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自治地方回族流入人口基本生存现状研究
——以延吉市“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为例
敏芳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 133002）
摘要： 自古回族就有重商的传统，到全国各地开设“清真”餐馆是回族具有民族特色的生计方式之一，随之也产生了大量流动的穆斯林。历经13年，以“马家拉面”为代表的回族清真餐饮从业者已在延吉市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回族流入群体。通过参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在对延吉市“马家拉面” 餐饮从业者基本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依托亲缘、地缘、教缘等社会网络关系流入的特点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包括子女教育、社会融入和社会保障方面。
关键词： 朝鲜族自治地方；回族；流入人口；生存现状
延吉市作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其人口流动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治理。因此，对朝鲜族自治地方流入回族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延吉市“马家拉面”是一家只在吉林省挂牌经营的24h 营业清真拉面馆。其在延吉市流入穆斯林中占较大比例，是流入穆斯林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该次调研共发放50 份问卷，收回49 份，有效问卷46 份,有效率94%，运用深度访谈法，分别访谈了5名“马家拉面”馆老板和8 名员工，上述信息能够代表“马家拉面”馆整体情况。
1 “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的基本特征
1.1 性别年龄
性别是人口的基本属性之一。该次被调查者中男性32 人，女性14 人，25～35 岁是主要集中分布的年龄段，占总人数的56%，且男性人数占这一年龄段女性人数的73.4%，由此说明“马家拉面”流入的劳动适龄人口以中青年男性群体为主。一方面，这是与男性应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的刻板社会角色定位相关。另一方面，在农村，更受到伊斯兰教义中“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女性外出工作所挣钱财皆为“赫冉慕”（“赫冉慕”在《古兰经》中意为不干净，不义之财，家庭不能消费女性抛头露面挣的钱，也是指伊斯兰教法禁止的行为）的宗教隐性因子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调查中出现的这种不均衡的性别构成。
1.2 受教育程度
一个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高低，可以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以初中为主体,占被调查人口的56%，说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西北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仅占10%，没有人经历过高等教育，这也是造成他们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住房状况及收入分配
居住条件深刻反映并影响着流入人口对当地生活的满意程度。租房是”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的主要居住方式，占所有住房的86%；由于户籍限制，没有人申请租住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此外，仅有14%的被调查者拥有自购住房，原因一是大部分人无法承担延吉市高额的房价；二是“落叶归根”的观念和不再为前世奔波而为后世做功干的宗教预期信念（指前半辈子为生活奔波后半辈子潜心遵行天命五功，为后世积德）；三是延吉市不够浓郁的宗教氛围使来自宗教氛围浓厚地区的流入人口在心理上无法与当地回族达到真正的族群认同，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将来“回乡返巢”，而不是选择在延吉市购房安家。
1．2．2 声阻抗测试 声阻抗通过对鼓膜外侧声能传导过程变化的测量，了解中耳功能状态。鼓室导抗图主要分为三型［3］。A型：即钟型，特点是最大声顺应值是在正常的大气压（ommH2Oopa）它表明鼓膜正常，咽鼓管功能良好，见于正常耳。B型：平坦无峰，见于鼓室积液，耵聍堵塞。C型：鼓室图形态正常，但偏负压超过－150dapa，幅度在正常范围，见于中耳负压、咽鼓管功能障碍。
延吉市“马家拉面”为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和同一信仰的流动群体在同一行业内的创业，实际上，这种业缘网络并非外延性网络，而是嵌入在亲缘、地缘、教缘等网络中的网络。
2 “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流入的特点
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与异文化的交流中，他们往往比成年人体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性和文化包容度。由于穆斯林随迁子女大多来自西北部农村，初期成长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宗教赋予的强烈规范意识，使他们在进入一个陌生又现代的空间时，表现的拘谨自卑，这种内部因素隐蔽地影响着其学习参与度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化习得也视为受教育程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随迁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呈整体下降趋势。
在收入分配方面，除了日常生活必要的开支，76%的流入人口选择将剩余收入存入银行，而在自身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消费，如娱乐休闲、身体保健等方面投入极少，呈低消费、高储蓄的特征。这种现状隐含了流入回族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与对社会福利的不完全信赖感，也体现了流入回族较低的收入状况和宗教化的消费观念（穆斯林认为重视物质享受和娱乐性消费是有悖宗教信仰的）。
历经现代文明的冲击与都市生存的竞争，使这些流出的父母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期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获得生存资本，实现职业的转化和阶层流动。调查显示，95%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大学及以上的教育。“马家拉面”老板们大多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延吉读书,但是由于学费高,孩子就餐不便，部分人的孩子至今还留在老家的老人或亲戚身边。也有少部分家长把孩子带到延吉来读书，但民族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使回族随迁子女面临的身心问题更加复杂，由于其父母忙于生计，且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并未给予孩子及时的学习辅导和心理引导，很多孩子养成了不良的生活、学习习惯。
3 “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面临的困境
3.1 子女教育方面
掘进机可以按照机器人学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正运动学分析，机械结构是由刚性连接件组合在一起，各个部件之间的运动关系可以运用连杆变换矩阵来表示，采用D-H法解算得出截割头中心位置在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中的位置模型，见式(1)。
依托民族身份和族群内部社会关系就业是回族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延吉市“马家拉面”人口流入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血缘为基础的“一人流入、牵引全家”的举家迁移模式。在发展的早期，待初来创业者在本地开业并管理成型以后，先把自己的妻儿带过来充当劳动力；（2）以亲缘为基础的“一家流入、牵引各家”的迁移模式。等先来者安定下来后又带动亲戚来延吉开拉面店或在老乡店里当伙计，并为后来创业者提供食宿支持和店面选址、办证、货源等创业信息。（3）以地缘为基础的“一家流入、牵引同乡”的迁移模式也很常见，占被调查人数的63%以上。目前，延吉市有12家“马家拉面”馆，一半以上的人相互都有血亲、姻亲或同乡关系，逐渐形成以核心家庭为劳动单位，以亲戚和老乡为纽带的‘亲帮亲、邻帮邻’的迁移链条和乡土网络。这种‘同质性－强关系’网络反复发挥作用，引起迁移的连锁反应。其中只有火车站店一家是由延吉本地回族市民加盟开店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因教缘关系而形成的业缘关系。由此，他们在相互帮助与扶持中形成了以亲缘、地缘、教缘等为基础，以族群内部关系的拓展与衍生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经营网络体系。然而，这种关系网络进一步强化了族群边界，阻碍了其与当地其他民族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六是开展公益活动：阅读推广。新教育实验启动时就强调其自身的公益性特质，明确提出将公益情怀作为新教育的基本精神理念。在新教育的阅读研究和推广实践中，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公益精神。截至目前，新教育基金会在山西、贵州、江苏等地，共资助建设了近100间童书馆。
（77）中华细指苔 Kurzia sinensis G.C.Zhang，Bull. 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3.2 社会交往方面
流入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侧面反映了其在当地的生活质量。“马家拉面”餐饮从业者除了与一起来延吉创业的亲朋好友、老乡保持密切联系外，只跟少部分就餐的汉族、朝鲜族顾客、房东和货物供应商维持基本的交往，呈现对内高凝聚力、 对外排他封闭的族群交往圈。其在延吉市的融入受四方面因素影响：（1）族属意识强化了族群边界。由于受“回族”族群意识和同质同源的老乡依存感共同作用，使以族群关系为基础的流入人口与本地汉族和朝鲜族没有过多的交往；（2）职业特点。拉面馆人员忙碌且有节奏的工作步调，使其无瑕与顾客进行频繁交流与互动；（3） 被符号化造成的偏见。在发展的早期，“马家拉面”创业者遭遇到了当地人不接纳的现象、境外的宗教势力影响了回族的形象，造成被污名化和先入为主的“他定型”民族偏见，经过不断的相互接触与了解，如今这一因素的影响几乎消失。可见，融入也是一种从陌生抵触到了解理解以致达到互相接受的动态过程。
3.3 社会保障方面
调查显示，44%的人至少参加一种社会保险，仅有12%的人参加了两种以上的保险。其中流入地参保率仅为30%，而户籍地参保率达到了79%。可见，被调查者户籍地参保水平较高，而在流入地的参保水平偏低,仅占18%。一方面，这与流入人口的个体特征相关。首先，“马家拉面”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偏低,以初中为主体,且从事自负盈亏的个体餐饮业，这是造成其在社会福利占有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其次，疾病意识通常也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意识。受访者普遍表示生诸如感冒之类的小病时不会马上就医吃药，希望自愈，如果病情加重才会到小诊所开药，一般不会去医院就医。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约束阻碍了流入者充分享有社会保障。被调查者70%是来自青海省的农村户籍人口，其在生大病时会去医院，但由于没有城市社保，在户籍地购买的农村医保在异地住院花费高的情况下，报销的比例却不大，且报销手续繁杂，很多人不得不回户籍地住院治疗。可见，“马家拉面”流入者虽身在城市，却并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的医疗资源和条件，成为游离于城市福利制度之外的人。因此，在自身和制度方面占双重弱势的现实情况下，流入者的基本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4 结语
进入延吉市后，在教育层面，其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期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获得生存资本，但由于忙于生计，且自身的文化程度不高，以及宗教异质化思维影响下子女个人适应能力不佳双重因素致使随迁子女管教问题突出，且面临民族经堂教育式微的困境；在社交层面，其封闭排他的族群交往圈强化了族群边界，避免了该群体被异民族文化绝对同化，却也阻碍了他们与当地民族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社会保障层面，个体职业特征和户籍的双重限制使其最基本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虽身在城市，却成为游离于城市福利制度之外的边缘人。
参考文献
[1] 周大鸣．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J].民族研究,2014（2）：51-60.
[2] 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J].满族研究,2001（1）：3-12.
[3] 马晓翠.乌鲁木齐、武汉回族拉面师的城市适应——以甘肃张家川籍从业者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6）:43-62.
[4] 郑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J].理论视野，2007（6）:8-11.
[5] 贾兴荣． 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以烟台市区回族流动人口为例[D].烟台大学，2016．
中图分类号： G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6（a）-0064-02
作者简介： 敏芳（1993-）,女,回族，甘肃临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政策，女性与国际流动。
标签：朝鲜族自治地方论文; 回族论文; 流入人口论文; 生存现状论文;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论文;