然走向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判断。与拉法格不同，希法亭将关注焦点集中在金融资本上。他认为，金融资本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形态，信用和股份公司是推动金融资本产生的有力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通过不断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但却造成自我增值的假象，金融资本无疑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只有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的运行规律，才能揭示金融资本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拉法格将金融资本的研究融入现代资本主义考察之中，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相互区别，资本集中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
最后，第二国际作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的历史思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至少有三种仍在坚持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等；二是由卢卡奇、葛兰西等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三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三者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陈学明认为，这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舞台上出现的“三足鼎立”之势，从而展现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坚韧性、开放性、多样性和现实性。〔6〕第二国际理论家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中间地带，担当着传承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使命。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思想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深深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探讨》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衰落。加之各国依据苏联所进行的社会革命绝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动力十足，呈现一片相对繁荣景象，这似乎打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重要探讨，如考茨基的“走向帝国主义”、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等都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卢卡奇承认“总体性”辩证法受到卢森堡的启发，并高度赞扬她为“永世难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和领袖”。科尔施也认为，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好的门徒”，他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黑格尔哲学”倾向。〔7〕现在看来，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诠释，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第二国际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有益探索，其争论的理论焦点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凸显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剖析，大体都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都在试图走进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彰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为后来列宁的解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考茨基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曾高度赞扬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刻，拉法格作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的伟大尝试。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认为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体系的重要基础。〔8〕通过研究自爱尔维修以来西方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创造地性提出“现代唯物主义”作为与“经济唯物主义”的对立。普列汉诺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经济学说、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拉法格提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两种理论模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历史唯一科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抽象观念的起源，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当饶勒斯在法国津津有味地谈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博爱和正义”时，拉法格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认为“如果是这样，人类将永远走不出原始共产主义阶段”。〔9〕博爱和正义都是社会经济关系在道德领域的重要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依然在于生产方式。梅林通过批判一度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完全撇开哲学”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10〕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根本不需要任何“补充”，突出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基础性地位。在麦克莱伦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内容，只有梅林和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其他领域，是值得肯定的。
二、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争论的焦点之所在
其次，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模式来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实践论和实证主义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解读。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的转变，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以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倾向，孕育着“正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二是以意大利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为代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和社会心理学作用，进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包括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卡尔·伦纳等在内的理论家，突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证化范式，开启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
一方面，考茨基、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深入考察，得出资本积累导致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考茨基在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后，更多的是从政策的角度加以解读，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拿破仑时期的帝国政策；二是指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结成的联盟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是工业国与农业国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其中工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性的调整，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在不断扩大农业地区意图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12〕库诺对此提出质疑，批评考茨基没有抓住帝国主义的本质，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工业资本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金融资本。正是因为没有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考茨基号召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进入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卢森堡不以为然，认为帝国主义是与资本积累紧密相连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她既指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抽掉了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阶层作为剩余价值市场、生产资料供应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与此同时，也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命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大国之间的争夺和战争不可避免，资本加速着世界历史进程，也带来被压迫民族工业化和解放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作用。卢森堡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从总体性上探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历程，把宗主国的发展同殖民化演变看作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13〕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坐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卢森堡的研究转向肯定，并试图证明其与列宁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同时也包含着诸多差异，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奥图卡·鲁本等。卢森堡的思想精华集中在自发性理论和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巴索认为卢森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看法与马克思相一致，自发性理论是一种“辩证的过渡”；而列斐伏尔则非常看重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即“一个辩证的、与众不同的，最有吸引力的看法”。〔14〕但他反对用“卢森堡主义”对其思想加以全盘吸收，而主张辩证地看待，批判性继承。
综上所述，介于“古典”和“现代”资本主义转换时期的第二国际，也位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交叉点。不仅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深深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开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转换的历史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因而只有将其放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背景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第二国际的发展历程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突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事实”出发，但却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写了大量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重要的思想来源，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与恩格斯通过信，并接受其帮助指导。当时包括捷列夫斯基、柏特兰·罗素在内，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追求物质利益原动力的经济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对此提出强烈谴责，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再到《资本论》的完成，马克思从经济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但并没有像伦理社会学家那样将其歌颂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根据。经济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一些中介环节，如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形式。因此，经济只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才起决定性作用。卢森堡触及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认为所有制关系决定生产方式。拉法格坚持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是社会经济形态合乎规律的更替，他谴责修正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典型的妥协色彩，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此外，拉法格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批判也是比较深刻的，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最终通过经济事实得以阐明。拉布里奥拉强调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出发理解意识形态，并揭示了观念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消除虚假观念的必要性。
自诞生以来，第二国际内部就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不同派别之间的解读重点也有所侧重，左、中、右三派之间的争论更是伴随第二国际发展的始终。右派以典型的“修正主义”著称，即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基础上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左派则认为当时的社会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差别不大；中派认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必要，但不应该采取右派的过激手段。其争论的理论焦点集中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对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解读三个方面。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指出，第二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围绕共产主义的新问题展开了种种斗争，从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声音：正统派的解释、修正主义的注释、工团主义的异端和卢森堡、列宁试图回到马克思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看，争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维路径，不仅深化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开了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先河，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建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的变化，造成了第二国际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认知冲突，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解范式深受狄慈根的影响和启发，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想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首次明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范畴，坚持“自然一元论”学说，认为认识论是哲学的专门任务。普列汉诺夫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普列汉诺夫揭示了社会结构的三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拉布里奥拉“五项因素公式”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阐明了意识形态的相互独立性，同时也辩证看待了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模式不同，拉布里奥拉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模式。拉布里奥拉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实践哲学”，坚持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历史研究的“综合性”相结合，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交接制度，重视历史主体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科拉柯夫斯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历史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相关研究，并尝试用实践范畴加以阐释。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影响，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证化的研究。鲍威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认识论，至多只是社会历史观和机械唯物论的结合。麦·阿德勒是一位典型的新康德主义者，主张以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补充”马克思，认为人的理性来源于经验，并提出“社会化意识”概念。弗·阿德勒则带有典型的马赫主义气息，试图用实证主义、现代科学“填补”马克思主义空白，进而和解机械论，建立完整统一的世界观体系。博托摩尔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阐述成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其中马克斯·阿德勒的思想和哲学著作奠定了整个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读。
最后，从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典型特征分析，资本积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等理论贯穿始终，构成了第二国际独特的经济研究视域。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以来，一直站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问题，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充分理解时代转变的客观条件，才能全面理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11〕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先进的科学技术突破了传统科学的地域限制和依赖，极大地改善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之社会民主党代表的介入和协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紧张状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首先，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上看，第二国际理论家通过斥责“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倾向，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伯恩斯坦主张“和平长入资本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革命”因素，代之以议会斗争、社会改良的思想，从而掀起了修正主义的浪潮。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奠定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用庸俗进化论思想代替马克思革命的辩证法，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更是引入庸俗社会学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技术史观，与社会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无异。19世纪最后20年，唯心主义思潮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充斥着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视域。因此，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其次，第二国际处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时期，开了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先河，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往往单纯从理论视域加以解读，而缺乏应有的实践活动。第二国际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阶段，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转换时期，既承接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历史传统，又深深影响着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尤其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基本沿袭这一历史方向，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他们一方面通过与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或阅读其著作成长起来，秉承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历史传统，表明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坚定立场，为翻译、阐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结合国际工人运动新特点，重点研究无产阶级运动和政党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有益探索。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较为松散，遵循各国发展实际，是独立自主基础上的自由联合、自主协商。〔4〕这就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应当建立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而不能脱离社会实践抽象地理解。科拉科夫斯基曾把第二国际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本·阿格尔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5〕并从思想史的视角考察其独特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还原第二国际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势在必行。
图形学习活动是培养学生认知能力，促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真实世界的最有效方式。很多教师在图形学习活动中喜欢利用客观真实的事物带领学生识别图形，也有一些教师喜欢让学生们提前接触更多复杂图形，希望通过更多图形的识别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育。但是这些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并不一定符合科学的教育理论，很容易使幼儿进入学习误区，影响到图形学习活动的效果。本文主要围绕幼儿的学习途径展开深入探究，为图形学习活动提供有效引导与参考，确保幼儿教育开发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重新思考及其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褒贬不一，批判明显多于认可，尤其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绝大多数情况下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缺乏一种思想史的视野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怀。只有确立理解史、效果史和社会实践史的视野，坚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的原则，从问题本身入手，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16〕何萍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到弱意识形态的过程。我们要超越意识形态语境，建构一种思想史语境，还原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17〕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理基础，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我们理应客观审慎地对待这一段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把握其内在关联。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所限，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偏差和误读，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有些问题在当下的研究中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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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sture of withdrawal”是“a small offended laugh”的同位语，即这种略显恼怒的微笑本身就是一种离开的姿态。原译却将二者处理成并列结构。
一方面，研究第二国际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要求，有利于走近马克思的视野，把握其深邃的思想世界。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找到了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但随着革命导师的逝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苏联学者别索诺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因为历史背景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第二国际理论家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变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场”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他们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及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试图走近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虽然没有从经济必然性角度论证帝国主义的实质，也很少探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固有矛盾，但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深深影响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思考，而且正是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创立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开了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先河。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否认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他们的翻译和宣传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普及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恩格斯指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接班人，但其他理论家也在解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他们组成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阵容庞大、著作丰富的马克思主义队伍。
另一方面，研究第二国际是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强中西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哲学的发展理路。杨生平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在苦练内功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哲学的交流与对话，其中两个支点很重要：后现代主义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架构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沟通的重要桥梁。〔18〕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诞生在西方的一股学术思潮，包括早期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以及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视角上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深刻揭示了主客体相互统一的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物化本质的剖析，阐发了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必要性，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凸显了文化革命的重大意义，尤其看到了政治革命背后文化的潜在影响。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哲学，经历了总体性——实证性——重建总体性三个典型阶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他们三人都曾亲身经历过社会革命，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反思和纠正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弊端，重点从以下两个维度彰显“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意义：一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性地位；二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指向和革命功能。〔19〕卢卡奇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生的重要标志，蕴含着总体性的方法。〔20〕葛兰西极为赞扬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认为他把对历史的“一般解释”变成了一种“一般的哲学”。〔21〕柯尔施则把卢森堡、梅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和重要来源。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完整的意义在于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的确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一般表现形式。因而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是当下加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沟通对话的重要支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反身性研究。
总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绕不开的关键一环，其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各派理论家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出了不同层次的历史考察，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为传播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有益探索，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既看到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从而使其理论内部的某些问题得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这一理解的偏差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悖离。当下，随着跨学科交流的广泛深入，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理应以此为契机，深入挖掘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反身性研究，架起中西马对话沟通的桥梁，为推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会贯通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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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Jingjing，Kan Zhaojie
Abstrac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s a unique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m.For a long time，the study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as been deeply shrouded in ideology， but lacks the due academic vision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As a transition from “Marx doctrine of original ecology” to “Marx doctrine after Marx”，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in criticizing revisionism，interpreting and disseminate Marx doctrine， and its academic disputes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 philosophy and the new era of capitalism.However，due to dogmatic understanding and lack of academic vision combined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Marx finally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contrary to the theory of Marxism.Therefore，in-depth study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doctrine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restoring its ideological history context，consolidating the rationale of the rationalism，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reflexiv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Malaysia.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Special Stage，Soviet Marxism，Western Marxism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10-0008-09
［作者简介］ 张晶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阚兆洁，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二，加强高校教师学术道德建设，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政府、高等院校、民间教育机构共同参与的学术道德教育主导体系。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学术道德教育的主管单位有政府、高校等，但教育的实施则主要依靠高校，缺乏政府与民间部门的参与。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切实有效地开展针对高校教师的学术道德教育，必须建立一个官、学、民三位一体的教育实施体系。政府、高校、高校教师都应参与到高校学术道德教育工作中去，而不应只由高校单方负责。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才能真正达到学术道德建设的效果。而且，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社会共同参与高校教师学术道德建设，发挥网络媒体监督作用业已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阿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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