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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文革”梦魇的结束，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一切，“假大空”、“瞒”和“骗”的“左”倾文学思想遭到唾弃，以关注人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滋生，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过反思和调整，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和层面提出和探索新的学术课题。在谈到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时，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新时期2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发展道路，上个世纪末开始的西方各种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都可以找到它们在中国本土的翻版，虽然在文学实践运用上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故作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否定文学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但从整体上来看，新时期的文学学术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活跃的姿态和繁荣的景象令人欣喜，可以说，新时期20年才是新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时代。
从拨乱反正到北大的“批评家周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主任杜书瀛研究员把新时期20年文艺学的发展轨迹描述为“反正—反思—反叛”。这里的表述基本上是历时性的，但同时又有它的共时性，即反正中包含着反思，反思中也包含着反叛，而到了后来，反思和反叛更是互相搅和在一起。
杜书瀛认为，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认为必须“恢复”某某的“本来面目”，即拨“乱”反“正”，譬如那时关于现实主义、典型、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都带有这种性质。杜书瀛对此却表示怀疑：“那‘正’就是真正的‘正’吗？即使当时是‘正’，还适用于现在吗？即使要‘反正’，能返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的那个‘正’吗？历史能重复吗？能倒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再走一遍吗？”因此，有思想的学者思考得更远，这就是“反思”的开始。这股反思的潮流逐渐由少数人传染到更多的人，以至整个民族都在反思，这就是“新启蒙”。新启蒙为文学学术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这里面固然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确实有繁荣。外来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杜书瀛谈到，最能代表反思型文艺学美学特点且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是主体性命题的提出，它恰切地表现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心需求。其实，激烈的争论本身就是一种繁荣的表现。以往的“舆论一致”体现的是一种死灰、衰败，众说纷纭才有生命的希望。
在杜书瀛看来，由深刻的反思导向反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根本的反叛出现在经济体制中，这就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反叛。这或迟或速地导致了精神、思想领域的反叛，文艺思想当然亦包括在其中。记者注意到，杜书瀛曾在另一个场合中，将“反叛”表述为“突破”，意为一种建设，由此可见论者对其所持的褒义态度。
记者不久前曾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一次“批评家周末”的活动，谢冕、洪子诚等学者及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就对新中国50年的文学作出梳理和反思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这不由使人想起了80年代中后期在高校和学术界所风靡一时的“学术沙龙”、“学术演讲”等活动，这些活动使得一些学人能够以一种学理化而非政治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话语审视与评述一切，活跃了学术空气，增强了学术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调整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结构，由此也带来了人们诸多方面价值观念的不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学术上产生比以往更多的不同声音，就似乎更是合乎逻辑的了，也许因此就会在类似“批评家周末”的学术活动领域产生更高层次上的“对话”。有学者指出，90年代，随着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剧，一个整体性、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文化不再存在，80年代那种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整体否定与整体承诺的话语已经很难有效发挥其阐述与批判功能。这就是学术多元化产生的条件。也有的学者看到了这种多元化产生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意味着自立、多样、开放和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对立，进一步分化，出现偏狭、混乱的情况。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用“向前看”的目光来看待。人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会朝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方向演进，更加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
从“重写文学史”到北大中文系的教材改革
新时期伊始，单从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就能看到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基础是多么薄弱，所选用的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其中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咷韬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堪称“当家菜”。虽然这些著作的编写集中了一些优秀学者集体的智慧，其中的观点也不乏颇有价值的地方，但由于时代而产生的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
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学的学术建设的思路，自然就会把目光投注到文学史上。熟悉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的人也许还记得，10年前，《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叫“重写文学史”，声称其目的是“探讨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由此展开了一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新进行反思和审视的讨论。其实这一讨论的意义并不单单限于文学史，而是经过了10年探索之后，要求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向纵深拓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回顾了新时期文学史的建设历程，认为“重写文学史”虽然是在1988年提出，实际上这一探索贯穿在新时期20年的始终，几代学者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20年来，这一目的可以说已经初步达到，至少已经证明过去的文学史在今天的学术界已没有什么说服力。王晓明还谈到，提倡“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力图使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和当下的文学发展乃至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直接相对应，以此来推动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多样化理解。
时值今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要通过一套全新的文学教材来开始他们的文学学习生涯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温儒敏教授向记者介绍了该校教材改革的情况。他说，为了面向21世纪，北京大学已决定更新大部分教材，单是中文系就计划更新12种到15种基础教材和骨干教材。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理论等教程也基本脱稿或正在写作中。温儒敏认为，教材很大程度上要靠积淀，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成果，相对留下来作为一种知识性传授给学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高校的文学教材上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政治上的干预也很大，许多观念是僵化的，一些基本立论和观点的展开比较单一，对一些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的评价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新时期20年，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的繁荣发展，众多学者依据自己的主体观念，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对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文学艺术自身规律进行阐发评判，一批批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丰厚扎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学术著作相继被推出。正是因为涌现出大量的全新的研究成果，才使得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材的更新成为可能，这理应被视为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繁荣兴旺的一个表征。
面向新世纪，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任重道远
从前两年开始，多家文学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等纷纷开辟专栏，从多方面对新时期20年、建国50年乃至整个20世纪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从时间上来看，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刻，这样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学的学术建设也应该思考一下它面向新世纪的走向。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研究员着重谈了他对中国文学学术建设“现代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和世界接轨的问题。要努力使中国现代学术和世界学术相融合，参与到其中，进行交流、汇合、冲撞，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机制。新时期以来，我们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中许多有益的成果，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往我们较多地注意了西欧美国等的学术思想，而对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思想、布拉格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等重视不够，这一点以后要加强。第二，注重立足于我们民族本身的学术文化，但也需要更新和重建。这里尤其要注意“新儒学”思想的侵蚀，因为“新儒学”的基本立场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就影响到了我们文学学术建设的生命线，一旦认同了“新儒学”的思想，整个文学学术建设的学科地位就会发生动摇。第三，要保持现代学术的独立地位。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学术建设常常容易受到政治的干预，而实际上，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是不足取的。现代学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以往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讲究独立性和思想的自由。在学术问题上，谈民主都不够，因为民主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学术思想只能是自由的，有的时候，一些思想家会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当时的人可能不会马上理解他的思想，但时间可以来证明一切。虽然我们也认为自由是相对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去追求不自由。
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革为新时期文学学术建设提供了诸多发展的条件和契机，但同时也毋庸置疑地存在着一些挑战甚至危机，其中包括学术观念及方法混乱的问题、学术队伍结构失衡的问题、研究者心理浮躁的问题、学术建设经费紧缺的问题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的“边缘化”问题。吴福辉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学术的“边缘化”状态也许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因为过去在政治比较突出的时候，往往是按照政治家的思想来左右学术，有时候一些学术可以成为显学，甚至成为社会关心的焦点，如极“左”年代的评《水浒》、评《红楼梦》、“评法批儒”等就是披着学术的外衣卷入政治的漩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童庆炳教授认为，研究的多元化是新时期以来文论边缘化的最重要的产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声音，但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听之入耳，互相争论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学问所需的氛围和环境吗？在一种转型社会中，对学术的“边缘化”，学术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认为“边缘化”就是完全失落，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文学学术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