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艺术开拓的强者——读杨沫作品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者论文,随想论文,艺术论文,作品论文,读杨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杨沫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作家，从她60余年文学创作道路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是丰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朝气蓬勃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中华民族的女作家。杨沫的文学创作不仅在内容上是健康向上，充满了革命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很多大胆的开拓，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从《青春之歌》、《英华之歌》、《芳菲之歌》这“三歌”的创作实践中，杨沫在艺术构思、题材开拓、人物塑造以及美学追求几个方面都显示了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她的经验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关键词] 艺术开拓；构思；题材；人物塑造
杨沫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早在1934年，她20岁的时候，就在北京的《黑白》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纪实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随后于1936年又在上海的《中流》、《大晚报》副刊上，发表了《某家庭》、《死与逃》等几篇反映中国人民悲惨生活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短篇小说（署名小慧）。抗日战争期间，她投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火热斗争，使她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直到1950年，才出版了于1948年动笔的中篇小说《苇塘记事》。1958年，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标志着她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重新焕发了创作活力，连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散文《自白－－我的日记》，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以及《杨沫小说选》、《杨沫散文选》等选集。
纵观杨沫的创作道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是丰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朝气蓬勃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中华民族女作家。”①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她用自己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构筑了一座辉煌璀璨的文学殿堂。在这座不朽的殿堂里凝聚了作家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对先烈的景仰，对战友的缅怀，对人民的热爱，以及作家全身心投入的心血结晶。今天，我们在欣赏赞叹作家所建树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她是如何锲而不舍地迈着坚实的脚步走向成功的顶峰，这对于总结作家的创作经验，为繁荣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借鉴都是十分有益的。当然，如果要全面探讨作家的创作历程，总结她的艺术经验，那是需要一部评传式的专著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本文只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就艺术构思、题材开拓、人物塑造以及美学追求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论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1
艺术构思是艺术概括的完整体现。艺术概括是指作家通过虚构、想象等形象思维方法对现实生活（包括各种人物及其复杂关系组成的矛盾、冲突、事件过程等）进行精心提炼，从而达到艺术表现的典型化。艺术构思的任务就是把艺术概括具体化。艺术构思是形象思维的特性之一，它是作家从一定的创作意图出发，对生活材料进行艺术概括的过程中，对具体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等各方面所作的具体、形象的统一思考和策划。艺术构思是进入创作过程的重要准备，“深刻认识实际生活的每一现象所蕴藏的和所显示的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深刻意义”，“集中而强烈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内容，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真理”②。小说创作往往以生活的具体感受为构思的起点。当生活中的某一点火花撞击了作者的心灵，便会引起作家的强烈创作欲望和原始创作冲动。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火花称之为触发点。《青春之歌》这部小说的酝酿时间较长，但真正触发她的构思的是：在冀中游击区，一个难忘的夜晚，杨沫偶然得到一本名叫《牺牲》的革命书籍。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印的纪念牺牲了的同志的书，书的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血滴把封面分成为两部分。上半部是彭湃、赵世炎、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王荷波……这些革命烈士英俊、豪迈、栩栩如生的生前照片，而就在这照片和血滴的下面，却是他们被枪杀后躺在棺材里的场景。如此悲壮，如此惨烈，使杨沫深受感动，甚至忍不住掉下滚滚热泪。这一偶然的触发，激起作家的强烈创作冲动，她想要是能把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写出来该有多好，让世人一道感受这种悲壮惨烈的事实，一道去努力推翻致烈士于死地的恶势力。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触发就没有以后的杰作《青春之歌》。
《英华之歌》的构思也是来自一个偶然触发。当《芳菲之歌》即将付排，并将继续写它的下部时，杨沫的女儿徐然提醒她说：“妈妈，为什么不把《芳菲之歌》下部写成《青春之歌》的下部呢？你可以写成《青春之歌》、《芳菲之歌》和《青春之歌》下部（即《英华之歌》）这样的青春三部曲呀。”③女儿的话使杨沫恍然大悟。她想到，30多年来，广大读者一直关心、企盼《青春之歌》续集的出版，而她这个作者也对广大读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她改变了创作计划，决心写出《青春之歌》的续集，以了却她对《青春之歌》读者的债务。
当然光有触发点是远远不够的，杨沫小说艺术构思的成功还同她的深厚生活积累有关。正像鲁迅所说：“若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艺术品来的”④。早在杨沫十一二岁，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一位他家中的常客，年轻的大学生方伯务，后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同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一道被绞死。这一惨案给作家幼小心灵以巨大的震动，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此烙印在她的脑海深处，奠定了她一生信仰的基础。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更使她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受到爱情的波折，生离死别的痛苦，正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生活经历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事实证明，一个作家生活素材积累得越丰富，在概括提炼时，就越有用武之地，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深度和广度，才能有效地发现“触发点”。作家沙汀说：“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最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许多零散的东西联成一个整体。可见生活的日积月累，点点滴滴的东西，非常重要。现炒现卖不是长久之计。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关心生活，研究生活。”⑤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偶然触发和生活积累的关系时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⑥。一语道出了“长期积累”和“偶然得之”的艺术辩证法：只有经过“长期积累”才能获取“偶然得之”。杨沫的创作经验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2
杨沫在小说题材领域的开拓上，充分表现出作家的勇气与胆识。文艺作品的题材按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⑦。杨沫在谈《青春之歌》的创作经验时说：“不过从创作方面谈，我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我曾参加了那个时期的斗争；（虽然很少）也多少感受了那些英雄们的心灵深处的东西－－他们那么热爱真理，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渴望把共产主义的大厦在腐朽的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即使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因为被他们这种伟大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怀着对他们深深的热爱，所以，当我写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心中的激情一泻而下。虽然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是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我并没有害怕会写出宣扬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感情的东西来。因为我想，我爱党，爱共产主义的真理，只要我的脚跟站稳了，一切情形自然不会太歪曲。”⑧这段自白说明作家的自信，也表明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就要敢于探索和创新，不怕遭到非议，坚决走自己的路。《青春之歌》出版后，果然由于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作为主人公，同时又以较多篇幅写了知识女性的爱情生活，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此后到了“文革”中，更被诬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是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终究做出了明确的公断，《青春之歌》以它独特的题材成为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为我国当代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题材的开拓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文革中，杨沫写作了以自己所不熟悉的战争场景为主的《东方欲晓》，尽管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从1972年到1976年历时四年多，作品长达70多万字。作者采取了自我否定的果断态度，不再加工修改。这使我们联想起俄国作家果戈理，当他的《死魂灵》第二部被友人否定后，他便付之一炬，不愿把次品留于人间，传之后世。果戈理也好，杨沫也好，他们的自我否定行动不但没有影响作家的崇高声誉，反而使他们更为杰出。“良工不示人以朴”正是作家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一位作家敢于否定自我已属不易，要超越自我更为艰巨。如果在题材领域始终停留在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爱情生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和突破意义了。在《英华之歌》中，再一次表现出老作家杨沫在题材领域上敢为天下先的新拓展。过去在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人触及到的党内斗争，革命武装内部人斗人，人整人的残酷事实，作家大胆地予以披露，并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描写。《英华之歌》这部气势恢宏、具有厚重的社会历史容量的作品，其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除了表现爱情生活的复杂，战争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冀中平原地区的党内整肃托派运动扩大化的描写，它从一个较少的社会涵盖面和较高的历史视角上表现了时代，记述了历史。
严峻的事实使杨沫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作家以泪代墨，沉痛地描写了被诬陷为托派的四个小伙子给拉到村外的树林子里，刨个坑活埋了。罗大方和赵士聪被枪毙了。这么多好同志，为革命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让革命队伍里少数左倾分子给断送了。作者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怀着极大的勇气，揭示了母亲肌体上的疮疤，既是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控诉，也是对在肃反扩大化中不幸罹难的战友的悼念，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产生联想，从历史的反思与观照中，更深刻地理解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什么要既反右又反左，而以反左为主。如果对左的危害还认识不清，请读一读《英华之歌》吧！它会促你猛醒，引你深思，激发你对左倾的愤慨与仇恨。
纵观杨沫小说在题材领域的开拓，不难看出作家既不重复自己，避免了题材雷同、千篇一律的弊病，又不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转。只有具备了这种超越自我，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才能产生出奇制胜，为文学创作提供新鲜内容的艺术效果。《孙子兵法》上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见胆识是赢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必须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来，才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优秀的文学家总是继承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描写手段，把他心目中的人物形象显示在读者面前。描写手段的不同，就往往是构成作家艺术风格的因素之一。
杨沫的小说就其大多数作品来说是属于“历时性”文学，所谓“历时性”文学，即回头看过去，是对过去时态、形态的留恋。因此在其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是从记忆仓库中搜寻和挖掘出来的。鲁迅说：“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⑨杨沫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说是两种手法兼而有之。比如林道静形象是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为主塑造成功的，但是也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比如作者并没有被捕过，林道静却被捕过两次。另外江华这个人物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只不过名姓不同而已。⑩两种手法的交叉结合，并不等于平均使用力气，而是在不同人物形象上有所不同的侧重。而且在相当多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是以杂取糅合为主，“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11)，再加上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悉，这样便能通过“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12)。这样塑造出的人物形象真实性强，以致有的青年读者向作者询问卢嘉川的坟墓是不是真在南京的雨花台？而且，南京有几个女同学也真的到雨花台上去寻找卢嘉川的坟墓……(13)同时典型性也更鲜明突出，使人从这些熟悉的陌生人中去发现类似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例如说：“林红的模特儿是范瑾”，“江华的模特儿是黄敬（范瑾的丈夫，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部长）”等等。(14)老作家孙犁说：“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以一个真人做为模特儿，当然并不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还要吸取这一社会阶层的共同特点，去补充他，去加强他，这就是创造。典型之所以形成，不同照像，主要是通过了作家的创造，包含有作家的思想。作者根据他的思想要求，选择他要进行创作的典型人物。这必须是他最熟悉，最有兴趣，最有感情的人物。无论是对这个人爱或憎，作者就是要写他。这样才能发泄作者对他的那种强烈感觉，以及由这种感觉，激发起来的重大思想。这样就是创作的过程，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产生的。”(15)杨沫对人物典型的创造恰恰就是孙犁论述的有力注脚。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杨沫的小说中，同一个人物形象其思想性格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地位的变迁，从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样描写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例如林道静在《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中，就比在《青春之歌》中成熟得多了，已经不再是充满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幻想的纯情少女，而是一位久经革命考验，胆大心细，遇事沉着冷静的革命干部了。再如江华，在《青春之歌》中，他是多么受人崇敬的一位毫无个人私心杂念、视死如归、坚强英勇的共产党员。但是在《英华之歌》中，他肩负地委书记的重任，而且成为林道静的丈夫，但却成为刚愎自用、无情无义的官僚主义典型。他在政治上坚信康生的肃托阴谋，在工作上却做起日本人－－做起一切敌人都盼望他做的事来，把昔日的好友罗大方摧残得不成人形，把许多热爱祖国的无辜同志，包括自己的妻子统统当成敌人，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在生活上对林道静变得越来越粗暴，越来越不理解和体贴，以致使他们的夫妻关系面临彻底破裂的边缘。当然，江华毕竟和常里平之流还是有区别的，当他得到中央的正确指示，立即纠正肃托扩大化的偏差，最后在秋水村被劫持后，意识到对刘世魁这些反共家伙放松了革命警惕，自己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因而坚决不肯喊话，结果被敌人残酷地杀害。正像林道静对他的评价那样：“他有毛病，但他忠于革命，他会宁死不屈。”这种写法正是贯彻了“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原则。
善于在对比中显示人物的性格，在杨沫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里即是一个突出特点。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明确指出了对比方法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要求作家“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16)杨沫很注意把性格互有差别的人物联结在一起，放在同一矛盾冲突和生活场景上，精确地描写他们各自不同的对话、行动、心理、情绪，使人物个性特点鲜明地对比出来。在她的长篇小说中，林道静与柳明、苗虹、俞淑秀，卢嘉川与江华、林红、曹鸿远，余永泽与白士吾、林道风等人物形象都是通过对比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点，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沫笔下几个女性形象的刻画，更是当代文学史上十分成功的艺术典型。正像魏勒在《性崇拜》一书中所言：“她们身上惊人的创造力－－她们的母性，她们的优美雅致，连同她们富于牺牲精神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会使我们任何一个男子身上的担子微不足道。上帝知道，甚至她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人，也值得男人屈膝去崇拜。”林道静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痛苦，在被诬陷为托派嫌疑分子的押解途中早产下婴儿，以后又为了掩护乡亲以致误将亲生儿子窒息而死，为了革命的利益，她大义灭亲，亲手处决了同胞弟弟林道风；柳明为了摆脱白士吾的心怀叵测的纠缠，自悬于囚室的窗棂之上，这些情节无一不产生强烈的震撼力，撞击着每个读者的心灵。
杨沫的对比手法不是表面的、浅层次的浮泛比较，她力图向人性的深层意识去开掘。人性是具体的，有高贵和卑劣之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不断“人化”的历史，亦即不断摆脱“非人性”－－卑劣的人性，而走向高贵的人性的历史。颂扬高贵的人性，鞭笞卑劣的灵魂，在对比中，使高贵更加崇高，使卑劣更加龌龊，这正是艺术家的使命。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民抗日救亡的浩荡洪流之中，每个爱国青年无不以庄严的工作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职责，但也有极少数民族败类，认贼作父，卖身求荣，甘当不耻于人类的汉奸走狗，林道静与余永泽，柳明与白士吾，卢嘉川与戴愉不都是通过对比而泾渭分明、判若水火吗？
吴组缃先生在总结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下列四条：
(1)站在时代前列，关心现实，向人民学习，作人民的代言人；(2)对所写主题有真情或激情；(3)对所写题材有生活实感；(4)有丰富广阔的知识和文学修养，吸取了前人的好经验而有所创新。(17)
这里谈的虽然是古代作家的情况，但对现代作家也同样适用。特别是第四条，移用于杨沫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生长在“书香门第”的杨沫，十来岁就对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到了初中，她的阅读兴趣又转向“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冰心、朱自清、冯沅君这些著名现代作家的作品对她都有一定影响。以后，她又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特别是日本文学，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菊池宽、宫本百合子等人的小说，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她都很爱读，其他像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法国的巴尔扎克，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对她后来的创作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学习和借鉴，在杨沫作品的人物描写上随处可见。重要人物姑且不论，就以《英华之歌》里的一个陪衬人物冯云霞来说吧，这是一个很惹人喜爱，光彩照人的姑娘。由于冯云霞打心眼儿里喜爱和尊敬林道静，所以自从当上警卫员后，她对林道静可以说是赤胆忠心，形影不离。当林道静无辜被捕后，她忍着被枪托不住戳打的疼痛，同道静抱头大哭，因为她坚信道静爱党爱国，被逮捕完全是无端构陷。此后她父亲为把敌人引入连环雷爆炸范围内英勇牺牲，她强忍杀父之仇，离乡去找林道静。在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林道静之后，她陪同林道静深入虎穴，在铺头窑大乡长庞德海家中，以准确的枪法处决了汉奸穆黑指，显示出女中英杰的本色。最后她为了掩护林道静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抹上了极其悲壮的一笔。从对冯云霞的描写上，不禁使我们想到《三国演义》中关羽手下的大将周仓，《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环紫鹃，这些起陪衬作用的次要人物用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对主要人物起了相得益彰、绿叶红花的辅助作用。可见杨沫是十分善于从古典小说中吸取人物描写的精髓与方法。
另外在人物出场上，杨沫也有不少精采的艺术处理。我国古典戏剧和小说，十分讲究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如怎样布置局势、渲染气氛，怎样安排时机，以及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怎样表现和描写他的性格等等，全都关涉到艺术形象的创造，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更是需要作者的匠心独运，才能使之在庞杂的艺术形象的整体创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水浒传》中描写李逵的出场就概括出他的性格的忠直和豪爽可爱。《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的出场，《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的出场，都是起到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芳菲之歌》开头部分描写曹鸿远出场就是借鉴古典小说关于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十分精彩不凡。这段关于曹鸿远的出场描写，既写出了他的沉着冷静，遇事不慌的性格特征，又表现了他的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的思想境界，同时给柳明和读者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有助于他和柳明之间的感情发展，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精采纷呈。
至于其他方面，如选择典型的细节，运用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肖像描写、环境景物描写等手法，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细述了。
4
杨沫虽然是一位女作家，但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出的美学追求却是雄浑博大，悲壮朴素的艺术境界。她的这种基调来自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心理意蕴。杨沫是一位性格豪爽，心地开朗，感情充沛的作家。文学是感情的艺术，是精神个体性现象，也就是说作家的作品无不打上作家自身的情感印记。杨沫的作品同中外文学中拥有生命力的精品一样，所灌注的情感不是那种稍纵即逝，矫揉造作的虚泛浮华的“情感”，而是生活阅历给予的，经历内心深刻体验与生命燃烧的真正情感，是烙有作家个性印痕的、具有审美性的情感。惟有“这一个”情感潜流跃动于作品之中，方能唱出一个真正文学家极为宝贵的“自己的声音”（屠格涅夫语）。在杨沫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洪流，看到的是中华儿女与日本帝国主义生与死、血与火的英勇搏斗，看到的是崇高的献身精神与悲壮的生离死别，而所有这一切大都是作家十分熟悉的，有过亲自体验的场面和曾经亲自接触过的人物，因此她才能写得如此历历如绘从容不迫。
雄浑作为一种风格，是一种高层次的美学表现形态，在西方美学中称为“崇高”或“壮美”。根据康德的分析，崇高引起的感觉和通常所说的美感并不相同，它不是属于直接的单纯的快感，而是一种生命力暂时受到阻遏而后洋溢迸发的振奋感。崇高的事业往往以其巨大的威力在人们心里唤起勇气、力量和豪迈之情。小说的雄浑在内容上总是与一种严重的社会冲突联结在一起，使人在惊心动魄的斗争面前对正义的力量、高尚的精神肃然起敬。在杨沫笔下，我们从林道静、柳明的坎坷人生经历中，从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以及柳明、曹鸿远等人的爱情纠葛和命运变化中，可以窥见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看到民族解放战争的壮烈，以及党内斗争的尖锐复杂，这是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邪恶、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较量与搏斗。邪恶势力是强大的，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处于优势的地位，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场战争既是持久艰巨的，又是尖锐复杂的。但是，较量搏斗的结果，最终是以正义战胜邪恶，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作为结束。当强大的对手一个个被击败、被粉碎时，人们才更强烈地感受到正义与爱国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倘若作者把反动营垒的人物都写成不堪一击的草包，革命事业永远一帆风顺、毫无挫折，斗争的复杂性与感人的力度必然大为削弱，作品的雄浑之美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宏伟的结构更是通向雄浑的必由之路。不过宏伟绝不等于庞杂无章，一堆芜杂的材料或是一部尽管内容丰赡，然而漫无头绪的小说，很难引起真正的美感。只有作品容量大而且经过意匠经营的小说才能进入雄浑之境，杨沫的几部长篇小说便属于此类作品。书中通过几个女知识青年的经历展示出抗日战争的场景，结构既宏伟又集中，人物的命运与战争的进程紧密相连。读着小说，我们仿佛与林道静、柳明等一起经历人世沧桑，和她们同欢乐共悲苦，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和战争的起伏变化，在斗争的大框架内体验众多人物的工作、生活与内心世界，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
雄浑，是一种令人昂扬振奋的境界。但一部长篇小说不可能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全是雄浑悲壮。恰如交响曲的各个乐章是由快板与慢板交替组合而成，长篇小说的美感节奏也需要有张有驰，有徐有疾，时而战鼓阵阵，时而笙管声声。也就是说以雄浑为基调的作品并不排斥轻歌曼舞、柔情似水。在《英华之歌》的第55章，杨沫描写了林道静与卢嘉川的亲密一吻，这段描写既大胆热烈又含蓄悠长，这里体现出意存笔先、言尽意在、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令人浮想联翩、韵味无穷的美好境界。试想林、卢这对屡经磨难、出生入死的恋人，醒里梦里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愿望，终于得到了这个互诉衷曲、心心相印的时刻，他们陶醉了，彼此都感受到平生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巨大幸福。这情意缠绵的一吻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爱的纯洁与深沉，这是抒情的生活，生活的抒情，是美的发现，智的闪光，情的含蕴，趣的韵味，让读者充分领略了渐入佳境的神韵，深刻明白了艺术需要意境，意境创造艺术的道理。
杨沫作品的另一个美学特征是素朴之美。素朴代表着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美学理想和标准。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在我国美学史上，历来存在着“出水芙蓉”和“镂金错采”两种不同的美学理想，而自从六朝以来，人们就把“芙蓉出水”看得比“镂金错采”更高，意即把素朴看得比华艳更美。就一个作家来说，追求洗尽铅华见素朴的美学境界，大都同年龄、经历、修养有密切关系。鲁迅早年写过一首题为《莲蓬人》的诗，其中有一联为：“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可以说道出了素朴之美的真谛。素朴之美是一种内在的本色的美。素朴的奥秘在于自然。用清末学者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阅读杨沫的作品，你会感到无论刻画人物、描述事物、抒发感情都十分自然贴切，毫无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之弊。她像我们的朋友，一贯运用素朴亲切、自然生动的语言向我们娓娓诉说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波澜迭起的故事。
《青春之歌》的开头可谓独具匠心，不落俗套，但作者是经过不知重写过多少遍才确定的。又如南下示威那一章，整个重写过3篇。“七七”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通过小禹庄农民王永泰门前的一发炮弹点染烘托而出。林道静勇闯虎穴龙潭，通过汉奸穆黑指的眼睛，写出林道静的美貌和神采：“当门帘一掀，穆黑指蓦然像电殛一般，浑身酥软，眼花缭乱。只见正对屋门的太师椅上，端坐着一朵莲花－－比莲花还好看的大美人－－白嫩得象羊脂样的瓜子脸蛋，漆黑的弯月般的长眉，红红的比樱桃还鲜嫩的小嘴。哎呀，那双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闪闪发光、勾魂摄魄的大眼睛，把穆黑指的魂儿勾去了似的呆怔住了。”这里的几个比喻举重若轻，贴切传神，正像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所说：“只有你精确地知道了你想说的，你才说得好。”
对《青春之歌》全书的文学语言，茅盾有过一些批评，认为缺少锋利、泼竦，个性不足。这在《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中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人物语言往往寥寥几笔，神情毕肖，同时与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职业相吻合。苗虹父亲苗教授的语言不同于柳明父亲小学教师柳清泉的语言，日本女特务梅村津子的语言也不同于老特务松崎的语言，卢嘉川的语言透露出堂堂正气，马宝驹的语言总带有几分江湖气。此外适当地穿插在情节中的古诗古词，既是创造适当气氛的必要手段，又增添了作品的高雅气息和民族色彩。
5
王蒙说：“经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是我们作家的财富，是文学界的财富，也是我们党的财富。”(18)的确，杨沫充分利用了这笔财富，我们完全有理由感谢她，以近60年的锲而不舍的努力，艺术地、形象地记录了、再现了中华民族一段难忘的历史，这不仅是今天的青年了解过去的生动教材，也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每个人生来都是艺术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实现了他们的潜力……艺术家的稀少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的天才，而是因为其他人不会或不愿意冲破他们头脑中的各种障碍，也是因为他们不会或不愿意对自由和责任谨慎地作出反应。”(19)的确，杨沫创作的精纯与价值直接来自作者崇高的人品，中国古代文论就十分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新唐书·裴行俭传》）。在文品与人品的关系上，鲁迅说得更透彻：“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0)所以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不断战胜现实社会的各种诱惑，保持淡泊的心境和革命者的本色，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息追求。我们强调作家的人品，绝不是忽略作家的艺术上的勇于开拓精神，杨沫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
文学创作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新，需要深，需要脱俗，需要深入生活之中用“艺术之眼”观察得到的、应当表现出来贡献给人民的优秀作品，应当像杨沫那样用不断革新、不断进步的主题和技巧来丰富、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这关键取决于作家的努力和探讨。时下，习惯于人云亦云，习惯于墨守成规，习惯于走人们走过的老路，不太讲究表现技巧，专靠乱侃胡编的作家，从杨沫的创作中可以得益之处应当是很多很多的！
吴组缃先生说：“我们故乡江南蚕区老百姓关于养蚕有几句常说的话：一句是，无桑不能养蚕；一句是，有多少桑叶养多少蚕；一句是，桑叶并不就是蚕丝。……这里我是想拿搞创作比做蚕吐丝。我看我们写小说也要象蚕一样，把桑叶吃到肚里，经过去取提炼，积累并酝酿成为丝的溶液，而后吐出丝来做成茧。你观察过蚕吃叶和吐丝做茧的劲头吗？那种生命以之的劲头是多么令人神往啊！”(21)杨沫的创作实践不就正好体现了用自己的生命把最好的丝奉献给人民的春蚕精神吗？我们敬佩她所做出的为人叹服的成就，她的数百万字作品装点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这个花园里盛开着她的花朵，这些花朵是不会衰败的。她以她的智慧丰富了读者的心灵，使他们深刻体验了由她的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柳明、曹鸿远、罗大方、冯云霞们所带给的情感激动和理性思索。她的创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建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收稿时期：1993-05-03 A Heroine Who is Bold in the Art Creation Informal
--Thoughts of Yang Muo's Works
Zhu Tianyin
(Normal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of BUU,Beijing,100011)
[Abstract] Yang Muo is a famous woman writer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From her literary creation over sixty years,we could easily reach such a conclusion:She is a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 that is fruitful,enegetic and vigorous.Not only are her literary creations healthy and full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content,but also she is courageous and has a great deal of art creation.From the creation of her three masterpieces.The Song of Youth,The Song of Hero and The Song of Heroine,she demostrates the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as a responsible writer in the art-conception,theme-creation,figure-portrayal.Her experience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flourishing of the socialist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literary creation;conception;theme;Figure-portrayal
注释
①(18)管桦，王蒙，在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作协通讯，1992，(1～2)：4，6
②王汶石，漫谈构思，原载：延河，1961，(1)，后收入：文艺评论选集（第1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62.1～13
③杨沫，英华之歌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587
④鲁迅，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见：鲁迅论美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151
⑤沙汀，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原载：峨眉，1961，(1)，后收入：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497～508
⑥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见：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
⑦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⑧(13)杨沫，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原载：文学青年，1959(1)，后收入：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751～759
⑨(12)鲁迅，出关的“关”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22～423
⑩杨沫，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中国青年报，1958-05-03
(1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95
(14)南开大学卫东中文分队看今朝战斗队，彻底铲除大毒草青春之歌，向文艺黑线开火，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编，1968，197
(15)孙犁，关于中篇小说，人民文学，1977，(12).90～92
(16)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3～345
(17)(21)吴组缃 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漫谈，原载：文艺研究，1980，(3)，后收入：说稗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1～25
(19)德西迪里厄斯·臬班恩，艺术的涵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75～76。
(20)鲁迅，革命文学，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08。
标签：青春之歌论文; 艺术论文; 杨沫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芳菲之歌论文; 柳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